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莱克《伦敦》

威廉·布莱克尽管年轻时默默无闻，但布莱克的悟性、才华依然在当时的艺术圈光辉四射。在同时代人夏洛特-布利女士的日记中记载了她第一次见到布莱克的印象。那是一次当时有名的艺术家聚餐会，其中包括当时的皇家学院院长劳伦斯，她这样写道：“除了劳伦斯爵士之外，在场的还有M夫人，以及另一位不太出名的艺术家，名叫布莱克。他不是一个常规的职业画家，而是一个酷爱艺术，以追求艺术为幸福的人。他充满了美的想像力和天赋。布莱克先生显然已经抛弃了世俗世界的所有关注。他看起来忧郁而温和，但在谈到他热爱的艺术时，他的脸上放出夺目的光芒。”“虽然他具有如此的天赋，但显然缺乏劳伦斯先生那样的世俗技能，即在世俗社会获得成功的才能。他所谈到的每一个词显示出他的艺术思想完美而深刻，对这个世俗世界的事物他是完全隔离的。”

伦敦

［英国］ 布莱克

我走过每条独占的街道，

徘徊在独占的泰晤士河边，

我看见每个过往的行人

有一张衰弱、痛苦的脸。

每个人的每声呼喊，

每个婴孩害怕的号叫，

每句话，每条禁令，

都响着心灵铸成的镣铐。

多少扫烟囱孩子的喊叫

震惊了一座座熏黑的教堂，

不幸兵士的长叹

化成鲜血流下了宫墙。

最怕是深夜的街头

又听年轻妓女的诅咒！

它骇住了初生儿的眼泪，

又带来瘟疫，使婚车变成灵柩。

王 佐 良 译

《伦敦》一诗同样出自《经验之歌》，理解这首诗歌，必须理解当时伦敦的社会背景。1769年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瓦特改良的蒸汽机获得专利，引领了英国伟大的工业革命；到本诗创作的1794年，英国正处于飞速上升阶段，伦敦异常繁荣，同时污染也相当厉害。煤烟熏黑了街道，工业化加剧了阶级压迫。同时，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使英国统治者坐立不安，相继发布法令，封锁言论自由，加强专制统治。经济繁荣与精神压抑并存，威廉·布莱克以诗歌描述出伦敦的死气沉沉。

全诗一共四节。诗歌第一节，关键词是“独占”，原文是：“charter”，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至少有两种常见的解释：其一是指与经济利益有关的特许权，有的译者干脆翻译成“专利”，诗中“独占”的街道和河流，讽刺伦敦随着工业革命以来，一切都利益化、物质化地被瓜分了；其二则表示政治上的“宪章”，暗指1215年英国通过的世界上第一个保证民主权利的《大宪章》，在诗中表示伦敦的街道和河流，都“被宪章赋予了民主权利”，与后文中每一个人的不自由形成鲜明对比。

第一节描绘了诗人徜徉伦敦街头的所见，而第二节则是诗人所听到的伦敦，本节中的“每”一词数次反复，强调了所有人的痛苦和压抑。

第三节是诗歌的高潮。“多少扫烟囱孩子的喊叫／震惊了一座座熏黑的教堂”两行诗中，“熏黑的”教堂，再次暗示了布莱克认为宗教和教会已经腐朽的观点；而“震惊”在原文中是“appall”，这个词一语双关，含有“把……变白”的意味，隐约透露出诗人在《经验之歌》中常常流露的一个观点：只有扫烟囱孩子那纯真的苦难，能够漂白这熏黑的教堂。“不幸兵士的长叹／化成鲜血流下了宫墙”则是指法国大革命，同时预示英国的民主革命亦不远矣。

最后一节延续了玄学派常用的关于性爱、婚姻与新生的比喻，“妓女”带来的“瘟疫”，扼杀了婚姻和新生。这暗示着伦敦的死亡，无法带来健康的新生，仿佛是一种“诅咒”。

威廉·布莱克以反复手法和大量包含象征意义的诗歌意象，以慎重的措辞，渲染出工业腾飞中的伦敦留给人们的痛苦和压抑，并把这种压抑当作“瘟疫”，预言它将一代一代传染下去，扼杀新的生命。诗中对于词汇和意象的选择，颇有玄学派的“奇喻”与“巧智”之风。诗歌含蓄而神秘，哲意悠远，虽然描绘了现实世界，却与现实主义诗歌具有截然不同的风貌。那些由强烈的情感冲击浓缩成的奇诡意象，冷静地以非常逻辑的方式，织成了一张包容着现实世界与非现实世界的复杂网络，给读者留下了无尽的猜测和联想。（刘 云 雁）

这是人类中古时代，中国魏晋时期。公元400年前后，东方中国处于一个漫长乱世的极端状态。社会进一步趋向碎片化、丛林化。建安风骨已是风骨无存，魏晋风度亦风光不再。士人皆成惊弓之鸟，诗文无不热衷于浮艳藻饰，士风、文风萎靡至极。这个时代少有伟人，陶渊明却是一个。这位伟人以最平凡甚至是最卑微的面貌呈现自己。

众人纷纷往一个方向去了，陶渊明独自去了另一个方向。他在田园里将人生坚持到了终点。猛兽们在丛林里咆哮，田园之鹿卧于树荫。人生里虽有喜悦，但更多的是荒凉、孤独。所以，他时时需要一杯酒的支援与搭救。他没有想到也不会想到，在他之后，他的田园竟沿着他选择的方向，进入历史，走向未来，来到我们中间。他的田园产生了无限丰富的意义。

屈原歌哭无端苍茫无际，他把命豁出去了；李白大喊大叫飞扬跋扈，他把心脏挂到胸膛外面了；苏东坡喋喋不休泉源万斛，他把“满肚皮不是”化作一腔豪气了。陶渊明呢？他隐忍内观自言自语：我只想过我一个人的日子。

这看上去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陶渊明完全不存赢得世人围观喝彩愿望，实际上在其生年亦无半句喝彩声，但其“自言自语”却一再穿越时空，抵达一代又一代人的内心。陶渊明堪称魏晋风度退潮后沉淀下来的一颗最有价值的珍珠，已近似一粒文化“元种”。

陶渊明给中国文化额外增加了一个灵魂——田园魂。陶渊明之前，这个灵魂若隐若现，陶渊明把它显化了，让它成为幽灵。只要是幽灵，就有一再现身的能力。

所以，这个幽灵来到了今天，来到了我们中间。

前生是一棵树

生命既然可以不必完全系于某个人或某种外在事物，就有了向其他方向发展之可能。“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宗白华语）这个漫长的乱世，却又成为皇权史上士人个性闪光的非凡时代。不过，士人张扬个性并无体制保障，高压之下缝隙之中的闪光常常是凄厉之光。“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先有曹操杀孔融，接着何晏、嵇康、潘岳、陆机、陆云、郭璞等名士，皆死于形形色色屠刀之下。无道的社会，危险的生存，使士人的生命表达呈现出诡谲乃至病态风貌，士人行状每每类似现代“行为艺术”。他们自恋又易活得不耐烦，惜命养生又易纵酒，重个性又易颓唐无状甚至人格瓦解。不肯屈服的嵇康，有刚肠热血又有极深自恋，以奇文《与山巨源绝交书》挑战社会，无异于在玩命。刘伶乘鹿车抱酒而饮，使人荷锸而随，说：“死便埋我。”诸如此类。应当承认，匪夷所思的表演背后，暗含对生命尊严的庄严追求。但表演虽达于极致，却终究难以摆脱社会与自我的双重奴役。

陶渊明身上有他们的影子，又似乎和所有人都不同。不乏刚肠，却不像嵇康那样刀头舐血；嗜酒，却不似刘伶那般颓唐。

有的人，他的名字似乎就有强烈宿命意味。陶渊明、陶潜，他不叫这名字又叫什么呢？

陶渊明（365——427），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避开剑戟，避开人群，避开他人目光，潜退至最低处，做渊中鱼，林中鸟，甚至成为一棵树，一株庄稼。这就是陶渊明。陶渊明、陶潜，一代又一代士人念一遍这名字，就好像是会晤一次幽灵，又似对自己的一次抚慰。

把自己视为一棵树，大约是中国文学里的第一次。一篇《五柳先生传》，自恋意味是有的，但多么健康自然，潇洒有趣。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闲静少言，不慕荣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其言兹若人之俦乎？酣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五柳先生”是陶渊明的自我意象。陶渊明说：这是应是之我，我就是这个样子。写作时间在公元406年，即彻底归隐第二年。上一年年底，陶渊明辞去只干了三个月的彭泽令，结束了十余年忽仕忽隐、仕隐不定的彷徨生涯，从此彻底归隐，回到他名为“园田居”的居所。从上一年到今年，从江湖到田园，陶渊明已差不多整顿好身心，开始了另一种生活。在一个好天气里，陶渊明面对堂前的五棵柳树，若有所思，若有所悟，会心之处，不禁悠然而笑。

这一年，陶子四十二岁了。嵇康在比这个年龄还小两岁时被人杀掉了，后世的李白在这个年龄趾高气扬地踏入皇宫。这个年龄，对饱经磨砺又有丰富心灵生活的陶渊明来说，正是人生一个制高点，有了一个审视与展望的宽广时空。

柳树是五棵，不是四棵，也不是六棵七棵。这个人只能叫五柳先生。他还有大大小小五个儿子。儿子们总爱在树下顽皮。在陶子眼里，那五棵柳树也是他的孩子。

陶子望着那个叫“陶渊明”的人，觉得此时此刻那人有些味道，就为他写了这篇小传《五柳先生传》。陶子对“五柳先生”说：你就这样吧，你就按这个样子去过日子吧。陶子是陶渊明的旁观者，对话者。自言自语，与自己对话，是陶渊明由来已久的癖好。他的每一诗每一文，都是这种对话。没有形诸文字的对话可就更多了。陶子对自己这样观想的时候，忽然就会有灵魂出窍之感。他似乎已经看见了一个幽灵。这或许类似庄周梦蝶。陶子喜欢这个时候的陶渊明，愉悦自足，心无挂碍，一片澄明，茫茫然与宇宙冥一。

如果说陶渊明品格的核心是“任真自得”，那么《五柳先生传》就是这一诗性人品的形象化。“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沈约《宋书·陶潜传》）。这位五柳先生，诗意盎然，洒脱飘逸，时人却视为自况、实录。饶有趣味。那样一个人，在一心一意娱乐自己，却好似是在敲打自己的骨头。他的心情经常是柔软的，他的骨头却不软。他的快乐、他的“任真自得”，正根源于他骨头的坚硬。《五柳先生传》就像是这样的一块坚硬的骨头，在唱一首婉转悠扬的歌。

文章不足二百字，却连用九个“不”。把九个“不”一一标出来后，我第一次感到“不”这个字的形状是如此怪异有味。对这个世界，五柳先生说了一连串“不”，却并非剑拔弩张地说出来。令陶子憎恶的人或事物很多，陶子却不会去写一封“绝交书”。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如此开篇，何“实录”之有？渊明独特姿态也。在这个门阀壁垒森严的时代，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不标举。我退到最低处，退到柳树下，泥水自闭，却是为了不仰视任何一个人。何名号之有？这的确又是实录，陶子心态实录。喋喋不休的人们，互相奉承有多么厉害，互相蔑视就会有多么严重。正是因为人人皆索求高人一等，索求名号耀眼，所以所有的灵魂都在他人面前跪着。

“闲静少言，不慕荣利。”远离互相奉承，就是远离互相蔑视。陶渊明去世后，小他近二十岁的朋友颜延之作《陶征士诔》，深情悼念他。文中有此语：“在众不失其寡，处言每见其默。”古人解读陶渊明，没有比这话更好的了。我甚至认为，颜延之对陶的理解，比陶对自己的理解更到位更深入，更能准确彰显出陶渊明的独特存在。陶渊明每次到众人那里去，都迫切希望立即逃离，而在众声喧哗时，他的“默”又“无声胜有声”。在他人眼里，陶子该是极寡淡无味吧。找不出历史里还有哪位古人，曾用类似的话去评价过另一位古人。晚年陶渊明这样宽解自己的孤独：“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咏贫士》）——即使平生无一知己，亦不必视为可悲。这是极高远极放旷境界。我们知道，大孤独者鲁迅尚感慨“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可是，有颜延之话在，陶子不能说无一知己了。我们今天看陶渊明，觉得他是孤峰独绝，其实不是孤立的。魏晋这个悲惨乱世，却有逼人向自我认知走、向存在深处走的非凡之处。陶渊明是证明，颜延之亦是证明。颜延之的话有沟通古今的力量，千载之后读之，仍不能不戚戚然。颜与同代人一样，都犯了忽视陶渊明诗文价值的错误，但有此一文，有此话，就足证颜延之人性的丰富。

“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这话前半截每为人所乐用。用于自己，大半是一种以自谦出之的骄傲：不要小看我，我好读书，我读书不少。用于他人，则免不了调侃讥讽之意了。毛泽东曾对某公下此断语：“此公，好读书，不求甚解；好讲话，不得要领。”对渊明来说，自谦自傲都不是，调侃自己的味道或许有，要义却仍是“任真自得”。不偏执，不拘泥，通达自适，方能深入堂奥，臻于“会意”秘境。若寻章摘句，一穿凿即失其本旨。读书之弊，只在不得要领。会意之时，神往之际，则“欣然忘食”，不是痛苦的“废寝忘食”。“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桃花源记》）桃花源秘境洞开，这好像是在说陶子读书之境界。“好读书，不求甚解”，陶子得意之言也。若把这话看作陶子读书潦草，可真应了那句话：痴人面前说不得梦。

“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酒，陶子离不开酒，肉身需要酒，灵魂更需要酒。陶子近似酒仙，但有人可能会视之为酒鬼吧。陶子解决之道是，喝醉了我就自觉从人家退出来，不在意人家留与不留。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子，会不会为了酒而对某位乡邻面露讨好之色呢？有可能吧。——我陶子这可是求酒，不是求官，求功，求名，求财。

“环堵萧然，不蔽风日”“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我对付穷的办法，就是守孔门“君子固穷”之道，就是照黔娄之妻的话去做。隐士黔娄家徒四壁，穷困以终，黔娄之妻不但不抱怨，还对人用“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赞扬丈夫。陶子之妻有没有黔娄之妻的境界呢？管他有没有，我陶渊明认同黔娄之妻。我向往的是做无怀氏之民、葛天氏之民。

你看，《五柳先生传》多像一个人的自言自语：我就是这样一个人。你知道不知道没关系。我自己知道，我知道自己。我宁愿是一棵树，一只鸟，一尾鱼。

在这佛教风行时代，陶渊明不信佛，不信前生与来世，却从鱼鸟树木间去见证自己。我们的前生的前生的前生，不就是鱼鸟草树吗。陶子所努力的，就是要把自己还给自然，还给宇宙啊。同时，也就是把自己还给自己。

陶渊明在静观树的时候，或许会听见一棵树在喊自己的名字。这不是回到佛教意义上的前生，而是回归自然。

对渊明来说，与自己对话，比与世界对话更重要。而与自己对话只要足够真诚，竟然就是与世界对话。隔着一千六百年岁月，我们回视品读渊明，会加倍感受到这一点：诗人在这个悲惨末世里的自言自语，穿透时空，来到了我们这里。

陶渊明终身在进行着一场“生命审美”实践。晋人不约而同地投入一场“生命审美”运动，直接把个体生命的气质、形象、语言、行为等当作审美对象。在相当程度上，人们把“忠”转向了自身。这绝对可称为中国皇权史上的奇迹。纵观晋之后千年皇权社会，这的确可视为绝响。所谓魏晋风度，“生命审美”是核心。如果他人没这样说过，就算是我的“私见”。陶渊明是魏晋生命审美的成功典型。或许可看作唯一典型。《世说新语》是集中展现晋人生命审美情怀的著作，可惜，其中竟无丝毫渊明消息。整整一代人乃至数代人，忽略了一颗伟大的灵魂。

陶渊明的前生或许是一棵树吧。他希望自己像一棵树那样缓慢、静穆、自然。大地上有很多很多树，其中一棵远远地独立天地之间，吐纳宇宙风云。

《五柳先生传》塑造了这样一棵树。陶子向往这一形象，他以这一形象自律自娱，他努力保持这一形象，但他不是所有时候都是这一形象。他自舐伤口的时候多着呢。从来没经历过惊涛骇浪，哪里能体会光风霁月。他有许多痛苦，但他无疑摆脱了奴役状态。

陶之前，有自传，但无此种自传；陶之后，有类似自传却难免效颦之嫌。这样一棵树的自然状态，怎么是他人能模仿来的呢？

到这棵厚朴仁德的大树下站一站吧。这棵树乍一看一点伤疤都没留下。可是，世上无一点伤疤的大树是不会有的。这篇《五柳先生传》，正可看作退却至田园的陶子，对伤口的自舐。

公元405年的一次退却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归去来兮辞·并序》

中国的读书人大约无人不知这声长唤。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诵读《归去来兮辞》，我们不可能不为文中那乍脱牢笼的不寻常喜悦所感染。同时，我们往往会有意无意忽略掉更隐秘更深层的东西。你看，隐忧及虚无感，总是紧随喜悦而至：“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其实，开篇的第一声长唤，其主旨就不能仅当作喜悦来看。

任何时代，不管被动还是主动，失去官职都绝非等闲之事。若陶渊明从来就视仕途功名如粪土，就不会有五仕五隐的漫长徘徊。“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饮酒》）在其他诗文中，渊明也一再申明，他以孔子为宗师，以六经为人生最高准则。他对当下世道无人亲近儒家经典，深感痛恨与无奈，并认为这是社会溃败根源。他时常歌颂隐士，挂牵田园，但他理想人生状态却是功成身退——先成就一番功名，再退归田园做“任真自得”的隐士。这是渊明以儒家为主位、兼融道释的思想所决定的，当然亦有家族激励这一渊源因素。曾祖父陶侃是晋室大功臣，外祖父孟嘉在仕途的出色表现亦令他神往。就在上一年（404年）5月，不可一世的桓玄被杀，新兴的刘裕势力向他招手。陶子心动了。这一年陶渊明四十岁了，因母丧丁忧在家已数年。四十岁，可真是个令人惶恐不安的年纪。这又根源于孔子。“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孔子有言：“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论语·子罕》）孔子这话，敲打中国士人数千年，当然不会漏掉陶渊明。他决计再次踏上充满危险的仕途。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再委屈自己一回，或许能斩获点功名回来。这样一个对功名跃跃欲试急不可耐的陶子，似乎是陌生的。其实不然。没有功名永远是士人心病。陶子未能免俗。他需要功名来安慰此生，而求功名正是遵循先师孔子遗训。他一再热情歌颂的汉代先贤疏广、疏受，正是功成身退榜样。陶渊明屡次踏上仕途，是一种反复的试探与努力。但他最终彻底绝望了。

《归去来兮辞》还有个不短的序。序中，他把自己求官原因概括为“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辞官原因概括为“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辞官直接因由又是“程氏妹”丧。本来还巴望着等官田这一季庄稼熟了再辞官，等不及了，奔丧要紧。陶子一粒官粮也没吃到。这些话都是真实的，但又都是面上可以说一说的话。专制无道社会共同特征是，最真实最重要的话是不能说的。《宋书·陶潜传》这样说陶渊明辞官原因：督邮要来，属吏向渊明交代应穿戴整齐见上司，陶渊明竟说“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当即辞官。这就更文学更有诗意了。已在仕途折腾了四五趟的陶渊明，竟连见上司都不肯。这似乎不太可能。这一细节在渊明诗文中不见任何消息。古往今来，人们却皆喜欢这一细节。即使实有其事，也非辞官原因，而是渊明打定辞官主意后的率性行为。中国古史中的人物传记，修饰与塑造是常态。这不用多言。

政治上的进退出处对任何一位士人都是大事，不会因陶渊明的个性而有本质不同。渊明的彻底归隐是自身矛盾与社会矛盾交互作用的结果。仕于乱世，尾随“枭雄”，率性渊明，恐惧难免，苦况可知。归隐之后的漫长岁月里，陶渊明念及前半生，还时时心有余悸。

矰缴奚施，已卷安劳！

——《归鸟》

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

——《杂诗》

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

——《感士不遇赋》

罗网与鸟，是魏晋士人常用意象。“我已收敛翅膀，退至低处，你张罗箭镞罗网无用了。”这一心情渊明时有流露。世道如此，谁不是惊弓之鸟呢？五次出仕的曲折危险经历令渊明最终明白，他不但不可能斩获功名，连性命都已陷入朝不虑夕境地。在与朋友的赠答诗中，他常常不忘告诫对方保重性命。仕隐的反复中，陶渊明对世道对生存产生了强烈的虚无感、恐惧感。他怕“死”，又非一般意义上的贪生怕死，他唯恐来不及“活”就死去。他还担忧因自己连累家人，导致“覆巢无完卵”。他所向往的“活”，是这个世道所不能提供的，更是仕途中不可能有的。只有果断撤退，才能去活自己的“活”，这需要勇气与道德力量。

皇权末世必定高度丛林化，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会主宰一切。汉末时，曹操等丛林枭雄就获得了比大一统皇帝更方便的杀人权。被曹操杀掉的名士孔融，在手握重权时竟亦曾杀人不眨眼。司马氏以比曹氏更露骨更惨烈手段篡魏，晋末丛林分外血腥亦在情理之中。陶渊明的出仕总有试探意味，每次出仕时间都不长。公元399年至401年，陶渊明一直供职桓玄幕。401年冬，渊明因母丧丁忧脱离桓玄而家居。虽仅三个年头，却是出仕时间最长的一次。403年12月，一直以匡扶晋室面目示人的桓玄，迫不及待地称帝了，五个月后即兵败身死。渊明因丁忧侥幸地避开了这一险恶漩涡。若渊明一直效命桓玄，恐怕不但不会有后来新兴势力的召唤，大约还免不了某种形式的可怕清算。桓玄死了，轮到刘裕把自己打扮成兴复晋室的英雄了。渊明不禁对天下再生希望，并再生功名热望。只是，他很快就会感受到丛林的无情。丛林里，有狮虎等猛兽，有狐狸有鼠辈，还有鹿与野兔。渊明这种野兔级别人物，如果不保持对丛林法则的敏感，那就太危险了。野兔的生存路径别无选择，一是自觉保持沉默，二是随时准备退却逃跑。404年夏天，渊明入刘裕幕，不足一年，到第二年三月就转入刘敬宣幕。这时，刘敬宣向刘裕自求解职。刘敬宣之父刘牢之在桓玄势盛时降桓玄，不久又谋讨桓玄，事败自缢身亡。刘敬宣已经成为猛兽级人物，对进退却极为小心，自求解职即出于自保。大约就在此时，渊明趁机脱离刘敬宣幕，转求边缘职位彭泽令，并旋即去职。彭泽令这一职位显然比其他职位更易摆脱。渊明应当有一个对自己退却的设计。刘敬宣后来被部下杀害。在丛林里，谨慎亦常常无法避祸。

“平安着陆”的陶渊明心生巨大喜悦。这就是我们从《归去来兮辞》中感受到的喜悦。此后，他还会时常把无功名视为愧对祖先及子孙后裔的憾事，但绝无再求功名之念了。他要活着，离开所有人，所有热闹，活出他的理由和仁德。渊明先后仕于桓玄和刘裕的事实，既有渊明诗文为证，亦为古今学者特别是当代学者一再揭明。不少古人对此却往往加以回避或修饰。原因在于，陶渊明当世及死后较长时间虽默默无闻，后来却名声大振，成为士人某种楷模，在把“忠”视为天字第一号道德的人看来，“忠”在陶渊明身上自然不能缺席。其实，自从曹魏政权把忠这一面纱撕破，后来的晋及南北朝，将皇位篡来篡去的统治者，实在难以拿忠作幌子了。刘裕比桓玄等枭雄有耐心得多，到420年始篡晋建宋。427年去世的陶渊明，却既无明显晋遗民情结，当然更谈不到有作为刘宋新朝臣民的半点喜悦。对社会的无道，他深深憎恶，对皇室，他又基本取漠然态度。“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是不得志士人心理常态，渊明内心可说无此麻烦。梁启超《陶渊明》一文中就说，把陶看作忠于哪一家，那是看低了他。但陶渊明是多么“忠诚”的人啊。

陶渊明对生命的忠诚以极质朴方式进行表达。他拒绝道家求长生的诱惑，不接受佛门高僧的召唤，不抛弃亲人遁入山林。他的确时常需要一杯酒的支持，但不纵酒不佯狂不颓废，他追求在不离世俗中脱俗。田园是他表达生命忠诚的最好处所，唯一处所。“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这首诗作于其五十二岁，归隐已十二年，可称为陶子田园诗巅峰之作。诗里有一个独一无二的陶子，浑然静穆的陶子，非凡的陶子。但这是陶渊明的巅峰状态，而非日常状态。

日常状态的陶子有许多纠结、酸楚、痛苦。人之立世，必有其主位思想，主位人格。陶子主位思想为儒，主位人格却是隐。这二者的融合就是那颗非凡又亲切的“田园魂”。肉身需地址，灵魂要家园。田园意味着自然、自由、自足、避世。唯有田园能安顿陶子的肉身与灵魂。之所以有这次彻底撤退，就因为他的灵魂从前亦从未离开过田园。

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

——《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二

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投策命晨装，暂与园田疏。……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

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

——《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这些诗皆作于四十一岁前出仕行役途中。陶子对“做官”真是不敬业呀。不念官命在身，念念不忘的却是田园、田园，是赶快扔掉这顶萦拘我的官帽，去做那高鸟与游鱼。他把田园之外的社会称作“人间”，为了田园，他可轻辞这“人间”。陶子总是强烈地意识到，他的出仕是被动的、无奈的、暂时的，每次出仕都如蜻蜓点水。归田园则是宿命的根本的，他之不能离开田园，就像鱼儿不能离开水。陶子的田园，具有“非人间”气息。

渊明一生大部分时间在田园，虽屡次出仕，合起来也不过数年光景，四十一岁赋《归去来兮辞》之后，则再没离开田园。那么，生活在田园中的陶子该是满足、喜悦、静穆的吧？并非如此。

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

——《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

感物愿及时，每恨靡所挥。悠悠待秋稼，寥落将赊迟。逸想不可淹，猖狂独长悲！

——《和胡西曹示顾贼曹》

这两例为彻底归隐前丁忧家居时的作品。

那个时候，安静的田园，常闭的柴门，就常常令陶子苦不堪言了。三十九岁这年年末，孤独、寂寞、贫穷一齐来到陶子的田园。“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你听，寂寞丝丝有声，孤独铮铮作响啊。转眼来到了四十岁，恶劣的情绪仍然存在，并且又出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情况：陶子无酒可饮了。对陶子来说，饮酒是一件大事，无酒则是一件更大的事。无酒是一种危机，乃至一种绝望。“每恨靡所挥。”陶子说到饮酒，总爱用“挥”这个字。陶子大多数时候都是一人独饮。真好饮者必喜独饮。我们似乎可以这样想象陶子独饮的样子：他总是没必要地大幅度挥动那只沉默无辜的酒杯。用一杯酒热情款待自己，这是陶渊明式的奢侈。现在，穷到无酒可挥了，这如何是好？那就“猖狂独长悲”吧。他的“猖狂”只有自己能看见。要知道，陶子性格是内敛温和的，在人前的言行是不会有什么“幅度”的。

田园里的陶子常常就是那样躁动不安的。

再看彻底归隐之后。

流幻百年中，寒暑日相推。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拨置且莫念，一觞聊可挥。

——《还旧居》，时陶子约四十七岁

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杂诗》，时陶子五十岁

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

——《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时陶子五十四岁

倾壶绝馀沥，窥灶不见烟……何以慰我怀，赖古多此贤。

——《咏贫士》其二，时陶子六十二岁

仅录数例。除首例咏大化无常、担忧生年不永之外，其余皆言及贫困。第二例还特别言及有志难伸功业无成的悲哀。陶子另有不少诗文亦言及此。彻底归隐后，渊明的贫困逐步加重，诗人如实记录了下来，读之令人心酸莫名。儒家情怀与无功名之憾，求道之志与贫穷之苦，大化将尽与来不及“活”就死去的忧思，在世俗中实现超俗的愿望，构成陶子田园生存的巨大压力及张力。这是陶子的痛苦所在，也是其魅力所在。

单纯从数量来讲，陶子诗文写田园之乐总体多于写田园之苦。这是事实。不必列举。这两者共存于陶子身上。这两者不能互相否定。反对的是那种把陶子僵化为“采菊东篱下……”的状态。《饮酒》其五，达到了与自然与宇宙冥一之境。那种纯然的静穆和谐、难以言喻的喜悦，是瞬间体验，既不可能长久，亦难以复制。按照马斯洛理论，只有极少数修为境界特别高的人，才有可能发生那一巅峰体验。

人们往往易见陶子的淡泊宁静，而漠视陶子的孤独、耿介、酸楚、躁动。我们不能因为喜欢一个静穆的陶渊明，就无视他的矛盾痛苦。孤松寒柏的耿介之气弥漫陶子一生。鲁迅就说陶渊明并非“浑身静穆”，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淡泊澄明怎么来的？一腔热血酿成。“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咏荆轲》）英雄与隐者之间的距离或许最短。“隐者多是带气负性之人为之。陶欲有为而不能者也。”（朱熹语）此语能见道，亦可证朱熹亦有趣。朱熹眼里，陶子正是另一种豪杰。“世上没有一个人能够有持久的宁静。”（叔本华语）这话是符合人性本相的。豪杰亦不例外。越是心智平庸者，对孤独的耐受力越有限。具特操者，会有较强耐受孤独能力，但亦非无限。陶子亦不例外。幻影般完全静穆的陶子，是不存在的。

四十一岁时的这场退却，是陶子人生的一个坐标。

我低至泥土草根，却可以心雄万夫。有耿介之节，方有淡泊之怀。踏过了荆棘之路的陶子，方能到达他的精神“桃花源”。

他为人类做了一个梦

由田园抵达“桃花源”，是陶渊明的必然。

陶渊明由“人间”决绝退却至田园。这颗田园魂没有止步于田园。他那颗追求生长的灵魂，常常需咬紧牙关。身在仕途，“口腹自役”的生存令人厌恶；回归田园，回归陶子视为安身立命之所的田园，这颗田园魂却又不时逸出田园。从追求存在深度这一维度来说，似乎是归宿的田园，仍只能视为陶渊明的一个人生驿站。

陶子的田园之路是忠诚于生命之路，是荆棘之路，而非安逸之路。再深的贫穷，我都愿意忍受，只是为了活出自己的“活”。人生这杯苦酒，我情愿独自品尝。

从外在的东西看，退却到泥土草根的陶子，关注丰歉、带月荷锄的陶子，把酒话桑麻的陶子，与农人无异。但他本质上显然不是农人。他的精神疆域，也非有限田园能够容纳。他辞别“人间”，却无法离开这个无道的世间。他一再回望历史，呼唤先贤，也一再打量品味死亡，企图张望死后及未来。一个人若对生麻木敷衍，不可能具备这种精神驱力与能量。

存在的孤独是必然的。区别在于是主动孤独还是被动孤独。人们体验到的孤独几乎全为“被动孤独”，是不得不孤独。而渊明是主动孤独，他主动接纳这份孤独人生。最伟大的文化创造，常由主动孤独者来完成。老子、庄子、司马迁、陶渊明、曹雪芹、鲁迅等，皆可视为主动孤独者。这其中，陶渊明或许更典型，也更亲切可感。一颗闹哄哄的灵魂里，难以生长高品质的事物。“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移居》）陶子得知有一些“素心人”在那个地方居住，就把家搬过去了。“素心”就是守拙之心、自求孤独之心吧。“桃花源”这方净土，只有一颗“素心”才能发现。

“桃花源”这概念在中国堪称妇孺皆知。《桃花源记》则似乎是一篇能够永远生长的文章。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自古至今，人们不但争论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是人间还是仙境，还争论桃花源是在南方还是北方。大有胶柱鼓瑟之嫌。其实不必争论。“桃花源”是从陶子灵魂疆域生长出来的，唯有陶子能让它生长。它显然是一个既非人间又非仙境的“乌有之乡”。

人间——田园——桃花源，画出了陶子灵魂生长的轨迹。

晋太元中、渔人、太守、刘子骥等等，你看，陶渊明言之凿凿，分明在呈现真实事件、真实时空，可是，他同时告诉你：那一切并不存在。

太元是东晋孝武帝年号，去陶子写此文仅二十年。渔人，朝代更迭里的草民、顺民，皇权体系中一个最小的纳税单位。太守，统治者序列中的一员。刘子骥，实有其人并甚有名望，桓玄叔父桓冲曾请他做长史，固辞不受，一直乡居。起初，渔人一派天真，先“忘路之远近”，再“舍船”，一“忘”一“舍”，在完全无目的且完全不动心机前提下忽然到达桃花源。“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渔人所见如此。桃花源人虽历数百年，对暴政的恐惧却如基因一样代代相传。乍见渔人，桃花源人的惊讶程度远胜渔人乍见桃花源人。面对忽然而至又将离去的渔人，桃花源人作此小心嘱咐：“不足为外人道也。”渔人转脸就辜负了桃花源人，无半点负疚心理，离开时沿途“志之”，并马上报官。这是由渔人作为顺民的“工具性”所决定的，其天真具有暂时性。太守立即派人去寻桃花源，作为向导的渔人竟连亲手所做记号都找不到了。“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渔人与统治者，丧失天真，不能“忘”、不能“舍”，寻桃花源必定是南辕北辙。故事到此完全可以结束了。陶子却不肯结束。“高尚士”刘子骥可视为与陶渊明同类人物，或许能找到桃花源。陶子向往并创造了这个“桃花源”，诗笔一挥又让这个刘子骥动心动念去寻找。“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陶子把渔人已眼见之、足踏之、饮其水、啖其鸡的桃花源凌空架虚，悬于乌有之乡，极逼真又极空灵。抱着寻找桃花源这一目的、从人间出发的任何人，都只能空手而归。陶子就是这么安排的。陶子真是厉害。

陶子说得明白，这个美丽新世界是他心中的梦幻泡影。心中有桃花源，世间无桃花源。它在人间，又不在人间。它不是人间，却比人间更具人性、人道。无意求之而得之，有意求之则踪影尽失。似乎是完全纪实，却又是彻底的浪漫。真即是幻，幻即是真，非真非幻，非幻非真。作者喜悦乎？苦闷乎？迷惘乎？渊明这是在开一个什么玩笑？

陶子做了一个大梦，借此发出此生最深长最有意味的一声叹息。人性、人道、人与人、人与自然，若如桃花源呈现出的那样就好了，人间却偏偏不那样，偏偏截然相反。人间与桃花源，是两个不能沟通的世界。桃花源拒绝沟通，害怕沟通。这竟然是桃花源存在的前提。桃花源人从一开始就明白这一点。

人间——田园——桃花源，这是陶子用生命串联起的一个非凡的意义领域，形成陶渊明人生求索、生命审美的广阔天地。依从生命中那份“天真”的召唤，陶渊明从他厌恶的“人间”退却至田园。田园的美好、艰辛与孤独，他都咀嚼品味过了。肉身需地址，灵魂无疆界。田园不是他人生的终点，这颗“田园魂”常常飞升至他心中的桃花源。

桃花源人侥幸地逃离了暴政，并从此逃离了残酷的克隆一般的朝代更迭，进入了一个无统治者无王税的“田园”新时空。陶子及芸芸众生，却不可能有这种幸运。桃花源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以如此口吻提及故晋，可证陶渊明对晋的眷恋即使有，亦相当有限。陶子无半点愤青式表达，批判性却甚彻底。

中国古代，找不出哪篇文章比此文更富张力。

《桃花源记》是《桃花源诗》的序，却远比诗有名，诗反而像是对序的注解。“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彼岸与此岸，理想与现实，桃花源与人间，一淳一薄，尖锐对立，虽灵光乍现，却只能迅速“幽蔽”。桃花源人压根就不相信外面会有“好”人间。诗如此结尾：“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陶子并不愿他人陷入“迷魂阵”，说得极明白：桃花源在尘嚣之外，从人间出发焉能抵达？我陶子只盼踏着这一缕清风，去寻觅那与我灵魂契合的事物——桃花源就是我的虚构，它只在我心灵世界里。不少注家把“寻吾契”注解为寻觅世间桃花源，那不成了陶子自打耳光吗？在闭塞的古代，小规模的治外之地并非罕见，但皆非陶子笔下桃花源。陶子这一幻想、理想必有所本，但他把“所本”也虚化、幻化了。在漫长田园生活中，在对生命的审视与感悟里，在与生存的艰辛抗争中，陶子灵魂已到达存在澄明之境。《桃花源记》是陶渊明的一次精神远足，灵魂放飞。在这样一个悲惨人间，在他安静寂寞的田园里，他知道自己的喜悦、苦闷与迷惘。他向往桃花源人自由、自然人性，亦理解渔人及太守卑陋心机。桃花源自求“幽蔽”，正如陶渊明之自我退却。桃花源是陶渊明深邃灵魂不容侵犯的象征。表面上是此世弃我，本质上是我弃此世。

陶渊明之后，吟咏唱和桃花源成为历久不衰的文化现象。找不出哪篇古文，受到过如此热烈追捧。古代，不仅仅是士人，各级统治者乃至皇帝本人，对桃花源式“治”外之地亦常心生向往。古史中这种消息不难找到。乾隆皇帝就写有数首咏桃花源诗。陶子的桃花源，对统治者的人性、非工具性一面，竟然亦形成一种检验。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会念及桃花源，即可证其尚未被彻底工具化，尚存对非工具性的向往。历代吟咏桃花源之作，可谓汗牛充栋，激我最深者乃王安石《桃源行》。“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重华一去宁复得，天下纷纷经几秦”。重华（舜）之世不可再现也，秦政非秦一代而终也，桃源梦千古大幻梦也。王安石诗境界阔大，思理邃密，深得陶子旨趣，不愧为政治家诗人。

幽蔽的可望而不可即的桃花源，却打通了人类的某种美好情感。古今中外不断有思想伟人在幻想好的人类生活。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再到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可证对美好社会的向往，是人类前行的永恒动力。梁启超则把桃花源称为“东方世界的‘乌托邦’”。桃花源有儒家《礼记》“大同世界”影子，亦有老子“小国寡民”痕迹，但又与它们根本不同。陶子把桃花源人声气口吻呈现给了我们，看上去那是一个可以诗意栖居的美丽新世界。桃花源比所有长篇大论的“乌托邦”都有诗意，也更似梦幻泡影。陶渊明并不存为社会开药方之想。面对永远充满苦难的现实，自古至今，自以为手中有灵丹妙药的人真是太多了。

桃花源，这个妇孺皆知的概念，是陶渊明贡献给我们的。妇孺皆知，可不是一件简单事。桃花源，明明是陶渊明之梦，至今却仍在拨动我们的心弦，它的意义仍在生长。

人类是个怀乡团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归园田居》其一

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

——《饮酒》其七

陶子田园生活的精髓，就是“返自然”“得此生”。《归园田居》写于归隐第二年，《饮酒》则写在归隐十年之后。“得此生”之感的获得真是来之不易。爱田园，源于爱自然；爱自然，源于爱自由；能够自然、自由，才会有“得此生”之感，才能活在我向往的“活”里。可是，田园里的自由却近乎泥水自闭式的自由。陶子常需咬紧牙关，对抗孤独、寂寞、贫穷；陶子需要一个比田园更加广大深厚的灵魂。他最终拥有了这样一个灵魂。

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十分迷恋早他百年的诗人荷尔德林，《荷尔德林诗的阐释》是他《存在与时间》之后重要著作。他的著名演讲《人，诗意地栖居》，就以荷尔德林诗句为题。荷尔德林正是一位有强烈怀乡、田园情结的诗人。海德格尔视荷尔德林诗作昭示着“存在之澄明”。他在阐释荷尔德林《返乡——致亲人》一诗时说：“通过欢悦的明朗者，它照亮人类的心灵，使得人类的心情对田野、城镇、家园的真谛洞开；通过高超的明朗者，它首先让幽暗的深渊张开而得到澄明。倘若没有澄明，深渊又会是什么呢？”（见《荷尔德林诗的阐释》）老实讲，我对海德格尔这些话，亦如对海德格尔一切话一样，似懂非懂。但我似乎总会从中读懂、读出另外的东西。他在阐释荷尔德林，我却分明感到是在阐释他所不知道的中国伟大诗人陶渊明，或其他相关的东西。

海德格尔以晦涩难解著称，他极力去阐释或许永远无法阐释明白的“存在”。但他却能实现“阐释的深度”。以此来理解陶渊明，时有豁然开朗之感。伟大又易知易懂无疑是好的，伟大却难知难懂的东西有时也会具别开生面之效。所以，我不避赶时髦之嫌，勉强用之。魏晋那股瑰异的生命审美思潮，是能够与当代存在主义哲学相通的。陶渊明又堪称代表。

海德格尔与陶渊明相通之处，除了自然、田园，还有“死”。海德格尔前所未有地把死从生存中突出出来，以对死之“亲”之“畏”来逼出“生机”。“向死而生的意义是：当你无限接近死亡，才能深切体会生的意义。”（见《存在与时间》）生很少具备进行哲学思考的必要，死却是最重要的哲学问题。存在主义哲学把死作为“动力”置入生，破除生存的虚幻、虚妄。陶渊明正是一位深度关注死亡的诗人，他始终把“死”悬置于生存之中，去抵抗生存的庸俗、苟且。陶渊明“畏”死，又嘱自己不要“怕”。渊明一生，可视为一场“向死而生”的实践。

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

——《酬刘柴桑》

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

——《还旧居》

家为逆旅舍，我如当去客。

——《杂诗》其七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神释》

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欲语口无音，欲视目无光。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

——《拟挽歌辞》

不封不树，日月遂过。匪贵前誉，孰重后歌。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

——《自祭文》

“任真自然”的生存追求，使渊明深知，物之兴替、人之生死，乃宇宙大化，他既情愿纵浪大化，又惟恐来不及活出自己的“活”。要自己勿“多虑”，正因有所虑。《拟挽歌辞》一心一意悬想自己死时、死后情境。此诗并非作于死亡来临之际，而是较早。荒诞未来时，我先荒诞着，无幽默处，我偏偏幽他一默。《自祭文》作于去世前两个月，总结感慨一生，兼具遗嘱意味，同时还有将卸下生存重负之释然。他要求不起坟不栽树。这自然是纵浪大化情怀。最后仍是对存在终极的追问：生之艰辛我已亲历亲尝，“死”又如何呢？渊明当然知道，这是个既不求人答、亦无答案的问题。至死还在思考死的渊明，对死显然已非“畏”。渊明是个不肯敷衍此生者，不肯随波逐流者。“聊复得此生”——此生总算在我手中了。《自祭文》又说：“余今斯化，可以无恨。”可以说，在艰辛备尝，顽强抗争之后，渊明得以在静穆澄明之境中辞别人间。虽然带有“精神胜利法”意味，仍可说是获得了基本的胜利。如此人间如此世道，人还能如何呢？他的灵魂或许能够前往他的“桃花源”。

一条命，一颗心，一杯酒，一辈子，一片尘，几番喜，几番忧，了却生，了却恨，已知生，再问死。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对死，陶子显然比孔子较真。可谓“向死而生”乎？孔子有担荷引领天下气度，生命能量外向，陶子则盯紧自己这条命，生命能量内向。孔子行走在春秋辽阔大地上，天下虽扰攘不已，士人却斗志昂扬，因为并无霸主敢随便对士人动刀锯。陶子这只丛林野兔，从凄风苦雨中退却至田园一隅，把这条命翻来覆去打量。陶子使用这条命，让这条命脱尽工具性，实现了生命存在的深度、生命审美的深度。这只敏感深情的野兔，远离喧嚣的世界，倾听天籁，倾听自己的心跳之音。越是不可一世的枭雄，往往越是难以实现存在之真，存在之深度。人生荒谬，行尸走肉。许多人物看上去身影伟岸，却不过是在追求作为行尸走肉存于世，然后瞬间腐烂溃败，血污狼藉。

中国古代最能表达存在深度的文学作品，大约只能是陶渊明诗文和《红楼梦》。贾宝玉彻底“不器”，完全不具备贾政所希望体制所需要的工具性。贾宝玉天生痴绝，乃一不可“驯化”之赤子，其非工具性并非出于自觉。陶渊明非工具性的实现，则根源于自然加自觉。非工具性与存在深度具有密切相关性。后世对陶渊明的景慕，正是对其所实现的非工具性及存在深度的呼应。

陶渊明之后，唱和陶渊明成为千年不绝奇观。被唱和如此之多之久，历史上并无第二人。

陶渊明开创了田园诗，后世竞相效仿。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等诗人，都写出了大量优秀田园诗，与陶子相比，却大都似城里人在说乡下事。他们既无渊明之身世遭遇，更无长达数十年亲耕经历。陶之田园诗是心灵自然流露，如清风如天籁。更深层原因是，陶渊明已臻于“立德”境界。自古就有人指责渊明是“自了汉”。这没错，渊明的确是不得不走上了“自了汉”之路。奇迹在于，他在此路上可说实现了“立德”境界。达则兼济、穷则独善，是孟子所标榜士人应世之道。追求独善，又是魏晋士人普遍风尚。但无人能达渊明境界。或许，数千年间唯陶子一人。渊明是独善其身的极致。放弃立功，亦无意于立言，其诗文远离时尚，只为自娱，在当世毫无影响，立德境界却在近似自然状态中实现了。所立之德就是：追求人性的自然、自由、澄明。渊明所立此德，无违其深厚仁德，却有反工具性之潜质潜能，能启发存在感，能指向未来。显然，这不是皇权推崇之德，但皇权有时亦对之略示尊重。杀隐士这一极端行为，只朱元璋干过。江山打下来了，朱皇帝发布诏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在此诏令下，姚涧、王谟、夏伯启等不肯出山为官者被诛杀，并籍没全家。明清时代，皇权臻末世，奴化达顶峰。如石头可以奴化，统治者大约连江山上的石头也不肯放过的。

士人喜欢陶渊明有多深，其反工具性愿望即有多强。

对陶渊明的景慕，至宋代达顶峰，士大夫“嗜陶”成为普遍风尚。这其中，以苏轼、辛弃疾为杰出代表。二人同为豪放派词人，一为大才子，一为才子兼英雄，遭遇皆曲折异常，登高望远，识破机关，却只能无奈悲叹。才子的豪放，英雄的豪放，不约而同折服于陶子这位隐士的“豪放”。

苏轼天纵之才，磅礴浩瀚，蔚为大观，饱受磨难，却愈老愈真。自五十七岁起极度迷恋渊明，一直到六十六岁去世，念念不忘是渊明。六百年前的“自了汉”渊明，竟成为苏轼晚年巨大精神安慰，其和陶诗达一百零九首，几乎把陶子作品和了一遍。“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苏轼与苏辙书》）“醉中了了梦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苏轼《江城子》）欲做渊明而不得，梦中醒中不能忘，以至于视渊明为自己“前生”。“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苏轼《临江仙》）苏轼所恨者，正是恨不能摆脱工具性也。求真求自然，苏轼亦似渊明，但澄明之境、仁德之厚显然有所不逮。在摆脱工具性的决绝上，亦乏渊明勇气。苏轼一再沦落，却始终不曾去官。形格势禁，去官恐于生存不利。豪放如苏轼，亦不敢对生存不计功利，无法实现渊明的存在深度。皇权无缝隙，仕途之外再无路可走。这差不多是古代士人共同处境。

辛弃疾作品中对渊明的吟咏追和，达九十余处，仅次于苏轼。“千载后，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若教王谢诸郎在，未抵柴桑陌上尘。”（辛弃疾《鹧鸪天》）辛弃疾眼里，晋朝当年王导、谢安等巨族诸公，还抵不上渊明故里柴桑陌之尘土呢。

后世文人追慕古代同类，如苏、辛这般持久深切，文学史尚无足以媲美之第二例。有苏、辛这等异代知音，渊明可以告慰于九泉了。

苏、辛主位人格乃积极用世者。似乎淡泊的渊明，却最能打动他们的才子情、英雄魂。渊明的柔软、自然，正是从不屈的热血刚肠中生长出来的。越是真才子、大英雄，其自然自由之我越是难以被彻底压抑取消。景慕渊明，正是对自然自由之我的深情呼唤，对工具之我的反抗。皇权时代无数士人，皆承受过欲为“自了汉”而不得的痛苦。人们喜欢渊明，其文化、心理原因就在这里。渊明不朽的原因亦在此。

普遍的怀乡情结、田园情结，正源于自然、自由之我。故乡、田园的深层意蕴正是自然、自由这一人类根性。

真正的诗人，几乎无不怀乡——诗人是个怀乡团。放大视野看，怀乡者不只是诗人，历史上，广大士人亦普遍怀乡——士人是个怀乡团。可是，怀乡者群体还要广大得多。蚂蚁般丛集蜗居在楼群丛林里的现代都市人，如能面对一片原汁原味的田园，竟如面对一个熟悉的奇迹。那田园为何看上去如此喜悦？那田园为何恍然如我一个睽违太久的“家”？那田园为何如我的一个梦？那田园为何如我的前生？无他，只因田园正是人类的根性所在——人类是个怀乡团。

人类经历了漫长的采集、狩猎、游牧历史，始到达以耕种为特征的田园。田园让人类第一次生根。田园的根性，让人类从动荡野蛮的生存，进入相对安静质朴的生存，人类文明始进入快速创造积累时代。千百万年的积淀，已使田园成为人类文化基因。普遍的怀乡，正是这一基因的投射。田园，是人类创造的“人化自然”，或曰第二自然。田园的根系关联着大自然，关联着山河大地天空宇宙，当然亦关联着人的自然、自由本性。陶渊明汇聚升华了人类的田园情感，成为负载这一情感的符号或曰幽灵。

人类是个怀乡团。陶渊明有个田园魂。

尾声

一百七十二年前的美国，二十八岁的梭罗提着一柄斧子来到瓦尔登湖边，砍树筑室独居。两年后，又回“人间”打理他那“铅笔制造厂”去了。《瓦尔登湖》一书，记载了他这一段生活经历与感悟。与陶渊明回归之路的漫长、沉重、执着相比，梭罗的回归自然，有兴之所至浅尝辄止意味。当今稍有财力者，似乎都可那么做一下。陶渊明的精神内核远超梭罗，梭罗在当今世界的影响却似乎远超陶渊明。在中国，读《瓦尔登湖》者就可能多于读陶渊明者。我甚至恶意地认为，梭罗安排这一段生活，固然根源于自由自然这一生命本性的驱使，是不是也是为了写出《瓦尔登湖》这本书啊？梭罗即使如此，也不是什么错。现当代写作者，创作而不与名利挂钩，倒是稀罕的。陶渊明却不是这样。

今日之世界，真是一个新世界，可是却远非美丽新世界。大自然从未遇到“现代人类”这一劲敌。从溪流到海洋，从土地到天空，无不呈现出败坏之相。雾霾以幕天席地的阵容，从容不迫地围剿人类。有没有“制空权”，真是太不一样了。人类再嚣张，不如雾霾嚣张。在这样的时候，陶渊明的影子竟然会朦胧浮空，重现人间。

梭罗与陶渊明，相隔一千多年岁月，分处地球两边，文化背景迥异，深入田园程度不同，但都是人类回归田园的代表，都是对人类“诗意栖居”理想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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