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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18年9月10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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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 吴晓波《激荡三十年》
9月27日大清早,商界传奇人物牟其中出狱了。理着板寸的他,和前来接送的唯一指定代理人夏宗伟,一起离开服役了16年的洪山监狱。
牟其中出狱 坐车离开
牟其中,南德集团前董事长,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曾同时肩负中国“首富”和“首骗”两个名号的备受争议的人物。
上世纪90年代,牟其中的故事,广为传唱。用轻工产品换俄罗斯飞机、发射卫星、开发满洲里等,奠定了他人生的传奇性。 1989年,中国经济严重疲软,大量库存积压。牟其中要“以货易货”,从苏联“忽悠”来四架客机,拿着飞机作抵押去银行贷款,拿着贷款购买积压的轻工产品,装满了800节火车(其中第一趟列车全是暖瓶——又便宜又占地方)。后来,他将租给四川航空公司,拿航空公司的租金还这笔贷款。牟其中因此一举成名。 牟其中还曾宣布“独家独资”开发满洲里,投资100亿,要把边境小城再造一个“北方香港”,但南德公司在满洲里实际投入远远不足1亿元,并且毫无下文。
1994年,牟其中进入《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第四位。然而,五年后,1999年1月7日,牟其中在上班途中被捕了,被关押至武汉市第二看守所。2000年因南德集团“信用证诈骗案”被判无期徒刑。
拙见:有关牟其中本人存在有相当多争议,他是处在灰色地带的一个人,即便如此,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为他鸣不平?他在某种意义上是时代的牺牲品吗?
陈有西:牟其中这个人,和牟其中案件,是一个特定时代的特定现象,有标志性意义。体现了我国经济改革和开放过程中,如何对待民营资本的扩张,经营模式的创新,科技政策、商贸政策、金融政策提供给他们的空间和法律标准。
牟其中是刑满出狱,不是改判释放,所以对他的判决目前尚未重新评价的空间,但有两点是值得引以为戒的。
一是信用证诈骗,和信用证融资的区别,我国刑法需要重新考量。信用证是一种有担保的以银行信誉促进交易安全的支付方式,不能出现坏账就算诈骗。
二是企业集团负责人,对独立子公司自已进行的行为,没有指使也没有参与,是不是必须承担无限连带的刑事责任。人们同情牟其中,同这些判决中的问题,是相关的,是有具体的原因的。
注:封面新闻专访夏宗伟 内容节选
1980年1月1日,出狱不久的牟其中,在前来接见的中央办公厅工作组前面,表示辞去公职,立志充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 试验田的第一步,成立中德商店。不料1983年,他因涉嫌“投机倒把”再次入狱,这一次他在狱中只呆了一年。出狱后他把之前的中德商店升级为“中德实业开发总公司”,5年后在天津成立了南德经济集团。
在由东方明、肖蓉发表于《大地》的《万县人评说牟其中》一文中,他们曾经如此描述过牟其中当年的第一次经商经历:“当时的万县(重庆万州),商品销售尚无‘三包’之说,可牟其中率先在用户中推行了‘包换卡’,凡在中德商店购买的黑白电视机和别的一些电器,城区顾客可在三天内调换,农村顾客则限定在一周之内调换。与此同时,中德商店还开展了跨地区的‘四代’(代购、代销、代组织、代托运)业务……第一年他们便破天荒获得了近8万元利润。”
“1983年初,牟其中从重庆一家兵工厂以最低价购买了一批铜制钟,然后又以相当高的价格卖给上海的许多商店,仅此一项,便获取了令人咋舌的大笔暴利。自那以后,牟其中的中德商店还做过多次类似的生意。”
牟其中的“落马”,不得不提褚时健。一位是民营企业家,一位是国营实业家,皆为一代改革风云人物。褚时健的晚年,也许要更令人欣慰,在时代的变动中,他终究收获了更多后人的敬意。
褚时健曾经是中国有名的“中国烟草大王”。
在褚时健时期,他缔造了红塔帝国,为国家创造的利税高达991亿,加上红塔山的品牌价值400多亿,他为国家贡献的利税至少有1400亿。
1999年,因巨额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02年,褚时健办理了保外就医,与妻子承包荒山开始种橙。
2012年11月,褚时健种植的“褚橙”通过电商开始售卖。
而另一位,“中国证券教父”管金生的人生轨迹,也大抵相似。管金生从比利时留学归来,创立了中国第一大证券公司———万国证券公司,1995年4月,管金生因为“三二七国债事件”被捕,两年后便开始了他的17年牢狱生涯,万国证券也分崩离析了。 然而,就在今年6月,69岁的管金生以上海九颂山河基金公司董事长的身份重归历史舞台。有人称,管金生将是“下一个褚时健”。
拙见:牟其中不是个别现象,有一个描述说这是中国的首富现象,这些超级富豪,或者说是掌握经济命脉的人走下神坛,其中有管金生,褚时健,黄光裕等。这类人物还有很多,有的身在民营企业,也有的在国有企业。那么,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经历,还是偶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
陈有西:中国的私营企业家,伴随着改革开放而崛起,享受到了30多年改革开放的红利,同时也成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品,甚至祭品。由于我们总体意识形态上歧视民营资本,立法、司法上实行所有制歧视,法律上对付民营经济的紧篐咒非常多。严格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执法已经是普遍现象。
要找民营企业家的问题,整上几个罪名,易如反掌。人人都是待罪之身。在中国,人人都希望自已成功,自己成为富人。但对待已经致富者,无论官方意识还是民间思想,都是消灭他、瓜分他、整垮他。这是一种非常矛盾而又奇葩的社会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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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有西:民营企业家,都走在通往监狱的路上
﹛今日拙词:牟其中﹜
“在中国企业史上,牟其中是最奇特的一个种类。如果不是后来经商,他可能会是一个很不错的中学教员、业余政治评论家或有野心的县政府公务员。他对这个剧烈变动的时代充满了冒险的激情。他的空手道在当时为人津津乐道,也很是启迪了一代渴望财富的人们。然而,他却耻于做具体的实业,对资本经营则无限痴迷。”—节选自 吴晓波《激荡三十年》
9月27日大清早,商界传奇人物牟其中出狱了。理着板寸的他,和前来接送的唯一指定代理人夏宗伟,一起离开服役了16年的洪山监狱。
牟其中,南德集团前董事长,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曾同时肩负中国“首富”和“首骗”两个名号的备受争议的人物。
上世纪90年代,牟其中的故事,广为传唱。用轻工产品换俄罗斯飞机、发射卫星、开发满洲里等,奠定了他人生的传奇性。 1989年,中国经济严重疲软,大量库存积压。牟其中要“以货易货”,从苏联“忽悠”来四架客机,拿着飞机作抵押去银行贷款,拿着贷款购买积压的轻工产品,装满了800节火车(其中第一趟列车全是暖瓶——又便宜又占地方)。后来,他将租给四川航空公司,拿航空公司的租金还这笔贷款。牟其中因此一举成名。 牟其中还曾宣布“独家独资”开发满洲里,投资100亿,要把边境小城再造一个“北方香港”,但南德公司在满洲里实际投入远远不足1亿元,并且毫无下文。
1994年,牟其中进入《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第四位。然而,五年后,1999年1月7日,牟其中在上班途中被捕了,被关押至武汉市第二看守所。2000年因南德集团“信用证诈骗案”被判无期徒刑。
这已经是牟其中的第三次牢狱之灾。也是最久的一次。
拙见:有关牟其中本人存在有相当多争议,他是处在灰色地带的一个人,即便如此,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为他鸣不平?他在某种意义上是时代的牺牲品吗?
陈有西:牟其中这个人,和牟其中案件,是一个特定时代的特定现象,有标志性意义。体现了我国经济改革和开放过程中,如何对待民营资本的扩张,经营模式的创新,科技政策、商贸政策、金融政策提供给他们的空间和法律标准。
牟其中是刑满出狱,不是改判释放,所以对他的判决目前尚未重新评价的空间,但有两点是值得引以为戒的。
一是信用证诈骗,和信用证融资的区别,我国刑法需要重新考量。信用证是一种有担保的以银行信誉促进交易安全的支付方式,不能出现坏账就算诈骗。
二是企业集团负责人,对独立子公司自已进行的行为,没有指使也没有参与,是不是必须承担无限连带的刑事责任。人们同情牟其中,同这些判决中的问题,是相关的,是有具体的原因的。
牟其中前妻之妹、前南德集团秘书 夏宗伟
注:封面新闻专访夏宗伟 内容节选
1974年,牟其中与他人合著《中国向何处去?》,批判文化大革命,提出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体系”,因而被捕入狱并被判死刑,三年后平反出狱。这是牟其中首次被捕。
身为那个时代最耀眼的民营企业家,他这一生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商人很难做到独善其身,而与政治家为伍又前途未卜,做到像洛克菲勒家族一样代代相传就更难了。”牟其中后来在监狱里不无感慨,也许第一次被捕,他便隐隐察觉到日后的危险。
牟其中站立在时代的尖端,他硬气,他自负,他更勇于冒险。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与其说牟其中是一位企业家,更不如说是一位探索者。1980年1月1日,出狱不久的牟其中,在前来接见的中央办公厅工作组前面,表示辞去公职,立志充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 试验田的第一步,成立中德商店。不料1983年,他因涉嫌“投机倒把”再次入狱,这一次他在狱中只呆了一年。出狱后他把之前的中德商店升级为“中德实业开发总公司”,5年后在天津成立了南德经济集团。
在由东方明、肖蓉发表于《大地》的《万县人评说牟其中》一文中,他们曾经如此描述过牟其中当年的第一次经商经历:“当时的万县(重庆万州),商品销售尚无‘三包’之说,可牟其中率先在用户中推行了‘包换卡’,凡在中德商店购买的黑白电视机和别的一些电器,城区顾客可在三天内调换,农村顾客则限定在一周之内调换。与此同时,中德商店还开展了跨地区的‘四代’(代购、代销、代组织、代托运)业务……第一年他们便破天荒获得了近8万元利润。”
“1983年初,牟其中从重庆一家兵工厂以最低价购买了一批铜制钟,然后又以相当高的价格卖给上海的许多商店,仅此一项,便获取了令人咋舌的大笔暴利。自那以后,牟其中的中德商店还做过多次类似的生意。”
牟其中的“落马”,不得不提褚时健。一位是民营企业家,一位是国营实业家,皆为一代改革风云人物。褚时健的晚年,也许要更令人欣慰,在时代的变动中,他终究收获了更多后人的敬意。
褚时健曾经是中国有名的“中国烟草大王”。
在褚时健时期,他缔造了红塔帝国,为国家创造的利税高达991亿,加上红塔山的品牌价值400多亿,他为国家贡献的利税至少有1400亿。
1999年,因巨额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02年,褚时健办理了保外就医,与妻子承包荒山开始种橙。
2012年11月,褚时健种植的“褚橙”通过电商开始售卖。
而另一位,“中国证券教父”管金生的人生轨迹,也大抵相似。管金生从比利时留学归来,创立了中国第一大证券公司———万国证券公司,1995年4月,管金生因为“三二七国债事件”被捕,两年后便开始了他的17年牢狱生涯,万国证券也分崩离析了。 然而,就在今年6月,69岁的管金生以上海九颂山河基金公司董事长的身份重归历史舞台。有人称,管金生将是“下一个褚时健”。
拙见:牟其中不是个别现象,有一个描述说这是中国的首富现象,这些超级富豪,或者说是掌握经济命脉的人走下神坛,其中有管金生,褚时健,黄光裕等。这类人物还有很多,有的身在民营企业,也有的在国有企业。那么,这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经历,还是偶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
陈有西:中国的私营企业家,伴随着改革开放而崛起,享受到了30多年改革开放的红利,同时也成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品,甚至祭品。由于我们总体意识形态上歧视民营资本,立法、司法上实行所有制歧视,法律上对付民营经济的紧篐咒非常多。严格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执法已经是普遍现象。
要找民营企业家的问题,整上几个罪名,易如反掌。人人都是待罪之身。在中国,人人都希望自已成功,自己成为富人。但对待已经致富者,无论官方意识还是民间思想,都是消灭他、瓜分他、整垮他。这是一种非常矛盾而又奇葩的社会伦理。
因此,我四年前就提出一个命题,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都走在通往监狱的路上。大量的䅁例,已经证实了我的这个论断。民营企业家在中国没有安全感,就不会再投资,搞长线产业,几万亿的资本流向国外。从基础上损害了中国经济的动力和活力。
牟其中、褚时健、管金生……还有更多在80、90年代涌现出来的企业家们,他们充当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探索者。浪潮打过来,总有人被抛到前端。
当今时代又是惊人的相似,万众创新,万众创业,褚时健和管金生们复出。这一切彷如一种奇妙的轮回。对于牟其中来说,今天开始,和他一起困在监狱里的时代正式过去了。他带着厚厚的一叠手稿离开,上面写满了他思索多年的商业理念,它们又是否能重新缔造一个,全新的南德帝国?
特别鸣谢 | 陈有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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