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观点|邹涛：个人主义危机与共同体的崩溃——儒家角色伦理视野下的《老人与海》

摘要：《老人与海》硬汉精神的表象之下, 隐藏着亲缘、地缘、精神共同体崩溃或失效的深重孤独和焦虑, 而这正是西方个人主义发展到极致的结果。桑提亚哥厌弃经济个人主义的庸俗, 走向强调精神的竞技个人主义, 却也因此疏离了日常生活, 并不得不近距离面对暴力和死亡威胁。为了对抗孤独、焦虑和虚无, 海明威让桑提亚哥走向宗教个人主义的极致, 即自我神化。可是, 自我神化并非精神共同体的正途, 反而有可能导向自由的反面。笔者认为, 儒家角色伦理以自我修身为前提, 以与他人、群体、世界共建和谐关系为目标, 在个人和共同体之间搭起桥梁, 或可为解决个人主义发展带来的诸多问题提供一条出路。关键词：海明威; 《老人与海》; 儒家角色伦理; 个人主义; 共同体;

个人主义发源于古希腊罗马文化, 并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中获得极大发展。随着亚当·斯密提出的放任自由政策和杰瑞米·边沁的实用主义思想的流行, 个人主义在现代社会成为自由企业、自由市场、有限政府、无限经济自由、自我发展等理念和实践的指导原则 (Vassilev 618—19) 。“个人主义的坚固内核”存在于这样一种“心理体验”—“意识到我自己的存在和别人的存在有着明确的区分” (Morris 3) 。这种区分既包括与同时代人的区别, 也包括与过去传统的区别 (Watt 60) 。史蒂文·卢卡斯 (Steven Lukes) 总结出个人主义的四个首要内涵, 即人的尊严、自治、隐私、自我发展, 认为这些是平等与自由的内核 (29) 。

个人主义的发展往往对共同体产生离心力, 使得共同体逐渐失效甚至崩溃。滕尼斯将共同体分为相互交织的三类:亲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亲缘共同体基于血缘, 地缘共同体基于共享的土地和空间的相近, 而精神共同体基于心理和精神信仰的相近。滕尼斯用亲属、近邻和朋友来对应上述三种共同体代表的典型人际关系 (Tönnies 27—28) 。在个体化过程中, 人为了确认自我的独特性而不断与周边环境划开界限, 导致与各种共同体的纽带日益减弱。

著名汉学家安乐哲痛感西方个人主义带来的弊病, 认为它制造了“一圈实现自我的光环”, 却无法真正兑现对个体自由的承诺 (3) 。他努力从儒家文化中寻找救治个人主义顽疾的药方, 并写出《儒家角色伦理学》一书, 帮助西方理解一套迥异于个人主义的伦理话语体系。在无数人追随西方个人主义的潮流中, 安乐哲的儒家角色伦理研究对我们如何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力量、反思西方个人主义的利弊极具启发。

作为个人主义精神典型代表作的《老人与海》, 常被理解为一首硬汉式个人英雄主义的颂歌。可是, 从儒家角色伦理的角度来看, 它却是一曲失去共同体庇护的个人主义悲歌。表面上, 主人公桑提亚哥追求精神的独立自由, 面对困境展现出极强的自我支配和自我控制力, 彰显了个体的尊严与自治。深层里, 该作品却展现出亲缘、地缘、精神共同体崩溃或失效的深重孤独和焦虑, 而这正是西方个人主义发展到极致的结果。本文借鉴以自我修身为前提、以与他人、群体、世界共建和谐关系为目标的儒家角色伦理, 警示读者注意《老人与海》中的个人主义光环背后的危机与陷阱, 同时提醒读者努力搭建个人主义与共同体的桥梁, 以防止极端个人主义导致的孤独、焦虑与病态挣扎。

一、竞技个人主义:对经济个人主义的反拨

经济个人主义在西方文学中的典型表现可从《鲁宾逊漂流记》说起。伊安·瓦特在《小说的兴起》 (1957) 中指出, 鲁宾逊的行为和道德很大程度上受经济个人主义的指导, 其个人经济动机压倒一切, 弱化和贬低了家庭、行会、乡村、民族等各种传统的共同体关系 (Watt61) 。经济个人主义使得“理性本身被贬低为自私自利的算计”, 而不是用来“培育人类共享和团结等各种价值” (伊格尔顿20—21) 。

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 该时期美国正处于战后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 对国家、民族、正义、进步等宏伟目标丧失信心的人们彻底转向自身寻求意义, 个人主义进一步张扬, 并和消费主义文化结合, 将人们裹挟于物欲的洪流中。海明威反其道而行之, 创造了一个苦行僧一般的古巴老渔夫形象, 对经济利益和物质享受毫不在乎。

桑提亚哥捕鱼技巧高超, 却甘于清贫, 有时甚至连食物也靠邻家男孩曼诺林的张罗和个别老板的施舍。从小说描写的出海情况可看出, 他并非懒惰之人, 而且可以轻易捕到供自己在船上吃的鱼。那么, 他忽视小鱼虾的实用价值, 平时不愿意、不屑于去捕小鱼虾做食物, 也许是对经济个人主义的厌弃。不过, 为了获得捕大鱼的力气, 他也能做到吃“整整的一个五月”的龟蛋, 并每天喝难闻的鲨鱼甘油 (24—25) 。可见, 他如运动员保养自己的身体一样, 牺牲食物之乐趣, 只求竞技需要。

桑提亚哥强调对自然的征服, 不是像鲁宾逊那样受经济动机驱动, 而意在追求一种强调王者风范和精神自由的竞技个人主义。一方面, 竞技将人的尊严放在规则和仪式制造的严肃中, 使参与者感到存在的庄严。另一方面, 竞技又是一种游戏, 可以让参与者感觉到一种淡泊物欲、只为荣誉而战的自由与潇洒, 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有利于发挥个人潜能。桑提亚哥在海上和大马林鱼苦苦周旋时, 回忆自己曾经在掰手腕比赛中战胜强大对手的情景, 用冠军的坚韧与辉煌激励自己。他还不时将自己和“美国佬队”的垒球运动员老狄马吉奥做比较。他通过想象正在参加垒球联赛的老狄马吉奥来激励自己打败大马林鱼:“比赛已经比过两天了, 可我还不知道结果哩。但是我一定要有信心, 我一定要对得起老狄马吉奥” (51) 。当成功捕到大马林鱼时, 他开心地想着“老狄马吉奥今天会拿我的事儿当他的体面” (74) 。由此可见, 他努力将自己和伟大的运动员联系起来, 建立一种竞技精神共同体。

在小说结尾处, 只剩骨架的大马林鱼彻底失去物质价值, 保留了精神胜利的象征作用, 可被理解为弃决经济个人主义、走向竞技个人主义来维护尊严的主题隐喻。在桑提亚哥这里, 捕鱼不是营生, 而是竞技, 不是创造财富, 而是维护尊严。经济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伦理支撑, 在保障人的物质需求的同时, 也容易使人陷入物欲的泥潭里。桑提亚哥想要彻底摆脱物欲, 对于人之本性的食、色也相应失去兴趣, 只求精神上的生存意义。那么, 失去鱼肉的大马林鱼骨架则是他必然的结局, 如同他衰老破损的身躯包裹着一颗冠军之心一样。

从桑提亚哥身上, 我们亦可看到竞技型个人主义的多种不良后果:其一, 与日常生活疏离;其二, 将自我与外界看作竞争关系, 个体的尊严与存在价值往往需要通过打败外部世界来获得肯定, 因此带来自我与他人、与环境的对立;其三, 容易陷入自我求证的死循环。桑提亚哥对自己说:“你把鱼弄死不仅仅是为了养活自己, 卖去换东西吃。你弄死它是为了光荣, 因为你是个打鱼的” (81) 。他努力为自己征服大自然的行为辩护, 可是, 人在宇宙中如此渺小, 个体的力量如此有限。正如新弗洛伊德主义的著名理论家弗罗姆所指出的, 个人主义强调自我选择, 在实现自我的过程中, 他逐渐意识到自己的悲剧命运:“他既是自然的一部分, 又要超越自然。他还发现, 哪怕竭力幻想否定死亡, 但死亡仍是他的最终归宿” (23) 。无论与人竞争, 还是与自然竞争, 竞技个人主义者往往通过不停地投入新一轮的竞争之中, 来证明自己的力量, 如同想要展现自由意志的西西弗斯一样。在现实生活中同样崇尚竞技的海明威, 最后选择自杀, 由此彻底退出人生的竞技场, 似乎暗示着竞技个人主义的悲剧命运。

二、从宗教个人主义走向自我神化

宗教个人主义往往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 摆脱教会的控制, 个体通过阅读《圣经》悟道;其二, 走出家庭, 个体通过磨难悟道。无论是鲁宾逊还是桑提亚哥, 确实都展现出在荒野经历磨难悟道的宗教个人主义色彩。桑提亚哥在海上很无助的时候, 不由自主地开始祷告:

“我不信教, ”他说。“但是, 如果我能捉到鱼, 我要说十遍‘我们在天之父’, 十遍‘福哉玛利亚’, 我许愿, 如果我捉到它, 我要去朝拜柯布雷地方的圣母。这就是我许下的心愿。” (48)

“我不能让身体垮下去, 象这样死在一条鱼的手里, ”他说。“我已经叫它漂漂亮亮地冒上来了, 求上帝帮助我忍受下去吧, 我要说一百遍‘我们在天之父’和一百遍‘福哉玛利亚’。可是我现在不能说。” (66)

从以上心理描写可看出, 桑提亚哥在宗教上比在经济上更接近实用主义。鲁宾逊体现的是宗教个人主义早期的典型做法, 他通过磨难和阅读《圣经》, 成了虔诚的信仰者和传道者, 用基督教来规训他者。可是, 海明威却将宗教个人主义推向极致, 将桑提亚哥神化。

小说中多处将桑提亚哥类比为耶稣基督。在他艰难打败第一条鲨鱼后又见到新的鲨鱼时, 小说写道:“‘呀, ’他嚷了一声。这个声音是没法可以表达出来的, 或许这就象是一个人在觉得一根钉子穿过他的手钉进木头时不由自主地发出的喊声吧” (82) 。在小说结尾, 老人肩膀扛着桅杆朝堤坡上的小茅屋艰难行走的过程, 也模拟了耶稣背着十字架爬上骷髅山的情境。老人走到堤顶时跌倒, “把桅杆横在肩上躺了一会儿” (94) , 横在肩上的桅杆类似耶稣背着的十字架。在走到茅屋以前, 老人“不得不坐在地上歇了五次” (94) , 而耶稣在爬上骷髅山的过程中跌倒了五次。老人回到茅屋后, “就脸朝下躺在报纸上, 手心朝上, 两只胳膊伸得挺直的” (94) , 如此躺姿与耶稣钉在十字架的受难姿态契合。可见, 海明威有意将老人所受苦难以及对苦难的忍受神化, 老人也就从竞技型个人主义英雄上升至神的地位, 充分展现了安乐哲所说的个人主义制造的“实现自我的光环” (3) 。

自我神化是个人主义发展到极致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主人公为了维护自我尊严, 以征服强大对手为目标, 在面对强大对手时又因一种惺惺相惜的心理而感觉这是在兄弟相残。所以, 竞技精神在某种意义上体现的是一种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在强大的自然力量面前, 老人不得不承认人的渺小与生命的快速衰败, 对个人自由意志的信仰产生动摇, 对竞技精神中的暴力产生厌倦, 那么, 对苦难的忍受, 必须靠宗教来赋予意义, 借用神的光环套在自己疲惫至极的头颅上, 通过自我神圣化, 来制造个体的光芒能像神辉一样永不熄灭的愿景。

令人悲哀的是, 自我神化并不是建构精神共同体的正途, 反而表明宗教丧失了为民众提供精神共同体的功能。一旦人神之间的界限坍塌, 往前一步, 走向个人崇拜, 可能催生各种邪教组织和极权主义。往后一步, 则可能因神灵缺场而失去敬畏之心, 导致道德彻底失范, 带来“他人即地狱”的可怕世界。所以, 自我神化, 反而有可能将个人主义推向自身的反面。

三、个人主义的发展与共同体失效后的孤独

经济个人主义要求个体走出家庭, 拓展财富创造的空间, 发展到后面, 则使人忙于创造、占有财富, 并且在越来越大的空间奔忙, 更加无暇参与家庭的日常生活, 令家庭的纽带日益薄弱。这不仅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很普遍, 在当下的中国也日趋明显。

竞技个人主义疏远日常生活, 视人生如竞技场, 往往最后走向暴力。所以, 桑提亚哥面对大鱼时, 一方面因对手的强大而兴奋, 另一方面又因伤害而痛苦:“我们不必去弄死太阳、月亮、或者星星, 总是好的。在海上过日子, 杀我们的亲兄弟, 够了, 够了” (57) 。通过杀戮、消灭对手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而自己最后也不得不面对衰败和死亡逼近的挫败感, 竞技精神于是成了一种荒诞和残忍, 难以成为维系共同体的力量。

宗教个人主义的发展促使个体摆脱家庭的羁绊、教会的控制, 同时也使信仰变得随意, 逐渐朝实用的方向发展, 似乎只有在身处绝境的需求中才让人产生强烈的宗教意识。所以, 宗教个人主义削弱了亲缘共同体, 也削弱了宗教作为精神共同体的影响力。

《老人与海》展现出亲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精神共同体崩溃解体带给个人的深重孤独和焦虑。小说开篇第一句话就勾勒出主人公的旷世孤独者形象:“他是个独自在湾流里一只小船上打鱼的老头儿, 他到那儿接连去了八十四天, 一条鱼也没有捉到” (1) 。“独自”、“小船”、“老头”、“接连八十四天没打到一条鱼”, 这些表述让人感觉主人公同时是家庭的、社会的、神灵的弃儿。

桑提亚哥的孤独首先体现在亲缘共同体的丧失。他没有子嗣, 老伴也去世了。为了弥补亲缘共同体的缺憾, 他把心中的父爱洒向邻家男孩曼诺林, 向他传授自己的捕鱼技能。可那终归是别人家的孩子。当曼诺林抱歉不能陪他出海时, 桑提亚哥说:“你要是我自个儿的孩子, 我就会带你去冒一冒险了, 可是, 你是你爸爸的, 是你妈妈的” (4) 。此外, 老伴的印迹在他心里也逐渐淡去, 他“不再梦见他的老婆”, 而“只是梦见一些地方和海滩上的狮子” (15) 。对竞技个人主义的推崇使他远离日常生活, 可以推断, 在妻子在世时, 他们的家庭关系也是寡淡的。

地缘共同体在桑提亚哥这里也是失效的。曼诺林的爸妈用“形容倒霉的一个最坏的字眼”来形容桑提亚哥, 要求孩子离开背运的老头儿到其他人的船上去。当曼诺林请桑提亚哥在海滨酒店喝啤酒时, “很多打鱼的人拿老头儿开玩笑” (3) 。当他缺乏食物或金钱的时候, 他宁可忍饥挨饿, 也不愿意开口赊借。他说:“我想我大概也借得到。不过我尽量不去借钱。头一遭借钱, 下一遭就要讨饭” (8) 。可同时, 他却期待着曼诺林去借两块半钱买一张彩票碰碰运气, 这说明他不借钱主要是维护自尊而已。他并没有非常肯定地说自己能借到钱, 表明他对自己和邻里的关系缺乏信心, 这一点从他收拾渔具时的心理进一步显露出来:“老头儿虽然深信当地不会有人偷他的东西, 他觉得把鱼叉和鱼钩丢在船上总是不必要的诱惑” (6) 。在海上的三昼夜里, 他除了想念曼诺林, 竟然丝毫没想过是否会有人来救助他。直到回家睡醒后和曼诺林聊天才问询救助的事:

“他们找过我没有?”

“当然找过。找你的有水上警察, 还有飞机。”

“海洋很大, 船小, 不容易看出来, ”老头儿说。他觉得多么高兴, 现在他有人可以叙一叙, 不再自言自语, 也不再对海说话了。 (96—97)

从上面可看出, 桑提亚哥感到高兴的不是知晓别人为救助他而付出的努力, 而是因为有曼诺林在身边陪他说话。这从侧面证明他与当地人的情感联系淡薄。地缘共同体在他这里已然失效。

桑提亚哥拥有的精神共同体也往往是缥缈的。精神共同体的典型人际关系为志同道合的朋友关系。桑提亚哥与曼诺林之间亦师亦友, 彼此懂得, 在价值取向上似乎趋于一致。可是, 他们在一起的很多谈话都是用美丽的谎言来维系尊严和信念。当桑提亚哥说吃“一盆鱼拌黄米饭”时, 当小孩说去拿老人的渔网时, 当老人说自己有最新的报纸时, 那基本都是谎言, “他们每天都要编一套这样的谎话。”此外, 在桑提亚哥最需要曼诺林的时候, 他却无法待在老人身边。在捕大马林鱼的过程中, 老人重复感叹了七遍:“要是孩子在这儿多好啊” (31, 33, 35, 37, 41, 63) 。曼诺林在关键时刻的缺席, 让桑提亚哥最痛切地感受到共同体丧失的孤独与苦痛。对曼诺林的强烈思念, 正是对共同体的深切渴望。此外, 桑提亚哥努力在自己和“美国佬队”垒球运动员老狄马吉奥之间想象一种竞技精神共同体。这样的想象也确实对他忍受苦难产生了积极作用。可是, 此种精神共同体建构是单向的, 是老头儿的一厢情愿而已。

与桑提亚哥虚构的精神共同体类似, 海明威将桑提亚哥看作理想自我的精神代言人。正如海明威在诺奖感言中所说, 因为前面已有如此多的优秀作家, 想要有所突破的作家“被驱使到远离他所能企及的地方, 到了无人能帮他的境地” (Hemingway, “Speech”) 。海明威似乎想要通过把桑提亚哥神化来和读者建立一种精神共同体, 赋予日渐老去的躯壳以不朽的灵魂, 从而维护个人主义所信奉的个体的尊严与荣耀。

无论是小说人物曼诺林, 还是现实中的读者, 都可能从桑提亚哥的身上吸取战胜挫折的勇气和力量。可是, 如果曼诺林遵照桑提亚哥的道路走下去, 必将经历充满孤寂的一生, 老人的现在就是他的未来。如果现实读者真的遵照海明威设计的自我神化之路, 则不仅会疏离于日常生活, 还可能走向自由的反面。

四、儒家角色伦理:从个人主义走向共同体的桥梁

如何协调个人主义和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儒家的角色伦理为我们在两者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

在西方话语中, 人的意义、尊严、人格与价值主要由“自我意志”决定, 人的社会性被边缘化。而儒家角色伦理强调社会性, 从关系中界定个体性:“‘个体性’并非是与生俱来的, 而是在与别人关系之中人所成就和具备的与众不同” (安乐哲87) 。个体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竞争, 而是相互成就, 也即《论语·雍也》中指出的“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在《老人与海》中, 桑提亚哥与曼诺林的关系看似最接近于儒家所推崇的互立关系, 深究却发现未必如此。桑提亚哥在海上七次感叹“要是孩子在这儿多好啊”, 并在第二次感叹时说明了理由:“好让他帮助我, 让他瞧一瞧这种景况” (33) 。桑提亚哥希望孩子在场, 不仅仅是充当他的帮手, 更重要的是见证他征服大马林鱼的王者风范。而当情节发展到鲨鱼来掠食大马林鱼的时候, 桑提亚哥却一次也没再提到男孩。因为鲨鱼的来临, 意味着他的好运转厄运, 是他视为兄弟的大马林鱼被啃咬得面目全非的时刻, 是他感到愤怒、痛惜和懊悔的时刻, 是他不得不承认失败的时刻。他不愿意孩子见证自己的耻辱, 因此在与鲨鱼搏斗的过程中从未念及孩子。这与他对其他邻居的态度类似, 在困厄之中绝不想着求助他们。

可见, 在桑提亚哥的意识或潜意识里, 曼诺林之于他的角色关系中, 占核心地位的不是学徒关系、邻居关系、朋友关系, 而是信徒关系。下面这段对话典型体现了这种关系:

孩子说:“会打鱼的很多, 打鱼的能手也不少。可是顶好的只有你一个。”

“多谢你。你的话叫我听了真高兴。我希望跑来的鱼不要大得叫我们对付不了就得啦。”

“不会有这样的鱼, 只要你身上的劲儿还能象你讲的那么大。”

“也许我的身子没有我想的那样壮, ”老头儿说。“可是我懂得好多诀窍, 我也有决心。” (13)

以神自居的个人难以和他人建立除信徒以外的其他关系, 这注定桑迪亚哥不能发挥好人生的其他角色功能。在家庭共同体方面, 他厌弃物质需求, 对日常生活显得漠不关心, 与信教的妻子在精神层面也缺乏纽带。从精神到物质, 他似乎都难以成为妻子的好伴侣。

桑提亚哥自己对于地缘共同体失效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小说多处提到邻居对他的善意, 如愿意替他撒网的罗吉利奥 (3) 、为他的坏运气难过的老渔夫们 (3) 、给他报纸的帕利哥 (7) 、给他食物的船老板马丁 (10) 、出去搜救他的水上警察和飞机 (97) 、让孩子向他转达挂念的酒店老板 (96) 、为他守着船和船上东西的彼得利科 (96) 等。他在精神上似乎以居高临下的姿态, 把自己区别于其他人, 以守住“个人主义的坚固内核”。他渴望比其他渔夫捕到更大的鱼, 来赢得他们的钦佩, 而不是想到和他们协作共赢。

从桑提亚哥可看出, 个人主义为了突显自我存在而容易与他人、与世界割裂, 形成竞争关系。与此不同, 儒家角色伦理强调以个体的内在修身为前提来实现人与外界的和谐关系。从《大学》提出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条目的顺序可看出, 角色伦理主要体现在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三条, 而此三条的前提是修身。修身“即个人的身心如何能够整合, 使得你的心灵的世界和你物质生活的世界中间, 没有很大的割裂而且一直要磨合” (杜维明) 。

从修身来看, 桑提亚哥不乏内省, 但其心灵世界和物质生活世界是明显割裂的。他重视心灵而忽视身体、忽视日常物质生活。所以在最后, 也只能以精神和物质不能两全的马林鱼骨架结尾。从角色伦理来看, 他忽略了自己的多种角色功能, 没有把自己的能量和共同体连接起来, 也因此无法相互取暖。如果桑提亚哥在追求自我的同时能兼顾其他角色功能, 将个人目标的追求与更广大的社会需求结合起来, 他将更容易从家人、邻居、同行、朋友组成的共同体中接收能量, 从而摆脱孤独和存在的焦虑, 共同体也将因他的存在而更富有活力。

在美学上, 海明威将主人公置于孤独绝境而成功展现了抗争的悲剧之美, 让人感受到人定胜天的理想与人之渺小之间的巨大张力。但是, 我们对于将个体神化的极端个人主义应保持高度警惕。弗罗姆认为重建和世界和谐关系的唯一可能的创造性方案是“人积极地与他人发生联系, 以及人自发地活动—爱与劳动” (25) 。可是, 弗罗姆提供的方案依然建立在个人自由意志的理念上, 没有跳出个人主义的窠臼, 缺乏真正的约束力和执行力。儒家角色伦理的自主内省与角色外联相结合的做人之道, 即发挥了主体的能动性, 也具有相对强大的可操作性。正如安乐哲所说:“把人行为的具体形态指称为各种各样‘身份角色’, 如父亲、母亲、儿子、女儿、老师、朋友和邻居, 这些‘身份角色’本身是蕴含‘规范性’的词汇, 其强制作用比抽象的训令还要大” (186) 。因此, 身份角色意识成为维持共同体的强力黏合剂。

为了进一步发挥儒家角色伦理对于治疗个人主义问题的积极作用, 我们也要以世界公民的角色意识, 注意借鉴西方反思个人主义和中国文化的种种理论, 坚信文化互鉴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及注释省略，原文请见《当代外国文学》2019年第1期，侵删。

【作者简介】邹涛, 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英美文学、比较文学、叙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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