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晨燕 邓椒 | 共生、共建、共享：法国的社会团结经济发展模式| 后疫情时代世界合作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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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共建、共享：

法国的社会团结经济发展模式

庄晨燕 |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邓椒 | 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刊载于《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4期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2014年法国正式通过《社会团结经济法》，确立社会团结经济（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为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强调这一经济模式是“适合人类活动所有领域的经济发展和产业模式”。自此，与工业革命和自由市场经济相伴而生、致力于弥补国家和市场缺位的民间社会实践，成为国家整体发展模式调整的切入点。社会团结经济近两个世纪的发展，反映了国家、市场、社会三者互动、博弈，以及合作、共生的历程。布罗代尔在关于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程的研究中指出，国民经济包括基层物质生活、各级市场交换和全球贸易流动三个层次，源于基层物质生活的经济活动，是后两个层次的发展活力和创新源泉。与基层物质生活融为一体的社会团结经济，由于独特的运行方式和宗旨目标，成为激励国家和市场制度创新的重要力量，三者随着社会演进趋向平衡，这也是西方社会反思经济理性等主流价值观探索共生、共建、共享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过程。

随着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制定和实施，国内学界21世纪初开始关注美日欧合作社的发展，主要探讨国际合作社的历史演进以及合作社原则，美日欧等西方主要国家合作社发展的历史，合作社的基本理念与本质规定，以及国外经验对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启示。鉴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偏重经济功能的特点，现有研究缺乏从整体制度设计和发展模式创新的视角对该议题进行探讨。《开放时代》2012年刊出的“社会经济在中国”论坛发言实录以及《团结经济：主要概念和问题》，曾尝试突破这一局限，阐述以合作社为代表的社会经济（团结经济）对于纠正市场经济一家独大可能产生的影响，但相关讨论浅尝辄止，没有对这一经济模式在西方社会的发展进行历时与共时的深入分析。有鉴于此，笔者尝试以社会团结经济历史最悠久的法国为例，梳理这一经济模式的理论渊源和价值理念；在此基础上阐述社会团结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与国家、市场的互动、合作与共生；最后，以新冠肺炎疫情为切入点，分析社会团结经济如何在危机情境下再次呈现共生、共建、共享模式的活力，从而为反思此前发展模式的局限、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新社会奠定基础。

社会团结经济的理论渊源与价值理念：

反思自由市场经济的局限

法国社会团结经济承继欧洲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相对立的社会经济学传统。以西斯蒙蒂（Sismondi）、圣西门（Sain-Simon）、蒲鲁东（Proudhon）等为代表的学者，面对工业革命和早期资本主义扩张带来的巨大社会灾难，认为经济发展的宗旨不是创造财富，而是增进人的福祉。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片面强调财富的生产，忽略了如何分配财富以造福于人，从而造成了社会危机的不断恶化和生产危机的循环往复。他们认为，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假设，即“个体对于自身物质利益的追求将通过市场‘看不见的手’促成整体社会利益的实现”无法成立，关键问题在于产权与劳动的分离和资本对于利润的无限度追索。在此基础上，诞生了欧文（Owen）和傅立叶（Fourrier）等的“空想社会主义”、圣西门的社会改革理论，以及蒲鲁东的社会团结理论。他们主张的核心理念是，不再以追求利润为首要目标，而是致力于建立共有、共生、共享的生产和分配体系。19世纪后半期，英国曼彻斯特罗虚代尔合作社汲取“空想社会主义”的理念和教训，第一次成功地将社会经济学理论落实为社会团结经济的主要形式之一——合作社的运行原则。1895年成立的国际合作社联盟最终确立了七大原则：自愿和开放的成员资格，民主的成员控制，成员的经济参与，合作社的自主与独立，教育、培训和信息，合作社之间的合作，关心社区。

罗虚代尔合作社成立之初

以合作社为代表的社会团结经济致力于反思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局限性。以经济理性和自律性市场为基础假设的自由市场经济，虽然在财富创造方面成绩斐然，但在增进民众福祉和社会凝聚力方面遭遇阻碍。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2008年的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就是典型例证。早在现代社会学诞生之初，涂尔干就多次强调，以个体逐利和市场竞争为规则的经济模式，以及日益增长的垄断性是社会失范的根源，经济领域的“去道德化”可能直接导致社会的解体。涂尔干从中世纪行会组织中汲取灵感，认为只有在自愿参与基础上建立职业团体，才能在国家和个体之间创建共同的道德生活空间，避免个体陷入盲目逐利和丛林法则，防止社会面临“庞大臃肿、高高在上的国家统治着一盘散沙个体”这样的社会学意义上的灾难。职业团体对经济领域“道德化”的贡献在于，每个人在与他者互动的过程中，学会考虑他者的意愿，与他者协调、合作，体会到团结互助、共同努力的快乐和成果。涂尔干对于职业团体的定义，与合作社等社会团结经济的主要组织形式完全契合。

无独有偶，波兰尼同样在《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一书中明确驳斥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个体逐利和自由市场的假设，认为历史和人类学研究都充分证明，人类经济活动目的不在于个体的物质收益，而是社会收益，即对个体社会关系和所在群体凝聚力的维护。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完全忽略了经济的“实质含义”，而单单突出了经济的“形式含义”。经济的“实质含义”（substantive  meaning  of  economic）源于一个事实：人的生存依赖于自然环境和其同胞，经济活动是人与所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互动。从维护道德的角度出发，必须保证“实质含义”相对于“形式含义”有绝对优势，只有“实质含义”层面的经济活动才能确保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与互惠。从这个意义上看，社会团结经济还原了波兰尼意义上经济的“实质含义”，即经济“嵌入社会”的宗旨是重构“社区”或“社会生活共同体”。

法国2014年7月正式颁布《社会团结经济法》，标志着民间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批评和反思上升到国家层面，打破了单一经济模式的垄断。正如法律筹备期间国民议会的《社会团结经济：实现增长和就业的另一种方式》调研报告所指出，“社会团结经济承载着一种与自由市场经济完全不同的历史和哲学传统，尝试将经济活动与社会公益目标相结合，突出基于参与和责任的管理逻辑，倡导个体和群体的伦理价值。这种经济形式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调整现有的发展模式，反思人类发展的终极目标和意义。而社会团结经济在实现经济增长、创造财富和就业方面的表现证明，将效益和人性更好地结合是完全可能的”。此前民间关于新经济形式宗旨目标和组织方式的理论探索，落实为《社会团结经济法》中关于社会团结经济标准界定、组织定义和根本追求三方面的具体规定，凸显出与自由市场经济迥异的共生、共建、共享的价值理念。

根据法律规定，社会团结经济法人需满足以下条件：追求目标不是简单的利润分享，实施民主管理，保证所有成员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合伙人、员工和其他参与方的权益与资本投入无关，大部分利润用于机构的活动和发展，必须建立机构储备基金并且基金不可分配，一旦机构破产或解散，所有“破产收益”重新分配给另一家社会团结机构。社会团结经济的三类主要机构——合作社（coopérative）、互助保险、协会的共同特点在于，个体在自愿基础上创立，并在平等、民主、互助的基础上共同参与机构的管理和决策，机构的发展不以盈利为目标，而是致力于满足个体成员需求和福利以及服务于社会效用（social  utility）。法律所定义的“社会效用”的三重含义体现了社会团结经济的宗旨，即维护社会每个成员的平等权利，强化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和整体的凝聚力，促进不同社会之间的合作以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共生共荣。换言之，社会团结经济致力于在尊重每个个体的前提下，推动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从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社会团结经济秉承社会经济学传统的“以人为本”的根本出发点，与从强调量化经济增长到追求人类发展的国际趋势不谋而合。社会团结经济追求的是基于共生、共建、共享原则的全新发展模式。共生（symbiosis）最初是由德国生物学家德贝里提出的生物学概念，指不同生物体之间相互依存、互惠互利的现象，而后扩展到包括经济在内的其他社会领域，即人与人、人与组织之间共存共荣的关系。社会团结经济的共生、共建和共享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社会团结机构的运行以及社会团结机构与所在社区之间的关系。社会团结机构是所有成员共同所有、共担责任和共享成果的组织，个体的福祉与机构的发展相辅相成。社会团结机构的创立和运行与所在社区的需求和资源相关，同时服务于社区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而社区的监督、支持和反馈同样有助于维持社会团结机构成员的凝聚力和使命感。简言之，共生、共建、共享的社会团结经济为兼顾经济发展和社会团结提供了新思路。

    

在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社会团结经济：

制度创新与共同体重构

社会团结经济的诞生源于国家和自由市场无视公民基本需求的社会背景。无论是合作社、协会、互助保险三类组织各自独立发展，还是20世纪80年代“社会团结经济”概念正式提出后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组队推进”，社会团结经济始终在坚持公民需求的前提下，努力弥补国家和自由市场的不足。正如雅克·莫洛指出，社会团结经济尽管从事的活动与资本主义企业或国家相近，但与它们存在两点本质区别：“拒绝像国家那样独断专行，也不服膺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法则。”具体而言，位于国家和市场之间的社会团结经济独具优势，共生、共建、共享的价值理念使其深入日常生活，可以敏锐感知民众需求；追求社会公益而不是物质收益，则给予其充足的创意空间。这一经济形式因此成为国家和市场把握社会需求、实现制度创新的重要渠道。更确切地说，社会团结经济为满足基层社会需求提供了最便利的制度化路径，不仅在国家、市场缺位的条件下保证民众需求能够得到满足，而且为国家、市场的介入奠定了基础。

以互助保险为例，互助机构创立于工业革命之初，是离开乡村进入城市的工人为解决医疗、丧葬需求而自发成立的组织。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面对国家和市场的缺位，互助机构的数量和规模快速增长，1848年互助机构会员人数达到总人口的4.5%。互助机构的发展最终引起国家的注意，1852年法国总统下令以市镇为单位成立互助会，由当地精英领导，国家通过储蓄信托银行给予物质和资金支持，承担民间互助机构的各项职能。1870年，全国70%的互助保险机构均为国家互助会，国家同时对民间互助机构实行许可证制度。国家的介入促进了民间互助机构的规范化，双方的博弈和合作最终促成了法国第一部互助保险机构法律——1898年《互助保险宪章》的颁布。《互助保险宪章》赋予了互助保险机构更大的自主权，机构职能扩展至养老、失业、母婴等领域。互助保险因此在全国迅速铺开，随着资金、会员规模的快速增长，遍布全国的机构体系和网点网络逐渐形成。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家继续维持战争期间确立的经济、社会主导地位。面对战争造成的巨大人员伤亡和战后重建激发的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国家开始筹划从医疗、养老保险入手建立全民社会保障制度。全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出台与此前半个多世纪国家与互助保险机构的互动密切相关，这一制度的落实同样建立在双方合作的基础之上。对于国家而言，借助互助保险机构遍布全国的机构体系和网点网络，以及积累半个多世纪的资金和业务管理经验，是新制度顺利推行的重要条件。对于互助保险机构而言，全民社保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其创立以来坚持的部分核心职能，机构的未来取决于能否与时俱进地改革和调整。双方最终达成互利共赢的合作共识，互助保险机构是国家全民社会保障制度的委托管理方，国家支持互助保险机构发展与全民社保相补充的业务。

今天，保险行业在法国以私营资本企业为主，自由市场规则占据主导地位。面对来自本国和跨国大公司的竞争，社会团结经济依然能够大展身手，双方在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共存成为激励彼此健康运行乃至不断创新的动力。法国保险领域最重要的企业——SMACL保险公司，就是一家社会团结经济企业。40年前由地方民选代表和政府部门自主发起成立的互助保险机构，如今成为细分市场中的佼佼者，为超过20000家地方政府机构、40000家民间协会以及上述机构40000多名工作人员提供保险服务。2017年SMACL的最新章程指出，扎根基层社会、辅助地方政府是公司存在的宗旨和前进的动力，将一如既往地坚持社会团结经济的价值理念，特别是互助、可持续发展、民主决策和承担社会责任。

法国保险

SMACL的业务覆盖了地方公共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可能遭遇的各种风险，对于一般私营保险公司而言，这是意外事件频发、风险不可控、利润不确定的领域。SMACL前监事会主席米歇尔·帕维（Michel  Paves）指出，2009年席卷布列塔尼沿海地区的风暴发生后，公司第一时间抵达现场，以协助受灾地区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救灾为首要目标，不计代价提供最佳服务，类似情形让普通私营保险公司望而却步。他认为，以SMACL为代表的社会团结经济企业完全融入市场经济，没有来自公共部门的任何补贴或资助。在竞争激烈的保险行业，SMACL追求的不是价格优势，而是服务质量，遵循随时随地以成员利益和需求为重、社会公益优先的价值理念。SMACL通过创新业务、优化管理、合理投资来抵御风险，不仅在自由主义或国家主义的主导下赢得了生存空间，而且为社会成员提供了“清新呼吸”的可能，在国家和市场之间拥有另一种选择。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新自由主义造成的个体原子化和社会分化，社会团结经济将重心置于重构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生的共同体意识，特别是在产业和生态转型脆弱、社区濒临凋敝的地区。合作社、协会等组织探索基于本地民众需求和资源优势的内生发展模式，兼顾经济和社会效益，遏制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资本快速跨境流动可能给本地发展和就业带来的负面影响。事实证明，社会团结经济在实现经济增长、创造财富和提升就业方面表现良好。如今，社会团结经济约占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相关就业人数约占法国总就业人数的10.5%。社会团结经济是法国最具增长潜力和创造就业能力的部门，不仅自2000年以来就业人数增加了25%，而且是法国2008年全球经济困境中唯一实现就业增长的领域。

在广大农村地区，社会团结经济为维持地方公共服务和生活商业正常运行、创造本地就业、重构乡村社区共同体作出了重要贡献。以笔者调研的奥岗镇（Augan）“共同田野”合作社为例。奥岗镇位于布列塔尼中部地区，是国家政策和市场资本“无暇”顾及的边缘地区，经济发展停滞、人口外流严重、社区活力枯竭。合作社成立于2009年，包括超市、酒吧、啤酒作坊和乡村旅社几个部分，已经成为奥岗及周边村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中心。超市绝大多数产品特别是生鲜农产品由附近农户供货，为构建本地经济“短循环”，避免农民外流、土地抛荒作出了贡献；不仅方便了周边民众特别是退休老人日常购物，与酒吧相连也为民众在购物的同时提供了沟通、交往的机会。酒吧定期举行晚餐讨论会、免费音乐会，不定期邀请本地艺术家举行免费作品展览。合作社因此成为当地的文化中心，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包括附近大城市的居民。

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社会团结经济：

重构互助共生的新社会

新冠肺炎疫情对于欧洲社会而言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卫生战争”。波折不断的抗疫进程，一方面敦促社会各界反思资本全球化和自由市场主导的发展模式的弊端；另一方面促使每个个体重新思考团结、互助、共生等长时间被主流舆论遗弃的价值理念的现实意义。社会团结经济虽然因为疫情造成的经济、社会停摆而困境重重，但由于自身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和运行方式，在危机情境下焕发出独特的光芒。此前围绕社会团结经济未来的争论——究竟只是弥补缺位、修复创伤，还是助推构建互助共生新社会，逐渐尘埃落定；以社会团结经济为基础，重构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成为普遍共识。

首先，秉持以人为本、互助共生原则的合作社、协会和互助保险等社会团结经济组织始终处于抗疫第一线。敏锐感知民众需求、追求社会公益而不是物质收益等特点，让这些社会团结经济组织能够在各自业务范围内很快找到新的着力点，致力于满足国家、市场无法或无力顾及的多元需求。无论是疾病治疗、家庭医疗、食品生产加工、生活必需品销售等与民众防疫息息相关的领域，还是银行、保险等与政府部门、企业机构抗疫联系密切的行业，社会团结经济组织都在自身能力范围内全力以赴。例如，互助保险机构法国教育保险2020年4月初宣布，由于新冠肺炎疫情以及相应的隔离措施，交通事故数量减少75%，公司决定向会员返还部分车险会费，每辆投保车辆30欧元，总计1亿欧元，相当于公司一年的纯利润，公司鼓励会员将返还的会费捐赠给抗疫一线的法国医院基金会、巴斯德研究所和法国人民救援（Secours  populaire）。此外，社会团结经济组织发挥自身团队深入基层、善于创新的特点，及时根据抗疫需要提供解决方案，一些合作社、社会企业转型生产口罩、护目镜等防疫急需品，组织自行车物流团队，在隔离期间为残疾人以及其他脆弱群体运送食物、药品和生活必需品；尤其重点关注青少年、老人、无固定居所者等边缘人群，通过电话、网络、社交媒体以及其他渠道及时了解隔离期间的各种需求，组织类似网络剧场、网络论坛等线上互动、交流活动，保持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其次，疫情造成的沉重代价促使每个公民重新认识社会团结经济所承载的价值观意义，社会团结经济组织在这个过程中再次确认了其自身使命和存在价值。疫情期间越来越多的公民以志愿者身份参与社会团结经济组织发起的各项抗疫行动，更多公民在各自能力范围内为满足疫情引发的额外物质、人员需求奉献爱心。例如，巴黎一名14岁中学生看到医护人员缺少护目镜，和父母一起研究，使用3D打印机制造出1800多副护目镜捐献给附近医院；标志汽车集团93名员工自愿回厂，研究利用现有生产条件制造呼吸机。类似行为不胜枚举，法国文化台将其称之为“新社会团结经济”。欧洲社会基金法国社会团结经济协会2020年6月公布报告，呼吁以疫情为契机，推动现有发展模式的生态、团结转型，报告引用法国著名政治家、欧洲一体化奠基人让·莫奈（Jean Monnet）的名言：“人们只有在必要时才会接受改变，只有在危机中才能感受必要性。”疫情危机让所有人清晰地看到当下发展模式的局限，特别是全球化以及产业转移导致的类似口罩等基础产品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破坏造成的未知疾病等。报告认为，应当以社会团结经济为基础，从以下五方面入手实现国家发展模式的转型：以公民能源项目为依托加速能源转型，推进循环经济组织的发展；鼓励发展生态友好型本地农业，促进可持续食品生产；鼓励发展各类互助出行项目；利用数字技术完善社会团结经济合作平台建设，实现生产、销售、环保以及包括出行在内的各类服务的资源共享，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整体发展模式的调整。

社会团结经济本身在疫情期间的表现以及在社会层面激发的互助合作热情，促使法国政府将其视为疫后重建的重要力量之一。法国政府2020年9月3日公布了总金额为1000亿欧元的振兴计划，其中13亿欧元用于支持社会团结经济。负责社会团结、经济事务的国务秘书强调，政府此项举措表明，法国希望以社会团结经济为基础，启动整体发展模式十年转型，建立更加可持续和包容的经济模式。国家的支持不仅旨在帮助社会团结经济组织更好地开展现有业务以及拓展新业务，而且希望社会团结经济组织的出色表现能够进一步激励常规企业，鼓励它们更加积极、主动地承担社会责任。联合国社会团结经济跨机构工作组（UN  Inter-Agency  Task  Force  on  Social  and  Solidarity  Economy）2020年6月公布报告，倡导在全球范围内以社会团结经济为基础，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转型。报告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凸显出此前经济发展模式的脆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人文、社会和经济危机，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关系人类社会生死存亡的核心议题。为保证人类未来的健康和安全，每个国家都应当将“以人为本、人与环境和谐共生”的原则贯穿到发展政策和实践之中。社会团结经济企业和组织由于自身独特的价值观和运行模式，特别是对每个个体的尊重，民主、包容、合作、共生原则的坚持，将在各国疫后重建以及发展模式调整中发挥重要作用。

余论：法国社会团结经济：

从空想到现实、从边缘到中心

回顾法国社会团结经济创立至今两个世纪的历程，合作社、协会和互助保险从各自建立、演进到合流，共同创建社会团结经济，每一次重大发展均在危机情境之下。无论是工业革命、自由市场经济造成的社会危机，还是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2008年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萧条，直至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触发的经济、社会困境，社会团结经济从自在到自觉，扎根基层，服务民众，重构被现代性、经济理性解构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理念，不仅成功弥补了国家、市场的缺位，而且激励两者进一步地制度创新和制度优化。

无论是理论传统还是运行实践，社会团结经济从一开始就站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对立面。凭借互助、合作、共生的价值理念，以及民主、共建、共享的运行模式，社会团结经济在一次次危机中发展壮大，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自身的使命和责任，在国家、市场、社会互动中推动实践的创新和观念的改变。如今，改革发展模式、创建互助共生新社会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新冠肺炎疫情这场规模空前的“卫生战争”，最终成为西方社会反思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局限，依托社会团结经济构建更加持续、包容和生态的发展道路的契机。

法国社会团结经济从空想到现实，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并非特例，而是全球范围内以创新经济发展模式为追求的团结经济运动的一部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世界各地蓬勃发展的社会团结经济表明，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不惜以牺牲大多数人利益和生态环境为代价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绝不是唯一的选择。21世纪初以来，以合作社为代表的社会团结经济，无论在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等多边机构，还是美欧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都获得越来越多的重视。今天，合作社就业占全世界就业人口的10%，总人数达到2.8亿人。全世界大约有300多万家合作社，其中最大的300家合作社和互助机构的总营业额为2.1万亿美元。2009年联合国大会为凸显合作社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宣布2012年为“国际合作社年”，主题为“合作社企业，让世界更美好”（Cooperative Enterprises Build a Better World）。

疫情不仅让国际社会意识到改革发展模式迫在眉睫，而且更清晰地认识到社会团结经济承载的价值观对于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现实意义。社会团结经济的发展历程特别是在危机中的出色表现，也将为国际社会在发展领域从理念进步转向制度突破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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