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中，何谦虽尽其所能以“亲历者”的视角向法庭回溯文中封闭空间的事件，但除何谦本人对这一近十年前事件的描述之外，邹思聪、何谦并未提供任何其他直接证据证明“性侵(未遂)/性骚扰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

首先，感谢法院认可何谦尽其所能地回溯了密闭空间的案涉事件，也感谢法院专门向我们以及大家提示了性骚扰维权路径，并提醒大家增强证据意识。但是，我们不认可判决结果，决定提起上诉。

但在我们的谈话中，不同于现在每天奔忙的社会热情、城市参与，2005年后的十年中，“城中村”在段鹏的生命里消失了。“在深圳，手停口停”，走在景田村里，段鹏说。言下之意，就是随时都得挣钱，不然没饭吃。

我说：我认为我可以，我在努力准备。我因很多女性的勇敢而受到鼓舞，其中一位便是日本的伊藤诗织。碰巧的是，我们在杭州进行本案庭前会议的当日，伊藤诗织受邀正在杭州举办自己新书《黑箱》的分享会。

那时候太阳燃烧到快熄灭。在高速路上，我坐在副驾驶，盯着那个太阳，看着它烧过电线杆、烧过一排排树木，然后把天空烧到发紫，烧成一块幕天席地的黑铁。这时候刘大风决定念一念自己某天写的诗，我找了一首Vine

当然，当着全班同学，长时间地语言羞辱乃至体罚某个特定的同学，也是她的拿手好戏。我和我小时候的几个好朋友，没有一个人没被她用脏话、歧视与贬低羞辱过。在课堂上被这位老师骂得痛哭流涕，是我们的常有之事。

最近这段时间来，我想所有中国人都突然陷入一种极端的环境中，漫天的疫情之下，新春的祥和快乐早已荡然无存，这也可能是大多数人记忆中，最不一样的春节。而疫情所暴露的一切，无论是天灾带来的死难，还是那些显而易见、令人发指的人祸，以及极端状况下，不间断发生的人道灾难，都在不间断地冲击着我们的心灵。开始时，我每天在阅读大量的新闻报道，网络上来自武汉或者湖北网友的求助帖、自述贴，相信许多人也是如此。然后心理学科普贴开始出现，告诉我们，这是“替代性创伤”，我们在这时候应该告别、远离这样的灾难信息。我尝试了两天，这期间我错过了一些新闻，比如《在人间》的那篇凄惨自述，比如许多医院直接面向全国网友的物资求助……但后来，一一地，我都补上了，这是我们避无可避的悲剧信息，就像这是我们逃无可逃的真实世界一样。心理学的建议固然是好的，但我想，让我们避免“替代性创伤”的建议，或许适用于正常的社会环境，在这极端的时刻，这根本不是替代性的创伤，这就是我们所有人经历的直接创伤。我们无法回避，而必须面对和思考，是什么让我们到了这一步？我也必须尝试在憋闷在家的日子里，尝试书写记录下来。由于信息实在太多，不可能面面俱到，许多案例也有类似之处，我只能选择让我印象深刻的事作为案例，聊一聊我的思考。今天想聊一个相当剧场化的案例，几乎等于一个“电车难题”的现实翻版。很多人应该和我一样都在困惑，我们看到了那么多具体令人伤心的个体悲剧，就发生在武汉人或者湖北人身上，令人心碎。官方媒体的微博下，也满是“武汉加油”“湖北加油”的留言，但当真实面对身边的武汉人、湖北人时，这样的“加油”往往又变成了隔绝、排斥、声讨。前几天，一架从日本回上海的客机，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19个武汉乘客被其他上海乘客排斥，拒绝这些武汉人上飞机，当这件事被一名武汉网友上传到微博，本意是希望网友支援时，几乎迎来了全网的死亡诅咒。这位武汉网友的声明是：ta是正常旅行；自己也被航班证实没有发烧等感染现象；旅行前武汉并没有封城，众人怎么能因为她的户籍（更是最直接的受害者）而剥夺ta坐上回程航班的资格？在这样的理由基础上，保护ta的权利是正常的人道选择，有充分的道德基础，这是我们赖以维系人类文明的基石。然而上海乘客也有自己的理由，在这样的情况下，需要的是极端的怀疑：我怎么知道你是正常旅行，而不是像那个吃退烧药去法国的武汉女生，还要发朋友圈炫耀？我怎么知道你是在武汉封城前出来、而不是在宣布封城后偷偷出来的？何况由于信息瞒报、疫情扩散，武汉封城都是后来的事情，我怎么知道你之前没有感染、现在过没过潜伏期？就算你没问题，其他武汉乘客呢（有人爆料确实有武汉乘客发烧）？何况你们还要落地上海，万一有感染源怎么办？那危害的极有可能是更大的群体……在这“极端危急”的状况下，基于这样的怀疑，似乎也有其道德基础，那就是更大部分人的利益——尽管这一道德基础是相对脆弱的，本身就包含了重大的道德损伤，势必会引起事后道德的责难。网友痛斥的理由大致也和其他大多数乘客一样（当然，你确实没法解释他们对这位武汉乘客所有恶毒的死亡诅咒，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是完全的遵纪守法、看上去毫无恶意的人）。把这一趟飞机视为一场隐喻的话，它像极了一个“电车难题”的真实案例，《蝙蝠侠：黑暗骑士》、《雪国列车》、《三体：黑暗森林》这些流行的电影小说里都有不同的思维实验变体。我这代人，似乎是第一次在真实生活中目睹它的直接发生，我们的上一代人可能见过更多。所幸这趟航班，远远没有到达电影和小说那样需要结束个体生命的更极端程度。这是最让我和身边朋友惊讶的地方。也许真的，这就是大部分人面对极端危机时的真实反应？永远不要高估人性的善良，因为当面对真实的极端测试时，大部分人都过不了这关。于是不可避免的，相当多人在面对这次测试时，做出的就是一个在正常环境下，并不人道的选择。但你可以去指责那些同样可能遭遇疫情的其他乘客“很邪恶”吗？好像也很难，因为在极端的怀疑中，面对很有可能到来的更大灾祸，如果全飞机上海乘客被感染怎么办？如果上海也被大量感染怎么办？——这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困惑，因为我们遭遇了一场最难的选择，就是一场没有正确答案的悲剧性选择。我想，那些咒骂在外地的武汉人的网友心里应该也清楚，这场灾难，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武汉人和湖北人。在他们的城市里，暂停了公共交通，到处有无法得到救治的轻症患者，重症患者生死未卜，许多医院的医生护士在危险中昼夜工作、缺乏医疗物资，市民处于长久的惊惶、悲痛与无力中。而在湖北以外的湖北人、武汉人，则大量地遭遇身份信息泄漏、被骚扰诅咒、无法住酒店、在工作城市也遭遇各种歧视……也因此，《人物》杂志的一篇文章担忧，这次疫情过后，非常担心武汉人所遭受的心理创伤。这就是目前我们遇到的现实。而我举例的航班，只是我们目前所面对的诸多极端状况的一例，它只是在这其中爆发得更集中，冲突更剧场化。在人类历史中，我们遭遇过很多极端状况，面对过许多没有正确答案的十字路，经历过很多悲剧性的处境，但设若是纯粹的天灾，我们可能只能感受来自上帝的荒诞，那似乎超越了人能思考的极限。但历史上，我们更害怕的是人祸带来的伦理困境——就是一切本不至于如此，本不必去激发社会整体性的“恶意”，去举国实验人性之恶的边界。进入现代社会，我们希望建立一套善的人类制度，制度性奖赏善行和利他从而利己，制约而不是根本上改变人性之恶，本意就在于此。这可能是老生常谈了，但你仍然不得不去一再重复地去假设历史：如果疫情可以及时通报、而不是在一个多月以后？如果没有多方都说自己无权公布疫情的制度之困？如果8名最早公布疫情的医生不会被“训诫”，而是让信息自由流通起来？如果新闻媒体可以在一开始就自由报道，让公众知情，且不必担心达摩克利斯之剑？如果湖北省两会面子的重要性，不会高于公众人身安全的考量？如果当地政府官员、卫生部门有基本的担当？……任何一个“如果”，如果提早发生了，武汉市民也不至于信心满满地去四万家庭的年夜饭，如果每一个环节都良好地运行着，后来武汉绝不至于突然封城，各大医院不至于人满为患，许多家庭不至于支离破碎，武汉人、湖北人也不会在外地遭遇极端的猜测，外地人也不至于暴露出这样合理（但包含巨大道德责难）的恶意，不至于让全国人、乃至全世界面对这样的极端处境。前些天，在家里看完了HBO的《切尔诺贝利》，里面的苏联核物理学家就面对了一场悲剧性的选择，当只有人可以去清除受核污染的水箱、被核污染的楼顶，而如若不清理，则是整个大陆遭受核污染与核辐射时，这些人就只能被牺牲掉。而最后一集在法庭上的审判，则告诉我们，一切都本不至于如此。我们所有人所希望的“善的系统”，不是在造成巨大的人祸后，又可以举全国之力去解决它，这真的真的不是优势。善的系统，是尽量不制造人祸，尽量不制造极端的道德困境，尽量不制造一架必须丢弃无辜受害者的飞机，尽量不让人去面对悲剧性的选择。希望这一次后，我们能够学会。（疫症中的日记第一篇）

“你怎么卷进这件事去了？”、“你陷得太深了，别人都退了”、“这件事你应该淡出”、“你是不是被人利用了，还是想想如何自保吧”——诸如此类的质疑劝阻，有的来自我信任和尊敬的师友，有的来自并不认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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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可怕经历，同样在我个人经验之外。但在我当时有限的经验认知之内，我也知道任何人不应该在未经许可、违反他人意愿的情况下，对他人做出任何与性有关的肢体行为，哪怕只是触碰。

还是因为凭黄章晋和女生极其有限的交集，就觉得她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而这份值得信赖、文章的说服力与对弱者的同情的叠加，最终战胜了他和邓飞的故交情谊，让他觉得非如此不可？

前段时间，我在本公众号发布了《邓飞，没有女生是你的“免费午餐”》一文。那篇文章确实有一个问题，就是把「邓飞」后面应该打的逗号，写成了冒号，显得邓飞先生如同一个女性平权人士。这是我的失误，对不起。

当然，即便没有直接点名其他人物，相信一些前辈同行和朋友们通过已有信息，或者采用排除法大概也能将具体当事人对号入座。我无意“迫使”共同认识的朋友们站队表态，唯愿各种思辨讨论都能就事论事、聚焦核心问题。

但我接下来想讲的，却不知道你是否曾看到过。如果我尽可能准确地讲述那种惊奇，你的心灵之眼能看到吗。因为那刻我分明地怔住了，不仅仅是那壮美崇高的奇景，更因为惊奇降临人间，我偶然窥探到了这人间的奇异景象。

像是最初就出场、并且承担重要作用的埃兹拉·庞德——作者凯文·伯明翰一开始就对庞德有幽默而精准的概括，“埃兹拉·庞德是个出色的编辑、优秀的散文作家、平庸的诗人，也就是说，他出于错误的原因而出名。”

“存在主义”有其时代来源，这既是存在主义诞生的土壤，也是存在主义得以流行的条件——在完全丧失自由的欧洲，自由成为思想家最核心的焦虑。而一旦等到欧洲恢复了它的自由，存在主义则提供了一套新的生活哲学。

我当时刚刚下班回到家，躺在床上失魂落魄，不想读书，不想看任何一部电影，也不想在键盘上敲下哪怕一个字，只是被她这句话刺痛了，回了她一句，“不知道能不能来，日子过得太油腻了，怎么老在做不喜欢的事情。”

译者李朝津现为台北大学历史学教授，他早年就读于国立台湾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日本庆应义塾大学东洋史硕士，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专长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日关系史。这种结合可谓相得益彰。

即便是在做职业记者和编辑的时候，我的大多数APP推送也是处于关闭状态，因为我挺受不了“小红点”的，也受不了一个突发新闻出来以后，所有媒体都向手机推送一件事——更可怕的是朋友圈也在发同一件事。

而在国际层面，中国国家能力前所未有的大幅提升，对世界互联网的话语权也急遽提高。过去几年，中国在乌镇举办了连续三届（本文演讲时是三届，到本文写作时，互联网大会已经召开第四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

只是怀念这些还不够，必须学会保持回忆。回忆那些恋爱之夜，它们各各相异。回忆女人分娩时的叫喊以及经日入睡逐渐收敛的产妇。必须和死者亲近过，在死者身畔陪坐，听断续的声响从开着的窗外传来。

百年以后，「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的当权者、为当权者涂脂抹粉的众「真理」、「人民」、「解放」，都摆脱不了和所有人一样的命运，归尘归土，好在还有绝望的永生者，告诉后来人真相是什么。

已经连续三天，编稿子、想选题、发邮件并未间断，这种焦虑感常常破坏心理秩序，内生动荡，让人不安。抬起头，住的房间是黄色的光，有时会涣散出一些偏紫色、偏红色的光晕，办公室里的灯光则雪白，和电脑屏幕一样。

改善之后，仍然要记得，一个不平等的社会，对于整个社会、对于整体的人类来说，都是巨大的无可挽回的伤害，当你的穷人处境得到改善以后，要致力于改善整体的人类不平等状况。而不要把这样的人斥责为“圣母婊”

我们杂志的传统是，每次采访都让采访对象写一句话给我们。熊培云写的是祝福学生的话，而梁文道写的是“士不可以不弘毅”。我知道那是为什么。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念书时，有幸听到钱穆的演讲，这是钱穆告诉他的话。

所以这么想起来，现在这些20岁出头的年轻人，也开始提前有中年危机感实在是很正常的事情。尤其她那种爱学术又争强好胜的人，看到国内高校教师薪水这么低，那真是一件很没尊严的事情。所以她才想去申请Law

我欣赏他除了这一点以外，还在于我们一群人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抽水烟的时候，他开始给我们讲奥斯曼帝国的兴起，引用的是《人类群星闪耀时》里的《拜占庭的陷落》，我说出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俩都相视一笑，引为同道。

在这里写一些脑海里的怪东西。更新频率低，非常性冷淡，最不打扰人。有近四万名读者在这里玩耍。如果有一天彻底失联了，可关注公号「阅读的焦虑」（ID：Borges_zou）。

不要去试图展开哲学史那张浩瀚神秘、无始无终、永无解脱的地图，智慧不值得爱，不要思考宇宙，不要思考人自身的处境。还有，如果你不幸读了一些，也千万千万不要去读叔本华。千万不要思考意义感的问题。

研究中国边疆历史问题的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刘晓原，在其新著《边疆中国》中认为，“如果非要强调中国疆域的久远历史，真正可以冠之以自古以来的地域，对于从华夏族嬗变而来的汉族而言，唯有中原地区而已。”

我十二岁在课外读本上初读这首诗，到如今，这句70年代的诗人控诉，曾经振聋发聩的朦胧描摹，四十年来已经变成了许多文章里的陈词滥调，不再具备它本来所承载的苦难，它沉重的内涵被时代悲哀地消解了——

我那个朋友Z就特别爱读书，读了无数本书，读书特别快，而且一旦遇到大部头，就喜欢跳着读，我称之为跳书，把读书变成了飞行棋。他不仅读书喜欢跳，连看美剧都要跳着看，我完全不明白这种事情为啥也要这样做。

在我们认识的那一刻，她抬起头来，“哦，思聪啊，我看过你写的东西，你好！”洁平当时在香港《号外》杂志担任副主编，完全看不出来。那晚主编张铁志也来了。我印象中的主编应该就是张铁志那样，而不是张洁平这样。

他枯腹得酒的最大“成果”，便是创造了“中华民族”；而孙中山、汪精卫等人，又从另一个角度“民族建国主义”，进而强化了民族主义，便如同日本一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以此决心建立一个驱除鞑虏的汉人中国。

日本政府将原有的十一家华文报纸合并为四家报馆，分别刊印《南华日报》、《华侨日报》、《香岛日报》、《东亚晚报》。官方也扶助香港日报社发行了中文版的《香港日报》、日语版的《香港日报》、英文版的Hong

2016年年初的时候，我已经报了选题，但当时新来的评论总监有他自己的诉求和想法，我也认为他不懂。我当时的时间被挤占得完全没有余力，于是不想再鸡同鸭讲，决定当时就辞职，用自己的积蓄来独立做这个专题。

高行健曾如此定义文学：文学之所以永恒，在于它只是纯然的个人之事，是人类永恒的情感所需——一番观察、一种对经验的回顾、一些臆想和种种感受、某种心态的表达，兼以对思考的满足，就构成了文学的全部。

因此我感到累，不是身体的，而是找不到合适的秩序感，也觉得那不是我要追求的意义。我感到需要处理的事情与专业相距甚远。老实说，我不需要任何人教我为人处世的方法，只是纯粹不想做那些自己不赞同的事情而已。

微博上，我在川大的学妹，有18万粉丝的鲸书也在同一天突然发了条微博，这条微博文案写得如此之好，尽管说了许多我根本没做到的事情，比如“研究学问”、“有很多好看的恋人”——这些赞誉，真是让人羞愧无地。

事实上，如果仅仅是领土分歧，不会成为大问题，但往往在国内外形势不好时，“政治家通过煽动民族主义以赢得民意支持，才会造成问题”。而中国在1992年通过的《领海及毗邻区法》，就是“这种做法的典型例证”。

当然，我仍然赞赏你离开香港，去了北京，或是以后去其他什么地方。因为时代已至，其实不存在一片安宁的地方，或是一个安宁的未来。我并不对未来抱有乐观的预期，无论是政治意义上的秩序，还是精神意义上的秩序。

我动容而好奇，却因为第二天要走，不得不离开。最后我说，你在用工作养自己的梦想，我很羡慕，她满意的笑了。我猜，她觉得这样的生活一定充满意义感，并且是值得过的。况且，她还在一个那么乌托邦的新闻团队。

会有这样一天，有个人去拜访你们的工作室，请工作人员们喝杯咖啡，说一声感谢。我自己寻觅到了你们，你们给了我一个真实的世界，让我在真实的感情中喜怒哀乐，不断成长。小端，生日快乐，让我们在漩涡里一起成长！

那段时间我常在夜里加班，在香港的写字楼里频频内心失序。其实失序的时候像是在太空里看大厦崩塌，声音不能传播，所以是一片诡异的安静。但那种时候，也总能感到微妙的情绪荡漾，如黑夜里的白色灯光一样闪烁游移。

高中一年级时，因为要高考，父母对我全面禁书。我没有其他书可读，于是偷偷读完了萧爷爷所著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红尘》。那本书从1920年代，一直记录到1980年代，最终以书中主人公的死亡告终。

以下这段视频截图，我觉得外长同志在家肯定天天练习，我觉得我们也都要加强论述能力练习，以随时做好怒斥外国人的准备（多图，请在WiFi条件下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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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要发动文革？为何能够成功发动文革？这显然是两个问题。而这样难以回答的问题，我们提了八个，并用了过去的大半年时间，得出了数十万字的答案，但我们尽量用最简单的解答，最少的文字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