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综述 | 第三届"话语分析中山论坛"——交叉学科视野中的话语/语言分析

会议综述

交叉学科视野中的

话语/语言分析

——第三届“话语分析中山论坛”

牛文培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西方语言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420

广州南方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970

1.引言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2024年4月12－14日，第三届“话语分析中山论坛”在白云山下“泉水淙淙处”（许国璋、王宗炎语）的广州逸林酒店如期召开。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胡壮麟先生、Jou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主编Michal、Social Semiotics副主编Gwen Bouvior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为这次会议平添了许多学术“含金量”。中山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两所大学外语学科的“少壮派”学者的联手出席为这次会议的成功主办奠定了基础。“中山大学与广外的外语学科是血脉相连的”、“中山论坛起始于中山论坛，却不仅仅属于中山大学，要让中山论坛像中山精神一样在全国薪火相传”、“交叉学科的角度看语言与话语，让我们能更加全面地分析语言的本质”交叉学科视野中的话语/语言分析：第三届“话语分析中山论坛”会议的主持者、中山大学语言所所长丁建新教授在开幕致辞中如是说。

本次会议邀请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胡壮麟先生、瑞典乌普萨拉大学MichalKrzyzanowski 教授(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主编)、上海外国语大学 Gwen Bouvior 教授(Social Semiotics副主编)为特邀嘉宾。邀请参加会议的学者主要来自中山大学 (丁建新教授、杨劲教授、徐翌茹教授、胡婧菁教授、胡婧媛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冉永平教授、章宜华教授、徐海教授、魏在江教授、胡春雨教授、孙毅教授、袁传有教授、霍永寿教授、李成团教授)，以及暨南大学梁瑞清教授、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田海龙教授、曲阜师范大学武宜金教授、华南理工大学武建国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王佳宇教授、四川外国语大学刘兴兵教授、香港理工大学刘明博士等。19位海内外学者均做了精彩的主旨发言。另外，包括开、闭幕式在内，各环节主持人分别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唐子茜、中山大学赵奕、暨南大学梁瑞清、中山大学李雨珊、清华大学朱黎黎、湖南师范大学秦勇、广州南方学院金悠、王儒蕴、中山大学解传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牛文培、广州南方学院邹文婕、中山大学徐翌茹、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苏然、华东师范大学张虹倩、广州南方学院谢艳蓉、西北师范大学展露露、 肇庆学院杨维忠、四川外国语大学刘兴兵、暨南大学林金容。平行论坛主持人分别为：广州南方学院邹文婕、初艾璇、中山大学赵奕、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苏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牛文培。

随后，丁建新教授在其发言中还强调“语法是关于经验的理论”（Whorf 1956，Halliday 1994，Lee 1996/丁建新、赵奕、解传博等译，2024）。语言在现实的连续统（continuum）的某个位置引入一种明确的二分法（dichotomy），将“现象”（phenomenon）构建成为等级森严（hierachical）的两级（polarities， Couture 1987，Halliday 1990，胡壮麟 1990），比如说，“好/坏”、“有灵性/无灵性”“公 立/私立”、“阴性/阳性”、“东方/西方”、“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计划/市场”、“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事实上，语言在构建这些经验的时候充满了偏见与陷阱。语言的问题往往都是意识形态问题、政治问题。丁教授称之为“语义的骗局”（semantic fraud，Halliday 1990/ 丁建新、李冠华、颜逸飞等译，2023）。语言的系统不是设计（design）的，是进化（evolution） 的。丁教授指出语言系统不断受到环境的影响而发生变化，特别是人类历史上许多关键时刻，都对语言系统产生了持续性的影响，比如说罗马帝国的兴亡、印刷术、文艺复兴、工业革命、 大航海。其中变化最快的部分是词汇，最慢的部分是语言的内核，我们称之为“隐形语法” （cryptogrammar，Whorf 1956，Halliday 1994，Lee 1996/丁建新、赵奕、解传博等译， 2024）。广义的“应用语言学”（包括语言规划、语言政策、语言教学、计算机语言学、 人工智能）的“新”任务在于解构长期以来语言中视而不见的偏见与骗局，拓展新的“意义 潜势”（meaning potential, Halliday，1978，胡壮麟 1990）。语言的内核是缓慢进化的， 是一种沃尔夫称之为“无限小动量”（Whorf 1956，innumerable small momenta）的东西。但这种进化不能停止不前，还需不断继续，才能适应从农耕时代、工业时代、商业时代 到信息时代的转变。韩礼德语言学（Halliday 1994，Martin 1988，Hasan 1984）对英语、 他加祿语（Tagalog）、乌尔都语（Urdu）中“语义型”（semantic pattern）、“语法合谋”（grammatical conspiracies）、“综合征”（syndrome）等现象的研究是十分有见地的。作为文化的语法（grammar as culture）是关于行动（behavior）的理论。人是“会说话的哺乳动物”（talking mammal，Aitchison 2000），可是不幸的是，他同时还是“能撒谎的哺乳动物”（nonsense-talking mammal）。语言是一种资源（resource，Halliday 1990），而这种资源却不断地被滥用。语言中充满了用心险恶的“控制”（Fowler et. al，1976）。丁教授认为我们需要从统计学引进一种“动态的”（Martin 1985，Nesbitt & Plum 1988）的“系统”（system）观，从诠释学引进“概念史”（conceptual history）（Krzyżanowski 2010，丁建新、洪蕊、李湘苗等，2023），才能应对应用语言学者面临的意识形态威胁，避免人类从一个“油锅” 跳入另外一个“火海”的命运。

主旨会议的第一位发言人是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胡壮麟先生，这位我国年过九旬的语言学和外语教育界的泰斗以“持之以恒，必有所成——“90 后”老人讲治学的故事”为题，回顾了他过往七十载的学习研究、读书工作和成长历程。从在中学旁边的‘时代书店’席地而坐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楼顶边义务劳动边读书，胡壮麟教授用他真挚而诚恳的“话语”讲述了他的“读书之乐”和那些于图书有关的故事。除了爱好读书，胡教授也分享了他对写作的热爱，从中学时代起，便有写日记的习惯，在圣方济中学校刊担任通讯员，为就读杭州大学的二姐每周寄送自己编写的“上海信息报”，以文字的形式传递其上海的见闻和情况。在1946年，已经上海新夜报上发表自己的小短文。从北大优秀共产党员标兵到总参谋部政治部颁发的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再到中国农业科学院情报室先进工作者称号，胡壮麟先生讲述了他曾经的光辉岁月，但与此同时，胡教授也谈到曾经经历过的挫折：在1950年参与筹建中学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现共青团）而自己却未能入团，1954年向全系教师进行检讨，1957年反右时被批判，一度成为工军宣队的批判重点，这位两鬓斑白的老者将这些经历称为那些“关于‘跌倒了，爬起来’的故事”，并以此强调人的一生中不仅仅有“光荣”时刻，同时会有摔跤的经历，如何去正确处理挫折与问题，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在发言的最后，胡壮麟先生表达了对新一代的寄语，倡导大家一定要珍惜和思考自己的特殊爱好，要学会在新的环境和知识中适应，不断地去学习和提高自身，鼓励大家学会理性地分析问题，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尽管步履蹒跚，白发苍苍，但谈起学术和对新一代教育依旧逻辑清晰、侃侃而谈，这位“退而不休”年已九旬的学者的发言令人动容，也成功地为本次会议奠定了基调，激励了学者们脚踏实地积极学习的决心。

2. 批评话语分析

1979年R.Fowler，B.Hodge，G.Kress和T.Trew出版了《语言和控制》 (Language and Control) 一书，书中首次提出的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这一话语分析方法随即迅速成为了当代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新兴分支。Fairclough 于1989年出版《语言与权力》也开启了对语言中的社会权力现象研究的关注，“Discourse is language as social practice”，其目的在于探索话语反映出的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及对其进行文本分析来探索权利和意识形态的发展。CDA在发展的过程中，经过来自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学、词典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们不断地发展与创新, 逐渐形成了分析模式和理论基础多样性特征。CDA从初创到发展,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发展态势。

中国石油大学田海龙教授的主旨发言题目为“感觉质与呈符化：北京胡同的“老北京”特质及其感知过程”。田教授首先引入并言简意赅地阐释了感觉质（qualia）（Chumley & Harkness 2013）和呈符化（rhematization）（Gal, S. & J. T. Irvine. 2019）两个概念，以美国著名记者皮特·海斯勒（Peter Hessler）撰写的关于北京胡同的一篇游记《胡同情缘》作为分析语料，探讨了北京胡同的“老北京”（old Beijing）特质是如何被感知、进而形成“老北京”感觉质的符号过程。田教授强调北京胡同(单符)作为一个指向（index），通过被感知和经历，在习俗等法则作为型符发挥制约作用下，逐渐形成了“老北京”的感觉质。田教授指出北京胡同的“老北京”特质体现在包括北京胡同建筑狭窄（the narrowness of the alley），胡同居民联系紧密（closeness of relations between residents）且生活节奏慢（an icon of slow lifestyle）在内的各方面感觉质的融合，田教授通过对《胡同情缘》中对北京胡同的具体描写分析，阐释了作者的语言意识形态工作的过程，即“胡同建筑的狭窄和胡同居民彼此之间的紧密联系作为一种物体所固有的潜在特质(质符)，在特定的文化、习惯或日意识形态(型符)作用下通过北京胡同的建筑和居民(单符)被感知、被体验、被经历，进而形成“古朴、传统”这种“感觉质”，这个过程被称为“符号过程”（semiotic process），或“意识形态工作”(Gal & Irvine，2019)。”

香港理工大学刘明教授做了题为“Towards a ‘synergy’ of text mining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 corpus-assisted discourse study of imagining Hong Kong’s relations to China in Hong Kong political discourse”主旨发言。刘教授介绍了其在语料库辅助下，利用源自机器学习和计算语言学的定量方法对香港三位前任行政长官在头二十年的所有公开演讲进行批判性话语分析，使用语篇-历史分析法（DHA）并借助KH coder 和Stanford POS Tagger 以及R ，MySQL对数据进行提取，整理，组织及检索。通过对一系列专题和主题，香港与中国共现（co-occurring） 词语，‘gateway’‘super-connector’，优势与机遇主题数据分析，认为三位前任行政长官在公开演讲中对香港与中国关系的前景问题描述中都有所不同，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他们各自对主题、话语策略、话语的手段和实现的偏好（preferences）。刘教授强调通过相辅相成的定量内容分析（quantitative content analysis）与定性话语分析（qualitative discourse analysis）能够有助于正确理解三位前行政长官在不同的话语层次上对香港与中国关系的不同设想，从而为香港与中国关系的进一步分析提供依据。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袁传有教授发言题目为“I really am sorry for what I’ve done”: A case study of courtroom apologies”。袁教授从系统功能语言学（SFL）和语用学（Pragmatics）的角度进行话语分析，聚焦当前社会热议事件，首先从发生于河北邯郸的“3名初中生霸凌并杀害同学”事件引出于2021年11月30日发生在美国的同类青少年犯罪杀人事件Ethan Crumbley Case。袁教授随即对该案件进行了案情回顾：15岁的美国青少年伊桑·克拉姆布利（Ethan Crumbley）于2021年在密歇根州牛津高中枪击案中杀死四名同学，并伤及另外7人。本次青少年袭击伤人案中遇难者和伤者的家人和亲人在法庭上发表了动情的声明，他们敦促法官判处克拉姆布利最严厉的刑罚，由于密歇根州没有死刑，法官最终判决枪手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尽管他在枪击案发生时年仅15岁。袁教授通过对法庭悔罪陈述语音文本中整理梳理出来的的八个话语类型（acceptance, metacontxte, thanks, offense, mitigation, future, sentence, ending) 进行及物性分析（Transitivity analysis）和评价分析（Appraisal analysis），企图通过制定一个语言量表（linguistic scale）来衡量悔罪陈述的真诚（不真诚）对量刑的影响。袁教授认同同为主旨发言人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现代外语》主编冉永平教授提出的linguistics+sociology+ anthropology+(social) psychology，即“语用学 +”（“Pragmatics +”）的模式，摆脱传统忽视语篇与社会关系的话语分析方法，在强调语篇生成和解释过程的社会和历史的同时，反过来研究话语对某一社会现象产生的影响，正如袁教授所言，探索案例中悔罪陈述的真诚（不真诚）性对量刑结果是否产生了影响，为话语研究打开了新的思路和提供了新的社会意义。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徐海教授发言题目为“Construction of Older Adults’ Identity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Dictionary: A CDA Approach”。徐教授介绍了采用批评话语分析(CDA)方法，对第七版现代汉语词典（CCD7）进行的老年人身份建构研究。徐教授指出，在社会老龄化的趋势之下，老年人口迅速增长，学界对老年人身份的话语研究日益增多，主要集中在新闻报刊及社交媒体上。此次研究对词典中的老年人相关词目、释义和例证进行了筛选和提取，借助内容分析、及物性系统（Transitivity system）和态度系统（attitude system）等分析了相应语料。在词目方面，家庭内部对老年人的称呼反映了中国复杂又有趣的亲属称谓文化。但同时，词典中也存在一些冒犯性或贬义的老年人相关词汇。在释义方面，四字成语展现了老年人积极和消极身份的共存，贬义和消极用法主要与老年女性相关（。在例证方面，物质过程（Material Process）占比最高，反映出了老一辈和孙辈之间的情感联系以及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关系过程（Relational Process）体现了老年人特质的多样化，心理过程（Mental Process）则反映了老年人的生活态度。在态度(attitude)资源分析中，积极情感(Positive Affect)时常出现在老年人和孙辈互动的场景中，消极情感(Negative Affect)出现在老人看到浪费现象和缺乏子女陪伴时。判定(Judgement)方面主要肯定了老年人的精神状态以及他们的艺术技能。最后，徐教授强调了批评话语分析对词典研究的重要性，它能够帮助编纂者意识到年龄歧视和不平等现象，促进使用更加具有包容性的语言，同时也丰富了话语研究的主题和老年人研究的语料。

3. 交叉学科视野下的话语分析

总结的标题分为单标题和双标题两种。单标题又可分为公文式标题和文章式标题。公文式标题：

话语分析（DA）形成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话语和话语分析在语言学研究中广泛使用可以追溯到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哈里斯（Z.S.Harris）在1952年发表的题为Discourse Analysis (话语分析)的文章中试图用结构主义的理论动态地研究话语：“语言不是在零散的词或句子中发生的，而是在连贯的话语中。”随后学者们把话语分析的对象逐渐拓展到更多的实际交际行为中，话语分析也随之打破了作为话语分析质性研究方法的原生学科语言学的界限。国内外话语分析研究逐渐呈现出多元化和跨学科性发展趋势。学者们从实际语境出发，深入研究特定领域的话语表现形式和沟通模式。例如，广告传播话语分析、企业话语分析、网络话语分析、政治话语分析、医患交流话语分析、教材话语分析等热点话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孙毅发表了题为“中文车贴多模态转喻的整体意义构建（Heuristic Meaning Construction of Multimodal Metonymies in Chinese Car Stickers）”的主旨发言。孙教授选择图文并茂的中文车贴（Chinese Car Sticker，CCS）图像作为研究对象，用多模态转喻理论框架，对中文车贴中的多模态转喻和意义构建进行了识解。孙教授围绕三个主要研究问题一次展开了论述：1. 中文车贴中的文字-图像模态（verbal-pictorial modes）如何在相互作用、共同完成意义构建？2. 五类中文车贴中的多模态转喻(multimodal metonymy) 有何异同？3. 影响中文车贴中的多模态转喻（construal of multimodal metonymy）构建因素有哪些？孙教授通过列举一些典型的中文车贴案例总结出中文车贴中多模态转喻的五种主要意义：1. 保持安全驾驶车距（不要靠近我，否则...急刹/保持车距，别逼我变形/保持车距，谢绝拍马屁）2. 保持安全车速（新手驾车，龟速行驶中）3. 遵守信号灯（你就当我是红灯吧）4. 驾驶员经验不足（“偶是新手”） 5. 车内弱势乘客（车上有宝宝/妈妈/孕妇），同时阐释了影响多模态转喻意义构建三大因素，即物理（Physical context）与心理语境（Mental context ），理想认知模型（Idealised Cognitive Models，ICM）以及文化模型（ Cultural Models）。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胡春雨教授在其题为“企业身份的话语建构研究：前沿与趋势”的主旨报告中主要围绕着企业身份的管理学研究，管理学与话语研究的对接，企业身份话语研究的三大路径，企业身份话语研究的主要局限和企业身份话语研究的趋势与展望进行阐述。胡教授首先对企业身份核心性、区别性、演化性三大属性及企业身份的重要性进行了阐释，并强调企业身份是影响企业声誉及核心竞争力和企业身份管理是企业高层的重要战略。因此，企业身份的研究的理想的起点是管理学。胡教授强调企业身份是在不断地重构的并具体指明了企业身份话语研究的历时研究和共识研究以及历时+共识研究三大路径。胡教授同时强调了当前企业身份话语建构研究的不足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1. 未能充分吸纳管理学企业身份的研究成果 2. 共识研究占据主导地位，而历时层面、历时+共时层面的研究严重不足 3. 企业视觉身份的话语建构研究尚显不足 4. 叙事学视角下的企业身份研究亟待展开 4. 基于社交媒体的企业身份研究刚刚起步。综上所述，胡教授对企业身份话语研究的趋势与展望指明了路线：加强叙事分析以及多模态话语分析。

曲阜师范大学武宜金教授带来了题为“会话分析与安宁疗护”的主旨发言。武教授首先阐释了安宁疗护 (palliative care)的概念，并强调语言沟通在安宁疗护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对于改善医患关系、加强患者对疾病的控制以及提升患者心理幸福感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Ferrell et al., 2014; Ingleton et al., 2014; Lai & Abdullah, 2023; Nimocks et al., 1987; Weaver et al., 2014) 。武教授接着详细地介绍了他文献检索与筛选的过程，以The 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Analyses (PRISMA)为准则(Moher et al., 2009)，在WOS、PubMed和MEDLINE三个数据库中进行关键词Communication /Palliative Care/conversation analysis检索，经过去重，阅读标题和摘要，阅读全文，纳入与讨论进行文献筛选。通过层层筛选和整合，武教授得到16篇“关于安宁疗护医务人员与患者/家属之间言语交流”的研究性论文并采用系统性回顾的方法进行整合性总结性研究，并分享了其总结出对五个研究主题：1. 促进和保护患者自主性和自主权;2. 收集与疼痛相关的信息和解决疼痛问题的实践;3. 发起和管理临终讨论;4. 促进安宁疗护中的决策共享;5. 处理预后谈话中的敏感问题和不确定性。武教授强调使用会话分析 (conversation analysis/CA)来研究安宁疗护医患沟通的价值，能够为未来研究提供方法论参考。最后，武教授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即儿童安宁疗护，老年患者以及哀伤辅导。

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胡婧菁副教授发表了题为“外语教材中的意识形态话语分析：现状、问题与展望”的主旨发言，胡教授探讨的核心问题是教材是如何通过话语来建构和影响学生的国家认同的。胡教授认为教材和课程作为“官方知识”能够反映和延续社会、文化和政治意识形态，在塑造学生对世界的理解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对不同教材中可能展现出的国家认同要素话语呈现的分析，如社会教材中的宗教元素，历史事件及对人物的描述，历史教材中历史事件的呈现角度，地理教材中的自然景观或是国家领土范围等内容，可以揭示教材试图在学生意识形态中构建一种怎样的国家形象。胡教授指出目前学界对外语教材分析与编写实践主要集中在以下问题：1. 由于外语教育长期关注学生语言能力的发展，故学者们对外语教材的研究更多聚焦于对其语言的真实性和难度的分析，而较少的涉及其育人功能的研究。2. 对于教材的分析主要倾向于内容分析法，如对比本国文化与外国文化频次和比例。3. 对于教材编写实践，普遍认为应当增加和本国相关的文化内容比例。胡教授提出应该通过批评话语分析透视教材中潜在的意识形态，从而揭示教材中话语在权力结构和社会实践中的作用以发现教材话语背后的意识形态问题。随后，胡教授通过举例Longman Elect 教材中（12册：1A-6B） 对中国的文化产物和英雄人物的介绍以及6A第3章对老挝地理位置描述的地图和5A第7章中对奥运英雄刘翔的文字描述的分析展示了语篇是如何对学生意识形态的形成产生影响。最后，胡教授呼吁更多的学者投入到话语分析对外语教材意识形态相关问题的分析和研究当中。

位名称”+“时限”+“总结内容”+“文称”。

4. 大众传播与话语分析

  大众传媒话语分析是将普通话语分析理论应用于大众传播研究的一个新领域，随着这方面研究的逐步展开，这一研究领域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媒介话语的研究趋势正从单一的语言的文本分析走向对社会的深度解释。“把握媒介话语领域的研究趋势，深化对该领域的多元进路的认识，对于中国新闻业的研究和新闻传播学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徐桂权，2017）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主编、国际知名学者Michal Krzyżanowski教授带来了题为“Discourses and Concepts: Using Discourse-Conceptual Analysis to Explore Discursive Shifts in Contemporary Public Communication”的主旨发言。Krzyżanowski教授Krzyżanowski教授通过欧洲多国自由派和保守派媒体有关英国脱欧新闻报道的对比分析，详细解读了话语的重新排序及其在时间和空间领域的延展现象。教授在报告中主要强调一种更加明确地关注概念的动态研究，他指出许多当代公共话语越来越多地转向（重新定义）各种抽象概念，而不是关注社会行动者作为社会及相关过程的实践者和/或受益者的（传统）表述。因此，Krzyżanowski教授在研究中重点关注当代新自由主义及相关公共和监管逻辑（Jessop，2012；Phelan，2014）的话语日益概念化的过程（Krzyżanowski，2016）并论证了概念驱动的逻辑在政策和媒体和其他公共传播流派中的体现，教授指明当前研究需要一种植根于批评话语研究（CDS）的新的理论分析方法。因此，教授建议研究者应进行深入的、上下文敏感的、历时的话语-概念分析（DCA；Krzyżanowski 2012b、2016、2019），将概念史的观点（或Begriffsgeschichte；Koselleck 2002, 2004）和批评话语研究中的话语-历史方法（DHA；Wodak 2001；Krzyżanowski 2010；Reisigl 2017）联系起来。通过提供在当代政策和媒介话语分析中应用 DCA 的各种实例，在战略性话语转变的背景下，教授发现DCA可以涵盖公共传播动态的多个方面（Krzyżanowski，2013a, 2018, 2020），而这种战略转变是通过跨时空尺度的加速话语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sation）来实现的（Bernstein，1990 年；Krzyżanowski, 2016，2018）。最后，教授还介绍了"概念翻转"（conceptual flipsiding） (（Krzyżanowski & Krzyżanowska 2022, 2024）的最新动态，以此说明在公共话语概念化的过程中，许多关键的社会概念是如何出于各种战略原因经历深刻的重新定义甚至意义逆转的。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现代外语》主编冉永平教授的主旨发言以“网络话语的社会语用建构性”为题，从社会语用的角度举例说明和阐释了网络公共话语的（非）建构性。冉教授首先通过梳理近些年国际语用学大会的主题走向，阐明了语言研究社会问题取向趋势，即社会因素对语言学话语研究的重要性，表示要在社会中找到语言研究的地位及生存空间，因此应尽可能地去关注影响语言的社会性规则和社会规范及其对语言使用的选择和阐释。冉教授接着点明了近些年话语研究中对交际群体，交际问题关注的一个显著转变：从人际上升到了社会再到群际，从常规的大众群体转向到少数群体甚至到边缘群体以及到数字化群体，总结出对这些社会群体的话语使用的特点也逐渐聚焦在包容问题，认同问题，排挤问题，融合等问题。因此，冉教授认为如何通过话语建构人们共同关注的问题，在语用学中如何去处理交叉和融合的问题，基于交际话语的语用学研究应该体现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充满社会情怀。在对话语使用、语用问题的社会性问题的阐释中，冉教授强调当今社会取向的语用学研究”（society-oriented pragmatic studies）应采用语用学+（Pragmatics +）的模式，如linguistics + sociology + anthropology + (social) psychology，突出语用学的研究越来越关注人和社会的语用问题及人的问题在语言话语中的体现。从对语言使用的交际意义、语用信息等研究，转向对语言使用的社会问题表达、社会反应、社会需求、社会期待、社会（不）规范等，不再仅是源于语言内部因素影响下的变化，冉教授从网络交际中存在大量的“非建构”问题及现象研究为例，从社会语用的角度列举网络话语的一些负面的甚至产生破坏性的“腐化”现象，比如攻击，谩骂，诋毁，冒犯，恐吓等网络暴力问题，指出网络语言出现的建构性的趋向及网络评论中出现的社会主张和社会群体对某一事件意识形态的建构，国家从法律管理的角度建构社会秩序，完善法律制度，建构公共语言等。最后，冉教授表示这种新兴的交际范式需要学科介入参与网络话语的研究，倡导学者们从语用学的角度看互动存在的本质问题和交际群体的建构问题。

华中师范大学王佳宇教授做了题为“后人文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基础与核心议题”的主旨报告。王教授首先由“人类世”的新挑战，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流行病毒这些人类难以控制的新困难及“人类世” 的新变化，如数字技术，生物技术，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引出了后人文主义诞生的背景及原因：挑战人文主义从人类自身经验出发理解自身与世界的人类中心主义，重新审视人与机器、动物、环境之间的二元对立以及身体和认知“内”“外”边界，形成某种富有创新性的共生关系、或认知人-物-世界的新的视角。随后，王教授阐释了后人文主义的“新物质主义”理论基础与集合（assemblage）、纠缠（entanglement）、能动性（agency）的核心概念元以及后人文主义的分布式语言观 (distributed cognition)对传统的认知观和语言观的挑战。王教授通过阐释后人文主义的分布式语言观对索绪尔结构主义的语言符号观和乔姆斯基生成主义语言天赋观以及维果茨基社会文化理论的语言中介观的反驳，指出分布式语言观将语言视为在人、场所和时间上是具身的（embodied）、嵌入的(embedded)和分布的(distributed)而并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语言观。发言的最后，王教授重点强调了对后人文主义的关注，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对前人文主义的关注，是对西方思想的崛起和其导致的巨大破坏之前存在的思想的兴趣，是对世界和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其他思考方式的兴趣。他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中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儒家的“仁之于物”思想等与后人文主义思想不谋而合。因此，中国传统哲学观可以为后人文主义提供哲学支持。并倡导更多国内外学者投身其中，尤其是中国学者应该重视二者之间的共通之处，进行理论和方法论体系的进一步本土化建构和开拓创新，继而建构中国后人文主义的理论视角和实证研究阵地。

5. 多模态话语分析

多模态语篇批评话语分析（multimodal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MCDA）模式在各个领域的文本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传统的文本分析方法主要关注文本的语言特征和结构，MCDA通过综合考虑文本的如图像、文字和声音等多个模态，可以动态地提高分析模式的通融性和全面性。例如，在词典学领域，可以通过对不同模态的融合作用于词典释义上，从而得到更全面，更合适的多模态释义文本，增加释义的可理解性和习得性。在文学研究中，可以通过分析文学作品中的插图来深入理解作品的内涵和意义。在社交媒体研究究中，我们可以通过分析社交媒体如评论、推文博客和视频等语料中呈现出的多模态信息了解社会事件的发展，取得更深入和全面的媒体分析结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章宜华教授发表了题为“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多模态话语分析与词典多模态文本的构建”的主旨发言。章教授将多模态与词典结合，从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社会符号学、系统功能语法、认知语言学），理论方法（知识可视化：在计算可视化、数据可视化、信息可视化）和技术方法（概念图(concept map)、思维导图(mind map)、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思维地图、语义网络等（Jonassen 1991）。近些年又增加了模型图、流程图、鱼骨图、矩阵图、矢量图、词云、知识图谱( knowledge graph)动态图形和各种图像等）引出了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直接理论（多模态符号语法、多模态构式语法和意译驱动多维释义理论）。通过对多模态释义成分的表征关系和结构要素的分析构想出多模态释义文本的模态类型与结构层次。章教授通过具体单词abandon为例展示了大语言模型的话语分析功能，根据场景概括出典型多模态情景，即“①视觉模态：观察到一个被遗弃的物体或地点，如一辆被废弃的汽车、一栋破旧的房屋或一个荒废的场所。②情感/行为模态：表现出沮丧、困惑或决绝的情绪，这可能通过面部表情、肢体语言或声音的语调来传达。③语言/符号模态：看到象征性的动作，如把钥匙扔掉或把门关上，表示不再回来。”，接着引导大数据模型根据多模态话语分析从而得到释义自动配例，证实了运用多模态指令调整、多模态上下文学习、多模态思想链和 LLM 辅助视觉推理等功能可以辅助词典中多模态文本的构建、基于构式结构的（自动）多模态释义和自动配例。章教授指出大模型存在“只有共性，缺乏个性”的答案模式化的弊端，但认为大语言模型可以做任何形式的多模态话语分析，特别是对词典编纂和释义这种 “格式性”、资源整合型的多模态文本更能发挥其优势。如果坚持按需要“训练”，大语言模型几乎可以解决所有词典编纂的文字和多模态生成问题。

上海外国语大学Social Semiotics副主编Gwen Bouvier带来了题为“Changing the world by activism on social media: the contribution that can be made by multimodal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的主旨报告中也主张将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MCDA）引入媒体分析领域。教授以伊朗的社交媒体行动主义和妇女为例，使用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MCDA）对社交媒体中的激进主义进行了语法建模和深入分析。将以往批评话语分析（CDA）的研究视野从演讲和新闻等精英文本，拓展到社交媒体等公众话语，更多地关注了社会中的话语权力如何转移。并使用多模态的分析方式，将视觉语法（visual grammar）及其编码（coding）和建模（modelling） 引入了话语分析，教授强调MCDA能够更好地理解媒体形式对话语产生的影响，为后续研究带来了新的启示。

中山大学杨劲教授将多模态话语分析角度拓展到文学作品领域中，在其题为“德语当代文学中摄影的图与真”的主旨发言中从罗兰·巴特的摄影作品入手，将其摄影理论与德国文学作品相结合分析叙事作品中穿插照片形成图文异质的巨大张力。杨教授首先引用罗兰·巴特的摄影理论中提到过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指称”， 阐释了摄影作为一种艺术媒介，其本质特征在于其具有指称的客观对象，这是其与绘画不同之处。因为绘画描述的或许是虚拟的，梦幻的，而摄影作品中呈现的事物一定是曾经存在的并暗含着一个时态的问题，映射的是一种形式的“过去时”或“现在完成时”。在这一层面上，杨教授认为所有的照片都应该蕴含或储存着“死亡”，带来一种哀悼的氛围，人在看到照片感受到的震撼力来自于对照片中反映出的人或物确实存在过的感知。杨教授选择了德语当代文学塞巴尔德的长篇小说《奥斯特里茨》（2002）中出现的五张照片（分别映射欧洲文化批判、犹太人大屠杀、发生在德国本土的轰炸战争等蕴含创伤记忆与反思潜质的事件与经历）与罗兰·巴特的摄影理论结合并进行了相关性研究。通过对奥斯特利茨看到不同照片的感受的描述证明了罗兰巴特的理论中的实证性（承认这是曾经的自己并确凿无疑）和震撼性（目前的自己和曾经的自己之间存在的鸿沟：已经无法扭转的命运)和"刺点"理论（punctum）（一种“刺伤”“标记”或“敏感的点”）。通过对照片带来作用的分析，杨教授强调了摄影对当代文学的建构作用，即照片本身对于虚构文学的建构作用，正如塞巴尔德通过看老照片而构建出不同的人物命运。

6. 交叉学科视野下的话语分析

“话语是政治的重要组成要素，也是理解政治运行的一种重要路径。”（杨雪东，2023）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变局，各国都面临着国内社会深刻分化、外部环境剧烈变动的共同挑战，认同政治、话语政治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政治话语的分析一直以来都是是话语分析的热点问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霍永寿发表了题为“基于话语真性的批评性话语研究路径”的主旨发言。霍教授通过对批评性话语分析 (CDA)的本质及特征及中西方在政治话语研究在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方面的差异分析后，认为后真相（post-truth）时代话语模式中存在大量的虚假信息以及国外批评性话语研究并不适应中国文化，从而提出一种新的政治话语分析路径，即基于话语真性（discourse truth）的批评性话语分析模式。霍教授以中国先秦“名实之辩”的正名语言哲学理念及相关话语理论为基础，提出以下两个思路：1. 在话语与世界关系层面, 话语之“名”建构世界的社会、心智、物理三个层面，其中社会层面为基础，心智和物理层面以其为基础逐层建构，并受民族社会文化以及其特有的认知方式的制约与影响。2. 在话语本体建构层面, 话语之“名”通过指称（refer）建构世界，并在指称义（reference）和涵义（sense）两个层面建构话语底层的意义结构，在命题、语句、话段（utterance）、话语等话语结构层面实现话语本体的建构。霍教授提出在话语之“名”（话语结构诸层面）意味着通过考察话语与其建构的各层面世界间的对应和错位，从而实现话语各层面的真性批评。最后，霍教授为基于真性的批评性话语分析路径指明了思路：1. 避免对敏感话题(如social-power abuse ，inequality等)的分析，转向关注更为深层的话语真性 (话语意义的逻辑-语义基础结构)，通过话语分析、名实的相互参验(正名)实现对话语真性（真相）的批评。2. 将研究重点基于真性，探讨话语真性和伦理、社会、政治的联系。3. 批评过程中应遵循的总原则是：“审其名实（包括引名就实和循/控名责实），慎其所谓，察其所含。”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魏在江教授在其题为“政治话语的“元叙事”与国际传播”的主旨发言中首先强调了政治话语的重要性，对元叙事（meta-narrative）这一次多层次概念进行阐释，通过解读汉语词典和尔雅中对“元”一词的释义，强调“元”的“根本性”。魏教授指明当前国际舆论场的博弈交锋，很大程度上是话语之争、叙事之争，因此，我国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叙事体系建设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应该从“元（元话语/元叙事）”上是打破西方国家的话语垄断，在世界发展新态势和多样性发展格局中，确立自身的主体地位和话语优势，变被动为主动。魏教授指出，打破西方国家话语垄断，首先就要打破那些占据国际社会主导地位的西方“元叙事”，建立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且融通中外的“中国叙事”框架，并通过广泛传播形成共识。其次，对于西方国家的话语负面传播，魏教授认为应加强话语建构，反制污名化。从“本国实际”“中国特色”出发，借助“硬叙事”和“软传播”，结合“宏大叙事与微小表达”，来探究中国民主的话语建构机制。最后，魏教授呼吁当今学者应该更多的投入到建构具有中国特色民主话语体系，提升中国民主话语的学理性阐释力和说服力的研究中去，在研究语言本体的同时，兼顾话语研究，从话语建构出发，讲好中国民主故事，敢于为国家做舆论斗争。

华南师范大学方清明带来了题为“政治话语关键词历时语义演变、类型及其价值研究”的主旨发言。方教授讲到，汉语学界基于汉语语言事实对政治话语的研究、思考还有较大空间，他认为语言本体研究应当为当下的政治话语体系建设、国家话语体系建设服务并做出贡献。方教授的研究聚焦于政治话语关键词的词义演变问题，通过对自建“中国共产党五代领导人的重要文献语料”基础上进行分析，分享了他观察到了一些关键词演变的新情况及特点。以“战略”“崛起”“复兴”“分子、知识分子、人士、工作者”等个案词汇分析词汇用法的趋势特征：1. 词汇语义转变与泛指（“战略”作为关键词的承继与演变：由于近百年来政治话语发生了从革命战争话语到经济建设话语的转变，“战略”也从本义用法渐渐产生了泛指用法。）2. 新启用词的抑扬变化（“崛起”“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 词汇的衰减与替代（“分子、知识分子、人士、工作者”的历时使用频率及语义色彩的变异）。方教授以其微观研究为例强调关键词的语言本体研究对政治话语的构建作用的重要意义，认为政治话语关键词的语言内涵值得更加深入的研究，方教授指明了研究的新思路：对具体词的研究可以对话语的建设有所帮助，若采用自下而上的研究范式，对一系列关键词个案进行深入研究，那么必能展现中国政治话语的特色，凸显语言为政治服务这方面的功能。

7. 结语

瑞典乌普萨拉大学（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主编、国际知名学者Michal Krzyżanowski教授为本次会议做了闭幕发言。他详细地回顾了各主旨发言，充分肯定了本次论坛所带来的成果，丰富的发言主题显示了学者们对由社会构建和塑造的话语的重新强调和批判性的理解，这恰恰证明了“非语言决定的转向”（May），研究将社会导向的语言和语篇研究的各个领域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他也同时肯定了本次会议的跨学科性，认为学者们都将不同领域之间内在的多学科进行结合研究，如话语分析，CDS，SFL，CL/CADS，社会语用学（socio-pragmatics），社会语言学（sociolinguistics），社会文化语言学（socio-cultural linguistics）等。与此同时，Michal Krzyżanowski教授认为学者们展示了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肯定了发言主题的多样性和关注问题的多元化，如身份问题、网络/媒介/视频传播的挑战、语言/语言/话语动力学的概念焦点、意识形态、话语动力学与转换(shifts)、模式(patterns)/逻辑语境重构（logic recontextualization)与话语互动(discourse interaction)等。他强调当前更为重要的新的迫切有待研究的问题应该聚焦在以下方面: 物质性(meteriality)、空间性(spatiality)、语言/话语的抽象性/中介性，“真实”和语境中的语言/话语，作为微观和宏观语言/话语的记忆等问题。对于当前研究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问题，Michal Krzyżanowski教授认为对批评话语研究应该对以下几个问题加以思考和研究：1. 批判不是批评，应避免专注于负面的东西，而是一种系统的解构（systematic deconstruction)，它应该是能带来新颖、有用和可应用的结果。2. 问题导向(problem-orientation)不是关于有问题的问题，而是关于研究问题和一般应用方向的识别和探索。3. 理论不仅是分析的补充，更是一个关键的概念和想法，用于更广泛和更深入地解释社会现象。4. 方法论（methodology)不仅仅是一种方法(methode)，而是一种系统的具有可操作性和探索性的途径，能够决定更具体的方法或技术的选择。5. 对于语言和话语的研究需要共同的反思（reflexivity) (why/how) : 应注重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ies)与系统方法论（systematic methodologies)的协同工作(synergetic work)，避免“通过方法谈论”“证明”预先选定的方法或理论，对于复杂而多元化的话语，我们的工作应该是通过正确的方法和工具(确定范围，语料库的规模等)去分析问题。

“Good things need time”, Krzyzanowski教授鼓励大家投入更多的时间到分析和科研中。他简明扼要掷地有声的会议总结及对未来学科研究的展望引得会场掌声雷动，第三届“话语分析中山论坛”成功落下帷幕。大咖云集，资源共享，这场学术盛宴不仅是大家了解到最新最前沿的话语研究科研等方面的知识，更是一次学者们思想火花的交织与碰撞。

8. 参考文献

Fairclough, N. 2013.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In Handford, M., & Gee, J. P.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discourse analysis (pp. 9-20). Routledge.

Fairclough，N.1989，Language and Power［M］． London ＆ New York: Longman

Fowler，R.，G． Kress，B． Hodge ＆ T．Trew ( eds． ) ．1979． Language and Control［C］． London，Boston ＆Henley: Routledge ＆ Kegan Paul

Harris，Z． S．1952. Discourse analysis ［J］．

徐桂权,章震.作为社会解释的媒介话语分析——解读《媒介话语的进路》[J].新闻记者, 2017(10):7.DOI:CNKI:SUN:XWJZ.0.2017-10-014.

第三届“话语分析中山论坛”会议手册

 本文刊载《当代外语研究》2024年第3期，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