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杭州女人与左权县盲人宣传队拆不开的十年
但她和他们之间，似乎已经无法拆分了。这10年里，亚妮深度介入了没眼人的生活。他们第一次走进裁缝店、第一次去天安门“看”升国旗，都是她陪在左右。
她忘不了，升旗那天下着雨，她眼见盲艺人要脱掉新鞋子，怕淋湿。看完升旗，他们突然噗通原地跪下，开始接力报生辰八字，求毛主席让他们下辈子有双好眼。
拍电影的初心是记录非遗，到后来，她只想对11个盲艺人有个交代。
眼没了，心就亮了
盲艺人有个名号，叫“左权县盲人宣传队”（以下简称“盲宣队”）。据传在太行山存续70多年，曾为八路军收集抗日情报，当地称“没眼人”。
7月某一天中午，当我站在盲宣队小院，夸队长刘红权是个“明白人”时，对方立马纠正：“都看不见太阳，哪儿明呀？”
我刚准备为言语冒失自责，他眯缝着眼，呵呵笑得随意——看似习惯了拿自己调侃。
13年前，亚妮第一次见到这支盲宣队，正是被他们身上的快乐所吸引。当时，她是浙江卫视当红主持人兼制片人、导演，拿过“金话筒奖”金奖，当选过中国“十佳”主持人。
盲艺人到村庄演出。
亚妮用诗意的语言描述那幅画面：一队“剪影”行进在夕阳中，左手搭肩，右手牵棍。11个人，铺盖齐整地扣在后背，有微弱视力的最前领路，其他人手拽前人铺盖绳。夜壶统一挂在右侧，锃亮的釉彩在夕阳下泛着光。
他们是太行山独特的生命形态，集体生活，流浪卖唱，一天最多走10公里山路，盲棍戳在石头上，“哒哒”作响。山间赶路时，没听众，盲艺人也会扯着嗓子开唱，不为取悦任何人。
音乐学者田青告诉亚妮，这支没眼人队伍里，很可能保全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辽州小调的完整曲牌和演唱方式。
田青是没眼人最早的伯乐，第一次在县城旧戏台听刘红权唱《光棍苦》，便流泪不已，称他们是“活着的阿炳”，其后还促成盲艺人2003年第一次到北京演出。
跟访拍摄时，亚妮听他们谈过很多有意思的话题。领路人药成江往上推指肚厚的眼镜，念叨着，去年在某某村唱完，还没给钱。马上有人接话：秋收以后就会给的。没人担心会被赖账。
他们还会为天安门到底是城楼还是门，争上一路。晚上临睡前，一调侃某某出去“混闺女”，满炕的人来了精神，一屋子哄笑。
亚妮还听盲宣队“秀才”陈玉文讲起过，队里曾有约定，如果他们中有人掉下悬崖，喊几声，没应答，其他人就继续走，照样吃、照样唱。他们相信“注定”。
这种认命，亚妮不认为是消极的，更像是内心通透。
“眼没了，心就亮了。”陈玉文脱口而出。亚妮说，她突然就找到了电影的主题。陈玉文能临场发挥，编一口泼辣唱词，还会卜卦。亚妮电影开拍日，就是他卜算的时间——2007年农历二月二，寓意万事不用愁。
“咱生下来啥也不见，那叫舒坦”
没人料想，电影拍了10年还没上映。10年间，亚妮像在耐心剥一颗洋葱，掰开叫命运的外皮，内核却没有辛辣。她嗅到没眼人比明眼人更为质朴的情感，以及更平和的人生。
11个人中，亚妮最念念不忘的是“鼓王”肉三，她叫他三哥。一个280斤的大胖子，好吃好酒，耳音极好，是队里的“定音器”。
盲艺人在现场演出，鼓王肉三完全沉浸在音乐中。
肉三爱笑，笑起来有股江湖人的洒脱。队友王树伟说，肉三吃饱饭、睡饱觉、有鼓打，就挺开心。不过他生前最忌提死，别人一说，他就翻脸。偏亚妮拍电影时，有一处情节需要肉三装死，躺在炕上咽气。
“成哩。”肉三给足了亚妮面子。旁人看来，这是肉三作出的莫大“牺牲”。
没眼人以不动声色的方式，支持亚妮。一次，剧组要拍冬天盲艺人在冰河上行走的画面，拍了很久，工作人员突然发现肉三一只脚穿黑棉鞋，另一只脚穿绿解放胶鞋。有人拿来一双崭新的棉鞋，可肉三不动弹。
工作人员走近一看，心疼坏了。那只套着黑棉鞋的脚，已经成了一坨冰。原来，拍摄时肉三踩到了冰窟窿，鞋子湿透之后冻上了。没听到导演喊停，肉三也不吭声。
“咱生下来啥也不见，那叫舒坦，人活就活个舒坦，你球活不过俺。”亚妮在《没眼人》同名书里，记录了肉三生前与同伴打嘴仗的一次经历。
影像资料中，肉三爱笑，憨憨的。表演时，他肚皮顶着扁鼓，节奏感极强。肉三的脑袋跟着节奏摇晃，鼓槌起落间，气势颇似一场大型交响乐的指挥家。
认识8年后，亚妮才得知肉三的完整身世。2010年亚妮再上太行，队伍里没了肉三。队长刘红权说，肉三得了肛瘘，太臭，没法一起“挤炕”，被一辆驴车送回老家石暴村，一个离县城30多公里的村子。
亚妮找到村里才知道，肉三兄弟三人、舅舅均是盲人，跟着姐姐喜籽生活。喜籽一人养了6个没眼人，还包括小叔子、大儿子。丈夫去世时，喜籽第二个孩子还未出世。这个遗腹子成为全家的希望，他有一双视力正常的眼睛，长大后一路读到眼科博士。
亚妮去肉三家时，曾听喜籽说起，弟弟们出去卖唱，挣的钱都交给喜籽，供外甥上大学。他们说，“老天给咱的一双眼，就是用来读书的。书念好了，咱家就好活了”。
数月后，肉三的死讯传来，终年52岁。博士外甥站了两天一夜，搭火车回来奔丧。他拿出一双新鞋，给舅舅穿上。“舅，咱这一辈子就没穿过一双好鞋……”亚妮的团队，用影像记录了葬礼全过程。
肉三的盲人兄弟们，在灵堂外吹拉弹唱了3天。“问天问地问爹娘，活了一辈我是个甚模样？过了一村又一村，拉起胡琴整日价走四方……老的老了新的长大，盲哥们能在一起拉扯着走天涯。不求那个荣华不求那个财，但求放嗓吼一声，高歌向天外。”
盲艺人说，到另一个世界去，一定要吃饱了走、高兴着走。
活着走，死了埋，盲艺人群体以边缘的姿态存续数十载。
当2006年亚妮提出要他们演电影时，“成哩”，11个盲人中，仅刘双明一人“见过”电影，可这丝毫不妨碍他们答应时的爽快。
他们知道，当主角了，就会受到关注。
“杭州女人”又来了
每攒够一笔钱，亚妮便放下手头工作，跑到山西。
剧组一来，乡民互相打招呼：“杭州女人”又来了。而盲艺人，起先喊亚妮“大记者”，略带生分；后来，“亚妮老师”叫顺了口。陈玉文说，亚妮为我们做了很多事，是个能人，得叫老师。
当误会县里截留两万元募捐款、或队里某某新找的媳妇跑了……诸如此类生活难题，他们第一个想到的总是找亚妮。
看他们背着硬梆梆的铺盖卷拍戏太辛苦，亚妮自己掏钱，给每人买了个羽绒睡袋，他们钻进钻出，却舍不得睡，因为“以后要带进棺材”。
亚妮给盲艺人讲戏。
其实10年间，亚妮有过数次动摇。拍电影的烧钱速度超乎她的预估。她贱卖了海南一套市值500万的房产，还将杭州有落地窗的房子对外出租，窟窿仍越来越大。老父亲拿出毕生积攒的20多万稿费，叮嘱她做任何事“要有始有终”。朋友眼中清高的亚妮，四处跟有影儿没影儿的投资人吃饭。
一次在山西左权县军寨村，她跟11个盲艺人“挤炕”，借宿村民家。深夜缩在土炕一角，无法腾挪、空气浑浊，她出屋，扎进麦秆垛窝了半宿，又开始纠结2006年作出的选择。在杭州，她有储值3万元的香薰SPA卡，有满墙艺术装饰的大房子，有落地窗外的临河景致。
天亮，这家农妇进屋送水时嘀咕：“咋还点着灯哩？没眼人还点灯哩。”亚妮方才注意到，没眼人为她留着一盏灯。这盏灯，在她心里暖了很久。
可现实仍是资金断流，电影就停。
“不是说开春接着干哩？桃花红哩杏花白哩，干还是不干？赶紧拍，不拍我就死哩。”亚妮曾接到老盲艺人的长途电话。
到最后，拍下去的动力，成了对盲艺人“有个交代”。
此前，她被一遍遍追问：为什么要拍没眼人？
答案每次都相似：虽然生活在黑暗中，没眼人的歌声充满光亮。反观现代人，生活浮躁、受制名利欲望，身陷纠结的人际关系，而离本真的快乐渐行渐远。
她不喜被外界塑造成卖房借债、神隐十年的悲情形象。我们交流时，她会强调，“做着做着就这样了”，没想到有10年之久。
10年，亚妮团队积累的影像资料长达500个小时，停滞在后期剪辑阶段。10年间，先后有两名盲艺人离世，包括肉三。亚妮还曾答应肉三，等电影拍完了，带三哥到杭州坐西湖的船。
天堂通用一种语言
“电影拍完了有啥好处？”2006年听说要真人出演时，盲艺人曾与亚妮有场对话。
10年间，电影虽未上映，盲艺人的生命形态已发生彻底改变，他们成为当地的文化名片。
2011年，除队长刘红权，盲艺人陆续搬进政府提供的廉租房。楼房均在一层，进出方便，且距离盲宣队大院仅十多分钟路程。他们有了低保，还补缴了养老保险。
今年年初，王树伟办了一场与城里人无异的婚礼，妻子是政府替盲宣队雇佣的厨娘，一个干活利索、性情温顺的女人。64岁的陈玉文，晚年也有了做伴儿的人。
告别集体生活，他们依旧延续着相互携扶的惯性。王树伟有微弱视力，同刘双明住对门。隔三差五，他会去刘双明家，帮忙打扫卫生。前不久，听双明念叨，家里电视坏了很久，想“听”电视剧，王树伟牵着双明的手，如同当年在山麓间流浪卖唱，领他到附近买了台海尔电视。
双明有双澄净的大眼，他31岁喝假酒后失明，妻子离婚，带走女儿。“双明双明，双目失明”，旁人调侃他的名字，双明起先会哭，后来只剩温和一笑。
2003年刚入伙时，双明音乐技能为零，是肉三不嫌烦，手把手教会他各种乐器。
肉三得肛瘘后，刘双明主动伺候，帮他收拾排泄物、清洗衣物，直到肉三被送回老家。此前山间行走时，别人都嫌肉三拽得力道“沉”，只有双明愿意走在肉三前面，让他搭在肩头。
集体内外，他们均以最朴素的方式，回报他人施与的善意。
2013年8月，得知亚妮父亲在宁波去世。10名没眼人自发在盲宣队大院集合，算着出殡那天为老人送行。他们搬出凳子，朝南端坐一排——那是宁波的方向。锣鼓、胡琴、笙、唢呐，和着扯开嗓子的歌唱，持续了1个小时，刘红权唱了悲歌《问天问地问爹娘》、《一把黄土把娘埋》，把自己唱哭了。
“我们唱的是山西话，也不知道你父亲在天上能不能听得懂。”事后，刘红权给亚妮打了个电话。他记得亚妮说：听得懂，天堂通用一种语言。
2007年得知田青教授在北京生病，11名盲艺人凑了5000块钱，托人带到北京。田青曾说，这是他人生最宝贵的一笔财富。
当王树伟试图向我解释田青教授的话时，提到母亲在他儿时的叮嘱：吃蜂蜜要小口抿，因为那是蜜蜂一小口小口采的，来之不易。
田青教授知道盲艺人攒钱不易，只是心意无法拒绝。
亚妮给刘红权讲戏，刘红权是盲宣队主唱。
盲宣队的牌匾已锈迹斑斑
小有名气后，多了登台机会，亚妮曾担心盲艺人“走样”。
实际上，盲艺人内部专门立了规矩：不假唱、不掺电子音、不丢原生态。
规矩与自尊有关，听说城里的歌手爱玩现场假唱，他们露出鄙夷的神色。像固执的老辈匠人，他们对技艺的提炼颇为简单：自由自在唱，坦坦荡荡活。
“你们媒体，总把我们盲人写得多窝囊。”主唱刘红权甚至在饭桌上进行抗议。近年，他拥有了自己的黑色拉布拉多导盲犬，用获捐的电脑上网，还用上Iphone5手机，随时聊微信、QQ。他还有了自己的民间音乐传习所。
拍了电影，又搬进县城的楼房，这让药成江觉得“抬起头了”。他说，以前流浪卖唱时常被人小看。当然，队里也有盲艺人过惯苦日子，住进楼房，仍连晾衣架都舍不得买，一段铁丝就凑合几年。
照惯例，7月是休整期，盲艺人各自在家赋闲。当每日人物走进其中一家，发现他正坐在旧沙发上，侍弄手中的笙管和京胡。
日子久了，谋生工具成了心头好。乐器、盲棍和烟，他们永远归置在手边。还有连通外界的收音机。
按内部制度，60岁以上的盲艺人可以退休。可队里5名符合标准的，没一人愿意“落伍”。陈玉文上翻着灰白浑浊的眼球说，窝在家孤单、自卑，与老哥们一起出去乐呵，又能挣钱。“还走得动，就跟着出去。”他的步伐其实没那么利索了，疼痛时刻碾压双膝关节，前些年开唱时，一口假牙就不时掉落，惹观众哄笑。
60岁的王明河同样不愿离队，老人打了一辈子光棍，不挣钱没有安全感。他挣的钱除了自用，还能贴补侄子家。侄子承诺，以后为他养老送终。
队伍的“老龄化”不可逆转，最年轻的都四十多岁了。4年前，盲宣队开始包车去山里演出。卖唱本身，在村庄也变得可有可无。有时，一天他们能转六七处地方，有的村委会直接给钱，演出就免了——村民大多外出务工，在家的也有各种娱乐活动，辽州小调听者寥寥。演出收入也在下降，倚赖煤矿的村庄，前几年出手阔绰，一场300元，而这两年，山西煤炭经济低迷，村上已经“拿不出什么钱”。
“左权盲人宣传队”的牌匾已锈迹斑斑，他们看不到。
6月底，在《没眼人》新书发布活动上，有读者曾问：外界介入是否破坏没眼人原本的生活形态和艺术质感？亚妮沉思片刻：没办法，肯定会影响歌唱的质感。但作为个体，他们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他们过上好日子，我很欣慰。
活动会场，太行山盲艺人现场歌唱，久居都市的观众静静淌下眼泪。“谁说是桃花红来，谁说是杏花白？瞎瞎地活了这辈辈，我可是没看出来……下辈子好歹要睁开眼，看看这圪梁和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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