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光中∣犹太教的革命性是如何体现的？犹太人的信仰特质何以形成？

原创 2017-11-21 强光中 文明比较

请点击上方蓝字“文明比较”，敬请关注！

无论是先天的原罪，还是后天社会发生的罪行，“罪”也许就这样成为犹太教文明挥之不去的阴影。这种罪恶感原本主要来自犹太人对于族群之间过度竞争的宗教式解读。犹太先知对于罪的认识，体现的正是这种无安全感的生存状态的态度。犹太民族无法靠自身的力量生存下去，必须借助上帝之力来保护自己；如果试图得到上帝的祐护，犹太人就必须学会求主恕罪，并以实际的行动获得上帝的宽恕。

犹太教的成功之处在于其鲜明的一神论信仰，然而，这还不足以确保其成为普世化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前身。在反复思考犹太教与那些湮灭的原生态远古宗教不同之处的过程中，我认为能够成为一个普世化的宗教，其不可缺少的前提是，信仰不能受到王权的控制和特定地理区域的传播限制。也就是说，神权的绝对权威是必不可少的要件，而王权与地理空间则趋于虚拟化。如同今日之互联网，信仰如同固化的网站，拥有信仰的人可以在任何区域访问它而不受到限制。

犹太教可以说是对于古代宗教传统，亦即古代神学逻辑与神王体制一次伟大的抽象与突变。

犹太民族的先知或许发现古巴比伦与古埃及人在信仰世界存在着这样一些不可克服的逻辑黑洞：在古巴比伦，人们崇拜的城邦神只能是特定地理空间的成功者，一旦突破某个固化的地理区域，就不会有多少去再去崇拜它。那些通过战争获得较高地位的神也只是暂时的，因为它们在本质上只能是特定城邦的保护神，不具有普世价值。古埃及存在着神人不分的现象，这也是古希腊多神崇拜的局限性。埃及法老被视为神一样的人间统治者，王权明显介入到了神权领域，甚至有相当部分已僭越了神权。

犹太民族信仰的形成，得益于他们辗转往返于阿拉伯半岛、两河流域和地中海东部地区。为了本民族的生存，他们在有着不同信仰的民族之间反思成败得失，从中取长补短，最终选择了一条适合本民族生存的信仰之路。犹太民族坚定地信仰耶和华是本民族的保护神，这一权威不可挑战；同时，信仰的维持不仅能够排除王权的介入、僭越，更重要的是，犹太教借助于神王体制的组织化功能——信仰的民族性、民族的群众性、群众的普世性来强化神权的独立性。也就是说，王权逐渐弱化为神权内部的组织化功能，因而，当王权不再存在时，信仰的力量仍然牢不可破。犹太人痛苦地生存在波斯、希腊、罗马帝国的夹缝中，虽然失去了王国，但信仰的坚定性却维持了犹太民族的独立地位，进而通过信仰的力量反过来征服了波斯与希腊、罗马文明。

犹太教的兴起虽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其真正的爆发却是在王国衰落后犹太人的激烈反应中而体现出来的信仰价值。那时，无论是作为王国的实体，还是拥有共同意志的民族，都遭遇到生死存亡的考验，犹太民族凤凰涅槃的历史时刻到来了。

从公元前930年至公元前722年，北部以色列王国经常与南部犹大王国发生内战，有时一方联合外族去攻打另一方，结果造成两败俱伤。当亚述人灭亡北方以色列时，南部犹大国不得不向亚述王交付大量黄金，以买得苟延残喘的机会。公元前597年，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围攻耶路撒冷，掳去了部分王室成员及一些工匠等。公元前588年，尼布甲尼撒再次带兵围攻耶路撒冷，长达一年半之久。公元前586年，尼布甲尼撒攻下耶路撒冷，将王宫和圣殿一应值钱之物劫掠一空，最后付之一炬。所有王公贵族、手工业者、建筑师、艺术家、歌手、军人等约5万多人全部被掳往巴比伦。耶路撒冷成为一片废墟，犹大国从此灭亡。犹大人开始了长达70年的“巴比伦之囚”时期。

被尼布甲尼撒强行押往巴比伦的犹大人的命运要比被亚述人掳去的北方以色列人稍强，他们没被流放到边远地区做苦工，而是集中居住在离巴比伦不远的地方，仍保持着本身的社会结构和风俗。在此期间，一些文士（祭司）仔细研究了律法，其中有些人还对复国订立了计划。

公元前538年，波斯王居鲁士灭了巴比伦，犹大成了波斯国的一个行省。居鲁士为了对付埃及，把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人（在被掳期间，犹大人被称为犹太人）一批批陆续送回犹大。犹太人在犹大省长尼希米和文士以斯拉带领下，克服了重重困难，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终于修复了耶路撒冷城墙，接着又修复了圣殿，犹太教从此走向定型化的道路。

历史上很多帝国在极尽辉煌之后却没有留下什么精神遗产，反倒是一些看上去并不强大的弱小族群在经历曲折的兴衰之后却给世人展示出永不落幕的晚霞。犹太民族于危难时刻的反思，最终成就了犹太人的信仰和犹太民族的存在。据考证，旧约中有关历史的各篇，大部分是在被掳后编辑的，这也似乎说明了先前被亚述掳去的以色列民众并没有重新成为犹太教信众的原因。《圣经》系统性的成文性质让人们误认为犹太民众在信仰方面越来越背离了早期执行律法的社会风尚，然而，实际上早期的犹太人从来没有过全民族严格遵循一神信仰和律法的行为。被掳的不幸命运让犹太先知学会了反思，他们在更大程度上是些社会革新家——希望通过教义和教规的革新使犹太民族走出不幸，重现辉煌。

以色列人的被掳曾被用来证实先知斥责的正确。假如耶和华是全能的，而犹太人是他所拣选的人，那末他们所受的苦，只能说是由于他们的邪恶。这是一种父亲管教孩子的心理，也就是说，犹太人必须通过惩戒才能得到净化。在这种想法的影响下，犹太人在流亡期间发展了一种比独立时更为严格、更为排斥异民族的正统教义。那些留在后方未经迁移到巴比伦的犹太人并没有经历到同样程度的发展。（《西方哲学史》[英]罗素著，商务印书馆，1963年8月版396页）

宗教神学逻辑的重要功能就是必须能够自圆其说地解释信徒所关注的一切问题，并提供答案。犹太先知在被掳期间的反思，其核心内容之一是对于罪的认知。《圣经》不仅有伊甸园之罪、大洪水之罪，还有处处显现的犹太民族违背上帝意志之罪。犹太民族之所以能够深刻地认识到人类的罪恶感，也许正在于他们一再遭受被奴役的苦难命运使然。如果没有这种与生俱来的罪恶，还有自身不当行为所招致的罪恶，人们就没法解释犹太人所经受的那一切不幸。上帝耶和华是严苛的，他绝不是一味满足犹太人私欲的神。

无论是先天的原罪，还是后天社会发生的罪行，“罪”也许就这样成为犹太教文明挥之不去的阴影。这种罪恶感原本主要来自犹太人对于族群之间过度竞争的宗教式解读。犹太先知对于罪的认识，体现的正是对于这种无安全感的生存状态的态度。犹太民族无法靠自身的力量生存下去，必须借助上帝之力来保护自己；如果试图得到上帝的祐护，犹太人就必须学会求主恕罪，并以实际的行动获得上帝的宽恕。

在印度和中国，文明起源期的“先知”们都没有遭遇到犹太先知的曲折命运，因而，印度和中国的“先知”们所认识到的人类罪恶感是十分有限的。印度人较少受到刀兵之苦，自然资源丰富，族群之间紧张度较低，“先知”们可以在过多的闲暇中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解脱。由于人处在无休止的轮回中，所以人生是“苦”的。这种“苦”虽然也有原罪的影子，但它是自然意义上的，原生态的，并非由人类的本体之恶而导致。人可以通过自身的修行，而不必通过某个神的保护得到最终的解脱。中国西周时期，也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从神学逻辑向人学逻辑转移的大变革，中国“先知”们在王朝更迭中反思出“德”在天人之间的中介意义，人间君主一旦失德就无法得到上天的祐护。由此进而引申为系统的“道”学，“德”与“道”可谓中国人解读宇宙与人间社会变化所得到的理论精髓，它多半反映了人的血缘伦理关系上的自然属性。无论是“一阴一阳谓之道”，还是仁、义、礼的德性化社会行为规范，都不像犹太人那样因为遭受过度的苦难而被迫寻求外力的支持。

亚伯拉罕信仰中的宗教性，与印度神秘合一宗教和中国智慧宗教的宗教性有天壤之别。印度人在“自身之中”去认识神，中国人的神在“自己之上”，亚伯拉罕则不同，他“面神”而立，而行，并把毫无条件，毫不动摇的信任，即信仰，奉献到神面前，就连神让他献上自己的爱子，也在所不惜。（《世界宗教寻踪》[德]汉思·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235页）

被掳时期之后体现在信仰层面的根本变化是犹太人对于神耶和华的信仰更为虔诚。先知们在检视犹太人的行为过程中，以更为挑剔的眼光来看，并且将神权和王权的手段结合起来，使信仰行为演变为带有组织化的半强制性行为。因为信仰的组织化行为只有发生在民族的生死存亡之际才具有最高的效力。

神是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不可能有任何过错，因而，发生在人间的苦难只能从人本身找原因。人只有完全按照上帝的意志去做，才能重新得到上帝的恩惠。先知们认为，犹太人犯下的恶行主要体现在崇拜异教的神、崇拜偶像、与外族通婚等方面，这些行为引起了上帝的愤怒。犹太人首先要做的事，就是要与其他民族彻底区别开来，笃行犹太人的一神信仰和更加严格的律法。先知们甚至偏执地认为，除了犹太教之外，其余的一切宗教都是伪教，同时上帝是要惩罚偶像崇拜的。

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免得我领你们去住的那地把你们吐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国民，你们不可随从他们的风俗，因为他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所以我厌恶他们……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使你们与万民有分别的。所以，你们要把洁净和不洁净的禽兽分别出来，不可因我给你们分为不洁净的禽兽，或是滋生在地上的活物，使自己成为可憎恶的。你们要归我为圣，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使你们作我的民。（《圣经·利未记》，20，22—26）

各式各样的排他性不断增长的结果，就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兴起。犹太民族有着顽强的民族自尊心，一般说来，先知们都是极端民族主义的；他们期待着犹太民族的保护神彻底毁灭外邦人的那一日的到来。为了让犹太民族与其他外邦人更加严格地区分开来，人们更加重视律法的权威，律法因此也成了一种维持民族统一的主要力量。

参考书目

《西方哲学史》[英]罗素著，商务印书馆，1963年8月版

《世界宗教寻踪》[德]汉思·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以色列与启示》[美国]埃里克·沃格林著，霍伟岸等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1月版

强光中， 1989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哲学系，安徽省哲学学会会员。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人类文明比较研究工作，2011年出版《全球史观下的孔子学说》一部，已被台湾“中央研究院”、上海社科院、中国科大等数百家图书馆收藏。80余万字新作《全球史观下的人类文明》即将出版。欢迎添加强光中微信号：qianggz1.公众号：文明比较（qiangguangzh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