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进化心理学视角分析新冠疫情中的“内”与“外”

张航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

这次新冠疫情发生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广大民众也积极响应号召，自愿居家隔离或主动参与志愿服务工作。各地最精锐的医疗团队都奔赴灾区支援，全世界各地华人也自费购买医疗物资寄回中国。无数中华儿女用实际行动证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并非是一句空话。

但是，此次疫情暴露的诸多问题同样值得深思。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内”与“外”关系被进一步放大：在外地的武汉人被当作“异类”，遭受歧视；在国外的中国人被视为“瘟神”，备受排挤，甚至于因为带口罩被无端辱骂和殴打。许多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私自设卡拦截、封村断路以提防外人进入。甚至出现基层工作人员采用暴力执法方式限制外人走访。大家都把“外人”当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内”与“外”之间的界限也在不断变化，今天武汉人是“外人”，明天同村人也可能变成“外人”，但“内”与“外”之间形成的心理隔阂始终不变，这是造成民众出现心理偏见甚至是过激行为的重要原因。因此，对 “内”与“外”形成机制的深入探讨，有助于理解此次疫情中人们对外群体产生敌对情绪和偏见心理的深层次原因。

疫情中“内”与“外”产生的进化心理学原因

人类在面临疾病或威胁时，并非只能被动地依赖自身免疫系统抵御病菌入侵，还能在免疫系统应答前，就主动采取措施避免被感染。即，人类有两套病菌防御机制，除生理免疫系统外，还有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在内的行为免疫系统。行为免疫系统的概念最初是由加拿大心理学家Schaller和Duncan(2007)提出。他们认为，生理免疫系统虽然具有强大的防御功能，却只在个体被感染时才能启动，具有滞后性。动用生理免疫系统需要消耗巨大能量，有时甚至会因抗原识别错误造成抗体对自身细胞或组织发动攻击。因此，更为警觉和安全的行为免疫系统在自然选择下得到快速发展。行为免疫系统的核心机制是厌恶心理，包括感官系统对感染源的厌恶情绪(如产生恶心的感觉)和回避接触行为。即，当机体察觉到病菌存在后，会立即诱发厌恶心理机制，并伴随一系列生理反应和行为模式，以帮助个体提早回避存在病菌的感染源，降低被传染的风险。

但是，行为免疫系统也有过度敏感的特点。这就导致该系统的启动阈限较低，任何可能与疾病威胁相关的线索都会对个体的认知行为产生影响，其中就包括人类在觉察到疾病威胁时会对内群体和外群体的态度产生差异。Faulkner等(2004)考察温哥华人对两个外群体(较熟悉的苏格兰人与不熟悉的尼日利亚人)的态度，发现在控制条件下，被试对两个群体的移民态度没有显著差别，但接受疾病启动任务后，被试更倾向支持苏格兰人。在随后的金钱配分任务中，那些接受过疾病启动任务的被试更倾向给较熟悉的苏格兰人更多的费用。还有研究表明，黑人男性照片会令怀孕三个月左右的白人女性产生不安，该时期恰恰是孕妇和胎儿最易受到疾病威胁阶段(Navarrete et al.，2009)。事实上，人类对内、外群体的态度和行为差异都与疾病威胁有密切联系。进化心理学理论认为，对外群体的排斥和对内群体的偏好都是为了降低疾病感染风险。内群体成员生活在相似的环境中，携带相似的病原体，即使遭受疾病感染，也更容易在内群体成员中寻求帮助。外群体成员往往生活在陌生环境里，更容易携带新病原体，而自身又不具有类似抗体，所以对外群体成员排斥有利于降低被感染风险。此次疫情中发生的排外现象，正是由于民众的行为免疫系统在应激状态下被激活，进而产生厌恶情绪、恶劣态度甚至是敌对行为。

行为免疫系统的激活程度影响疫情中的“内”与“外”

行为免疫系统并不直接作用于病菌本身，而是通过识别与病菌相关线索判断可能存在的疾病威胁，但病菌与线索(或症状)并非是一一对应，有病不一定有症状，有症状不一定有病，因而具有不确定性。即便是个体已觉察到病菌线索存在,是否动用行为免疫系统乃至激活程度如何仍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这也就造成人类在面临疾病威胁时可能出现行为免疫系统的反应过度或反应不当。

行为免疫系统的反应过度会增加个体对外群体排斥。在这次疫情中，民众通过新闻媒体和社交网络渠道得知了疫情的严重性，由于信息量过载、媒体渲染以及周围人的恐吓导致民众过高地估计了被传染的风险，进而引发了行为免疫系统的过度启动，这是造成疫情中许多人过激排外的主要原因。此时的“外”也从“武汉人”泛化至所有外人。在各级政府相继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后，甚至出现了不少“一刀切”做法，为了阻拦外人到访，部分村镇限行设卡、封村断路，虽然起到防控疫情作用，但生计也受到严重影响。其实，早在2003年“非典”时期，就发生过强制封村问题，当时中央政府明确表态坚决制止这种反应过激、涉嫌违法的行为。这次又发生了类似事件，背后的原因值得探讨。过度恐慌还引起许多令奉献者寒心的事件。例如，奋战在一线的医护工作者被禁止进入自家小区，参与武汉火神山医院建设的工人被禁止回村，这些过分的抵触情绪都是免疫系统反应过度的表现。

另一方面，行为免疫系统的不当反应也可能酿成大祸。此次新冠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公共卫生事件。但在疫情早期，由于相关责任人的误判，导致公众甚至是医护工作人员的警觉性和防护意识不高，错过了防控的最佳期。尽管许多专家已从防控体系、应急预案和卫生资源等方面深刻分析了这次疫情应对中暴露出的短板和不足，但从行为免疫系统运行机制看，这次悲剧的发生又并不奇怪。

行为免疫系统的激活和反应程度受三种病菌威胁线索调节(Schaller和Duncan，2007)。第一种为个体层面线索。个体认为自身容易受到疾病威胁的程度影响行为免疫系统启动。就此次疫情来说，欧美人比亚洲人的警觉性和防范性偏低，因为欧美人倾向于认为自己身体健康，更能够抵御病毒的入侵。而事实上，在意大利，白人患者的死亡率远高于我国湖北以外地区。同样，因为专业素养的差异，医护工作者的警觉性也大于非专业人士。武汉中心医院的医护人员在此次疫情中是伤亡最残烈的团队，4死4病危，二百多名医护人员感染，也与院领导是非专业人员有关。所以，涉及人命关天专业的事应由专业人士来做。第二种是环境线索，个体对自身所处环境可能存在的疾病威胁程度影响行为免疫系统启动。在疫情初期，由于现已众所周知的领导和专家的“隐瞒”，导致大众不能够及时有效地了解疫情情况，因而普遍轻视，甚至在疫情爆发期还在参加群体活动。可以说，未能够及时公开疫情信息，是此次疾病爆发的罪魁祸首。第三种是宏观环境线索。某一地区传染源分布多寡及可能发生传染病的严重程度影响该地区个体的行为免疫系统启动。从全国的防疫情况看，随着感染人数的增加和信息数据的透明，民众开始意识到所处地区可能存在着病菌威胁，行为免疫系统的激活程度也随之增加，尤其是听说武汉疫情已经严重到封城的程度后，更是谈“武汉”色变，于是就开始抵制武汉人，举报湖北车。

目前，虽然我国的防疫前景看好，但在国际上，疫情形势却不容乐观。截至到2020年3月1日，68个国家出现了新冠肺炎病例，欧盟成员国无一幸免，日本、韩国、伊朗、意大利先后出现了大规模的集体感染事件，世界卫生组织甚至将新冠疫情定性为“大流行”，许多国家都正在重蹈中国的覆辙，却没有很好地践行中国的防疫实践。事实上，中国早已经给世界拉响了警报，并且举全国之力同病魔做了殊死的斗争，这无疑是为世界赢得了防扩散的时间。但是，许多国家在疫情初期并未采取严格的防范措施。以目前疫情最严重的意大利为例，最开始政府和民众都不重视，也不了解应如何防护，甚至嘲笑戴口罩的议员，最终疫情全面爆发，无奈之下，意大利只好“封国”。由此可见，行为免疫系统的反应不当终会酿成大祸。

警惕语言标签线索对疫情中“内”与“外”的影响

尽管人类和动物在进化过程中都发展了相应的行为免疫系统，即利用自身感官(如视觉和嗅觉)探测环境中可能存在的病菌威胁，但人类作为高级动物，除了依赖物理线索外，行为免疫系统启动还受到高级认知成分如语言信息影响。此次疫情发生后，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客开始大肆以“武汉病毒”和“中国病毒”等字样污蔑和丑化武汉人、中国人，这会加深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偏见和抵触情绪。实际上，最近出现了多起外国人借疫情排斥中国人的事件，因此必须要警惕这些语言标签带来的负面作用。

与此同时，来自8个国家的27名知名公共卫生科学家近日在国际顶级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了联合签署文章，以支持奋战在新冠疫情一线的中国科研、公共卫生以及医务工作者，并强烈谴责谣言、偏见和制造阴谋论的行为。世界卫生组织也在日内瓦紧急召开发布会，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正式命名为“COVID-19”,此英文缩写代表冠状病毒起始于2019年。这种做法值得称赞。因为拥有一个不引起歧义的正式名称很重要，这样可以防止名称具有污名特征或是侮辱意味，毕竟在疫情时期错误的语言标签会让人联想到病菌线索，进而放大人们抵触心理和群体偏见。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既是天灾也是人祸，除了要建立健全重大疾病防控预警机制外，还应当分析造成决策者失职的心理方面原因。同时，要意识到行为免疫系统的启动对偏见和排外行为的影响，以及反应过度和反应不当可能造成的危害。

Reference:

丁蕾 等. (2020).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下的思考.中国科学：生命科学，50，1-11 。

Faulkner，J.，Schaller，M.，Park，J.H.，&Duncan，L.A.(2004). Evolved disease-avoidance mechanisms and contemporary xenophobic attitudes. Group Processes and Intergroup Behavior, 7, 333–353.

Navarrete，C. D.，Fessler，D. M. T.，Fleischman，D. S.，& Geyer，J. (2009). Race bias tracks conception risk across the menstrual cycle. Psychological Science，20，661–665.

Schaller，M.，Duncan，L.A.(2007).The behavioral immune system: Its evolution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implications. In：J.P. Forgas，M.G. Haselton，& W. von Hippel(Eds.). Evolution and the social mind: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social cognition. New York：Psychology Press，293–307.

吴宝沛，张雷.(2011).疾病的心理防御：人类如何应对病菌威胁.心理科学进展，19(3)，410-419.

作者简介：张航，男，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心理语言学方向博士研究生。

文字／张航

设计／李琛

 出品／心理学系新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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