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扫描｜第一届全国优秀青年学人年度论坛｜专题二：民主、正义和技术： 后疫情时代规范秩序的挑战与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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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全国优秀青年学人年度论坛之二

民主、正义和技术：

后疫情时代规范秩序的挑战与重塑

撰稿：杨祖行 唐青州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研究生，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讲师）

2020年11月28日上午，由《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主办，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哲学部承办的“全国优秀青年学人年度论坛”第二场分论坛在腾讯会议平台线上顺利召开。本场以“民主、正义和技术：后疫情时代规范秩序的挑战与重塑”为主题，来自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市委党校、华东政法大学、东南大学等学校的数十名专家学者以及五十多位参会者齐聚线上，针对后疫情时代的规范秩序所面对的挑战与重塑，多学科、多维度、多角度对民主、正义与技术进行了重新审视，并就规范秩序的重置因素及其理论基础等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学术探讨。

1 后疫情时代规范秩序的挑战：民主的抑或技术的？

论坛召集人上海市委党校王强教授首先阐述了本场主题的设想。他指出：面对大变革、大疫情的时代，普遍秩序出现了“世界之乱”。一种普遍的正义秩序忽视了差异性的个体要求与例外的时代特征。但是，在身份政治的框架下，不同社群又造成了这种社会的分化，福山也提出身份政治与民粹主义的结合造成了美国社会的这种撕裂。另外，大疫情又为今天这种技术性的治理或者说数字治理、数据治理，提供了天然合法性的契机，但是它的背后又带来了诸多隐忧。所以说，现代社会秩序的基础根据到底在哪里？或者说是形成有效的社会规范的机制是什么？社会秩序建构的主流观念及其在相关的机制中间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如何解决？现代社会随着基于神学本体论的这种传统秩序的解体，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秩序观念烟消云散。现代人对社会现实秩序为什么越来越不满？这当然是一个现代问题、现代性的问题。追问我们今天现代社会规范的这种有效性的问题，就不能简单回归传统哲学的这种基础的范式，也就是说传统的这种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非此即彼的一种选择。那么在此意义上，一种具有正当性的规范秩序可以形成，这就需要一种全新的认识，或者说需要对解决问题的哲学理念及其相关现实机制因素和规律进行探讨。

后疫情时代规范秩序面临诸多挑战，而民主与正义的背离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环。武汉大学杨礼银教授做了“后疫情时代民主与正义的关系”主题发言，分别从常态、例外状态以及后疫情状态三种状态入手，对民主与正义的关系进行了论述。首先，二战以来民主与正义的关系从整体上呈现出协同增效的态势。但是这种协同增效，至少需要如下条件：宽容的政治文化、具备公共理性的民众、良善的政治制度以及形成共识的民主程序。对此罗尔斯与哈贝马斯也从应然的维度上给予了较多论述。其次，在战争、疫情等例外状态下，民主与正义发生错位甚至背离。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打乱了民主与正义的常态语境，民主与正义产生了背离现象。美国疫情的恶化与其所谓的民主运动——集会抗议政府隔离措施、大规模抗议弗洛伊德之死的社会运动以及参加各种总统选举的集会活动等等——直接相关，这对于被感染者是极大的不义。最后，在后疫情时代，民主与正义背离会成为新常态。疫情之后，民主会被多元化撕裂，正义变成在多元社会中异质性的维护，社会进入“分裂的世界”。它的根源在于现代化进入了异质性的时代，“例外状态”成为新常态，改革、创新、应对和产生新的例外状态成为现代社会的新常态，那么民主与正义协同增效的条件再难满足。

东南大学张学义副教授做了“算法伦理与智能治理”的主题发言，讨论了技术治理应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其解决途径。以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为例，张教授指出，智能时代需要一种新型的算法正义和算法伦理。现有的数据技术在权力和资本的介入下，其权重偏向了后者，成为加剧社会贫富差距、阶层差距，乃至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差距的新力量。由于世界的数据化和算法权力表现出的是一种具有全局性和渗透性的影响力，如果说不加以干涉或调试，它就会渗透乃至掌控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当这一切被权力和资本牢牢把控的时候，所谓的智能治理有可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同时需要引起重视的是，随着后人类社会的到来，人类依靠技术实现了从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到设计自身、改造自身的转变；在此转变过程中，基于传统的价值体系面临冲击或者不再适用，需要建构一种面向未来的新的规范体系。

浙江师范大学冯昊青教授做了“重大灾难时刻的价值排序——安全价值优先于自由”主题发言。他提出，自由作为现代社会的优先价值是确定无疑的。然而，安全价值作为某种有优先性的趋势，在风险性中逐渐突显出来。从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所产生的一门应用伦理学，就是现代科技伦理学这个问题，可以看到人类安全的思考应该是我们现代科技伦理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现代科技伦理赖以产生存在的最主要的现实基础。

关于应用伦理学所面临的自洽问题，上海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李育书教授做了“应用伦理学的普遍性性难题”的主题发言。他提出，应用伦理学直接面临着两大问题，一个问题是从传统伦理学特别是从德性伦理的视角来看，应用伦理学缺少一个道德评价的标准，它面临着非道德化的困境，它往往以技术理性代替了道德评价，无法确立对于道德主体的道德评价。第二个问题是应用伦理规范缺少普遍性的标准，其规范往往取决于外在经验而非取决于普遍理性，规范之具有特定的效力。李育书教授认为，当代应有伦理规范所面临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讲是一个普遍性缺失的问题，只有当普遍性规范能够得以建立的时候，才有可能更好的应对相对主义或者是多元规范的挑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应用性的伦理规范还得还得回到康德的立场上来，才能获得其普遍适用性。

2 规范秩序重塑的理论基础：实践哲学的三种形式

应对大变局、大疫情时代的伦理挑战，重塑后疫情时代规范秩序的挑战也是伦理基础理论的挑战。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邓安庆教授做了“实践哲学的基本形式”主题发言，从实践哲学的视角阐述了规范秩序的重塑所面临的理论困境以及重塑之路。邓教授首先从规范秩序的哲学元初境遇及其“误解”谈起。后疫情世界确实发生深刻的变化，如何面对这个变化的世界，哲学在这么一个世界面前还能做什么？柏拉图思考他的哲学的时候，面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希腊的那种直接民主制把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给处死了。这个事件对柏拉图打击非常大，苏格拉底死后，柏拉图从事的哲学建构为什么走向一种形而上学？整个西方哲学后来又为什么成为柏拉图主义？实际上都和我们都能感受到世界变化的这样一种无常性有关。在无常的世界里面，人的理性如何能给这个世界创造一种规范的秩序，来保障善不被恶随意摧毁，这是柏拉图的形象上学一个非常深刻的主题。当然形而上学后来建构起来以后，特别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变成了第一哲学之后，又被划归为实践哲学，这样就使得大家对哲学有了深刻的误解。在此基础之上，邓教授认为，规范秩序的探讨，不仅要往前追溯其价值根基，也要面向现实生活，往后考察其有效性、合理性。现代世界的规范秩序的根本是找错了存在论基础，我们真实的历史的现实的存在论基础，必须是建立在一个伦理生活世界的基础之上。因此规范秩序的形成必须依于伦理的生活世界，而不是基于一个单纯个体道德的主观自由。对于从事实践哲学研究的学者，这个学科是一种规范性的学科，但是这种规范性的来源是基于自由，而自由基于什么样的存在论基础，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

上海大学杨丽老师做了“辩护与正义：foster批判理论的基本逻辑”主题发言，她立足法兰克福学派对规范秩序的研究，从foster批判理论的内部批判或者是内部反思展开讨论。她认为与哈贝马斯比较而言，foster的辩护性正义或者辩护性原则更能把握当下多元文化的事实，尽管其辩护性概念是作为一种实质性的价值原则上升为第一原则，但是其理论框架还是一种程序正义，涉及的更为根本的问题是程序正义跟实质正义的关系。foster的理论不仅是当下法兰克福学派关于规范秩序研究重要内容和理论路径，其本身的多元性、开放性，可以为当下规范秩序问题的研究提供一种元理论或者说方法论的指导。

3 后疫情时代规范秩序的重置：合理性限度与其他路径

新时代规范秩序的重构不仅要回应时代挑战，还要在不断解答时代之问的过程中寻求自身的合理性及其限度。对于规范秩序重置的合理性及其限度，东南大学庞俊来副教授做了“道德偶然：后疫情时代的规范秩序思考”主题发言，就后疫情的社会秩序他提出五点看法，第一，疫情带来的最直观的问题就是偶然性的“类体验”。第二，这场偶然性的类体验与以往相异之处在于即时性的互联网传播，新兴的媒介传媒使我们对善恶认知的方式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第三，疫情催生了一种“八佰”式生活景观。第四，道德偶然的世界观的可能性，在存在论理论根基上，以往对于道德认知的必然性逻辑要开始发生转变，从一种“必然-偶然”的世界观走向“偶然-必然”的道德世界观，前者是在必然性追求中克服偶然，后者是在偶然性中建构必然性。最后是“规范”之“秩序”的辩护问题。如果说道德是一种偶然，那么“规范”的“秩序”性需要辩护，则可能由康德式的定言命题转换为一种条件性的假言命题，由此亦会引发一系列诸如谁来规范，以何种条件、何种理由、在什么意义上来进行辩护、达到何种程度的规范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也就成为后疫情时代常态化的伦理道德主题。庞教授指出，后疫情时代规范秩序的社会整合之路漫长，在某种意义上，条件性、相对性可能会长久伴随，成为人类文明一种常态化现象。

东南大学陈良斌教授做了“后疫情时代规范秩序的社会整合：从分裂的社会世界走向承认的共同体”主题发言。他认为从理论上来看，法兰克福学派为规范失序的整合或再重塑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法兰克福学派从总体上沿着理性的重构规范秩序，对现存工具理性的规范秩序不满，并试图对这样一种理性进行重构，来进行社会规范层面的重构思路，并试图解决当下现代性的规范秩序问题。无论是哈贝马斯的世界主义共同体，还是霍耐特的承认方案，都构成了对分裂世界秩序的一种可行性的替代性的思考。然而，哈贝马斯还是霍耐特理论依然存在问题，即其理论极容易蜕变成为一种政治的抽象的口号，进而再次陷入民主秩序的分裂，而丧失现实的可操作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仍然要强调马克思的从社会生产的维度上去谈承认，如此才能成为规范秩序的一种保障，也才是真正的可行的一种方案。

华东政法大学唐文玉副教授做了“政党能力与后疫情时代中国的社会秩序”主题发言，他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能力对塑造社会秩序的重要价值及其体现。一方面，基于“党领导一切”的角色，中国共产党需要依托国家权力和基于其公共性品格的公共性倡导，塑造基于自由克制的公共性。而自由克制并非忽视个体的自由与权力，而是要在自由和安全、权力和秩序之间寻求并达成一种平衡。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亦需要依托于广覆盖的组织体系网络，化零为整，化无序为有序，塑造基于相互团结的共性，建构一种政党、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一体的系统性的应对社会服务的机制。通过这两个方面来增进社会的公共性，对于建构后疫情时代中国的社会秩序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上海交通大学贺莉副教授做了“二元秩序：党内法规的规范价值”主题发言，她从哲学层面探讨了政党内部法规的规范价值。有三个方面需要重点关注，首先，如何形成具有辨识度的、稳定的党员行为模式？其次，在现实生活中，党员要遵守的规范体系主要有：法律规范体系、政策规范体系、社会规范体系和党内法规制度规范体系；党员这一政治身份将这些规范体系划分为二元结构——党员与非党员。第三，在党内法规实现对党内关系、党社关系、党政关系和政党关系的调整并有序化的过程中，需要依靠党员个体的行为塑造。党员在完成了对党内法规规范体系的内化-外化后，个人和群体均表现出不同于“另一元”的行为特质，也即实现个体和群体具有辨识度的、稳定的行为模式。

最后，王强教授进行会议总结，本次会议既有对传统规范秩序的再思考，亦有对后疫情时代规范秩序的整合与反省，更有对现代社会秩序理性重构的期待和探索。后疫情时代规范秩序的挑战与重塑，是一个未竟的主题，依然需要我们不断探索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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