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论|潘文国：文章翻译学的名与实

摘要：文章翻译学植根于中国传统的文章学, 以做文章的态度对待翻译, 强调为人先于为译, 不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翻译, 主张一切翻译都要在完整传达意义的基础上进行文字加工。这一理论首先可用于中国典籍的外译, 也可施之于美文中译和一般翻译。关键词：文章翻译学; 文章学; 典籍外译; 美文美译;

我在2008年的《从“文章正轨”看中西译论的不同传统》中首次强调了中国传统译论与传统文章学的不解之缘。两年以后, 在提交给第六届全国典籍英译研讨会的论文《文章学翻译学刍议》中正式提出了“文章学翻译学”的名称, 迄今已有十年了。十年来, 我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提及并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演绎和阐述, 得到了一些学者的支持。《上海翻译》编辑部希望我组织一组稿件, 集中对这一论题展开论述。我也想借这个机会, 谈谈我对这一理论的最新思考。

一、文章翻译学之“名”

首先是名称。多年来我一直用“文章学翻译学”这个名称, 考虑下来, 决定改为“文章翻译学”。原因是出于文章学的考虑, 叠两个“学”字既不顺口, 而3+3的音节组合又不符合汉语的节律。汉语六个音节组合的节律一般是2+2+2如“枯籐老树昏鸦”、4+2如“七八个星天外”, 或2+4如“声断衡阳之浦”, 3+3组合比较别扭。因此前人遇到这种情况会有意无意减去一个“学”字, 这是有先例可循的。如“心理语言学”实际是“心理学语言学”、“人类语言学”实际是“人类学语言学”等。原先我一直用“文章学翻译学”是因为怕“文章翻译学”会引起误解, 以为指的是一般的“文章”。经过这些年, 大约已不再会如此, 因此可以放心使用了。

由于“文章学”是纯粹中国的学问, 在外语中没有相对应的词, 因此“文章翻译学”要走向世界, 外语, 首先是英语如何翻译也是个问题。我曾经用过的说法是theory of translation as writing, 但觉得不像个术语。“文章学”单说呢, 设想过的writing theory或writing studies, 又容易被误解为“写作学”或“文字学” (writing可表示“文字”, 英国语言学家Roy Harris曾写过一本Rethinking Writing, 我把书名译成《文字再思》) 。几经考虑, 我现在倾向采用composition一词来表示“文章”, 此词当然也可能理解为“作曲”, 但在与语言相关的研究中产生歧义的可能不大, 还有个好处是writing没有形容词形式, 而composition有形容词形式, 在英文行文中使用比较方便。这样, “文章学”就是composition studies或干脆生造一个compositology, “文章翻译学”就可译成compositional translation studies或compositional translatology。

二、为什么是“文章学”

为什么要提出“文章翻译学”, 或者为什么要用“文章学”这个现在很多人比较陌生, 甚至会误解的术语跟翻译学结合在一起, 来指一个现代的学科?这个问题要从三个方面说。

第一, 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全面崛起, 在各个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 包括积极发展中国学术, 变学术大国为学术强国, 这是学界的共识和努力目标。创立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 为国际翻译学的发展作出应用的贡献, 这是翻译学术界的共识。提出文章翻译学, 是这种尝试之一。

第二, 怎么发展中国学术?以语言学为例, 在本世纪之初, 曾有人提出, 持续不断地引进西方先进理论是发展中国语言学的唯一道路。我曾对此进行驳斥 (潘文国, 2008) , 并提出了我自己的主张, 这就是“立足当前实践, 继承中国传统, 借鉴外国新知, 发展中国学术” (赵国月等, 2017:11) , 也就是要在三个前提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学术, 这是构建任何中国学派理论的必由之路。而目前的情况, 以我相对较熟悉的语言学与翻译学这两个领域而言, “借鉴外国新知”这个前提也许还不错, 甚至有些过头;但另两个前提就做得不够, 在“继承传统”方面尤其不足。由于中国传统没有现成的类似于西方那样的“语言学”“翻译学”, 人们甚至不知道从哪里去继承, 或者一不小心就会扭曲。例如就翻译而言, 我国有世界历史上历时最久、成果最丰富的翻译实践, 包括从汉至宋上千年的佛经翻译和明末以来的西学翻译。也有不少带有思辨性的论述, 特别是早期关于“文质”的讨论和后期关于“信达雅”的论述, 但在“重外轻中”“知外不知中”的背景下, 都被轻易地纳入了西方“直译-意译”和“忠实”的传统, 成为西方译论的中国旁支。中国需要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译学传统。

第三, 文章学是一个被冷落了一个多世纪的中国传统, 其原因是因为文章学不见于西方学术体系, 引进之后, 文章无可对应之物, 于是或者浅之, 只指中小学生的“作文”;或者狭之, 以为专指文学, 于是明明是文章学巨著的《文心雕龙》, 或被认为是“文学理论”著作, 或被拆散为“修辞学”“文体学”“写作学”的大杂烩。实则文章学在中国的地位很重要。北宋理学家程颐说:“古之学者一, 今之学者三, 异端不存焉。一曰文章之学, 二曰训诂之学, 三曰儒者之学。” (朱熹等, 2000:43) 把到他那时的学问归纳为只有三种, 其中训诂之学就是广义的文字学, 儒者之学是理学家特别强调的经学, “异端”当然是他们竭力排斥的释道之学, 后两者都是关于思想方面的, 现代都放在哲学里。而文章之学包含的范围最广, 把古代除哲学和文字学以外的学问全部包括在内了, 比现代在西方影响下的篇章学、语法学、修辞学、风格学、文体学、文艺学等等加起来还要丰富。事实上, “文章”包括的远不止一般的文学, 尤其是骈、散文作品, 诗歌也是文章, 杜甫说“文章千古事, 得失寸心知”, 韩愈说“李杜文章在, 光焰万丈长”, 讲的都主要是诗。文章还包括记载哲学的著作, 三国曹丕对“文章”有极高的评价, 说:“盖文章, 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 (曹丕, 1989:438) 而他举的头两个例子便是周文王的《易》与周公的《礼》这两部最不像文学的经典。文章实际上涵盖了所有用文字写下来的东西, 翻译成的文字当然也不能例外。重新找到了文章学, 回过头去看, 不论是南北朝的“文质之争”也好, 严复提出“信达雅”也好, 其背景都是文章学。“文质之争”的背后是自春秋以来关于人品与文品的讨论, 渗入了佛经翻译领域;严复在提出“信达雅”之后, 更是直截了当地说“三者乃文章正轨, 亦即为译事楷模”, 毫不掩饰这一理论的文章学背景。因而离了文章学去谈中国译学传统, 只能是隔靴搔痒;抛弃文章学去建立“中国特色”翻译理论, 也只能是无源之水。

三、文章翻译学之“实”

那么, 与迄今为止建立在西方传统和现代译论基础上的种种翻译理论相比, 文章翻译学的“特色”何在?或者说, 这一理论之“实”是什么?我曾说过, 文章翻译学, 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以做文章的态度去对待翻译, 做翻译也就是做文章。而中国传统的“做文章”与现在一般认为的“写文章”“写话”“嘴上怎么说, 手里就怎么写”却不一样, 它是一个从人到物的完整过程。梳理中国人对待做文章的态度, 就可以看出文章翻译学的主张以及它不同于其他理论的“特色”所在。初步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人品与文品, 为人先于为学

中国的文章学, 自始至终将文品和人品联系在一些, 为人先于为学。所谓“道德文章”, 是先有道德, 而后才有文章。文质之辨, 最初是从“为人”开始的。《论语·雍也》章记载的“子曰:‘质胜文则野, 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这段话, 是“文-质”说的最早出处, 后来才将它用到“文章”上。例如《文心雕龙》所谓:“夫水性虚而沦漪结, 木体实而花萼振, 文附质也。虎豹无文, 则鞟同犬羊;犀兕有皮, 而色资丹漆, 质待文也。” (周振甫, 1988:284) 而为人先于为文是中国士大夫的一贯传统。严复提出译事三难, 以“信”为首, 而其出处则是《易经》的“修辞立其诚”, 因此严复的“信”, 实际是“诚”, 指的是人品, 是对待译事的态度, 这与数千年来“为人先于为文”的传统是一致的。严复自谓, “不佞生于震旦, 当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会, 目击同种阽危, 剥新换故, 若巨蛇之蜕蚹而末由一借手。其所以报答四恩, 对敭三世, 以自了国民之天责者, 区区在此。密勿勤勉, 死而后已, 惟爱我者静以俟之可耳” (严复, 1984b:142) , 就是他的“信”的最好写照。这岂是套用西学之后, 一句轻轻的“忠于原文”所可包含的?因而才有:“求其信, 已大难矣。”如果“信”只是亦步亦趋地忠实于原文的一字一句, 甚至标点符号, 那可说太容易了, 随便什么人学过一点外语, 抱起一本字典都能做!严复批评“海通已来, 象寄之才, 随地多有, 而任取一书, 责其能与于斯二者, 则已寡矣!其故在浅尝, 一也;偏至, 二也;辨之者少, 三也” (严复, 1984a:136-138) 。他总结的这三条做不到“信达”的原因, 可说首先都是针对译书态度的。对“信”的理解的偏颇, 直接造成了20世纪中国译学偏离自身的文章学传统, 而把自己绑上了西方理论的战车而难以自拔。因此, 提出文章翻译学, 首先意味着要找回这一“为人先于为文”的优秀传统, 做到“为人先于为译”, 以此作为对己对人的要求。只有端正了对待译事的态度, 才谈得上怎么去做好具体的翻译工作。

2、不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翻译

由于传统的“文章”包罗万象, 从经书到诗词韵文再到各种实际应用文字, 因此, 传统译论讨论的对象并不限于文学翻译, 甚至主要不是文学翻译。汉魏以来的佛经翻译是宗教翻译, 明末以来的西学翻译是宗教和科技翻译, 严复从事的是社科翻译, 都不是文学翻译。中国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翻译 (诗歌, 尤其是小说) 大约还是19、20世纪之交从梁启超提倡“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之后开始的, 而对文学翻译的讨论却成了20世纪以来翻译研究的中心, 参与的几乎都是从事文学翻译的人。由于文章学翻译可以包容文学翻译, 因此这种讨论貌似没有离题, 而实际上, 由于脑子里装的只是西方观念的“文学”, 因此从一开始就与严复的“信达雅”接错了榫, 结果只能是曲解, 或是简化、浅化。“简化”是认为“雅”只有文学翻译才需要, 从全部翻译立场去看应该舍去。后来甚至认为“达”也是多余的废话可以不要, 于是严复的三个字只保留一个“信”就可以了。这可说是“简化”或者消解的极端例子。“浅化”则是把去掉“雅”以后的“信达”, 又“通俗”地解释成“忠实、通顺”, 而这不过初学者的及格线标准。“简化”和“浅化”还表现在学术讨论中玩弄概念游戏。20世纪初从西方引进了一对“直译、意译”的概念, 结果成了讨论翻译的万试万灵的法宝。翻译标准的讨论变成了“直译、意译”的定义和范围之争 (潘文国, 2009) , 结果几十年也没有争清楚。一部中国翻译史则被简化成“直译意译的消长史”, 而到了玄奘“直译意译, 圆满调和, 斯道之极轨也” (梁启超, 2001:188) 就说不下去了。近几十年来, 随着国际交往的发展, 社会需要的大量翻译实务是非文学翻译, 因而强调区分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现代西方翻译理论得以引进, 文学翻译退居二线, 严复那套包含了“雅” (他们理解为“文学风格”) 的理论就更被认为早已过时, 应该束之高阁。于是, 新的翻译研究要么只能在“直译、意译”, 加上新搬来的“异化、归化”上兜圈子;要么只能引进和自创一些带“连字符的”翻译学。在这个时候我们重新找出中国传统的译学思想, 并把它上升到“文章翻译学”, 就是提醒大家对中国译论来说其实不必另起炉灶, 在中国传统的译论里, 本就有着处理非文学翻译的方子。仔细想来, 区分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 讨论时自然有其方便之处, 但是如果循此逻辑, 每换一种具体翻译对象就要换一种理论, “理论研究”自然是繁荣了, 但每种理论的“可适性”也未免太低了吧?文章翻译学本来就不区分文学与非文学, 甚至还是以非文学翻译为主的。严复没有做过一部文学翻译, 其译论也从不针对文学翻译, 这么些年来被当作文学翻译理论予以批评, 正说明了它也适应文学翻译, 现在再让它回来同时指导文学与非文学翻译, 不是很好吗?

3、重文采

文章翻译学不区分文学与非文学翻译, 但又能同时适应文学与非文学翻译, 秘密何在呢?就在于从文章学的角度看, 一切文章都要讲文采。《文心雕龙·情采》篇所谓“圣贤书辞, 总称文章, 非采而何?”就是说文采是所有文章的自然要求。“圣贤书辞”除了《诗经》以外, 都是非常“不文学”的, 像《易经》里的卦辞爻辞、《书经》里“诰命誓谟”那样的应用文体和《禹贡》那样的地理文献、《礼经》 (不管是《周礼》还是《仪礼》) 里那些条令规章, 还有《春秋》, 简直就是流水账、“断烂朝报”, 但刘勰认为它们都是文章, 都讲文采。“圣贤书辞”的榜样, 造成了中国历来凡“文章”都讲文采的传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 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 行而不远。” (孔颖达, 1980:1985) “言而有文”成了后代文章学的共同追求, 严复引了最后一句作为翻译要“雅”的权威佐证, 不是无来由的。这个“雅”是针对所有文章的, 不管是作的, 还是译的。这就区分了中国传统译论与西方和当代的中国其他译论。

4、重“气”

自从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了句“文以气为主”后, “气”成了历代文章家的毕生追求。唐代韩愈说:“气, 水也;言, 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 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韩愈, 1989:692) 之后历代言文者更是几乎无人不谈“气”, 但这却是西方文论、文体论、修辞学、语言学、篇章学等等所从来不曾有过的。对文章之“气”, 中国古人可以通过长期的揣摩自己体悟, “神而明之”, 而现代接受西式教育的人却完全无法领会。既然西方的“科学”理论无法解释, 那当然只能归之为虚妄迷信, 当然更不会在“现代”文学、语言学、翻译学中有其容身之地。而一旦提到中国文章学, “气”又无可回避, 这也成了人们对文章学避而远之的原因之一。其实呢, “气”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那么虚无飘渺, 它其实很好理解。在上面那段话里, 韩愈早已说得很清楚了, “气”跟“言之长短”“声之高下”有关。到了清代刘大櫆, 就说得更清楚, “气”就是音节字句:“音节高则神气必高, 音节下则神气必下, 故音节为神气之迹。一句之中, 或多一字, 或少一字;一字之中, 或用平声, 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 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 则音节迥异, 故字句为音节之矩。积字成句, 积句成章, 积章成篇。合而读之, 音节见矣;歌而咏之, 神气出矣。” (刘大櫆, 2007:4110) 比较中文和英文的组织法, 我们曾得出过结论, 英语组织靠的是语法, 而汉语组织靠的是“音义互动律”, 实际就是音节和意义的配合协调。(潘文国, 2004) 对汉语的文章组织来说, 音节有时比语义还要重要, 这是西方语文所不曾有过的。这一文章学论断不仅对做文章有意义, 对翻译, 也就是语文之间的转换也有重要的意义。这可能是文章翻译学提供给翻译实践最重要的东西。

四、文章翻译学之“用”

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 我们不反对两者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 对于一些思辨性较强的学科;如哲学、数学、理论物理学等更是如此;但对于经验性、应用性的学科, 如语言学、翻译学等, 实践还是非常重要的。文章翻译学作为一种翻译学理论, 当然从一开始就要考虑其实际应用, 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当年在提出文章翻译学的同时, 我们还提出了同样源自中国传统的“道器论”, 道是形而上的, 强调思辨;器是形而下的, 强调应用。文章翻译学是一种理论主张, 它能用到哪些方面呢?我初步想到了下面这一些。

1、典籍外译

在提出文章翻译学之初, 我们曾区分了这一理论的“道”与“器”, 主张“译事三难信达雅”为文章翻译学之“道”, 是原则性的, 是适用于所有翻译的;而在处理具体翻译时则可有不同的“器”。我们尝试性地提出了“译文三合义体气”, 作为“为中译外特别是典籍英译量身定制的”应用性理论。(潘文国, 2011) 其原因是, 文章翻译学植根于中国传统的文章学, 其是否适宜于用, 当然首先应在中国“文章”的翻译中得到检验。中国的所有典籍, 无论在今天看来属于文、史、哲、科的哪一科, 在我们看来都是文章, 因此, 翻译过程要像古人做文章那样进行。古人对做文章的要求和过程也就是我们做翻译的要求和过程。我们提出了传译过程中的“义 (意义) 、体 (形式要素) 、气 (神气) 三合”的要求, 就是努力实现“文章”的全面移译。所谓“合”指的是“匹配”, 即不一定雷同, 但必须有相应表达。(潘文国, 2014) 其中的“义”在各种翻译理论中都会谈到, 不算什么;而文体要素的“韵、对、言、声”和“气”要求的“神、气、脉、味”等就具有非常强的中国文章学色彩, 对传统文章的针对性更强。这个领域的实践和经验总结, 可以极大地检验和丰富文章翻译学的内容。

2、美文中译

中西方的翻译研究都是从宗教翻译起步的。但是由于不同宗教不同的语言政策, 导致了不同的翻译传统。佛教采取放任的语言政策, 听任所在国以自己的语言翻译佛的教诲, 加之佛经初传入时“率无原本, 但凭译人背诵而已”, 而当时通双语的又不多, 翻译常以合作方式进行, 胡僧口授, 华僧笔受, 润色加工, 因而自然将翻译问题的研讨放在译文的质量上, 即所谓“文质之辨”。而天主教尽管鼓励翻译, 却强调神的声音的“唯一”和“绝对权威”, 加上译者中精通双语、多语的不少, 因之造成了翻译中强调“忠实”的传统。但西方翻译史上还有一股旁支力量, 那就是文学翻译。文学翻译要达到“美”的艺术效果, 有时要打破“忠实”的铁律, 在形式上尤其会有变通的要求和主张, 这就形成了西方翻译史上在一条“忠实”论的主线外, 还有一条直译意译混战不已的支线传统。到了20世纪更提出要区分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 文学翻译不那么强调“忠实”, 而以“美”的“再创造”作为追求目标。这样, 西方的文学翻译, 特别是美文和诗歌翻译就有可能与中国的文章学翻译具有了共同话语。因此, 文章翻译学的第二个应用领域可从外译中的美文翻译开始。二十年前, 我在翻译英国著名散文家William Hazlitt的essays就深切地感到他的文章是如此之美, 而又风格多样, “文章”水平不在我国文学史上历代大家之下。如果按通常翻译理论搞字句对应就会把美酒译成白开水, 这是对美文的糟蹋。因此我提出了“美文需美译”的翻译主张并进行了实践。现在看来, 这一主张也可纳入文章翻译学的范畴, 证明文章翻译不但可施之于中译外, 也可用之于外译中。

3、一般翻译

再推而广之, 我以为文章翻译学也可尝试于各种翻译。因为文章翻译学说到底就是要在充分传达原文意思的基础上写出美化的文章。中国人认为一切文章都该如此, 西方人认为文学作品也许应该如此, 但非文学作品, 尤其是宗教文本可以不必如此。但据我看来, “圣贤书辞, 总称文章, 非采而何”是普遍真理。所有形诸文字的文章都要求“文”化, 也就是美化。书面语是对口语的加工, 加工就是美化, “非采而何”?上面说到中西组织文章的手段不同, 中国是音义互动, 西方是语法。两者都来自口语, 但高于口语, 因为是更有意识的行为。西方就有作者指出, 文法的繁化都见之于书面语, 口语要简单得多。既然都要求美化, 那么文章学的精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以往我们有两个认识的误区:一是写作时字句长短多少不必过于在乎, 或者字句音节的调节适用于写文言文, 写白话文可以不管;二是翻译时采取“硬译”办法, 可以引进新的表现手法, 丰富自身的语言。前一个误区在于其不懂字句音节正是中文文章的“气”之所在, 文章读来所以不畅或者无力, 说是文气的问题, 其实就是字句没有安排好。因此刘大櫆说:“凡行文多寡短长、抑扬高下, 无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 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学者求神气而得之于音节, 求音节而得之于字句, 则思过半矣。” (刘大櫆, 2007:4117) 可见, 写文言文的人也未必都懂这个道理。写白话文的鲁迅说得更直截了当:“写完后至少看两遍, 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 句, 段删去, 毫不可惜。” (鲁迅, 1931:364) 这是真正在教人做文章, 其实我们改自己的文章都有过这样的体会。后一个误区则不知语言是自然演变的, 句法字法尤其不能强行移植或嫁接。佛经翻译并不是成功的例子。我们至今看佛经还是感到奇崛生硬, 与汉魏以来的正常汉语有隔的感觉, 就是因为它无法融入中国文章的“气”里。

参考文献及注释省略，原文请见《上海翻译》2019年第1期，侵删。

【作者简介】 潘文国,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研究领域:翻译理论与实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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