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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盈盈｜系列网暴事件反思：女性身体何以成为“话语爆炸的中心”？| 网络暴力治理专题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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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9月25日，“两高一部”联合印发《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意见》指提出了充分认识网络暴力的社会危害，依法维护公民权益和网络秩序；准确适用法律，依法严惩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畅通诉讼程序，及时提供有效法律救济，落实工作要求，促进强化综合治理等要求。同日下午，据澎湃新闻报道，刘学州案被网暴案开庭，其亲属要求网暴大V公开致歉。以上消息再度引发人们对网络暴力问题的广泛讨论，实际上，近两年来网暴现象呈增多趋势，从刘学州案到粉发女硕士自杀案，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切。如何从多维度理解网络暴力的根源，探寻网络暴力的综合治理之道，是当下学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话题。对此，《探索与争鸣》曾在2023年第7期策划了“网络暴力治理”专题组文，以期对这一话题的探讨起到推动作用。
困于二元话语的女性身体：公共事件中性/别议题的再审思
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
本文刊载于《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7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女性身体，尤其性的身体，是一个经久不衰的社会话题，近十年来随着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与性别议题的进一步浮出地表，更是成为诸多社会事件与网络争论的爆破点。
一方面，频频曝光的性骚扰案件、拐卖妇女与婚姻买卖，到男孩上女厕、粉头发女孩被网暴而自杀等事件接二连三；另一方面，与以往同样层出不穷的性/别事件有所不同，近年女权主义学者的译著与论述（包括访谈）本身也构成了新媒体与出版界的热点（这两年的图书市场含“女”量大概是最高的，其意义与影响不容忽视）；此外，当下的性/别事件与其他社会问题与争论之间的共振与联动，无论是强度还是广度，恐怕是前所未有的。三者在以互联网为重要中介的公共空间的碰撞与互构，正以福柯式的“话语爆炸”势态共同推动着一种以广义的暴力与不平等为主要特征的性/别态身体的显性在场。
性/别态身体显性在场，进一步的理性探讨和更为丰富多元的社会对话却依然缺席（至少不够）。这也（部分）使得事件日新月异，问题却周而复始，且可能在强烈的情感与立场卷入之际彰显矛盾，甚至产生新的网络暴力与社会张力。与此同时，政策却不知如何有效应对。相关论述在撬开表象、对避而不见的诸多性别不平等问题提出质疑的同时，其本身又极易成为新的争论点而卷入事件之中。这些性/别事件不应流于八卦，或受制于不同向度的权力，而转眼被另一个事件所覆盖。暂不论细节，其所透射的多重交互性社会问题（如性别、性、年龄、阶层、贫困、残障、国族之间的糅杂），所激发的对立情绪和依然顽固的认知惯性，以及可能的社会效应与应对策略，都需要得到正视、多方探讨和政策跟进。避而不谈，或强压下去，都只会固化并叠加问题，且极可能以更加复杂、共振的形式爆发出来。
允许且打开更多的社会空间对具有高度道德与切身属性的公众议题（包括但不限于性/别）展开深度对话——直面复杂问题，学理而不失情感与立场地剖析这些事件及女性身体的历史与社会处境（包括多重政治与话语处境），探索不惧批判且更为建设性的公共讨论，合力迈向更为公正的法律政策与良好生活，在此时此刻可以说具有比以往几十年更为显著的紧迫性。张力已然凸显、尘埃尚未落定的当下，仍然不失为一个积极寻求解决之道的契机。
如果上述的判断可以成为基本共识，那么，在此前提下，如何打开社会空间、如何探索应对之道便是紧接着要提出的问题与挑战。而相比于媒体的介入，学界的反应甚是迟钝。鉴于此，笔者希望从诸多性/别事件出发，但略微拉开一点距离，立足于更广的时空之中，对其所透射的社会问题与分析路径进行“双向问题化”，期盼以学理的剖析对问题的改善有所增益。
“问题化”，如项飙所言，是对一个现象为什么值得关注、为什么是一个问题、在什么意义上是个/些什么问题做出正面论述；“双向问题化”，则不仅强调在一定理论视角下对社会现象的问题化，也指向以经验现实来反观理论，是扎根经验逻辑对相关论述和解释的问题化与再调试。而后者，略带拗口地讲，是对现象进行问题化的再问题化。
本文所关注的性/别议题，之所以构成社会事件，至少包含了两个密不可分的要件：事件本身所透射的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围绕着事件而展开的具有公共性特点的话语实践。后者的卷入也使得性/别事件处于持续的发生过程之中，直至沉寂。对性/别事件中现象与解释的双向问题化过程，也是进一步揭示生活中那些习以为常或蔽而不见的性/别问题与文化认知的积极尝试，亦触及对性/别研究中常见分析路径的反思与再分析。而这“双向”，显然是相互关联，且互构共变的。
当然，对当下性/别事件的双向问题化，不是只有唯一的、确定的路径，也必然需要放置在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下加以情境性的动态辨析与持续修正。笔者关注对于“提问”的提问，同时有意识地拒绝对性/别事件去语境、去情境、去历史的解读。秉持这种方法论立场，本文可视作是对当下正在发生着的性/别现象一种偏文化与社会层面的解读可能。
性/别？暴力？——建构论视角下的再提问
当下以暴力（尤其网络暴力）为主要特征的性/别事件其内部至少触及两组重要的社会问题：针对身体（包括精神）的暴力问题；基于性/别的不平等问题。“性/别暴力”在本质上是暴力问题，还是更多地反映了性与性别的不平等问题，一直是争论的焦点；而如何理解这两个问题的权重与关系也成为解读此类事件以及法律与政策不同导向的关键所在。在这点上，法学界与女权主义（及其交叉论述）无疑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在笔者看来，这两组问题显然都处于性/别类事件的核心位置。除却不同类型的暴力都会论及的侵害行为的法律责任与道德伦理问题，以及所延展的个体/群体所处的生活境遇、社会结构与制度层面的问题（也包括事件发生的偶然因素与具体情境），在一定历史背景下性与性别文化所呈现的特点（尤其是无视、否定、歧视等负面特点）与暴力的发生有着不可切割的联系。在一个社会中，女性、女性身体、女性之性如何被认识，与她们如何被对待，与相关事件和案件如何被讨论、如何被处理有着直接的联系。前者是犯罪学与法社会学关注的重点，后者则是笔者作为一名性/别与身体社会学研究者更为关切的问题面相。
如果与主流性别分析做一个比较的话，那么相比于“男女不平等”以及呼吁加强惩罚针对女性的暴力的核心论述，笔者倾向于把更为缺席在场的“性”“性的身体”同时带入问题的核心。因为，基于性的分层与不平等，不能完全由性别来解释，性别文化的分析亦不能涵盖性的分析。而笔者恰恰认为，当下针对性/别事件的分析路径缺乏对于“性”的正面检视与讨论，没有从社会文化角度触及“性”的问题（包括性被构建为隐私、羞耻），从而不利于性/别暴力事件的理解与解决。很多性/别事件指向的是女性之性的身体在一定历史社会中的劣势位置，以及“性”对于女性之尊严与生活的道德捆绑。可是，谁又是此类性文化建构的共谋呢？我们缺乏此类提问和分析。
更进一步，不同于“性/别事件在本质上是个什么问题”以及随之以“父权制”“性别不平等”打包论之的提问和解答方式，笔者倾向于把问题置换为：为什么在当下，女性之性的身体容易成为以暴力为特征的话语爆炸的中心？或者更为开放地表述为：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时期，女性之性的身体，是如何被建构的？卷入了哪些社会力量？呈现出何种特点与问题？又可以有怎样的重构可能？此类提问关乎的是带有时空性、处于生成中的性/别态身体的社会处境与话语实践；亦反思性地把笔者在内的研究者、评述者包含其中。
笔者认为，相较于偏本质论的结构要素式提问与“到底是A还是B”的论争，对这一问题所触及的性、性别、身体有关的社会建构论式的提问与分析更能触及问题的根本。对建构过程的分析亦是一种解构，有助于揭开当下的性/别事件及其争论中被自然化的那些文化认知、思维惯性与构建力量；而建构视角所着眼的过程性分析，也让我们看到更多变化的可能，有利于打开通向问题解决的可能路径，导向解构之后的积极重构。在这点上，性研究（尤其是以威克斯、福柯、卢宾等学者为代表的性的历史建构范式）作为法学、女权主义之外的另一个理论资源不可或缺。
在此提问之下，我们再来谱系学式地追溯有助于理解当下性/别事件是个/些什么问题的性与性别文化（之一隅），辨析常见于性/别事件的分析路径及其背后的理念与可能的局限。
浮出地表的性/别态身体及其糅杂
考虑到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混杂状态，以及性/别议题上凸显的“传统中国-近现代西方-当下中国”互相参照的三重认知框架，加之笔力受限，此处的分析仅局部地触及（近现代以来）“性-性别”的中西跨国情境和语境。阅读西方社会中性与身体的历史，即便是“性的（宗教）审判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女性或者是隐身的，或者以下列角色被书写：生养者、妓女、情妇，以及进入绘画的裸体模特与歇斯底里的女人；而据说在19世纪中后期，被经期女人摸过的火腿会不会变质的讨论依然出现在英国医学杂志上……直至19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第一波女权主义的兴起，一种新的性/别态身体开始在社会层面浮出地表，并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以更具革命与解放的姿态出现在杂志、电视、街头、讲台以及更为广泛的社会生活之中。
近现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这一性/别态身体带着不同的历史与不同程度的主体性逐步进入话语体系，以浓淡不一的笔调持续改写着长久以来“女性身体的（被）统治与（被）规训史”。而围绕着女性之性的事件、案件与社会争论（法律、宗教、学者、民众均有介入），尤其是美国70-80年代以来第二波女权主义提出的“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以及围绕色情、女同性恋TP角色、虐恋、妓女、性骚扰等问题的论争，在推动女性被看见的同时，也持续型构了以“危险-快乐”“结构-自主”为核心的分析路径，所激起的波澜溢出国界，延续至今。
并置地看中国女性之性的身体——暂且不论性、性别、身体等（西方）概念带来的现实与表征层面的影响，其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存在于房中术、春宫图、缠足，以及妻妾婢尼妓的体系之中。尽管隐身与被欲的色彩浓厚，养育与生殖的身体凸显，但是更具流动性的阴阳文化以及如《湿婆子传》中的情欲女性，在某种程度上亦彰显了不同于西方中世纪以来的情色文化。只是，在近现代以来，尤其是经过20世纪初、80年代这两个关键时点的中西碰撞，中西性/别态身体的社会位置与话语体系呈现出了较之历史更具有趋同性与交互联动性的特征。
关注中国性别议题的中西方学者们对于民国与社会主义时期的女性身体与性/别有过不少著述，涉及妓女、女同性恋、女大学生、女劳模、女工等女性群体；何殷震、丁玲等先锋女性的性/别表达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尽管如何解读早期这段性/别态身体史尚存争议（包括其与民族国家话语之间的交互性，与男/父权力量为主导的革命与解放之间的关系），而围绕着性-爱-婚-家-育及妓女、同性恋、缠/放足、胸衣等问题的社会讨论,及其与传统和西方之关系亦值得从性/别的角度进行情境性的深究，但是这一时期的论述在推动性/别态身体浮出地表以及联结当下的性/别思考方面无疑是重要的。
与当下性/别事件更近距离的背景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与观念变迁，包括在这一历史时点上，与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近现代性/别态身体文化的直接碰触。
不同类型的经验数据显示，在60-70年代一段“去性化”的短暂历史之后，伴随着经济与社会结构的系列变化，性/别态身体，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话语实践方面，都呈现出了新的时代特点与变化。触及不同阶层女性之情爱、身体与性表达、性行为、性关系与性观念，以及她们在婚、家与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等内容。而这场在80-90-00年代发生于中国社会的性之变，也因为变化速度快、人群范围广、所涉议题宽，被潘绥铭、李银河等学者称之为“性革命”。笔者在研究中国城市年轻女性的“性感”之时，曾把80年代至2005年前后性/别态身体有关的流行文本概括为四类：第一类是（包括女性在内的）性与身体的革命之说；第二类是性与身体的医学话语；第三类是（女性的）性与身体的压抑之说；第四类是重返传统文化、重建道德秩序的声音。
这四类话语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共存于变迁中的中国社会，相互关联但并未形成集中对话式的论述，夹杂着的还有80-90年代盛极一时的爱情大讨论（包括婚外恋）。如果做一权重的比较，那么第一、二类的声音一度是更强的。媒体、商业、医生，社会学、法学、性别研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以及以“身体写作”出现在大众视野的女性们（如卫慧、棉棉、木子美）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这些话语的构建。
作为重要的推动力量，80年代以来商业与消费文化的兴起，以及与西方和国际世界的接轨是一个不争的社会事实，这一时期的研究与期刊文章也带着较强的启蒙色彩，但是这一时期女性的身体与性在日常生活与社会表征层面的多样化呈现及其意义，恐怕远不是最近几年回过头去批判的（来自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式标签所能简化涵盖的。
与此阶段有所交叉，始于20世纪末盛行于21世纪第一个十年（至2013-15年左右），艾滋病与全球防治项目的横空而降，给中国（包括非政府组织）带来大量资金的同时，将女性性工作、（男）同性恋（以及MSM，男男性行为者）、风险性行为诸多概念和国际理念更为显性地带入到以公共卫生为主导的主流性话语。性，也在健康背景之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只不过，在呼吁减少社会歧视、尊重多元平等的同时，此类话语亦强化了西方近现代以来“性的医学化”范式，凸显了其作为疾病风险的“危险”面相，也带来了新一轮夹杂着道德秩序与生命健康担忧的性恐慌。
中国社会的性现状与性话语的多样生态，也使得“性”在历经20-30年快速变迁之后呈现出弥散的特点。多重话语下的女性身体与性，无疑带有了更多“中西碰撞”的痕迹。尽管如此，刘达临、潘绥铭、李银河等性社会学家也在其开创性的论述之中不断提醒我们：中国古代性文化，变迁中的中国社会结构、生育与婚姻政策及日常生活对于理解当下性生态方面的变化至关重要；中国的性革命不是在重复着西方的性解放；中国女性的情感与性所依赖的耻感文化亦有别于西方盛行的罪感文化。
2010 年以来，性与性别领域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扫黄的加剧、LGBT 的进一步显化、新女权的兴起、青少年的参与以及反性大妈的出现，构成了五股不容忽视而且彼此纠缠震荡的发展势态。而耽美文学（包括小说与耽改剧）与性教育、性咨询/治疗行业无疑也为其底板增添了浓淡不一的色调。
这段时期，从话语层面看，80 年代（再次）兴起的性的医学与科学话语犹在，只是在经历过艾滋病时代以及科技的发展之后，呈现出了新的样式；性的商业化有了更多平台经济、粉色消费与女性身体重塑（包括按摩、整容）等内容的注入；女性主义在性的议题上有了更多的介入，且出现了较强的代际特点，年轻一代在彰显女性身体与性自主的同时，也越来越呈现出以反性骚扰、对于支配性结构权力关系的强调与法制化介入的呼吁为主调的论述；于此同时，作为抵制的不同类型的反性、质疑（多元）性别的声音也不断出现在评论区。放置在40年性之变背景之中，笔者亦警惕性地分析过近10年来性文化的三个走向：
第一，性的多重政治性特点与多重权力机制的交叠在凸显（如地缘政治、压制性权力、道德/文明进步主义、更为福柯意义上的技术与知识权力）；第二，不同年龄、阶层、性/别群体之间及内部的文化差异性在增大，而多样态的日常生活（包括并没怎么进入话语体系的那些样态，以及在网络平台如抖音小红书上多有呈现的更为草根的民间）与日趋紧缩的法律政策、主流话语之间的差距亦在拉大；第三，（能被听到的、有限的）性/别论述呈现出趋同、愈加窄化与口号化的特征。
这种以“多重性”“政治化”“差距”“简化”为关键词的走向在当下愈发明显。而西方与传统，作为构建与理解当下性与性别文化的两个重要来源，依然带着他者化的想象与偏见，只是政治化色彩远压过文化差异，张力较之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显著，也更为明显地串联上国内外的社会事件与政治情绪，产生叠加的（负向）社会效应。在此趋势之下，各类“政治正确”虽然方向不同，但是都开始以规范化的姿态限制（聚焦于网络平台亦延申至网下的）性/别表达。谈论变得小心翼翼，性/别想象与沟通也愈发负面与困难（研究领域则基本静默）。我们所看到的最近两三年集中在网络上爆发的这诸多性/别事件，连接着的正是以上的时代变迁背景与糅杂的性/别文化特点。
日益凸显的二元对立与滑向“危险”的性/别论述
带着对性/别文化的情境性与阶段性认识，下文将聚焦到对性/别话语与论述框架的分析。当下的性/别事件显然卷入了多种立场的争论。当事人、跟帖者、围观者，以及更为隐身的流量资本和审查权力，无疑都在场。而其中，女权主义的相关论述作为积极介入的最为重要的分析路径之一，是笔者在此希望认真对话的。笔者曾经分析过我国大陆的性/别论述与西方女权主义性论述之间的差异与联结。延续这一方向的分析亦有助于理解当下中国社会的性/别事件中所运用的论述策略与理论资源，及其可能的局限和问题。概括来讲，相比于60-70年代第二波女权主义在性问题上的积极介入，以及随之在80年代集中爆发的围绕“危险-快乐”理论框架而展开的性论战，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之后兴起的性/别话语较长时间呈现出糅杂与弥散的特点，只是在最近的十余年凸显出以“危险-快乐”“结构-自主”（以及90年代出现的主动/自主-被动/被迫，2012年之后短暂出现的性权-女权）为核心词的分析与争论。女性之性的身体也如钟摆般困于这二元框架之内，并随着近年诸多性骚扰事件的集中曝光，不断加速滑向“危险”与“结构”的一端。
前文提过，在80年代之后近30年的时间里，性革命与身体自主的话语一度在社会上占据着主要位置，同时在学界零星并存着被迫与被动的性论述。2010年之后的7-8年里，以年轻女性为主力（包括多元性别的加入），关注性骚扰、性暴力、加入阶层视野的性别不平等的声音渐强，但同时亦势均力敌地并置着对于女性性自主的强调。18-19年以来，在整体趋严的背景之下，以新媒体和出版界为主要平台（学者有所交叉），结构制约之下的受害与脆弱之“性”无疑急速凸显，而二元的另一端也常被置于“新自由主义”标签之下加以“看不见结构与制度的不平等”式的批判。很大程度上，相对于“快乐”“自主”面相的性论述，对性骚扰、性暴力的注目，对于偏向静态甚至固化的权力结构分析与法制化建设的倡导，这一脉连接着支配论法理女权主义的论述，也被片面地理解为（这才是）“女权主义的性论述”。
时至今日，有社会影响力的谈性、谈女性之性的论述话语无论是在网络平台还是线下空间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分析路径上，结构的，似乎总是比自主的更为深刻与激进；而危险，也似乎总比快乐显得正当和道德。笔者在性研究的立场上更多时候偏向“积极自主”的一面，也曾多次明确论述为什么。如此，以及这一立场如何形成。回顾性地看，即便时间不长，这一视角所对话的对象也在变化。
在2010年之前，笔者的对话主体主要有三个：一，相对于现实社会（包括一些文学表达）中性的多元复杂，学界与主流性别话语存在整体上“否性”“忌性”的特点，而女性之性的身体亦长时间置于被欲、生殖与医学的论述框架之下；二，艾滋病时代，“性”受到重视的同时，越发被置于医学的审视之下，疾病聚焦下性的道德隐喻也带来了新的性恐慌；三，在嫖娼卖淫的问题上，学界较为常见（依然不多）的性别压迫（后扩充为性别与阶层）与性被迫的立场性论述，但对小姐人群多样的生存状态、自我认同上与生意实践方面的差异鲜有着墨。
这三个对话点在当下也依然存在。就第三点而言，在各类会议与大众对话的过程之中，笔者在对扫黄、经济/贫困、性别不平等、社会流动等结构性因素进行分析的同时，仍会强调性产业类型与其中的权力关系、人际互动、小情境与小姐个体/群体在应对职业风险（包括疾病、暴力、歧视等）方面的生存策略的重要性。只不过，近期对于积极谈性、谈积极的女性之性这一立场的坚持，还对话于以“性骚扰”为核心而越来越集中凸显的支配论女权主义（关注暴力、强调结构压迫与法制化建设）在性/别态身体领域的主导论述。
笔者以为，无论是过去还是当下，对于个体/群体自主与积极谈性的忽视至少会带来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分析层面的偏颇，包括无视经验世界与日常生活（尤其是亲密关系与情感世界）的复杂，亦在忽视、缺乏性想象的文化背景之下扁平化女性内部的各类（性）差异；其二，策略与战术层面的无力，在实效上不利于不平等结构的撼动与暴力的防治。
这种忽视与缺席不仅仅是理解与认识层面的，甚至更为重要的，是不利于这些女性的现实生活与工作处境的改善的，是不利于在日常生活之中有效应对社会歧视与诸多暴力的。这里触及分析路径，也触及非常现实与紧迫的策略考量——在面对不平等的、歧视性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之时，对于生活于斯的这些女性而言，什么是可行的策略。政策制度的改变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其与文化、社会处境、日常生活的变化之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而草根力量、日常生活中孕育的力量，无论在应对当下的风险，还是挑战宏观的文化与结构方面，都是重要的。
凡事都要讲两面。对于“结构压制”与“性之危险”一端的强调与当下我们所看到的诸多制度性问题以及现代社会凸显的风险是紧密相关的。只是，无论是作为理解还是行动策略，不谈性的快乐与积极面相，没法建设更为积极的性文化与社会制度，也在实效上不利于应对暴力与危险。当然，反之亦然。而此时此地，对钟摆摆向哪、牵制力量是否存在的情景化把握就变得更为重要。这也是笔者首先会对性/别文化的脉络与趋势展开分析的原因。在坚持改变性/别不公平这一基本立场的前提下，不存在绝对的分析路径，而只有存在于经验世界具体情境与语境之中、不断拉扯变动的策略与战术。
如果从性文化的层面再推一步，即便是作为我们并不愿意看到的依然发生的结果，假如“性”不再是羞耻的、不可说的部分，假如“性”不是高度地与女性的道德与尊严捆绑，它又有什么资本和资格成为不敢报案、被敲诈、强奸之后没法活下去的筹码？福柯对于17世纪以来西方“性”变迁及其无处不在的权力的解读，对于我们审视当下的性文化难道没有任何现实启发吗？在共谋了性/别事件的论述之中，包括我们在内的“社会目光”又递了什么刀？而我们在呼吁加大法制建设惩戒暴力之时、在推动以防治性侵和性病为导向的性教育之时、在无视以黄暴的方式（无论对谁）达到处罚与道德净化的目的之时，又是否检视过自己的论述策略在可能加剧谈性色变、窄化性/别想象、强化“性”作为侵害之命门和以“脆弱”为基础的保护主义的性文化建构之路上，又（不自知、不情愿地）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在拿“性”与性道德当枪使且快意恩仇的时候，又可能放过哪些有违公正、难以撼动的其他结构问题？而这些，会导向包括不同性别在内的我们想要的赋权（empowerment）和美好生活吗？
这不是在指责正在努力改善性别不平等的社会主体，也不是说法律建设、加强对暴力的惩罚不重要，当然不是！在问题交织丛生的当下——缺乏性别意识、身处权位而不自知、人际交往缺乏基本尊重，这些努力有其重要的时代意义。但笔者还是要从“性”的立场提出对日趋二元对立并不断滑向一元的担忧，提供当下常见论述之外的另一类“性”思考，希望在窄化的趋势之下打开更多文化与社会层面的对话可能。如何春蕤所言，我们是时候重新思考赋权、重新思考性、重新思考“结构-自主”。
反思地来看，笔者对于“否性”“忌性”的判断一度过于笼统（是的，我们很容易强调自己的复杂却将论争的对方扁平化），对于结构分析的重要性也过于想当然。在近年的思考与写作中，对话的色彩会更强，也会把语境与立场努力“去当然化”，警惕立场绑架之下的固化与偏见。作为社会学研究者，对于结构的正视，笔者当然是认同的，而且从来也不认为有绝对的“自主”和不受约制的“自由”；只是，笔者同样也认为结构落实于每个人的生活之中，其表现和影响也是会有不同的，人们在生活中的应对策略与生存之道是有差异的，有限的“自主”亦是有力量的。后者不能被简单地视为“结构制约之下的盲目”，归咎于“鱼生活于水中而不知自身之湿”，亦或者将个体/人际/群体的培力与权力之流动复杂的分析直接斥之为“谴责被害者”。
笔者在一段时间之内依然会倾向于性/别议题上个体、群体、小环境建设层面的积极论述与培力可能，呼吁对于糅杂了不同力量的复杂生活、性/别暧昧、生存百态的正视。这一方面与学术背景有关（包括个人局限以及对法律制度改变之可能性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积极的论述与多样的生活实践存在于社会生活却经常缺席于显在的话语；而其在改善结构不平等方面的力量也尚未被充分认识与挖掘。
更为批判地看，对于积极立场的强调，无论作何论证，从逻辑上看显然也参加构建、甚至强化了“危险-快乐”“结构-自主”的分析框架，只不过把钟摆回拨了一下且强调两者之间的动态关系。笔者对此是有所警惕的。也因此，近年对相关事件的分析会更加谨慎与犹豫，会更有意识地把“语境”及其变化纳入到分析视野，尝试在更为综合的“田野-情境-语境”棱镜下进行动态提问与思考；也更加强调反身性思考与立场悬置的重要性；并提倡重回日常生活与经验世界，以其复杂百态与生存力道来对分析路径进行持续的检视与问题化。
谈“性”论“别”：重返日常生活批判的建构
日常生活研究并非在躲避最核心和深刻的问题，而是进入这些问题的必要方式。它看起来是在处理琐碎的经验，但现代生活的核心矛盾正是在琐碎当中。—— 列斐伏尔针对近年性/别议题上凸显的多重政治性、生活-政策-论述之间的差距在拉大、分析路径偏向二元并滑向一端的特点及可能的问题，笔者将简要地以重返日常生活的批判与建构作为文化层面的应对策略之一种加以小结。
尽管“日常生活”的分析路径有多种，在笔者的性/别研究之中，至少指向：其一，强调对经验世界——尤其是没怎么进入主流话语的诸多边缘生活世界——的关注和“接地气”的研究与思考方式。在这一路径之上，凸显的关注点比如：对于我们关切的人群，她/他们的生活实践是怎样的，日常中要面对哪些问题，如何为人处世；不同人群和个体的“生存之道”“生计道德”“生活境遇”“民间智慧”有哪些；什么人，说着什么话，做着哪些事儿，透着什么理儿……
日常生活有细节，但不等于琐碎与剩余；生活之线索，本就牵扯着结构与制度。比如，小姐平时会担心被家里人知道，这和社会歧视、道德伦理有关；怕被警察抓，这和扫黄政策有关；担心遭遇客人暴力，这和性/别文化有关；在2002年前后进入性产业，这和下岗潮和整体的经济发展有关…… 扎根日常生活，我们不可能看不到个体-群体-结构之间的关联与互构。只是说，这中间的连接不是一条摆在那里的明线，需要联系和洞察的能力。
其二，将日常生活中那些“习以为常”“日用而不知”进行问题化。习以为常的存在、实践、认知常常会被我们所忽略，不会觉得这里有可挖掘的问题与力量。性、性别、身体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太日常了，除非发生突变，否则不容易被看见。从某种角度讲，这是日常生活研究中更具批判性的一面。女性主义的发展针对的是一个社会关于性别的习以为常的看法以及想当然的做法；性的社会建构论指向一种文化对于性的忽视与道德捆绑，以及如何逐步被作为风险、隐私与羞耻来对待；身体与情感也曾长期缺席于社会科学领域……
在当下重回性/别的日常生活批判，具体指向多重政治性对于生活百态的切割与绑架；指向困于二元且不断摆向结构一端、固化权力的分析路径；指向对网络空间那些口号式的简化与激化；指向思维方式与文化建设层面对“性”的忽视与全面规制，以及以“性”为筹码、以黄暴整治道德和发泄社会情绪的隐患；也指向对底层力量（个体/群体/小情境/民间社会的）的轻视；当然，最终指向基于性、性别、身体的或显或隐的权力关系和性等级。
带着批判进行思考，并寻求改变之道——立足生活现实（不完全是网络事件和话语世界的直接投射与放大），对存在于当下性/别文化之中的、呈现为历史文化建构结果的“想当然”进行持续地双向问题化；不惧在差异中对话，不吝在生活中培育主体力量和支持性的小群体；从日常生活批判出发，在文化、社会、法制多领域的合作之下，重构更为公正且不失弹性、亲密、自在和快乐的人际关系与生活世界。
结语之际，有必要再次强调，笔者在此侧重从常被忽视的性与社会文化的角度进行学理探究，提供一隅之见解，而非全面解析，更非针对某个性/别事件的个案剖析。对于后者而言，当事人的感受与事实的细节均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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