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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报音频节目·周读 | 水俣人付出的代价不会白费

包茂红 社会科学报社 2022-11-22


水俣病治理昭示,人类或许有能力治理好环境污染。但即便如此,也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


原文 :《水俣人付出的代价不会白费》

作者 | 北京大学   包茂红

图片 | 网络


1956年5月1日,位于日本熊本县水俣市的新日本氮肥股份公司附属医院的院长向水俣保健所正式报告,发现了水俣病患者。到2006年,被认定患者达2265人(其中1582人已死亡),虽未得到认定但确实出现不同症状的患者达4万多人。1965年6月12日,新泻在昭和电工鹿濑工厂排放污水的阿贺野川流域发现了水俣病患者,史称第二水俣病。


水俣病是不知火海周边居民由于食用遭受了新日本氮肥股份公司排放的有机汞而中毒的鱼贝类海产品而罹患的生理和精神疾病,其典型症状是行动、知觉、语言、听力和智力出现障碍,视野狭窄,肾脏和脑神经受损,精神崩溃等。更为可怕的是,水俣病还会通过生育传给下一代,形成胎儿性水俣病。在《水俣病裁判》(乙书)中,熊本水俣病被认为,“从其受害之广及受害情形之悲惨而言, 是世界史上仅次于广岛、长崎原爆的人为灾害, 是人类史上最恐怖的公害病”。

水俣病的应对和治理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早在1926年,水俣湾的渔民组织就因为污水导致鱼虾死亡影响捕获量而投诉水俣氮肥厂。随着水俣氮肥厂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产量的提高,水俣湾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先是水俣的猫发狂跳海、乌鸦在飞行过程中突然坠落而亡,后是水俣民众出现行动障碍,痛苦不堪。当地医生以为是一种怪病或流行病而对患者及其住处采取隔离措施,后来通过流行病学调查和各种实验,熊本大学水俣病研究组在1963年2月16日宣布,直接致病因素是新日本氮肥股份公司排放的废水中的有机汞。1968年9月,日本政府正式承认这个结论,从正式发现水俣病到究明致病原因用了12年时间。


在熊本各方势力为致病原因争执不下时,新泻患者及其支持者迅速行动,在1967年6月12日率先针对昭和电工提起诉讼,通过法治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新泻患者的行动启发和鼓励了熊本的患者,他们在1969年6月14日正式向熊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水俣病问题的解决走上了法治的轨道。最终,国家和县被判定负有扩大损害的行政责任,依据《国家赔偿法》向患者支付6.7亿日元赔偿金。导致水俣病的各个加害主体都受到了法律的惩处,没有例外。


水俣被污染的环境也得到修复。1974年在水俣湾设置隔离网,防止受污染的鱼贝类扩散,直到1997年鱼贝类体内汞含量达标才撤离;对海底汞含量超标的污泥从1976年开始进行疏浚,埋入指定地点,上层覆盖防渗漏复合膜和干净土壤。该工程历时14年。在此基础上,水俣市在1996年推出建设环境模范城市规划,1999年获得ISO14001认证,同时推行本地化的家庭版和学校版ISO制度。2008年,水俣市被授予“日本环境模范城市”称号,一个曾经的“人间地狱”奇迹般地变成了环境友好的“爱之圣地”和宜居之地。


水俣病诉讼昭示出,虽然导致不知火海污染和水俣病的加害者是新日本氮肥股份公司,日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相关机构负有扩大的责任,但促使政府和企业犯下如此罪行的是日本实行的片面发展战略。以水俣氮肥厂为代表的化肥工业当时虽然比较弱小,但却是解决国内粮食短缺和农业发展不足的希望所在。因此即使它对当地渔民的生计造成了损害,然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企业都认为这是赶超型国家发展过程中需要付出的、不可避免的代价。直到1960年代末,随着反公害运动的发展,自民党的支持率大幅下滑,自民党控制的政府才不得不在1970年召开“公害国会”,颁布系列法律,形成比较完善的法治体系。


水俣病的影响是世界性的。在探寻水俣病治病原因的关键时刻,来自英国的神经学专家道格拉斯·麦卡尔平走访水俣,把水俣病症状与英国已经发生的、汞中毒的亨-拉综合症进行对比,并于1958年9月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论文,首次公开提出有机汞可能就是致病物质的观点。在1972年召开的世界环境会议上,水俣病患者和学者坚持参会,把在日本发生的悲剧告诉世界,从而让世界不再有公害苦难。此后,日本水俣病患者和学者相继走访了发生类似公害病的加拿大、泰国、中国、印度等地,用日本的经验教训帮助这些地区的政府、企业和受害者共同处理环境破坏和公害问题。1993年水俣市还建立了“水俣病资料馆”,供全世界关注环境问题的人参观、研究。2013年1月19日,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主持召开的关于汞问题政府间谈判委员会上通过了日本政府代表团提出的“关于汞的水俣公约”。“水俣公约”的签署和实施为消除汞对人体健康和自然环境的危害指明了方向和光明前景。


水俣病治理昭示,人类或许有能力治理好环境污染。但即便如此,也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需要把环境问题看成一个环境、技术、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看成一个复杂的综合体,进而形成切实可行的政策导向和制度安排,最终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1732期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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