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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道丨黄文泉：寡味的哲学课堂，撞进一个与众不同的先生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黄文泉，贵州出生成长，高中毕业后插队，先后就读贵州银行学校、四川大学，赴美留学获哲学硕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做过医院会计主管和财务主管，现在印第安纳州一医疗集团做数据分析师。
原题
我的导师
我的导师姓王，名仲士，浙江人，复旦大学毕业后，到了遥远的西部，在四川大学哲学系从青年一直走到了老年。
王老师个子高，仪表堂堂，可以用器宇轩昂来形容。他一直研究列宁哲学，是国内列宁《哲学笔记》专家。读大三的时候，才第一次听了他的课。那就是《哲学笔记》。这门课是选修课，七九级和八零级两个年级一起在阶梯教室上。按说，选修课人数会少些，但王老师在系里的名声很响亮，早就听高年级的同学说起，听他上课是一场享受。他还没有走进教室，宽大的阶梯教室里就已经满座了。
说起享受，在哲学系读书的几年间，真正可以冠以“享受”的时光并不多。老师中 ，很多都是照本宣科，不是埋头按照备课笔记念，就是头看天花板背诵备课笔记。也有自鸣得意的。比如那个教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帝国主义腐而不朽，垂而不死”这个言论的时候，就提高沙哑的嗓门唱喏一般道：“腐都腐了嘛，哪有不朽的呢；垂都垂了嘛，哪有不死的呢。”说完，就哈哈大笑几声。有同学记笔记记得精准，居然连这段话中的“嘛”也记下来的。听这些老师讲课，很是寡味。我甚至以为他们比不过我的中学老师。
这个印象直到走进王老师的课堂，才彻底颠覆过来。
要说，《哲学笔记》应该是很乏味的，但王老师略带江浙口音的普通话却把我们的口味吊足。他不像易中天讲水煮三国，以俗取胜，而是居于雅和智的制高点上，让我们引颈聆听。他的笑容富有感染力，让听众的思维进入他的逻辑圈子；他的语气不急不缓，不故意弄得抑扬顿挫，却又能抓住我们的心。几节课下来，大家都被征服了。
那时，考研究生的信息慢慢公布出来，我四处联络，给上海社科院的存在主义专家王克千写了信，也给辽宁大学的另外一个现代西方哲学导师陶银彪写了信。导师们手写千字，热情回复，表示欢迎云云。后来，听说王仲士老师的硕士点已经被批准下来，我决定就近考他的研究生了。
于是，我把毕业论文的选题改到马哲史方向，由王老师指导。论文题目叫《毛泽东论精神的能动性》。后来，做硕士毕业论文，一是懒惰，二是找不到新的增长点，就在本科毕业论文的基础上扩展开来，一直把所谓精神的反作用追溯到马克思那里，故而，硕士论文叫《马恩列斯毛论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80年代初，考研究生真叫难，说不上百里挑一，至少也是十里挑一。考研究生前的那个暑假，我没有回家，跟考研究生的同学天天到教室里去复习。全年级一共八十几个人，有四十来个报名要考研究生。无论以往成绩是否拔尖，这个时候都卷到考研的大潮中来。寒假到了，大家还是蛰居在校园里，忍受着成都阴冷的冬天，不舍昼夜到专用教室里复习备考。初试结果出来，只有六个人如抽得彩票大奖一样，幸运得到复试。
我去系里复试的时候，三个老师问了一个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是翻开《哲学笔记》某页，让我读其中一大段，然后问我那段在说什么。我有些傻乎乎的，似乎提及了，又没有说到实质。王老师再让我提炼（跟苏格拉底助产术似的），我终于说了出来。老师们才不再问了。
再过几个星期，发榜了，我得到了录取通知书。之后就是得意轻快的一段时光。其余同学整天萦绕心头的就是分配去向，而我超越了那个层次，整天腾云驾雾飞翔。
王老师的专业本来只招三个的，后来学校调剂，就多收了一个。于是我们四个师兄师弟就成了王老师的开山弟子。
只有四个学生，到教室上课就显得太过靡费，也没有气场，所以，老师们总是到我们寝室来上课。在寝室来上哲学课，别有一番滋味，随意中有着风雅。老师自己带了一杯茶来，我们也各自备了一杯茶，一边品，一边谈哲学，可谓清谈也。
有次，王老师请过我们众弟子去他家吃饭，包饺子。大家一起包，包了好多。我们几个都老实，都不好最先罢筷。告别回寝室，才发现大家都拘谨，都怕扫了大家的兴，竟然为了持续的吃，把肚子都吃滚圆了。
师母也是浙江人，是化学系的教授，也是分配到西部来的。夫妇俩有一女一子。我们做王老师学生的时候，两个都还是孩子。一个在高中，一个在初中。后来，两人都读了川大。
写硕士毕业论文的时候，我才发现和蔼的王老师是很严厉的。论文改了一遍又一遍，他还是继续敦促修改。其他几位也一样，也写得焦头烂额。行四的师弟有些懒散，写来写去，人都写得失踪了。他的论文题目也叫特别，曰《论马克思对私有财产的批判》。私有财产不是人，也不是一种理论，怎么批判？听起来老是有些不顺耳。不过，王老师倒是没有叫他修改题目。他选了这个题目，做起来，才发现难。
快到截止期的时候，王老师来问我，这个师弟写得如何，我曰不知。他就让我带他去催。有天，我就和王老师骑上自行车去东郊的钢管厂。师弟的家在那里。到了他家，他很诧异。老师上门来催，搞得他很是不好意思，连连答应赶快完成。他父母热情邀请我们在他家吃了一顿午饭。后来，师弟快马加鞭，才把论文按时做了出来。
王老师带过我们一起到昆明去参加过一次全国学术讨论会。大家都写了文章，但是没有得到大会发言的机会。会议在昆明西山下省委党校举行，与会者食宿都在党校的招待所里。会议开了大约一个星期，期间自然要到各处名胜去游玩。在滇池上乘了游轮劈波斩浪，迎风招摇了好几个小时，一门心思去领会“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的豪情。晚饭后散步的时候，还在聂耳墓前师徒五人留影存念。
拍摄了不少照片，全都是王老师拿去洗印的。我们居然没有把钱给王老师，后来王老师说，那些照片不用我们补给他钱。让我们颇有些尴尬。
王老师是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也笃信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他却不是党员，也从来没有在系里当过什么官，只是在学会里有个荣誉性的理事长职位，每年开一次年会，他就要张罗一番。
临近毕业的时候，王老师为我联系了学校的宗教研究所，可惜我是边远地区来的，按照当年教委的规定，又按照川大刻板的执行，我只能回到我的边远地区去。抱怨了好久，挣扎了好久，事情终于没有转圜。要离开学校的某一天，王老师约我谈一次话，我就跟他在校园里走了一圈，聆听他的临别赠言。
他的第一个嘱咐是要我写学术文章不要追求过多的文采修饰。第二个嘱咐是要我不要跟领导太过不去。我在那段时间，很有些戾气，跟领导顶过几次嘴。我猜度，我之所以没有留校，跟领导不通融是很有些关系的。
后来，带了一股子怨气出了国，就迫于生活，告别哲学，在数字里讨生活。虽然如此，每每着笔，总要不自觉地把在哲学王国里周游的时候沾染的气息抖落一二，似乎以此来表示那段岁月没有在我的生命里磨灭，也似乎是暗暗地表示对王老师当初的的教诲没有完全抛却。
回国后，到过几次成都，每次都会去拜见王老师和师母。看到他家三代人在号称“川大花园”的公寓里其乐融融，很是为之高兴。他家搬到了七楼，也是顶楼，王老师和师母在上面侍弄了一个小花园，每日在花园里为花草松松土，也为自己动了筋骨。小花园为这对老夫妻提供了一个圆满的天地，以至于他们可以好几天都可以不下楼去。人老了，能如此颐养天年，也是人生的美好末章。
每年新年，都会一如既往给王老师夫妇打电话拜年。那年新年，打电话过去，却没有人接听。十五都快要过出去的时候，又打，却有人接听了。王老师的女儿接的电话，她告诉的是坏消息。王老师因为肺癌转移，住院了。两年前，王老师被诊断得了肺癌，所幸是在早期，动了手术后，王老师很乐观。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谁能想到被成功手术根除的癌症会卷土重来呢？
从二师兄那里，知道师母的情形也不好，因为肾功能衰竭，必须定期接受透析。想不到一对老人竟然会这样走入晚景，前些年在王老师客厅里的谈笑仿佛还在昨天。夕阳的红原来是很有些悲剧意味的。在国内的师兄师弟师妹们相约，轮流在医院里去照看王老师，但遭到王老师的坚决谢绝。王老师留在我们心目中的仪表该是讲台上的那个样子：儒雅、沉静、微笑、睿智，他不愿弟子们在他的病榻前，目睹他的衰颓。
人类的医药还是有限度的。王老师在医院里等待的不是妙手回春，只是支撑着，让生命多一些延续。我能祈祷的就是王老师带着一颗从容的心脏，安泰地合上他的眼睛，就像奥林波斯山巅的火炬一样，在微风里从容熄灭。
王老师走的那天，我沉默了一天，似乎有什么感叹，却又不能发出感叹来。我没有得以回国去为他送行，却又有些宽慰，脑海里的王老师还是从前课堂里那个仪表堂堂的智者形象，并且永远这样。
王仲士老师（中）与我们四个学生
文图由作者惠赐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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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长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