学术观点 | 陶家俊：现代风中的伦敦文学景观：重构钱锺书牛津英文笔记中的英国现代文学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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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化生产场理论视角，通过知识现象还原法，聚焦钱锺书牛津英文笔记呈现的现代风中的伦敦文学景观——英国现代主义文学景观；英国现代诙谐讽刺文学景观；现代英国文学研究和评论景观。论证钱锺书牛津英文笔记隐含的深层英国文学认知图示化结构。揭示钱锺书独特的文学观——扎根文学实践主体生命境遇、文学实践群体交往网络、文学生产和消费流程、文学风格和审美品味、文学评论和阐释的动态、多维文学观。

关键词：钱锺书；牛津英文笔记；文学景观；认知图示化结构

0 引言

钱锺书研究的第一大类是传记生平资料汇集和研究，如孔庆茂的《钱锺书传》、朱传誉编的《钱锺书传记资料》、杨绛的回忆录《我们仨》、吴学昭整理的《听杨绛谈往事》、宋以朗的《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第二类是回忆文集、纪念文集和研究集刊，如韩石山编的《和钱锺书同学的日子》《钱锺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杨联芬编的《钱锺书评说七十年》、谢泳编的《钱锺书和他的时代》、冯芝祥主编的三辑《钱锺书研究季刊》。第三类是钱锺书专项研究成果，如许龙的《钱锺书诗学思想研究》、季进的《钱锺书与西学》、台湾汪荣祖的《槐聚心史：钱锺书的自我及其微世界》。此外有《陈寅恪与钱锺书：一个隐含的诗学范式之争》（胡晓明）《陈寅恪与钱锺书》（刁生虎）这类研究论文。第四类是对钱锺书笔记、札记的整理出版。这主要指《钱锺书手稿集》《钱锺书文集·容安馆札记》《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第五类是钱锺书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当时的各类中英文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以及他生前不同时期留下的大量诗作。这五类研究资料相互印证，在原始文献资料与评价论述研究资料这两个层面推动钱锺书研究发展。对钱锺书笔记、札记的研究（而不仅仅是资料整理）是钱锺书研究的空白，而对钱锺书《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1》的研究是钱锺书文学思想也是我国英国文学研究的空白。

1935年9月中旬钱锺书携杨绛抵达英伦，入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攻读英国文学，直到1937年8月离开英伦赴法国巴黎游学。他在1936年2月4日英文笔记的《饱蠹楼读书记》中写道：“与绛约间日赴大学图书馆读书各携笔札露钞雪纂聊补三箧之无铁画银钩虚说千毫之秃是为引。”（钱锺书，2014：5）接着，他在1936年3月30日的《饱蠹楼读书记》中写道：“心同椰子纳群书金匮青箱总不如捉要钓玄留指爪忘筌他日并无鱼。”（钱锺书，2014：201）1936年夏钱锺书与杨绛赴巴黎小住，离开时他在《英文笔记》中引用陆游诗句“病里正须周易，醉中却要离骚”抒怀。

钱锺书记英文笔记，初衷是为了记录在牛津大学博德林图书馆博览群书的龙津凤声，但是这种隔日赴图书馆阅览钩抄的习惯一直延续到离开英伦之后的岁月。根据吴学昭及德国汉学家莫芝宜佳（Monika Motsch）、莫律祺（Richard Motsch）等协助杨绛整理完工、由商务印书馆2014年首次印刷出版的《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1》的编排顺序，钱锺书在牛津期间的英文笔记主要指该三卷本第一卷和第二卷前半部分，即整个英文笔记第一号（No.1）至第五号（No.5）。它们以原初质朴、笔意汪洋、隐而不宣的方式表现了一种极其独特的知识和思想存在的方式、一种知识和思想跨文化流动迁徙的样态——栖居于公开出版、收藏的英文书籍文本与钱锺书公开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书籍文本之间的私人文本，类似于他所关注发掘的中国古代家常体文本。

这五册英文笔记总计205条，表面上处于静止、孤立、散乱状态，实际上却有着自身内在的秩序、核心和生命。它们不仅以别样存在的方式言说着笔记主人的思想和精神生命的烛影梅香，而且丝丝缕缕地透露出笔记主人投入了浓厚兴趣、精心选择的跨文化的文学对象的生命律动。这个对象以英国现代文学为亮点，现代文学研究和评论为旨要，西方哲学、心理学和史学等多学科知识为延伸旁枝。因此本文从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化生产场理论视角，通过知识现象还原法，聚焦钱锺书牛津英文笔记呈现的现代风中的伦敦文学景观的四个维度：（1）英国现代主义文学景观；（2）英国现代诙谐讽刺文学景观；（3）现代英国文学研究和评论景观；（4）英国文学认知的图示化结构。

1 英国现代主义文学景观

《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1》总计摘录了25位现代主义人物的29部作品。这些作品包括：T. S. 艾略特（T. S. Eliot）的《圣林》、维维安·德·索拉·平托（Vivian de Sola Pinto）的《罗切斯特》、理查德·沃尔丁顿（Richard Aldington）的《文学研究与评论》、埃德蒙·戈斯（Emund Gosse）的《文学肖像》、哈罗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的《斯文朋与波德莱尔》《保罗·魏尔伦》、亚瑟·沃（Arthur Waugh）的《传统与变化》、亚瑟·兰塞姆（Arthur Ransome）的《伦敦德波希米亚》、弗兰克·哈里斯（Frank Harris）的《当代肖像》、C. K. 斯科特-蒙克里夫（C. K. Scott-Moncrieff）的《马塞尔·普鲁斯特：英文颂词》、德斯蒙德·麦卡锡（Desmond MacCarthy）的《肖像》《经验》、迈克尔·萨德利尔（Michael Sadlier）的《布尔沃全景》、门罗·萨基（H. H. Munro Saki）的《克洛维斯编年史》、乔治·穆尔（George Moore）的《伊斯特·沃特斯》、W. S. 毛姆（W. S. Maugham）的《探索者》、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铬黄》《目的与手段》、J. C. 斯夸尔（J. C. Squire）的《书评》、赫伯特·乔治·詹金斯（Herbert Jenkins）的《夜总会》、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Alfred Douglas）的《奥斯卡·王尔德与我自己》《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自传》、埃德温·缪尔（Edwin Muir）的《纬度》、J. S. 西蒙兹（J. A. Symonds）的《古希腊诗人研究》、欧内斯特· A. 博伊德（Ernest A. Boyd）的《鉴赏与贬评》、艾弗·布朗（Ivor Brown）的《棕色研究》、E. V. 卢卡斯（E. V. Lucas）的《穿过布雷默顿》、帕特里克·布雷布鲁克（Patrick Braybrooke）的《埃德蒙·戈斯考》和 F. W. 梅特兰（F. W. Maitland）的《莱斯利·斯蒂芬生平与书信》。

理查德·沃尔丁顿是诗人、小说家、评论家、编辑，与庞德（Ezra Pound）的意象派、劳伦斯（D. H. Lawrence）夫妇和 T. S. 艾略特多重交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与现代派女诗人希尔达·杜丽托（Hilda Doolittle）结婚，与庞德、T. E. 休姆（T. E. Hulme）并肩开辟意象派潮流，评论温汉姆·刘易斯（Wynham Lewis）的诗作，并与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频繁联系。1915年后他一度与劳伦斯夫妇成为近邻密友。沃尔丁顿对刚出道的艾略特爱护扶持，让艾略特接替他在《利己主义者》的编辑职位，并将他介绍给《泰晤士文学副刊》的编辑布鲁斯·里齐蒙德（Bruce Richmond）。1910年后庞德、劳伦斯和艾略特声名鹊起，他深度参与，功不可没。艾弗·布朗则以反现代主义的姿态来评价庞德和艾略特。维维安·德·索拉·平托是劳伦斯的首席研究专家，也是一战桂冠诗人西格弗里德·沙逊（Siegfred Sassoon）的密友。

身为评论家和编辑的恩内斯特·A．博伊德不仅编辑爱尔兰小说家乔伊斯（James Joyce）和诗人叶芝（W. B. Yeats）的作品，而且对其进行评论。埃德蒙·戈斯少年时是小说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的密友。出道时任大英博物馆助理馆员。经朋友介绍进入“先拉斐尔兄弟会”这个文雅圈子。他不遗余力地将挪威剧作家易卜生（Henrik Ibsen）的戏剧翻译介绍到英国。在1910、1915年全力解决了困居伦敦的叶芝和乔伊斯的生计之苦。因此，透过博伊德和哥斯，我们窥见了伦敦现代主义文学风潮中爱尔兰文学复兴的风景。哥斯的权威评论家无疑是帕特里克·布雷布鲁克（Patrick Braybrooke）。钱锺书阅读的正是布雷布鲁克的《埃德蒙·戈斯考》。

钱锺书切入的伦敦文学景观与剑桥“使徒社”及伦敦的“布鲁姆斯伯里小组”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连。爱尔兰人弗兰克·哈里斯既是小组的圈内人，又在圈外广交朋友，熟知圈子内外的文坛秘闻趣事。由他操笔记录的《当代肖像》揭示了众多文人才子和名流不为外人所知也不为正史所载的八卦。例如他笔下的萧伯纳面孔瘦削多骨，因为他凡事爱追根究底。达尔文走红时，身边围着一群嚼舌女士，似蜜蜂叮在一碟子糖块上。钱锺书阅读涉猎的德斯蒙德·麦卡锡横跨“使徒社”和“布鲁姆斯伯里小组”，与斯特拉奇、罗素等都是老朋友。与喜欢八卦的哈里斯不同，G. E. 穆尔则是这个群体的精神领袖。难能可贵的是，钱锺书还从图书馆挖出了为弗吉尼亚·伍尔芙的父亲莱斯利·史蒂芬（Leslie Stephen）作传编撰的评论家F. W. 梅特兰的传世之作《莱斯利·史蒂芬生平与书信集》。钱锺书自然不会漏掉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这位出了名的乖张风流的时髦人物以及围在他身边的倾慕者。他两度摘抄王尔德的同性恋情人阿尔佛雷德·道格拉斯的《自传》。还不忘搜罗深受王尔德艺术理论和风格影响的著名短篇小说家门罗·萨基的作品。在英文笔记中钱锺书阅读摘抄的其他现代主义名家包括毛姆、奥尔德斯·赫胥黎等。

伦敦文学景观中对法国现代主义情有独钟的人物无疑是哈罗德·尼科尔森。他是职业外交官，同时也是作家和评论家。他的妻子是大名鼎鼎的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Vita Sackville-West）——20世纪20年代伦敦文学场的知名女作家、前卫女性、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同性恋密友。受维塔影响，尼科尔森涉足文学评论和创作，在法国现代主义诗人的传记研究和创作领域里独树一帜，为法国现代主义诗人如魏尔伦（Paul Verlaine）、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圣-伯夫（Sainte-Beuve）乃至英国作家拜伦和司文朋写传立名。苏格兰作家 C. K. 斯科特-蒙克里夫以翻译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小说而闻名。庞德专门翻译了法国象征派诗人雷米·德·古尔蒙（Ｒemy de Gourmont）的诗。

对伦敦现代前卫先锋风尚最权威的评论人物无疑是集评论家、记者、作家于一身的亚瑟·兰塞姆。他1907年问世的那本《伦敦的波西米亚》是了解伦敦的波西米亚文学艺术群体史实、代表人物、逸闻趣事的捷径。但是构成伦敦现代主义文学景观的另一重要部分是那些出入各种先锋文学圈子、掌握出版社和文学期刊话语权的出版商和编辑。这也是钱锺书牛津英文笔记的另一个亮点。弗兰克·哈里斯开始时靠给《伦敦新闻晚报》（London Evening News）、《双周评论》（Fortnightly Review）、《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做编辑而扬名伦敦文坛。20世纪知名小说家伊夫林·沃（Evelyn Waugh）的父亲亚瑟·沃是第一个为诗人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立传的作家，曾为黄色期刊《黄书》（Yellow Book）首期撰稿，长期任《纽约评论家》（New York Critic）记者，主笔《每日电讯报》（The Daily Telegraph）的文学评论栏目。20世纪的前30年他一直是查普曼与霍尔出版社（Chapman and Hall）的总经理和董事长。迈克尔·萨德利尔是有名的现代艺术和文学手稿收藏家。他收藏的现代艺术品包括德国表现主义艺术家，还将俄罗斯现代主义画家和美术理论家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论表现主义抽象艺术的《论艺术中的精神》翻译成英文。1914年该译文的节选刊登在漩涡派文学杂志《爆炸》上。除了担任过康斯特布尔与鲁滨孙出版社（Constable ＆ Robinson）经理外，他还是安妮女王出版社（Queen Anne Press）发行的《书籍指南》（后来更名为《书籍收藏家》）的总编和撰稿人。

J. C. 斯夸尔在20世纪20年代伦敦文学场中是一方人物。他最早开始为《新时代》（The New Age）做评论，1912年左右被任命为《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的文学编辑，兼为该刊做评论（包括评说劳伦斯的新小说《虹》）。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已升任该刊的执行编辑，在伦敦文学出版业中掌控了实力雄厚的人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1934年他一直担任《伦敦水星》（London Mercury）的编辑。他周围形成的文人圈子被“布鲁姆斯伯里小组”戏称为“斯夸尔党”（Squirearchy）。弗吉尼亚·伍尔芙讽刺他粗俗，令人生厌。T. S. 艾略特认为斯夸尔一派必是现代主义的灾难，指责他利用《伦敦水星》，用新闻式的流行评论来污染伦敦文学场。其实文人间的口水仗暴露的无非是先锋派的小杂志与顺应大众市场消费的期刊之间的不同取向和策略，呈现出现代主义作家群体的生存之道。例如赫伯特·詹金斯1912年创立了自己的赫伯特·詹金斯出版公司。这家小众出版社积极适应读者群不断变化的品位，别具慧眼地发现文学新秀。他自己的创作中最受欢迎的是以侦探马尔科姆·塞奇（Malcolm Sage）为核心人物的系列短篇侦探故事。爱德华·维拉尔·卢卡斯16岁时开始给英国布莱顿的一位书商当学徒，后来受雇于《苏塞克斯每日新闻报》（Sussex Daily News）。然后他到伦敦碰运气，加入《全球晚报》。1904年他开始加入幽默杂志《笨拙》（Punch）。同时在近15年的时间里他也是梅休因出版公司（Methuen and Co. ）雇佣的专业审稿人，最终于1924年主掌该出版公司。

这就是钱锺书英文笔记中隐在的英国现代主义鲜活、动态、立体多维的图景。这种对英国20世纪上半叶文学生态的零距离感受和记载甚至扩大到现代主义群落之外，打上了钱锺书特有的文学风格烙印。

2 英国现代诙谐幽默文学景观

《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1》中隐匿的第二个文学景观是19世纪末以来饮誉文坛的英国现代诙谐幽默文学。笔记中这个群体的作家作品包括：托马斯·安斯蒂（Thomas Anstey）的《旅行伙伴》《坠落的偶像》《布兰克利家的男人》、杰罗姆·克拉普卡·杰罗姆（J. K. Jerome）的《三懒闲游记》、J. B. 莫顿（J. B. Morton）的《焰火》、W. W. 雅各布斯（W. W. Jacobs）的《盐港》、W. L. 乔治（W. L. George）的《陌生人的婚礼》、约翰·巴肯（John Buchan）的《固执先生》《羊岛》《向历险者致敬》《三个人质》《早上的法庭》、萨基（H. H. Munro Saki）的《克洛维斯编年史》、巴里·潘（Barry Pain）的《幽默故事集》、A. P. 赫伯特（A. P. Herbert）的《神圣的僵局》、H. C. 贝利（H. C. Bailey）的《算命先生》、P. G. 沃德豪斯（P. G. WodeHouse）的《幽默世纪》《我的男仆吉夫斯》；菲利普·格达拉的（Philip Guedalla）的《革命先辈》、E. V. 卢卡斯（E. V. Lucas）的《穿过布雷默顿》。

托马斯·安斯蒂原名托马斯·安斯蒂·格斯里（Thomas Anstey Guthrie）。这位剑桥毕业的才子以幽默故事《父子替身》（1882）一举成名，此后发表的《黑色贵妇犬》《彩色维纳斯》《堕落的偶像》《贾伯吉· B. A. 先生》《来自孟加拉的勇敢者》持续奠定了他的文名。他是《笨拙》杂志的重要成员，在《笨拙》上发表了自己的代表作《谬论》和《窃贼比尔与 C》。

杰罗姆·克拉普卡·杰罗姆初出道时靠演戏和写剧本谋生。1889年他根据自己新婚蜜月体验而写成的《三人同舟》融喜剧情景与泰晤士河为一体，出版后立刻产生轰动效应。此后20年间该书销售超过百万册，且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广播剧、舞台剧甚至音乐剧。此君曾接替吉普林（Ｒudyard Kipling），负责编辑《懒汉》（The Idler）杂志——一份满足绅士阶层悠闲嗜好、以插图版讽刺故事为特色的月刊。1893年他自办《今日》（To-Day）杂志。后来根据到德国旅行的经历写过《三人同舟》的姊妹篇《三懒闲游记》。

J. B. 莫顿的幽默文名靠他从1924年至1975年长达50年的时间内以笔名“比奇科默”（Beachcomber）为《每日快讯报》（Daily Express）的《闲话》专栏撰写稿件。小说家伊夫琳·沃认为他具有英格兰人天生的最充沛的喜剧细胞。他步入文坛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基于对战争亲身体验的小说《帕特尼的理发师》。同时他开始在《星期日快报》（Sunday Express）上开出每周专栏。值得一提的是他编写的《闲话》专栏是如此引人入胜，以至于 BBC 将其录制成18期节目，从1989年至1994年连续播出。更值得关注的是，在伦敦文学场中，莫顿属于 J. C. 斯夸尔的圈子，又混迹于希莱尔·贝洛克（Hilaire Belloc）的圈子“切斯特顿-贝洛克圈子”（the Chesterton-Belloc Circle）。

W. W. 雅各布斯擅长写作幽默短篇，尤以收入短篇小说集《游艇女士》中的恐怖故事《猴子的爪》（1902）最受欢迎。雅各布斯的文笔颇有狄更斯遗风。W. L. 乔治在法国巴黎出生长大，成年后才回到英国，成名作包括小说《玫瑰床》《晨之子》。约翰·巴肯贵为加拿大总督，位列贵族男爵，却以《三十九级台阶》（1915）和其他冒险故事享誉文坛。萨基是诙谐作家赫克托·休·门罗（Hector Hugh Munro）的笔名。他的诙谐、淘气甚至惊恐故事肆意讽刺英国爱德华时代的社会文化。他一方面受到奥斯卡·王尔德、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和 R. 吉普林影响，另一方面又影响了 P. G. 沃德豪斯等一代人，是与美国的欧·亨利（O. Henry）并驾齐驱的英国短篇幽默故事大师。萨基给《每日快讯报》（Daily Express）《晨邮报》（Morning Post）等作过记者。巴里·潘的文笔风格是诙谐模仿和轻淡幽默。他最初给《康希尔杂志》（Cornhill Magazine）做编辑，发表短篇《百扇门》，后来为《笨拙》和《闲话者》（Speaker）撰稿，受雇于《每日纪事报》（Daily Chronicle）和《黑与白》（Black and White）。同时他在1896-1928年是《温莎杂志》的固定撰稿人。罗伯特·史蒂文生将他比作莫泊桑。A. P. 赫伯特1910年8月在《笨拙》上发表了题为《维纳斯的石头》的组诗，此后定期为《笨拙》撰稿；同时也开始在《观察家》（The Observer）《名利场》（Vanity Fair）上发表文章。1924年他应邀加入《笨拙》编辑阵营。他在《笨拙》上刊出的文章针对英国立法和司法制度，以法律报道或评论的形式发表讽刺文章，代表作包括《判例法中的离奇案件》《国税局对薄黑鳕鱼》。H. C. 贝利专写侦探短篇故事，多发表在《冒险》（Adventure）《埃勒里·奎因秘闻杂志》（Ellery Queen's Mystery Magazine）等杂志上。其笔下第一个系列围绕类似福尔摩斯的医学侦探福星雷吉。这些故事阴暗，情节多涉及谋杀、警界腐败、金融欺诈、虐待儿童、司法不公等内容。第二个系列围绕的核心人物是伪善律师约书亚·克朗克，揭露的是地方政治中的钩心斗角、腐败欺诈。代表作是1935年出版的《阴沉天之秘》。

P. G. 沃德豪斯是20世纪英国最受欢迎的幽默小说大师之一。他的早期小说以学校题材为主，后来转向喜剧题材。他笔下备受读者欢迎喜爱的喜剧人物包括笨拙型的伯迪·伍斯特和他精明世故的男仆吉夫斯、迟钝型的埃姆沃斯爵士及布兰丁斯·卡斯尔、饶舌多嘴的“元老”和马利纳先生。伍德豪斯的喜剧幽默经典以英格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为背景，雕琢的是一幅遗世独立的童话般生活画卷，字里行间流淌着轻松自如、豁达开朗的生活情趣。伍德豪斯既拥有查尔斯·狄更斯和查尔斯·卓别林那种展现个体对社会的喜剧式反叛的才能，又能充分地汲取英国文学先辈大师的菁华。此外他为美国音乐剧的发展和好莱坞演艺也做出独特贡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之后，他长期与美国同行合作，创作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百老汇音乐喜剧。20世纪30年代他又参与好莱坞电影剧本的创作。他一生多产，出版了90多本书、40个剧本、两百多篇短篇小说。

3 现代英国文学研究和评论景观

进入钱锺书视野的近30位现代英国文学研究和评论家包括：T. S. 艾略特、维维安·德·索拉·平托、爱德华·尚克斯（Edward Shanks）、理查德·沃尔丁顿（Richard Aldington）、奥利弗·埃尔顿（Oliver Elton）、查尔斯·哈罗德·赫福德（Charles Harold Herford）、艾弗·埃文斯（Ifor Evans）、约翰·丘顿·柯林斯（John Churton Collins）、亚瑟·托马斯·奎勒-库奇（Arthur Thomas Quiller-Couch）、爱德华·道登（Edward Dowden）、爱德蒙·戈斯、欧文·白壁德（Irving Babbitt）、范·威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奥洛·威廉姆斯（Orlo Williams）、哈罗德·尼科尔森、恩内斯特·博伊德、伯顿·拉斯科（Burton Rascoe）、德斯蒙德·麦卡锡（Desmond McCarthy）、弗兰克·亚瑟·斯温纳顿（Frank Arthur Swinnerton）、J. C. 斯夸尔、乔治·亨利·刘易斯（George Henry Lewes）、J. W. H. 阿特金斯（J. W. H. Atkins）、乔治·圣茨伯里（George Saintsbury）、詹姆士·拉弗（James Laver）、爱德华·道登（Edward Dowden）、科文垂·帕特莫（Coventry Patmore）、约翰·阿丁顿·西蒙兹（John Addington Symonds）、亚瑟·宾汉·沃克利（Arthur Bingham Walkley）、艾弗·布朗（Ivor Brown）、蒙纳·威尔逊（Mona Wilson）。这些文学评论家和研究者可分为：现代主义主流群体中的文学评论家、现代主义文学场中依附于各类刊物且交往多元庞杂的文学评论家、大学中的文学研究者、维多利亚时代的知名文评家、影响力弱的评论家。而其中不少评论家同时又是诗人、作家和编辑。

主流现代主义评论家分属于艾略特-庞德群体、布卢姆斯伯里小组、斯夸尔圈子、爱尔兰文学复兴圈子。艾略特不仅是整个现代主义先锋群落的领袖，也是举足轻重的大评论家，其文评思想被美国新批评派奉为圣经。其名篇如《传统与个人才能》《玄学派诗人》《哈姆莱特和他的问题》等都收入钱锺书阅读的《圣林》。沃尔丁顿在文学编辑和评论方面的影响和作用可从他参与的文学刊物编辑状况中得到证实。1914—1916年他是《利己主义者》的文学编辑和专栏作家，后来成为《泰晤士文学副刊》的法国文学编辑。1919—1921年他与艾略特、刘易斯、奥尔德斯·赫胥黎等同为伦敦文学季刊《圈子》（Coterie）的编委会成员。“布卢姆斯伯里小组”成员德斯蒙德·麦卡锡1917年加入《新政治家》刊物，做戏剧评论，1920年升任该刊文学编辑。在该刊上他长期开辟周专栏。1928年他的兴趣从《新政治家》转到其他刊物，担任过《生活与文雅》（Life and Letters）的第一编辑，做过《新季刊》（New Quarterly）《目击者》（Eye Witness）《星期日泰晤士报》（Sunday Times）的文学编辑。其文学评论和随笔包括《宫廷剧院》《群像》以及钱锺书没有来得及阅读的《戏剧》《剧院》。J. C. 斯夸尔最先与《新时代》（The New Age）结缘，1909年在该刊发表讽刺文，后来持续在该刊发表评论文章，其中一篇就是评论劳伦斯的新作《虹》。他1912年成为该刊文学编辑，1917—1918年任执行编辑。借此他掌控了一个资源庞大的文学出版阵地。1919—1934年间他还任过月刊《伦敦水星》的编辑，与约翰·米德尔顿·默里（John Middleton Murry）编辑的《雅典娜神庙》（The Athenaeum）竞争。其可圈点的文学评论和选集包括《诗歌与波德莱尔之花》《现代诗人诗作选》《戏剧家莎士比亚》。恩内斯特·博伊德无疑是爱尔兰复兴运动的吹鼓手评论家。他1916年的评论专著《爱尔兰文学复兴运动》（Ireland's Literary Renaissance）最先将爱尔兰文学复兴定义为民族运动，将乔伊斯、叶芝奉为精神拓荒者。他其他有影响的评论包括《鉴赏与贬评》《当代爱尔兰戏剧》《真实的和想象的肖像》等。

爱德蒙·戈斯无疑是现代主义批评闯将的前辈。他率先将挪威戏剧家易卜生译介到英伦。1884—1890年他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教过英国文学。他在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威廉·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约翰·多恩（John Donne）、杰里米·泰勒（Jeremy Taylor）、柯文垂·帕特莫尔（Coventry Patmore）等英国17、18世纪作家研究上造诣很高，是《大不列颠百科全书》1911年版的文学编辑。他的批评力作有《十七世纪研究》《十八世纪文学史》和《现代英国文学史》。弗兰克·斯温纳顿提携过奥尔德斯·赫胥黎、利顿·斯特拉奇等文坛弄潮人，又与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阿诺德·本尼特（Arnold Bennett）等老派作家交好。他最先给查图与温德斯出版社（Chatto ＆ Windus）做编辑，1929—1932年间给《真理》（Truth）《伦敦晚报》（London Evening News）做文学评论，1937—1943年给《观察家》（The Observer）做文学评论。他最负盛名的评论之作是《乔治时代的文学场景》。其他有价值的著作是《Ｒ. L. 史蒂文森：批评研究》和研究文学书籍出版业的《作者与书业》《书籍评论与批评》《书商的伦敦》《手稿历险记》。

此外，是一批与现代主义阵营关联度不高，栖息于各类出版社、文学期刊和文学评论栏目，在现代文学评论中谋职抒趣的文学评论家。爱德华·尚克斯1912—1913年做过《格兰塔》（Granta）的编辑；1919—1922年为《伦敦水星》（London Mercury）做文学评论；1928—1935年是《标准晚报》（Evening Standard）的首席作家。传世之作有《萧伯纳》《爱伦·坡》《Ｒ. 吉普林：文学与政治观研究》。詹姆士·拉弗在牛津新学院时就薄有诗名。毕业后在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谋生，业余为各类期刊撰写书评、剧评、戏剧翻译等，还一度在大学开过英国文学课程和艺术课程，有《剧院设计》《奥斯卡·王尔德》传世。同样在戏剧表演和评论领域有建树的是亚瑟·宾汉·沃克利，他出道时与萧伯纳在《星报》（The Star）共事；在《泰晤士报》做过长达26年的戏剧评论。除了戏剧评论，他晚年还在《泰晤士报》上发表对简·奥斯丁、约翰逊博士、狄更斯、兰姆的评论文章。其评论思想尽可从《戏剧评论》中掬取。艾弗·布朗同样热衷戏剧评论。他最先为《新时代》撰稿，1919年在《曼彻斯特卫报》（The Manchester Guardian）谋得差事，并在1923年成为《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的戏剧评论员，1926年成为利物浦大学戏剧艺术讲师，1929年受聘为《观察家》的戏剧评论员。20世纪30年代他成为饮誉英国传媒界的戏剧评论家，并顺理成章在1939年被任命为皇家文学学会戏剧教授。布朗老成持重，不愿追随现代主义时髦叛逆之风，对艾略特、庞德等多讽刺挖苦。

第三类是大学的文学研究学者。这些学者包括：维维安·德·索拉·平托、艾弗·埃文斯、奥利弗·埃尔顿、查尔斯·哈罗德·赫福德、约翰·丘顿·柯林斯、亚瑟·托马斯·奎勒－库奇、乔治·圣茨伯里、爱德华·道登。平托长时间（1938—1961）任诺丁汉大学英语系教授，其主要学术影响是 D. H. 劳伦斯研究。埃尔顿在曼彻斯特大学做讲师时发表《奥古斯丁时代》（1899），引起学界关注。此后的1901—1925年间在利物浦大学担任英国文学教授，负责完成四卷本《英国文学通览》，勤于研究密尔顿、丁尼生、亨利·詹姆士等作家。赫福德先后在威尔士大学学院、曼彻斯特的维多利亚大学任教授，最大的学术贡献是为本·琼森（Ben Jonson）立传，编辑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11卷《本·琼森作品集》。亚瑟·奎勒-库奇受业于牛津大学三一学院，又在统一学院任教职。早期批评系列文章是《批评历险》，编辑了16、17世纪英国抒情诗人诗选《金萃集》，后来还编辑出版了扛鼎之作《牛津英诗集：1250—1900年》。此外，他编辑整理了《源自古法语的睡美人及其他童话故事》。成名后的奎勒-库奇1912年被任命为剑桥大学英国文学“国王爱德华七世教授”，成为剑桥英文研究的创建者之一。乔治·圣茨伯里做过曼彻斯特文法学校校长，为《学苑》（The Academy）撰写过评论文章，在长达十年里为《星期六评论》效力，最终于1895年成为爱丁堡大学修辞与英国文学教授。他在英国文学研究领域的成就有：18卷的《约翰·德莱顿作品集》，《伊丽莎白朝文学史》《19世纪文学史》《英国文学简史》及三卷《批评史》。爱德华·道登1867年开始在爱尔兰都柏林大学任英国文学教授，其专长之一是莎士比亚研究，著述包括《莎士比亚、思想与艺术》《威廉·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他最受瞩目的成果是诗人雪莱的传记《雪莱生平》。

笔记也包括美国大学中的文学研究者，如欧文·白壁德、范·威克·布鲁克斯、伯顿·拉斯科等。钱锺书对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之娴熟了解自不在话下。布鲁克斯曾获美国第二届非小说类国家图书奖、1937年度普利策历史奖，甚至在1944年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维多利亚时代的文胆评匠包括乔治·亨利·刘易斯、科文垂·帕特莫、约翰·阿丁顿·西蒙兹。至于笔记中摘录的奥洛·威廉姆斯、J. W. H. 阿特金斯和蒙纳·威尔逊等基本是知名度不高的文学研究者。其中，奥洛·威廉姆斯著有《波西米亚：巴黎的浪漫》，阿特金斯著有两卷本的《古希腊罗马文学批评简史》，蒙纳·威尔逊在简·奥斯丁研究领域有专著留世。

4 英国文学认知的图示化结构

通过对钱锺书英文笔记上述三维景观的重构，我们发现这些数量庞杂、散乱的笔记在深层结构上有着明确、系统的英国文学认知图示化结构。这反过来又表现了钱锺书的文学观。布迪厄在《文化生产场》中指出：“……在特定时刻的文化生产场中铭刻的客观可能（例如经济的或象征的利益）只有通过‘职业’‘抱负’和‘前程’才变得有作用，处于活跃状态。通过构成习性的感知和评价图示化结构来感知、评价它们。”（Bourdieu，1993：64）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关注表层文学文本或现代艺术家、作家和知识分子孤立的成长过程，而是应分析他们怎样获取、占据、守护文化生产场中的象征文化位置，认识与这些位置对应的、产生特定习性的特定社会状况。文化生产场的空间分隔、不同参与者的位置、文艺作品的类型和风格、参与者的社会归属及习性，构成了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图示化结构。

以三维景观为表征，这个深层的英国文学认知图示化结构包括以下五个主要纬度：表层的各类文学文本；由单个作家结成的文学团体或群体及其内外人际关联网络；作家与各类文学出版物、出版商、编辑之间的关联网络；以现代主义和诙谐讽刺为典型特征的文学风格及其与文学团体和群体的审美取向、品味和价值取向的内在文化生产关系；以文学出版物为喉舌的文学评论家和相对独立且与文学场渐行渐远的大学中的文学研究者。借用阿君·阿帕杜莱（Appadurai，2003：25）在《全球文化经济中的分离和差异》中使用的核心概念“景观”（scape），这五个纬度构成了英国文学的多维多元景观。但是与阿君·阿帕杜莱的断裂观不同，钱锺书勾连的文学景观之间交织着连接与分离、同质与异质两类张力。例如，文学文本与作家、作家团体、出版商、编辑、风格、审美品位、评论家之间是连接、同质关系。而不同类型、风格的文学文本、不同团体、不同出版商之间，依附于文学出版物的文学评论家与学院派文学研究者之间却是分离、异质关系。两类张力左右下的文学景观都以伦敦为英国现代文学场的中心（同时也是世界文学空间的中心之一）。几乎所有作家都聚集到这里，所有有影响的出版商和文学刊物都集中在这里。伦敦成了作家成名、作品成为经典的必由之地，成了品味和风格的裁判所，成了作家文人问鼎文学圣坛的乐园，成了作家文人积累文化象征资本的中心。

依据上述英国文学认知图示化结构，我们发现钱锺书以独特的笔记铭写方式在形而下意义上践行了一种独特的文学观——扎根文学实践主体生命境遇、文学实践群体交往网络、文学生产和消费流程、文学风格和审美品位、文学评论和阐释的动态、多维文学观。文学成了一个全息生命过程——在特定的文化情景中，遵循特定的文化和社会生产规则，依赖特定的文学体制化实践，信奉特定的美学主张，实现生命向精神化世界超越的进程。这个精神化的世界，这个纯粹让生命融入历史并达到卓绝的境界，就是无阻无碍的诗学及文明的周流存续。这种隐含的文学观在约十年后问世的《谈艺录》中终于从隐匿的状态变为显在的言说。借助对中西诗学的打通烛照，他揭示出诗艺最内核的“心”和“理”的趋同相通——异类互补，异中证同。“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锺书，1984：1）

其实作为一种未公开在文学场中流通的、隐匿状态的、原始的也是最朴质地刻写知识和思想印迹的文本，钱锺书的英文笔记与他在20世纪40年代的《围城》和《谈艺录》构成了三类文本。这三类文本无论是在时间、文类、文本在世界中的存在和栖居样态还是在文学场中的流通状态上，都使我们在异类互补、异中证同的原理基础上，确证钱锺书英文笔记中隐匿的英国文学图示化结构及文学观。

注释和参考文献省略，全文请参阅《外国语文》2019年第5期。

【作者简介】

陶家俊，男，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语文学、后殖民研究、跨文化研究及西方批评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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