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红：80年代是怎样的时代？是经济学家没和商人结合的时代 | 君子系列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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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见说

听柳红老师讲改革四君子未曾披露过的经历。若你不知道四君子是谁，请一定要先自行查一查。

﹛今日拙词：改革四君子﹜

大家晚上好！

刚才雷颐老师是从一百年前的君子开始讲起，我要讲一个36年前的“四君子”故事。当然，对君子的含义人们的理解不一样，这个“四君子”的故事把君子的概念在现代意义上做了某种引申。

历史不能承载太多的东西，久而久之那些人和事都会积淀成一些符号，在八十年代有一个巨大的青年改革者的群体，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形式参与改革，建功立业。

其中有四个年轻人，他们有一个组合，这个组合后来被称作“四君子”。在网上搜索，我看到很多关于“四君子”的条目，可是这些条目都没有任何实在的内容，资料也不多，可见世人其实并不太知道“四君子”是怎么一回事，我今天就讲讲“四君子”的故事。   

“四君子”诞生的渊源

这个网络条目的来源是用了新华网的说法，其实这并不重要，可以忽略。我们现在进入主题，“四君子”是因何而产生的？他们组合在一起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撰写这篇发表在1981年1月10日的文章，题目叫“关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若干看法”。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的经济情况非常不好，在公有制、计划经济时代讲优先发展重工业，是重工业、轻工业、农业，这样一个发展顺序，导致大家连吃饱穿暖都是问题。在1979年，国家确立了一个方针，叫“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就是要调整国民经济，调整国民经济结构。

很多经济官员和经济学家都认识到这个问题，要想改革，先要进行调整。然而到了1980年，经济情况还是没有改善。这四位年轻人在一起，基于长期的独立研究，写了上面提到的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是讲什么的呢？它究竟有什么样的颠覆性？开宗明义，它的第一句话就说：“我国国民经济结构性矛盾的加深，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必然会造成结构性的经济危机，我们认为我国当前正处在这样的过程之中”，这是这篇文章的第一句话。

咱们现在看来可能很平淡，大家没有觉得这是什么惊人之语，然而要知道在过去，我们的经典，那时的主导思想是什么？是说，社会主义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社会主义不存在经济危机，只有资本主义存在经济危机，而且不断发生经济危机。

然而他们的第一个判断就说我们正处在一个经济危机之中。可见这是一个带有颠覆性的判断。这篇文章一共写了四段，第一段首先指有结构性经济危机。第二段便是直指结构性经济危机是长期实行过度集中和僵硬的指令性计划体制的必然结果。”分析其成因、传导机制及后果。
第三段指出，既然是计划体制的必然后果，为什么以前没有显现？而是这时显现了？对此，他们做了一个分析，第四段，提出反危机措施，并且他们说到，什么是调整？现在的调整应该是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全面调整，它不但要解决十年浩劫带来的问题，还要解决三十年来造成的问题。还包括解决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的“跃进”带来的问题。大家如果看到这四段里面的要点就比较清楚了他们要说什么。回溯历史我们现在通过时光隧道，回到36年前的几个场景。

第一个场景是车公庄的北京市委党校，这里面有很多古迹，其中利玛窦的墓在这儿。当年，他们写文章就经常聚集在这里。

车公庄北京市委党校

虽然这篇文章是在红旗杂志内部文稿1981年1月10日发表，但是，它的主要观点第一次对外公开并非在官方的内部刊物上，而是在民间。

这就是第二个场景，1980年12月1日，中国未来研究会首届全国学术讨论会上。他们第一次提交论文，做了发言。其中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国国民经济现在处于结构性的经济危机”。

第三个场景是中南海。新华社驻内蒙古分社的记者于德先生曾和“四君子”中到内蒙古做调查研究的青年有过多次长时间的谈话，他非常受震动，写了一篇文章，登在1980年12月5日的国内动态清样上，被国务院领导看到。文章题目是《中国要有百年复兴设想——一位青年对我国前途的分析和建议》。

于是，在12月7号国务院领导约见四人组合中的其中一位。两天之后又约请了他们四人小组到中南海会谈。这开启了中国的第一次“老青对话”。四个年轻人，其中有两个在读研究生，另外两个在工作。

他们共同的背景是都经历过北京中学生时代的文革，经历过上山下乡，分别在内蒙古、陕西、黑龙江农村和生产建设兵团，之后又接受了大学教育或者是研究生教育。他们能够参与高层决策的咨询过程，这是破天荒的。这之后很快各个部委都“礼贤下士”，请几位年轻人去讲，包括各地的学校、工厂等等。

1981年1月到1982年1月他们四位青年联合署名发表了五篇文章，这五篇文章分别是：

四青年署名发表的文章

“关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的若干看法”（1981年1月）
“关于我国经济调整与改革若干阶段问题的看法”（ 1981年4月）
“广东省经济发展模式初探”（ 1981年8月）
“对我国农业发展战略问题的若干看法”（1981年11月）

“关于当前我国国民经济问题的若干看法”

（ 1982年1月）

自由联合的“四君子”

那时候的媒体环境和现在不太一样，他们四个人特别低调，对媒体报道都是拒绝。内蒙古新华社的于德先生，坚持要写他们，也确实写了一篇，但是发出来的文章并没有出现四个人的名字。文章题目就叫“记一个埋名战略研究的“康拜因”。他写到：

 “在他们离开呼和浩特不久，我们在北京又见到另外两位，才知道他们四个人实际上是一个业余的研究小组，他们自称是“康拜因”即集体联合作业之意。他们风趣地说现在的科学是大科学，我们也不能搞小生产。为了弥补各自知识结构上的欠缺，他们自愿结合起来，组成了一个具有较为合理的知识结构的研究小组。”
“这四位青年朋友无论如何不愿意披露他们的姓名和工作单位，他们认为自己的研究工作尚无多少成绩，不值一提；即使有些见解有一定价值，也并非他们几个人所独有，而是许多人的共同看法……因而这几位青年朋友的不愿透露姓名，也是应该谅解的吧。” 

“四君子”的称呼第一次出现在媒体上，是在1983年。题目是《站在坚实的大地上—对四位年轻同志的研究和探索的介绍》，作者是“忻汉”。

今天我把四个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谈，所以主语都是他们，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无论是他们主导的事情或者他们参与的事情，我都统称“四君子”。这样一个历史符号或者历史记忆，确实很难有非常清晰的边界。

四个人中的两位研究生，1981年毕业以后一个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另一个在国务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另外两位在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他们所参与的改革事业和对青年改革群体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比如农村改革；国民经济结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工业技术进步、科技革命、金融、对外开放等等。

思想启蒙并非偶然

1983年托夫勒到中国来，他的《第三次浪潮》引起中国从上到下对已经到来的新技术革命的重视，他们在相应的对策研究中，提出全球化的概念。

在一个社会转型期，青年人的触角伸得非常远，他们参与的项目，多有开明的老人支持，像杜润生、马洪等等，起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同时，年青人也发挥了他们自己特殊的功能。
除了经济改革的理论探索和实务，他们也在思想启蒙和传播上做了很多工作。比如，“四君子”是《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和作者，同时也担任其他丛书的编委，像《未来与发展改革》等等。在青年经济学人创办的中国第一本民办经济学学术刊物《中青年经济论坛》，四君子也担任编委并主编。

自文革后期。北京的一些回城知识青年，或者是借回城探亲之机，朋友介绍朋友的，就自发组织起来一起探讨时政及国家发展问题。

回过头看，80年代一大批青年改革学者冒出来，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而是他们已经有了长时间的思想准备，一步一步从北京沙龙，到各种组合，到成建制的研究组到1984年安徽的改革者大会，再到浙江的莫干山会议，即第一届全国中青年经济理论改革研讨会。再之后便是，1985年成立“北京青年经济学会”，在全国各地成立当地的青年经济学会。一个中青年的健康的、改革的社会力量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来。

北京是一个改革思想的中心，一个撞击场。如果从地理位置上说，早期改革思想的主要产生地集中在：西皇城根九号院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月坛北小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各所、中南海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

 

四青年研究工作

“四君子”，正是出自这几个地方。他们在合作撰文之后的岁月里又分别或参与、或合作了多方面的工作。比如：

1，县域改革。其中一位在1982年被破格提拔到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就是所谓的副部级后，先挂职到安徽凤阳，后到嘉山任县委领导，在那里，他全力以赴基层改革。

2，河南省改革。1984年他们组成河南省政府经济咨询团，开启了在河南的一系列开创性事业。

3，资本市场筹划。1987年，写出第一份关于建立期货交易市场的报告；

4，深化农村改革。参与了从包产到户确立，人民公社坍塌到统购统销的废弃，农产品流通市场的打开，继而是农村金融的探索。

5，西部开发，建立中国西部研究中心。

6，对外开放的研究和探路。

总之，这是一种非常规的工作方式，交叉式立体作业，非常丰富。完全不局限在一个层级、一个轨道，那种组合式复合式地建立事业的影响力，是一个巨大的当量。

“四君子”的存在是历史的呼唤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四君子”这个符号和现象，怎么解读它呢？它是一个自由联合体。

那时候北京的年轻人早期有很多思想部落。钱理群先生称之为思想部落。他们慢慢地汇聚组合。“四君子”合作的时间跨度很长，涉及的领域很宽，参与的方式也多。他们始终都是分工合作，交叉互补，彼此支持的。

“四君子”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现象，它是历史的呼唤，那个时代需要社会转型。而社会转型就必然有对思想的需求，现实的需求和体制的需求，因为旧的体制开始要一点点地打碎，新的体制要建立，还有决策的需求，不再是拍脑袋的，需要有科学的决策，有咨询的决策，民主的决策。

不仅是这一个自由联合体，当时有众多的联合体，比如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农村市场与流通研究组、 国情与青年发展研究组等等很多。特别要提老一代的支持：杜润生（1913-2015）、马洪（1920-2007），蒋一苇（1920-1993）和刘杰（1915年生人）先生。刘杰当时是河南省省委书记，是他邀请了北京青年组成的河南省政府经济咨询团到河南考察，做改革宣传，继而邀请四君子中的两位在河南省政府任职，开时代风气之先。80年代是没有互联网时代的互联网

对于1980年代的这一切，我说，它是没有互联网时代的互联网，没有平台概念的平台。因为没有人、没有理论解释这些人是怎么样做成这样一个改革大势，按任何常规都不可能。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给了我启发。

四君子的象征意义和示范性在于它打开了知识精英与决策的对话沟通渠道，青年一代参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政策的咨询。

 岂止这四个人是君子，那时候有一个君子群，他们投身于改革的洪流。80年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你会看到他们一直在干事，干了很多事。大家会有疑问，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关于那个时代在意识形态上的争论，诸如计划经济、商品经济的提法，然而这些年轻人从来没有理会这些东西，他们一往无前。真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最后，我用我书里面的一段描述80年代的话作为结尾。那是怎样一个时代？是一切从头开始，英雄不问来路的时代，是思想启蒙的时代；是求贤若渴的时代，是充满激情畅想的时代，是经济学家没有和商人结合的时代，是穿军大衣骑自行车吃食堂住陋室的时代，是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一起创造历史的时代，谢谢！  

柳红

独立学者，自由撰稿人。2010年她出版了《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希望尽量通过经济学家群体，至少能部分地记录、还原和纪念真实的80年代。通过采访亲历者和见证者，阅读历史文献，尽可能拼凑一个接近历史真实的图象，把被时间掩盖的史实重新发掘出来；把被历史忽略的相关人物给予应有的位置；把不清晰的历史线条，让它清晰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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