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知青丨徐新华: 北京姑娘黄秀玲, 一腔热血永留草原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1984年夏重返草原
徐新华，1949年生于北京，1968年秋赴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下乡。1971年春抽调到东乌旗宣传部筹备会展、组建东乌旗文化馆。1975年锡盟师范毕业，于东乌旗小学从事美术教育工作。1980年回到北京，在雍和宫从事文物藏品的整理修复和文物专题展的设计、布陈工作。2004年退休，业余从事剪纸艺术创作。
原题
作者：徐新华
青春永驻的北京知青黄秀玲
黄秀玲离开我们整整半个多世纪了。她曾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汗乌拉队女知青，也是我到牧业队后与她同吃、同住、同放牧的好姐妹。几十年过去，我已年届七旬，然而她却永久驻留在青春华年的21 岁，一腔热血一副白骨永远留在了茫茫草原。
1969年初，道特诺尔的冬天满眼都是阴郁的白色。红旗农场二队仅有的两排土坯房，黑乎乎地卧在隆起的雪线下，矮矮的好像只有房顶似的。站在打井工地堆起的冻土上，远远望见一个蠕动的黑点时隐时现，似乎正朝这边走来。
夕阳西沉，收工的打井突击队员们（知青们）扛锹拖镐，夹裹着一身的疲劳奔着那排小屋走去。
此时有人喊：“新华，找你的！”寻声望去，一架牛车停在两排土房后边，两个短打扮的女知青笑盈盈地向我走来，没等我说话，一个大眼睛、大脑奔儿，稍高一些的女知青先做自我介绍：“我叫黄秀玲，她叫林铮，我俩是汗乌拉队的知青，今天我们是来接你和江宏的。”
我有些迷茫不知所措：“去哪儿？”“去我们汗乌拉呀。”她与林铮相继轮番地向我介绍：“我们是边境公社的牧业队。”“住蒙古包，学骑马。”“要在大草原上放羊、放牛、放马。”“我们还可住到牧民家去，与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成为真正的草原牧民。”“那里是反修前哨，一旦打仗了，我们就是保卫祖国的前线战士。”“快别犹豫了，多么好的机会，知青哪个不想去牧业队呀？”“你担心什么，我们都一样要从头学。”“汗乌拉的知青特别欢迎你们来。”最后打动我的是黄秀玲委婉的声音。从始至终她都保持着温和的语调，柔柔的、绵绵的、带着微笑的、却细语夺人的真性情。“见到你特别高兴，你有哥哥还有我们在你身边，你担心什么？”“收拾东西跟我们走吧，天黑路就不好走了。”
我不再说什么，只是觉得对不住农场的知青们。多好的知青集体呀，韩征和、陈平、刘松江、刘中、胜利、刘乙、董良、猛虎（沈明德）、高孟宁、卑晓春、李少芹、金梅蕊，还有铁明队长一家。他们的聪明、乐观，有主见、坚定，还有带着孩子气的顽皮与固执，常常有生活中显露出的小智慧，都保留在我临别的心绪中。
“新华，我们离农场并不远，以后你可以骑马来看他们。”“我们每人有两匹马，那时他们见到你不知会有多么高兴多么羡慕你哪。”“走吧。”黄秀玲和林铮将土炕上的被褥卷裹起来搬上了牛车，她一手拿着牛鞭一手扯着牛缰绳向公社小道走去。没有人向我们打招呼，没有人道别，只有白茫茫的雪地，灰蒙蒙的天空，泪水流在了心里。“今天我们来得太突然，大家没有思想准备，其实他们都很羡慕你，他们会理解你的。”“新华高兴点。咱队的知青都等着你们哪。”黄秀玲的话时时点拨着我，让我下决心离开农场，也向我敞开了汗乌拉的天地之门。从此黄秀玲给我留下最初的印象：她是一个温暖的人。
离开了红旗农场，黄秀玲、林铮带着我和江宏坐着大队车老板吉格穆德赶的大车，奔入白雪皑皑的汗乌拉。
第一次走进草原牧人的家—— 蒙古包；第一次惊心被老额吉轻吻；第一次魂动古老长调的悠远苍凉；第一次听到“霍日嘿”的暖心话；是呀，所有的第一次都从这里这一天开始。
初到汗乌拉的日子，一切都那么新鲜：四面雪野茫茫，孤零零的蒙古包青烟直上，用干牛粪烧火，用融化的雪水烧茶，用粪叉将牛盘上冻成坨坨的新牛粪翻起来晾晒，牛用舌头卷着草尖慢慢地咀嚼。一切又是那么的真切：清晨刺眼的阳光里，有两位知青（李卫红、季文渊）骑马来访。他们身穿蒙古皮袍、脚蹬毡疙瘩、头戴皮帽子、还有帽脸上的红五星，英姿飒爽的形影特别深刻。
还有一个英俊少年（乌尼日），皮袍领上系着一条红领巾甚是鲜艳，他手持马杆撑杆下马的样子让我钦佩羡慕。他是谁？朝鲁门（黄秀玲下包家的小弟弟）奶声稚气地跑前跑后，让眼前温度剧增。“赛努，塞白努？”的问候语让话题就此开始。是黄秀玲给了我对大队初始的了解，认识了知青群体的每个人，认识了大队的牧民家族和阿爸额吉，让我成为汗乌拉队的知青一员。
黄秀玲是个勤奋好学做事踏实认真的人。听说她在学校就是学习委员、外语课代表，来到草原学习蒙语她也是佼佼者。我最初的蒙语就是由她教授。放羊的时候她教我数数：尼个、好依日、果日伯、独日伯、它伯、角日嘎、道烙、耐门、已斯、阿日伯。教我用舌头顶上颌打嘟噜发音，雪地上牵马跟着羊群边走边发出让羊儿都感到奇怪的声音。她有一小本记满了蒙语词汇和句子，下面用俄语标注发音，特别有效，她说这是扎根草原的基本保证。
她性格温和，能歌善舞，1969年我们来到草原上的第一个“五一”劳动节，是她带着我们队的女知青排练舞蹈、表演小合唱，还在汗乌拉山西面的坡地上为大队牧民演出。会后许多牧民的孩子追着我们，阿娘阿娘地叫着，迫切地要我们教她们唱汉语歌跳民族舞。黄秀玲自是一马当先。此时我才发现黄秀玲可贵的好为人师的另一面。正因有孩子们的火热参与，也更加自然地拉近了我们与牧民的关系。
1969年春天，知青开会决定开一块地种饲草，为以后大队的畜牧发展做些尝试。一经决定抽出两个蒙古包（一男生包、一女生包，两男四女共六人）扎在汗乌拉东面的山脚下，那是条山水冲积而成尽是黑土的山沟，还有前人开挖的一口井，很适合耕种。
在与大队联络中，不知为什么大队不同意，可节气不等人，于是知青决定先干着，工作慢慢做，可没有开荒的牛、犁、翻地的锹镐等工具怎么办？知青从公社和邻队借来了耕地的犁、铁锹、铁镐、石磙子等，把大队最能干活儿的李庆（外来汉族）找来教我们驯牛驾犁。草原春天的黄风肆意漫卷，刮得人睁不开眼睛，两只耳朵里灌满沙子，一嘴的牙碜，那些日子真是苦透了。一头生牛根本没有拉过犁，不上套，我和明慧、李庆三个人，一个牵，一个赶，一个吼，“嘚嘚嘚，哒哒哒”地狂喊，就是不能奏效，后来给牛鼻子穿了铁环，拽的牛仰着脖子走起来，总算开犁了。
就是这样靠着这头可怜的牛我们开出约16亩形如刀把的地。新翻的黑土特别显眼，几十里外就能看到它斜卧在汗乌拉山东面的沟坡上。其间两次大队青年干部带着大队旨意要把李庆带走，说他是五类分子不能在知青堆儿里，得去他改造的地方干活，甚至说：你们知青不接受贫下中牧再教育，却接受李庆这类坏分子的教育。听了这话大家都不能接受，面对一声声的呵斥，李庆早已吓得低头蹲在地头上不敢动，黄秀玲走到骑在马上的阿迪亚和朝吉日嘎拉跟前，依然语调轻轻地慢慢地却很坚定地说：两位扎洛（青年）你们回去吧，我们不会让李庆走的，这里的活儿必须有他，我们这么干是为了咱们大队，为贫下中牧的好生活。种地有节气，就像春天接羔不能等一样，所以开完地我们就会让他走，请你们转告达日嘎（领导）吧。话轮番说了不知多少遍，黄秀玲始终保持着冷静，僵持中她让李庆和我们快去干活，大家虽有忿忿不平、生气和感到委屈，但真不知该怎么处理这样的事情，最终牧民策马扬长而去。
晚上大家激烈地讨论对策，也谈论着这块饲料基地的未来，远景很美，现实却很艰难。有了这样的压力，也有了干的更大动力。北京中科院植物所得知我们的实验，特别支持，无偿寄来了各种蔬菜和小麦的种子。只是大队始终不支持知青的这个行动，狭隘地认为知青必须下包接受再教育才是正道。
那一年的收成特别好，绿萝卜又脆又甜，金红色的胡萝卜堆成小山，莜麦竟长得半人高，穗子粒粒饱满，丰收的景象特别鼓舞人。胡萝卜除了给配种站种羊，还可分给牧民家改善生活，莜麦更是冬季大牲畜的精饲料。当知青们赶着满牛车的收获和喜悦送到队部，却遭到大队管理员的拒收。好好的东西——那是一群热血青年的血汗，就这么摊晾在队部的院子里，干掉坏掉，那是一段苦涩的记忆。
还记得那些让心潮澎湃的日夜吗？战备紧张时期，经常有不明信号弹划过夜空，草原处在反修前哨，一种一触即发的紧迫感让身处北部边疆的我们个个紧张兴奋，大家开会讨论，一边劳动、一边练习骑马斩劈技术，晚上我们还在汗乌拉山巡逻站岗，记得那漆黑的夜空下，我们搀手相携地爬上汗乌拉山，站在乱石嶙峋的坡顶，面向北京的方向压低了嗓音举拳宣誓，“我们是北京的知识青年，我们是北疆的前哨战士，为保卫祖国保卫毛主席，我们不怕牺牲冲锋向前！消灭帝修反，解放全人类！”
汗乌拉的夜是多么的寂静，黑暗里我看不清每个人的表情，可我们都能听到自己通通的心跳声，那铿锵的字句如夜空般深沉，如汗乌拉山的雄姿岿然。
那一幕现在想来显得有些幼稚可笑，可身处其时，那是一辈热血青年的形影，他们的理想连接着祖国的命运。有了这样的经历我只想说，黄秀玲从此我认识了你—— 你不柔弱，你的理想、你的品质、你的上进、你的乐观、你的毅力、你的坚强，还有你的平凡。
就在那年的冬季（1969年—1970年）大雪吞没了汗乌拉草原，大队牧民赶着畜群都向东部走场，紧急中4个知青只好搬到队部的“白兴（房子）”里躲避严寒。
那是一个无法名状的冬季，没有交通工具，没有足够的粮食，没有取暖的燃料，家徒四壁。泥土围墙圈裹着4颗企盼春天的心。冰天雪地零下30多度的严寒里，黄秀玲、江宏、张生、颜可维他们冒险徒步几十里到公社购粮。来回百十里路，在没膝深的雪地里他们一步一步地跋涉，那不是电影里的镜头，是我的知青兄弟姐妹无奈又无畏的选择。这段经历曾在黄秀玲牺牲后被宣传报道中说成她为了抗灾保畜徒步几十里到公社运粮。我知道世间许多事情是没有答案的，经历过就是一种阅历。
4月的草原冰雪消融，山坡沟坎到处是流淌的雪水。当我赶着牛车到队部看望他们时，我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队部的房子被高高的雪堆掩埋了，一道铲挖出的约一人宽的笔直雪道伸向土房的窗台，门已然被厚厚的积雪严严实实的封住了。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不停地铲雪，把房子扒离出来。
那雪被风砸得瓷瓷实实，铲出的断面竟有两人高。那天我们带去了白面一起包了饺子，黄秀玲说我们可以包胡萝卜馅儿，一堆冻得黑乎乎硬邦邦的东西竟然就是秋天收获的胡萝卜，幸亏有它们的遗留，让漫长的冬天果腹有望。那天黄秀玲显得特别高兴，她说：冬天终于过去了，春天来了，一切都从头开始吧。而我却高兴不起来，这种苦涩经历天灾人祸各半，不是所有知青都有体验。
半夜，一声轰响把睡梦中的我们惊醒，屋内已积了近一尺深的雪水，与炕相连接的炉灶被积水泡塌了。大家起来忙着收拾东西搬家，不然炕也要塌啦。此情此景：几个二十来岁的青年人坐在门被雪封，只能出入于那破烂的半扇窗，那快要坍塌的土炕上，静静地却是深情地唱着长征组歌。这样的画面是悲壮还是悲凉？我记住了黄秀玲当时说的话：“一切都过去了，等班子回来我们去找他们，请他们给我们安排活儿吧。”这是她骨子里的坚韧与乐观。
1970年10月20日那个不能忘记的日子。祸从天降，黄秀玲出事了。那场道特诺尔草场大火来得是那么突然那么猛烈，让我们没有丝毫的思想准备。牛车在飘雪的阴霾里赶路，模糊的信息让心里像乱麻一样，在公社卫生院简陋的病房里，我终于看到了她——黄秀玲。
那一刻谁能承受心如刀绞的痛？那一整夜的守护，她那水肿的头和眼已完全看不出她原有的模样，裸露的大腿烧焦的黑痂下露出了骨头，敷着湿纱布的口唇间，偶尔发出一丝丝微弱的呻吟。我崩溃了，老天为何如此编排？如此不公？泪眼向天，痛诉无声。岂知这是黄秀玲留给我的最后模样。经过努力，她被飞机接到北京军区总院治疗，生的希望、恢复的希望在我们心里熊熊燃起。以后发生的故事，都是从随去的薛明媛护士（东乌旗医院护理经验丰富的护士长）转告或电告大家的。时间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也一天天带来好消息，她能在病房里唱歌，她能痛苦中念诵毛主席语录，她能同老医生交流心得，她能思考自己的未来，她能用时代强音喊出内心的苦痛、疑惑、感动、希望。
1971年1月15日，7天7夜的肝昏迷将她生命的大门彻底关上了。
记得那天，张承志告诉我这噩耗（当时我在旗赤脚医生培训班，张在旗民办教师培训班），我们竟直跑到旗军管会证实了消息。那一刻，心一下锁紧，脑子空白了，沿着东乌旗唯一的那条南北马路，无声地向南走哇、走哇，是张承志的一句话打破了沉默，“我们应该为她做点什么”，轻轻的语音却字字坚定。
我好像一下明白了，要让汗乌拉的知青还有牧民知道她，知道一个正值青春韶华的女孩所做的一切。知道她心里那份挚爱，那份理想，那份奋不顾身的勇敢。
我不再哭泣，毅然地拿起创作的画笔。简单的交流后，承志用蒙古文和汉文书写说明文字，我用十二幅图画表达故事。这期间得到在旗知青们的鼎力支持，张继荣从商店找来空纸箱裁成纸板，有人从学校拿来白纸和颜料，承志写好蒙古文又请旗一中的照那斯图老师校正文辞。当顺利完成了这带有文字说明的有如连环画的宣传板，心里一下有了肃然起敬的感觉。这套组画会被带到草原深处，带到牧民家里，带到知青群里。
在我的心里，黄秀玲是普通的知青一员，她的离去又写就了她的不平凡。时间的短暂，生命的脆弱，有多少说不出的和来不及说的心里话，都随时间淹没在草原里，掩埋在泥土下。在东乌旗的那些年，每到清明和“五四”青年节我都会骑着自行车到乌里雅斯太烈士陵园为她祭扫。寂寥的墓园里，放上我亲手用皱纹纸扎制的小花环。
我会静静地站在那块简素的墓碑前回忆我们曾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没有眼泪，没有誓言，只有心平气和的说声平安。
离开草原已有几十年了吧。我没能再去那块园子，再去看看那块墓碑，但留在青春里的记忆就是深深镌刻在心里的墓碑，永远不会磨灭掉。我会像记着汗乌拉草原一样永远记着黄秀玲的名字。黄秀玲—— 曾经汗乌拉草原的知青骄傲，已化作草原向阳坡上的一朵小花儿。
外两篇
1970年秋，经过近半年的出民工修锡宝公路，回到道特公社所在地新庙，等候有马车或牛车才能返回90里外的边境大队白音呼布尔。
这天，看军管的士兵拦截公路上过往的卡车，说救火，才知道公社后山失火了，于是随着陆续向后山去救火的人们也向东北方奔去。
到现场没工具，只见人们在扑打着向北向南两条燃烧着的火龙，火苗大约一尺多高，山头上草稀，不然人靠近不了。
步行是追不上火头的，我只能在后边用脱下的绒衣扑打向两边着的火，看看火头向道特队方向烧去了，就像在发黄的大草毯上划出尖尖的A型，不断向前，留下黑色的痕迹向两边扩大……
随着打火的人群把近处明火扑灭，往回走时，听议论说有人被烧伤，被军管人员拉到公社卫生院去了。
本地牧民、外来户，都在草原居住多年，没救过火也听说过怎么救，倒是才来一年多的知青们极有可能出危险。下午到公社卫生院一看，病房大门有好几位持枪民兵站岗，有人说被烧伤是“思赫腾（知青）”，挺厉害的，会是谁呢？
昨天倒是看见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几个知青来着，想打听详情，没人知道，正在没辙时一眼看见旗防疫站带队修公路的医生，他是随旗医院车赶来的。他说：汗乌拉队的，叫黄秀玲，看看吧，伤挺重的，说着带着我进了民兵把守的大门。
打开病房门，只见一段像是烧着后从火里抽出来用水扑灭的树干似的，一块块两三厘米见方的龟裂，焦炭一样，不规则排列着，细看是一条腿，身上有地方涂着药？还是油？不清楚。光头，前额肿得像寿星老的额头一样突起。病床上方吊着蚊帐，白床单，人是昏迷状态。
出病房后，听到需血浆，要组织人员献血，赶紧就去了。医生说：“来了不少人，百十号吧，对上血型的太少，先输A型的，实在不够才能用O型的呢，你的血对上了，行，今天输200CC，两天后再来，伤员一时半会儿转不走。”
在街上碰到汗乌拉队张承志等好几位知青，他们和黄秀玲是一个队的，正商议着要拍电报。伤情重，汽车运不行。医生说一时半会儿转不了院，干脆直接给吴法宪拍电报。吴是空军司令，政治局的，明码电报一定能收到，七嘴八舌好几个人说着，朝邮电所走去。我听医生让两天后再抽200cc血，想着也帮不了别的忙，买了瓶酒到大队车老板家吃饭去了，好好休息，过两天继续抽血去！
听说道特队有知青烧伤了，蒙古包过火了，白音图嗄队也有烧伤的。
因大意引发大火的是红旗农场的知青，抓起来了，坐大车上抽烟，火柴头扔下引着的，停车用大衣扑没弄好，火跑了。卸下马，骑光背马报信，人到了公社火也到了。
过了两天到公社卫生院一问，说直升机来了两架，一架降旅店门前，一架在天上没下来。地方的东西一件不用，全从飞机上拿下来的，伤员到了就飞走了。
当时我想，给吴法宪拍明码电报还真管用，要不哪能这么快呢？准备好的第二次血没抽成，有顺道车就回大队了。
事情转眼过去四五十年了，当年的救火英雄，参加救火的人们，参加救人的人们，年龄小的也70岁了。
但愿今后不会再出现失火，但愿今后提前培训草原救火常识，永远怀念黄秀玲烈士！
（作者系道特诺尔公社公社白音呼布尔大队北京知青）
记得是1970年的一天，大队知青负责人通知我去公社宣传队报到，准备参加东乌旗汇演活动，公社接待我们的是宋秘书，当时能记起来的有：黄秀玲、李昭壮、吴倬、卑晓春，他们几个还真是有文艺天赋，不几天我们就凑出来一套节目。参加完汇演以后，我们还组队去各个大队巡回汇报演出，大家在一起相互照应、帮助，非常融洽。
10月20日下午，我们正在宿舍做总结，突然听到有人喊，着火啦！大家不约而同跑出屋外，看见公社所在地东北方向升腾起滚滚浓烟，看情况，着火地点离我们并不远。火光就是命令，我们分别张罗寻找救火用具和赶赴火场的交通工具，我带来的两匹马成了大家争取的目标，最后黄秀玲得到了一匹马的使用权，她骑着马先跑出去。
我因为寻找救火工具，晚了一会儿。在去火场的路上，已经到处都是人，大家不分你我，都奔向同一个目的地。在路上，我听到一些参加过救火的人传授救火经验：千万不要迎着火头打，一定要从后面追着打；特别要注意火场风向的变化。不过第一次参加救火，还是比较兴奋，一个劲儿地往前冲。我跟着一群人通过一片火势稍微小一点的地方从侧面冲到了火头的后面，停下马，跟在火头后面扑打火苗。人多力量大，很快就有一片火头被打灭了。
过了不久，我突然听说有两个知识青年被火烧伤了，面前的火已经扑灭，我就向他们所说的那个方向跑去，到了跟前，我认出了黄秀玲，她躺在一片高
草旁边，被人刚刚翻过身来，腰带被烧得只剩下短短一截，身上的衣服全被烧了，看着她的情况，我没有说出什么话，赶紧脱下身上的棉袄盖在她的身上，又过了一会儿，来了一辆大卡车，把她和另外一个被烧的知青拉到公社卫生院进行抢救。
我继续留下来参加灭火。直到天黑，我和大家看到火已经灭得差不多了，根据当地负责救火的领导的安排，我们被新到的救火人员接替下来，回到公社卫生院门口的空场里。此时，传来消息，伤员需要输血，我也排队验了血型，只是我和她的血型不一致，不能参加输血。从火场回来后，我再也没有看到黄秀玲本人，我盖在她身上的黑棉袄找回来了。
后来，经过了解，她们被烧是因为当时所在位置处于高草区，突然的风向改变使她们被使人窒息的热风包围，马的蹦跳致使她们跌下马来，正好摔在燃烧的草丛里，瞬间窒息，被火燃烧。
东乌旗军管的负责人当天就赶到公社卫生院，联系药品、联系伤员转运等问题，最后通过锡盟军管前线指挥部报北京军区批准，用直升飞机直飞道特诺尔公社卫生院转运伤员。后来我返回大队了，听说她们被转运到北京军区总医院。
黄秀玲骑的是傅晓东的青马，我记得第二年那青马自己回到了大队。
（作者系道特诺尔公社吉仁宝力格大队北京知青）
（本文摘自《草原：我们永远的眷恋——东乌珠穆沁旗知青文集》，2023年自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