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前老去：华为人的青春残酷物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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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岁的陈宇在华为工作快满6年了。
一个月前，部门里一位四十出头的老员工，被领导请去谈话后，悄然离了职。同事在公司已干了8年，当他抱着装满私人物品的纸箱转身离去，兔死狐悲的哀伤扑面袭来。
「说白了，就是清退性价比不高的老员工，反正这个岗位需要的技能，换一个便宜点的新人一样能做。」陈宇说，「在华为，这样的事稀松平常，华为不是家，你不可能在这里干到退休」。
今年年后不久，华为裁员的消息又一次在网上热传，这次不再是往年的45岁、40岁，而是直接降到了35岁。传言有板有眼，说华为正在清退34岁以上员工。
虽然华为官方很快辟谣，但丝毫没能阻挡传闻的发酵。
「企业不是慈善机构养老院，所有想把企业打扮成一个温暖大家庭的老板都是伪善。华为业绩下滑，资深老人的实际贡献越来越低而人力成本越来越高，对年纪偏大的老员工一刀切。既节约人力成本，又能给薪资更低但学习和创新能力更强的90后甚至95后年轻人腾出空间，这么做无可厚非，没必要拿道德说事。」不久前，华为心声社区传出的任正非内部讲话，倒让人觉得一切并非空穴来风。
在华为工作越久，陈宇越觉得自己毫无依靠——在巨头面前，个体如此微不足道，一旦被企业炒鱿鱼，很可能会陷入到不知自己能做什么的恐慌。「70-80%的华为人都有这种危机感。」陈宇说。
35岁，正值年轻力壮的人生阶段，然而在快速迭代的互联网时代，这个年龄指向的却是「不再年轻」，被残酷的职场推到了「中年危机」的始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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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
80后撞上「中年危机」
华为裁员传闻出现前，一个疑似华为前员工发的帖子，早在城市白领们的朋友圈里火了一把。作者自称供职于「深圳某知名通信公司」，工作十年后，因不愿意调岗到海外而被劝退，妻子是家庭主妇，两个孩子尚且年幼，同时还供着两套房。
中年失业——故事牵动了很多人的情绪，有对主人公表示同情的，也有不满甚至讽刺的，因此延伸出来的话题讨论一度在微信朋友圈、微博上刷屏。
知乎上一则提问「由华为裁员传闻引发的思考：年轻人如何避免中年危机？」短短几天时间就引来200多个回答、7000多人的关注和112多万人次的阅读量。
人人都怕中年危机。
1990年代，达特茅斯大学的大卫·布兰奇弗洛和华威大学的安德鲁·奥斯瓦尔德在全球生活满意度调查中，发现了这样一个规律：随着人们进入成年，生活满意度逐年下降，到了40多岁或50出头进入低谷，在此时，中年人往往会陷入「中年危机」。
中年危机主要表现在：事业遭遇困境，健康受到损害，缺少内心整合。进入中年危机的人容易出现空虚、沮丧、不安、发怒、疲惫、逃避等负面情绪。
按照这个权威说法，中国最老的80后距离「中年危机」还有3年。然而当35岁成为企业可能解聘的理由，身处高强度工作和大城市生存压力之下的年轻人，已经提前感受到了「中年危机」的寒意。
陈宇有个可爱的女儿，已到快上小学的年纪，他平日工作繁忙，且经常出差，妻子为了照顾孩子索性辞职在家。两年前，陈宇在深圳四处看房，很快被每平方米三四万元的均价吓退，转而回到中部地区的家乡省会城市买了套房，房价只有深圳的四分之一。
「就当给自己留个退路吧。」话虽如此，深圳的收入之高、机会之多，甚至空气之好都吸引着他，能留一定留下来。
对于税前年收入50万的他而言，房贷不算多，但是每个月4000多元的房租、日常开支加起来也并不少。更重要的是，住在租来的房子里终归没有归属感，租金年年涨，想添点像样的家具又觉得不值得。同在深圳的大学同学至少有一半已经买房了，陈宇也想在深圳买房，还想生二胎，但这两者都需要一定的财力打底。
加入华为前两年，他还经常考虑是否要离职，换一个更感兴趣的工作。两年后，随着收入的逐年增长，他渐渐放弃了跳槽的念头，不过最近老同事被离职，让他隐隐觉得不安。
螺丝钉
在华为干了7年，秦天刚度过36岁生日，就要等着明年换新工号了。
在华为，员工工作满八年后，需要办理主动离职手续，公司安排休假，待假期结束再入职，重新分配工号，但职级保持不变。
秦天认为，公司此举是为了规避劳动法的有关规定——劳动者在满足「已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的」或「连续订立二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等条件后，便可以与用人单位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成为永久员工。
「不出意外的话，明年会续签，但现在还不好说。」秦天说。作为一名用户体验师，秦天觉得互联网公司产品迭代快，也更重视用户体验，他想去又怕不能适应。
基于一套学自IBM的成熟企业流程，华为分工很细，普通员工就像一部大机器上的螺丝钉，精于一小部分技能，但并不清楚机器如何运转。「华为的流程太多，我也习惯了按部就班，要想绩效好的话，就得去揣摩领导的想法，相比之下，创新没那么重要。」秦天说。
35岁的华为研发人员李俊杰也有同感，最近几年他觉得自己一直在「吃老本」，时间都花在工作和家庭上，没有了自我更新和学习的时间，加上年龄变大，再去求职，市场竞争力恐怕大不如前。
他的顾虑不是没有道理。华为裁员消息传出后，连续创业者、蝉游记创始人「纯银V」在微博上说，有很多技术性的工作，程序员、UI设计师、产品经理，工作中的经验不是无限累加的，而是积累到某一个地步，然后无限复用。这样的人到了30岁以后，市场竞争力逐渐下降。因此，作为老板，他更愿意招聘24-28岁，正在积累经验值的人。
收入是另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国内比华为待遇更好的公司屈指可数。去年，秦天从15级升到16级，这是他进华为后的第一次升级，如今奖金、股票分红加起来，已经超过了工资，换工作不一定能拿到目前水准的薪酬。
华为「资深老人」获得的收益可观，但每年两次的绩效考核，就如棒槌一样，击打着「老油条」。去年，秦天目睹一位40多岁的同事被劝退，这位博士享有高级别和高收入，但工作表现不尽如人意。
对于华为优化34岁以上人员的传闻，秦天和同事表面上不会讨论，但都留了心思。以秦天的观察，传闻并非空穴来风，公司为了盘活内部资源，确实出了一些政策。
比如，去年下半年华为「两千壮士出征」，召集两千名高级研发专家奔赴海外市场。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壮行大会上表示，华为不能像过去一样，招聘新员工培训后扑入战场，等3－5年后他们成熟，已错过机会窗口，因此公司短时间直接选拔了有15－20年研发经验的高级专家及高级干部投入「战场」。
在秦天看来，一线缺人才，派老将出去为公司争取订单无可厚非，但另一方面，华为成立至今已经30年了，总部人才难免固化，员工本位主义明显，把部分高级别的人员调出去，实则是对所有员工的「敲打」——所有人都必须努力工作。
离开华为
离开华为快三年，郭力至今还记得任正非说过的话——经济危机迟早会来，企业应该做好过冬的准备。他记得华为园区湖面上的几只黑天鹅，黑天鹅象征着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知性。一家企业如此，个体又何尝不是这样？
郭力在华为工作了四年，入职后签署了华为著名的「奋斗者协议」，自愿放弃带薪年假。
他还记得入职培训时，如军训一般，天天起来晨跑，参加各种拓展训练，当时还看了一部讲述乡村邮递员故事的电影《那人那山那狗》，讲的是传承、奉献，以及默默无闻的坚持。华为的思想导师推荐他阅读《把信送给加西亚》，这个关于执行力和敬业精神的故事，是每个华为新人的必读书目。
作为农村出身的青年，他很快被华为的奋斗文化感染，以十二分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每天早出晚归，最疯狂的时候加班到凌晨三四点钟，「那段日子特别累，但也学习了很多」。
在华为4年，郭力给领导和同事留下最深的印象，是勤奋、忠诚。当他递交辞职信，身边人都很吃惊。离开华为那年，他33岁。当工作一天天变得重复，能预见到三年后的样子，他选择了离开，投入移动互联网行业。
离开华为后，郭力周围同事的平均年龄降到了30岁。相比华为，新公司加班强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从不少已经成家的30多岁同事身上，他能感受到一种熟悉的焦虑：工作热情减退，似乎到达了一个很难上升的平台期。这种「中年人」的焦虑在崇尚年轻的互联网创业公司尤为明显，显得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
「所以，我更不能停下奋斗的脚步，要继续学习，要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即使离开了现在的企业，我还有其他技能和生存手段，收入可能降低，但不至于一落千丈。」郭力经常这样提醒自己。
今年初，在为华为效力整整六年后，出生于1981年的王鹏选择了辞职创业。王鹏是心理学博士，在华为年薪上百万。
创业，却要从零起步，收入斩掉一大截。王鹏不在乎，他觉得创业更能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华为打工，正常情况下是没有个人英雄主义的，不管你干得多出色，都是流程中的一个模块。你被分配到一个岗位，就做这个岗位的事情，不能干其他的，这对公司来说很安全，但是公司安全了，个人就不见得安全了。」王鹏说。
王鹏不愿意这样，他想尝试更多可能性。
多年来，学业、工作上的顺风顺水，让王鹏有着超出常人的自信，言语间难免流露出精英的优越感。当谈及「中年危机」，他认为，很重要的原因是很多中国人不爱学习，打工只为谋生，能力没有持续改进。
不只是华为
「中年危机」不在36岁王鹏的人生词典里，他会把某些阶段定义为「一段艰难的时期」，但绝不是「低谷」。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这样想，伴随年龄的增长，体力、精力下降都是不可避免之事。
因为久坐不动，秦天感觉自己的腰围这几年正在变大，以前加班到凌晨一两点，第二天九点上班依然精神充沛，现在明显感觉熬不了夜了。
相比失业，经常加班的郭力更害怕身体出问题，他为自己买了商业重疾险，受益人是妻子。
华为前副总裁李玉琢写过一篇文章《我为什么离开华为》，讲述七年前三辞任正非的往事。李玉琢自述因为拼得太凶，把身体搞垮了，而且与太太长期两地分居，希望可以回北京过正常的家庭生活。对于李的妻子不愿意来深圳生活，任正非语出惊人——「这样的老婆你要她干什么」。
李玉琢感慨：在华为，你首先是一个「华为人」，其次你才是父亲、丈夫、儿子等，企业的利益与目标是放在首位的。任总本身就是亲力亲为的实践者，为了华为牺牲了很多。
其实，高强度的加班文化在IT行业非常普遍。根据智联招聘2016年的调查，IT/通信/电子/网络相关行业平均每周加班 9.3 个小时，每天加班 2 小时，为全行业之最。一些互联网企业实行「996」制度，即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一周上班6天。
根据去年底滴滴出行发布的《 2016 年度加班最「狠」公司排行榜》，加班最狠的IT公司是京东，工作日平均最晚下班时间为 23 点 16 分；平均下班时间最早的IT公司是百度，但也在 20 点17分。
长时间高强度的加班，不仅剥夺了从业者的休息时间，更是对身心的损耗。每年，人们都能从网上看到「过劳死」的新闻，且很多案例都发生在IT业。
2015年4月，深圳36岁的清华IT男张斌，被发现猝死在酒店马桶上，凌晨1点，他还发了最后一封工作邮件。据悉，为赶项目，他常常加班到早上五六点，又接着上班。死前一天，他还对妈妈说「太累了」。
去年10月，春雨医生创始人兼CEO张锐突发心脏病死亡，年仅44岁。一个移动医疗创业者，却因健康原因意外离世，实在令人唏嘘。
中国的IT人士，大量生存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中，一年到头如转动的陀螺，不敢轻易停下。
旅美学者、波士顿Suffolk University历史系助理教授薛涌很关注华为35岁现象，他撰文指出，中国近三十年爆发式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口红利」：大量的、廉价的、年轻的劳动力。
如今，这一页历史正在被翻过去。但是，这三十多年的「中国崛起」，已经在我们的制度、文化、社会心理中内化了一个顽固的遗产，几乎把任何事业都视为年轻饭。工薪阶层需要主动从这种心理定势中解脱出来：不要总觉得二三十岁是赚钱的时候，错过了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薛涌建议，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下，个人需要学会自我优先，走一步看三步，把精力投入到为自己服务的那些「可转移性技能」上，而不是企业专业化需求的「不可转移性技能」。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纯银V」也给他的微博粉丝提供了建议：自学新东西，或者把工作做到一流水准，抑或一开始就选择一个到达平台期比较晚的职业。然而，「即便如此，40+，45+又是另一道门槛。最大的挑战是你可能没法理解年轻用户与新潮流，也失去了创造力与旺盛的精力。如何是好，我也不知。」
见识到老同事的黯然离开，陈宇开始时时审视自己——「我会什么，社会需要什么，如果离开华为我能做什么？」
至少，要成为业内专家，他的未来，才有新的可能。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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