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连指导员黄朝富(陈志强)
13连指导员黄朝富
作者:陈志强
1969年12月我和我的同学上山下乡来到了云南省勐腊县,我们被分在水利二团三营十三连。连队的副职干部都是勐腊县的地方干部,而正职干部连长指导员都是从驻军勐腊县边防部队抽调到水利兵团的军人。而主管连队知青的正是指导员黄朝富。
当年黄指导30来岁,云南省宣威人。他比我们这些知青娃大个10来岁。身穿解放军军装,中等瘦削的身材。瘦削的脸,尖下巴,脸部五官轮廓分明,衬上两道浓眉显得十分的威严。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看他的,我看到黄指导是有些害怕的。黄指导员在部队是个军医,但他在连队5年,我没有看到他为谁看过病,知青有了病都是走到距离连队2公里的营卫生所或到距连队4公里的团部卫生所看病。作为部队军人,黄指导员有一把手枪,但他很少佩戴。他的枪法也不准,有一回在食堂对面的树枝上停着一只小鸟,距离大约4米至5米左右,黄指导端枪瞄准对准小鸟开枪,子弹打偏了。这点距离如果让我用弹弓打,一定能射中小鸟。黄指导是作为政工干部来管理我们这些知青的。
当年连队生活非常艰苦,喝盐巴汤是常事。黄指导也和我们知青一样喝盐巴汤。有时知青把家里邮寄来的固定酱油泡点开水,做成一碗酱油汤,黄指导也会凑上去喝上几口。当年每到吃饭时就有个在没有菜的情况下怎样把饭吃下肚子的问题。
黄指导喜欢喝浓茶,并且在茶水里放白糖。当年我们知青每年每人能分到半斤白糖。别人的白糖是怎么吃掉的我不知道,我的半斤白糖是一边看书,一边一调羹一调羹地往嘴里送。书是恩格斯的《反杜林伦》。书是半懂半不懂的,糖倒是给我吃光了。黄指导的白糖是和茶叶一起泡着喝掉的。
作为13连的连队领导,黄指导运气实在不太好。作为一个新建连队才没几个月,1970年3月正值西双版纳旱季时,13连就遭遇上一场大火,全连房屋烧光殆尽不说,还烧死了一个知青。火灾后全连投入到灾后的重建工作。几个月后西双版纳进入了雨季,河水暴涨,架在河面上的浮桥也被冲走,几个知青站在竹筏上过河时,一名知青掉入河里,瞬间就没了人影。最要命的是当天有一支上海知青家长赴云南水利兵团慰问团要来连队看望知青,这节骨眼上又一个知青丧身,这叫黄指导怎么面对即将到来的上海知青慰问团,怎么向上级领导交代啊!那天我在连部,亲眼见到黄指导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两手合掌紧捏,嘴里自言自语,“这可怎么办啊!”黄指导急得掉泪了。这是我和黄指导在连队共处的5年里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看见他流泪。
到连队的没几个月,黄指导和连队副指导马副指导共同搞了一场忆苦思甜运动。黄指导策划,马副指导具体操作。马副指导带着炊事班的人到大山里采了黄连,把切下的南瓜皮,干硬的玉米粒和不知名的野菜掺和在大米里,吃在嘴里的忆苦饭是苦的,甜是没地方去思的。由13连开始的这场吃苦饭的忆苦思甜运动,受到营部领导的表扬,营长在一次全营会议上,高度评价吃苦饭运动,还要求其他连队也要向13连学习。坐在台下的13连知青都暗暗叫苦不迭。连队知青都拒绝吃饭,不是不想吃,实在是咽不下去。到第四天,有人饿着肚子劳动晕倒在地上,才不得已地结束了吃苦饭的运动。
作为一个政工干部,黄指导政治工作抓得很紧。尤其是林彪事件发生后,连队大会小会不断。连队晚上经常还要开会。全连开会的地点都是在食堂大草棚内。会场里挂了几盏煤油灯,全连知青席地而坐,有的人坐在用一节粗毛竹筒做成的简易小凳子上,有的人干脆屁股下垫一张纸两手抱膝坐在泥地上。会场中央放一张桌子,黄指导就着桌上的昏黄的煤油灯光,作政治报告。这时候的我国的党报省报上都是路线斗争的政治术语,黄指导也紧跟形势,开始把什么事都归结到路线的上面了。我们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是因为紧跟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工作上出现了问题都是因为偏离了正确路线所致。
黄指导做完报告后就轮到坐在黑暗的会场里的知青发言了。在一次会议中,我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在黄指导报告语音刚落的时候,我抢在第一时间站起来发言,我的发言稿是事前写好的,我大声地念我的稿子,全然不顾别人的眼光。事后听说黄指导看着我念稿,脸上堆满了笑。那时候要想进步,就得让领导注意到我。
多年后,我和连队的一位同学谈起黄指导,他说:“黄指导蛮会做人的,”他说他有一次吃饭没有菜,吃不下饭,就跑到连队种的菜田里偷摘茄子。被路过的黄指导看见了,当时非常尴尬,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黄指导没有为难他,假装没有看见他的行为,走开了。事后在连队大会上也没提这事。
黄指导在连队的5年里提拔培养了很多优秀知青。其中有不少是我的同学。在火烧中丧身的王红扣,是我的中学同班同学,刚到连队就被任命为班长。黄指导看中的是王红扣个子高大,性格老实忠厚。火烧的那天,别人都抢着往屋外逃命,唯独王红扣冲进去扑灭火。那大火岂是能灭的。白搭了一条性命。
我的同学丁慧,被提拔为排长,一年后被保送去读大学。连队知青都很羡慕丁慧,但我要说,丁慧确实很优秀,肯定比我们这些人优秀。
我的同学沈卫芳,被上调的思茅地区商业局办公室工作。作为同学,我们回上海探亲,经过思茅都要去思茅商业局看望沈卫芳。沈卫芳看到昔日的同学来,总是很热情地招待我们。沈卫芳在商业局工作踏实认真,很受领导的看重。以后沈卫芳去了安徽大学。
我的同学季桂珍,被提拔为副连长。季桂珍吃苦耐劳,性格温和,忍辱负重,从不和人计较得失。黄指导真是知人善用。
连队先后有多人被借调到勐腊少数民族村寨去协助政治边防工作。这其中就有我的同学和同乡潘定元,庄辉,李桂英,王尚荣,徐可石,张燕观等人。他们深入村寨,和少数民族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各自的工作组里都做出了成绩,受到了勐腊县政府有关部门的表扬和赞赏。 黄指导看人还是很准的。
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被黄指导关注的。我干活拼命,连里人叫我野牛。直到现在,我的同学看见我,还是亲切地叫我野牛。黄指导在连队会议上说,干活是干不死人的。这话说过没几天,我请假休息一天。我实在太累了,全身都无力,两手十指弯曲无法伸直。黄指导到宿舍来看望我,我对黄指导说,“干活是会累死人的。”黄指导默然不语。
我从事务员到副班长,班长,排长,连队团支部副书记。被黄指导一步步地提拔上来。直至1974年水利兵团解散并入建设兵团农场的前夕,我和同学乔红妹一起调出连队,乔红妹分在县机关,我分到到勐腊县瑶区公社当村寨老师。我走后不久,黄指导也回到了他原先所在的部队。大约是在1977年,我探亲回上海,车经杨武小镇。当夜住宿杨武旅馆。第二天凌晨,天有些冷,我在旅馆的水龙头刷牙洗脸,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也在洗漱。那人正是黄指导。因为我们都要赶着上车,我俩简单寒暄了几句就分手了。这一别直到20多年后知青的聚会上我才又见到黄指导。
无需讳言,我调出连队是黄指导助力的。黄指导最后也只有这点能力能帮我了。以后的路是我自己走的,与他无关了。连队的同学是羡慕我调到县上的。几十年后他们看了我写的在瑶区的经历后说,“你在瑶区比我们在连队还要苦。”在大山深处的孤单寂寞无处诉说的忧郁是不可想象的。
毋庸置疑,我的成长之路,离不开黄指导的培养和关怀。离开云南后我在人生的道路上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拼搏精神,都来自于我的5年连队生活和5年的瑶山教师经历。
和兵团连队知青相比,我的生活经历更坎坷更丰富。它成了我的一笔可贵的财富,成了我写作知青文章取材的源泉。
今天我已步入老年,黄指导也应该是80左右的老年人了。在我的人生旅途中,黄指导是一个重要的人物。祝黄指导身体健康,安度晚年。
作者简介
作者陈志强
1969年12月从上海奉贤上山下乡到云南西双版纳勐腊县水利二团三营十三连。
1974年上调到勐腊县瑶区公社。先后在沙仁小学,老白寨小学,瑶区公社中学任教。
1979年调离云南瑶区,到安徽芜湖鲁港公社中学任教。
1983年调离安徽鲁港,到上海青浦图书馆直至2013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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