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朗：汪曾祺是一好“老头儿” | 专访视频

老头儿，是汪曾祺家人对他的称呼。

他50多岁时，先是老伴儿这么叫，三个子女跟着叫，一叫汪曾祺就答应，最后变成了一个通用称呼，连他的孙女、外孙女都这么叫，大家觉得亲切随意，汪曾祺喜欢这种一家人平等相处的氛围。

家人们也爱攻击老头儿。一次吃完饭正瞎聊着，汪曾祺认真地说：“你们得对我好一点儿，我以后可是要进文学史的。”这日常的一句话现今成了文学史上的名言。可当时两个女儿打趣道：“老头儿，你？别臭美了！”汪曾祺颠颠地跑进小屋，把门一关生闷气，家人们也不理他，一会儿，他自己探头又出来了。

听汪曾祺长子汪朗用一口京腔讲述这些往事时，记者脑海中不禁浮现出日常又生动的画面，这画面恰巧呼应着读汪曾祺作品时感受到的那个可爱有趣的灵魂。

近日，汪朗接受了现代快报的专访，讲述他眼中的“老头儿”汪曾祺。

王 凡/文

顾 炜 苏 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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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朗是汪家回高邮次数最多的人，此次他为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评论家王干新作《尘界与天界：汪曾祺十二讲》高邮首发式而来。

1981年的夏天，汪朗第一次回高邮。那时他在念大学，实习结束从兰州沿着长江一路玩，到南京时，忽然想起镇江有一个姑姑——汪曾祺的亲姐姐，便找了过去。姑姑告诉他，高邮老家还有人，带着汪朗一起回了趟老家。

汪家当年在高邮的位置，就是今天汪曾祺纪念馆这一片。汪朗转悠了一圈，又去运河那里看了看。

汪曾祺那时候已经写了《受戒》《大淖记事》这些比较有名的小说。但汪朗回北京后和父亲吐槽道：“你那《大淖记事》写得那么漂亮，实际就一臭水坑子。”

嘴上吐槽，但他心里明白：“我们家老头儿对家乡的感情很深。”

大淖，就在汪家的巷子往北不远，汪曾祺儿时几乎隔着两三天，就跟着家里挑水的老朱去大淖玩。汪曾祺曾有过这样的自述：“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

汪朗那次回故乡，无意中倒是为父亲打了个前站。就在同一年的10月，汪曾祺也应高邮政府的邀请“回家”了。那是他自1939年离开家乡后，阔别42年才再次回到故乡。

“那次回来把他当年的一些回忆又勾出来了，尤其是童年的记忆、少年的记忆，一直都刻在他脑子里。他和我们说过，三岁时陪母亲坐船去看病，他还记得船上那个大头菜的咸菜味儿。他写的那些小说，写高邮的风土人情，细节从来不用怎么编，就是和实际的完全一样，真不知道他脑子怎么长的。后来他写的一些小说的题材，跟那次回家是有关系的，他又有了新的储备。”

1981年后，汪曾祺先后回老家三次。上世纪90年代，江苏电视台为汪曾祺拍了电视片《梦故乡》。汪曾祺看过了，还喜欢放录像带给子女们看。那天，子女们一如既往插科打诨，抬眼一看父亲：他直直地盯着荧屏，泪水沿着面颊直淌下来。

汪曾祺去世以后，兄妹三人商量，在他的墓碑上写上了：“高邮 汪曾祺”。

汪朗接受现代快报·读品周刊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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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19岁那年离开高邮，是因为考进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自此在昆明待了7年。

大学里的往事，汪曾祺常常会和子女们提起。汪朗说，在西南联大，父亲从来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学生，经常晚上不睡觉看杂书，白天逃课，泡茶馆。有的课分很高，有的课就没什么分，主要就是凭着他的才气。

沈从文先生对汪曾祺格外垂青，沈先生教的创作课当时满分是100分，给了汪曾祺120分，还把他课堂习作推荐出去发表。所以汪曾祺入学第二年就已经有作品发表，那年他才20岁。闻一多先生也对他十分欣赏。

这才气，汪朗坦言，他们想学也学不来。在外人看来，汪朗闲暇时也写美食类的散文，显然是继承了父亲的“衣钵”，但事实并非如此。

汪朗在中国人民大学读新闻系时，父亲已经小有名气，母亲让他帮儿子提高一下写文章的水平，汪曾祺不搭茬，最后给逼急了，脖子一梗，挺不耐烦地说：“我写东西的时候谁教我？”

“后来一想，老头儿胡说八道，他写东西的时候，沈从文教他怎么不说？”汪朗笑道，“沈从文先生对他的教导，老头儿记了一辈子。写普通人，写小事情，贴着人物写。沈先生还对他说过，要用一种真诚的态度去看待社会，看待生活，千万不要冷嘲。这一点他这一辈子是做到了。”汪曾祺晚年写过一首诗，前四句是：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人间送小温”是他作品的底色。

其实汪曾祺也不是全然不教汪朗，“他不是刻意教你，而是会谈一谈自己的体会，偶尔的这么三句两句，你就听着，悟一悟，认认真真地去一点一点琢磨。”他说，看父亲早期的作品，确实能看出来年轻的那种才气横溢，有各种华丽的辞藻，后来他改了，“他也跟年轻作家说，年轻时候可以张狂一点，老了就枯瘦了，这都是他的体会，可我们学不会他那种张狂，所以我们就老老实实的。”

汪朗还喜欢在父亲的作品中去学怎么冒点“坏水”。“他实际上挺‘坏’的，有时候猴着呢，他属猴的，说两句坏话，就偷偷地抿着嘴乐。他生活里有这一面，文章里也有这一面。包括《异禀》的最后，也有坏水。这个我们能学一点儿，就是话别说得太露。”

聊到这里，汪朗爽朗一笑，自嘲道：“我写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后来我想，如果我的东西给他看，他可能也能哼哼一句：‘嗯，还行。’不会有什么太高评价，但是有可能给我指点一下。他的写作才华，在我这儿基本没有。除了模样，别的都没有继承上。”

《尘界与天界：汪曾祺十二讲》

作者: 王干

出版社: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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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朗显然是谦虚了。他的厨艺，就是从父亲那儿“继承”的。

众所周知，汪曾祺是有名的美食家。写文章“没词儿”的汪曾祺史无前例地宣称“我把自己所有的爱的情怀灌注在喜好美食的文章中。”他把美食和生存结合了起来：“我写这些文章的目的就是使人觉得：活着多好呀！”

汪曾祺最拿手的，是家乡的淮扬菜，像大煮干丝、狮子头这些。评论家王干是有幸常到汪家蹭饭的人，他从汪曾祺下厨就发现他的生活完全是审美化的。“他认为那也是在创作一部作品，并没有因为锅碗瓢勺、油盐酱醋影响审美。他做的菜数量少，品种也不多，但每次都有那么一两个特别有特点。这和他的作品相似，精炼，味儿却不一般。”

汪曾祺在家中做饭

而汪朗回忆起父亲做饭来更多的是感叹，“平时老头儿做一顿饭，简简单单也得花一个钟头，家里两顿饭几十年都是他管，买菜他也管，他还能写出那么多东西来。我们一开始没想过这事儿，后来想一想，老头儿确实是不容易。”

采访中，汪朗的话语间透着真诚、风趣、随性。尽管他说自己除了样貌什么都没有从父亲那里继承，但从他的身上，记者又分明可以看到一种延续。

在王干的新书中有这样一段与汪朗有关的记述——

“汪曾祺热爱生活，在生活中寻找诗意和审美，可生活并不全是诗意和审美，汪先生对此似乎毫无怨言。很多人没有想到汪先生直到去世前也没有自己的房子。他一直住他太太施松卿的房子，没有客厅，他自己在一间六七平米的小屋写作、画画、休息，很多的佳作就是在蒲黄榆的那间小屋里写出来的。我最后一次见老先生，发现他搬到虎坊桥福州会馆街的一幢大楼，这一次，老先生有了自己的画室，他刚搬进去的时候兴奋得画个通宵。原来是大儿子汪朗把自己分的房子给父母住。汪朗是个孝子，他了解父母的心。汪曾祺在儿子的‘大房子’走完他人生的最后的路程。”

对这件事，在采访中汪朗只字未提。

采访接近尾声时，记者问道：假如面对今天已经进了文学史的父亲，如果父亲再说“你们得对我好点儿的”的场景重现，你们又会如何回复“老头儿”？

“我们一定会说：老头儿，你现在名气大点儿了，你还是得老实点，别翘尾巴。”汪朗笑道。

对 话

他的文字表现力

比语言表现力高出许多

Q

读品：对王干新作《尘界与天界：汪曾祺十二讲》，您有何评价？

汪朗：王干这本书中对老头儿的一些评论，是其他研究者没有提到的，如民间性、汪曾祺与《史记》的关系、汪曾祺的书画美学等，有很多独到的观点。不过，对汪曾祺的评价过高的地方，汪曾祺本人未必敢接受，但有可能偷偷地乐。汪曾祺对故乡充满感情，王干这部作品对汪曾祺也充满感情。这本书值得读，因为带着感情就是真诚的，它就会给读者带来共鸣。

Q

读品：请分享一部您喜欢的父亲的作品。

汪朗：《异禀》我挺喜欢的。1980年老头儿60岁，他9成以上的文章是1980年以后写的。《异禀》他上世纪40年代写过，1980年又重写了一遍。他写《异禀》的时候是写着玩的。《异禀》里写的在保全堂门口摆熏烧摊的王二家里的情况完全是他根据实际印象写出来的，他常常到王二家里去玩。如果按写成的时间看，应该比《受戒》还要早一点。发到《雨花》杂志的时候，按照当时的文学评判标准，当时年轻的编辑觉得这东西不够发表资格，最后大概是他们几个主编，包括高晓声，都认为这是好小说，还给他写一编者按。后来《雨花》觉得有点遗憾，如果发在《受戒》之前，影响力会更大一些。尤其结尾，你能笑出来了，就证明你看懂了。老头儿也说过他比较喜欢的是《异禀》和一篇很短的小说《职业》。

Q

读品：听说汪老的作品几乎不修改，是吗？

汪朗：他写东西时，基本就是自己先捧着一杯茶坐在那里发呆，不理人。到了晚上我们谁也不准吵他，我大妹妹总说他又要下什么坏蛋，后来他自己也接受了这个说法，向大家开玩笑说：“别闹、别闹，我要下蛋了。”他的习惯是，动笔之前先把结构、段落包括用哪个词最合适，都想个差不多。他写完东西基本是不改的，你看他的稿纸是很干净的，一般都是一次性成型。他动笔之前，会把主要情节给我们讲，听起来也就那么回事，等文章写好后再给我们看，还真不错，他的文字表现力要比语言表现力高出许多。

Q

读品：父亲留给你们最大的精神财富是什么？

汪朗：第一是认真做事。他写文章，做其他的事，都是很认真的，不是瞎凑合。看着他文字很轻松，其实都是字斟句酌，很严肃。

第二是平等待人。不管你官大官小，他都用一种平视的目光和你交流，没有高高在上，没有俯视的，所以你看他的文章，也是跟你平等交流的，没有教训你的。当然这一点有时候也会吃亏。

第三是随遇而安。他这么多年磕磕绊绊，但他在文章中从来不忆苦，只是思甜，这是他对待生活的态度。人生遇到的逆境大概要比顺境更多一点，当你改变不了环境的时候，你就要适应环境，随遇而安，在已经存在的环境里，寻找一种最好的生存方式。

本期人物

汪朗   1951年生于北京，汪曾祺长子，散文作家、资深媒体人。1982年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进入《经济日报》工作，曾任经济日报社国际部主任。著有散文集《刁嘴》《衣食大义》《食之白话》，与两个妹妹合著《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等。

编辑：张垚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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