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论 | 邵莉 王克非：鲁迅白话小说译作中句法欧化现象的历时变化——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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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邵莉，博士生，研究方向：语料库翻译学；

王克非，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语言学，翻译学，语言政策。

摘要：鲁迅的译作对于现代汉语欧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对译作中欧化现象的探讨却很有限且常忽略其历时变化。本文以鲁迅白话小说译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四种典型欧化句法结构在译作中的历时变化，即，修饰语+“的”+人称代词、以“的”为标记的复杂定中结构、“被”字句、“是”+形容词+“的”结构。研究基于历时语料库，对译作中欧化句法结构的使用频率与用法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从而概括其历时变化趋势。研究发现，所考察的四种典型欧化句法结构中，一类结构的使用频率上升，三类结构使用频率下降，去欧化趋势明显，用法上也出现一定程度的去欧化趋势，但欧化进程并未停止。鲁迅译作中四种典型欧化句法结构的历时变化揭示了句法欧化现象中的去欧化趋势，欧化与去欧化的共存为理解现代汉语历时演变的复杂性提供了独特视角。

关键词：鲁迅；白话小说翻译；句法结构；欧化；去欧化；历时语料库

1．引言

翻译是推动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汉语发展的重要力量。翻译文学引入了新的文学思想，丰富了现代文学的表现手法，“但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最为深刻的影响则是对语言的影响，从而最深层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高玉，2001：87）。翻译促进了现代文学语言乃至现代汉语的变革。“从现代汉语的形成和发展的角度来看，翻译文学的译语的变化，与现代汉语的逐步成熟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翻译文学不断输入着外国的句法、词汇及修辞方法，推动了汉语的现代化。”（王向远，2014：192）因此，探寻“翻译文学的译语的变化”，对理解现代文学语言和现代汉语的发展不可或缺。

翻译对现代汉语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汉语的欧化。“文法的欧化，是语法史上一桩大事”（王力，1944/2015：340），“欧化的来源就是翻译，译品最容易欧化”（王力，1944/2015：391）。现代汉语的欧化，在五四以降二三十年间尤为快速而明显，这与当时规模宏大的翻译活动关系密切。一些译者身兼翻译家与作家二职，是新文学和语言改革的积极实践者，其译作往往是时代语言风潮最为及时而直观的反映。鲁迅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深远，他孜孜以求不断探索，“为中国文学和国语寻找现代的表现形式”（熊鹰，2012：41）。他是“欧化”的积极支持者，曾明确提出“中国语法上有加些欧化的必要”（鲁迅，1934/2014b:162），主张通过“直译”引入外来语言形式从而改造汉语，强调翻译的目的“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鲁迅，1931/2014a:622）。鲁迅的翻译活动持续三十余年，经历文言与白话两个阶段，涉及日德英等多种外语，包括小说、戏剧、文论、科普等不同文类，总量达三百多万字。时间之久、数量之众、源语之多、文类之广，使鲁迅译作语言不仅成为其个人风格的要素，也成为“汉语蜕变过程的实例”（黄乔生，2013:1）。因此，鲁迅译作中的语言欧化现象折射时代语言变迁，其历时变化对考察现代文学语言和现代汉语的发展具有镜像意义。

2．文献综述

2.1 “欧化”的内涵

“欧化”一词作为术语沿用已久，但学界对其内涵的表述并不尽一致。例如，王力（1943/1985：334）认为“所谓欧化，大致就是英化”；贺阳（2008）认为，现代汉语的欧化语法现象是“在印欧语言，特别是在英语影响下产生或发展起来的”；刘重德（1998：48）则认为，“欧化”实质上是“外化”或“洋化”的代名词。可见，“欧化”的内涵从狭义到广义至少可概括为三个层次：英化、印欧化、外化。

由于语言接触的复杂性，现代汉语受到的外语影响是多源而非单一的。“欧化”在本文中泛指外语对汉语的影响。

2.2 对汉语欧化现象的研究

王力（1943/1985；1944/2015）从词汇、句法等方面对汉语欧化现象所做的描述，开辟了对汉语欧化的系统理论研究。之后的研究，如Kubler（1985）、谢耀基（2001）、贺阳（2008）的著述，主要借鉴王力的理论成果。

根据前述研究，汉语欧化涉及词汇、句法等层面，表现为“新形式、新用法的产生，以及旧形式、旧用法在应用范围和使用频率方面的增加”（谢耀基，2001：17）。Kubler（1985：16）指出，在语言的各个层面中，句法对外语影响的抵制力最强。汉语句法的欧化较为缓慢而隐匿，但句法欧化客观存在且形式多样，常见欧化句法现象如，人称代词前出现修饰语、复杂的长定语增多、“被”字句语义范围扩大、描写句变为“是”字判断句等。

“依中国语的习惯，人称代词的前面是不能有修饰品的。”（王力，1943/1985：370）王力（1944/2015：379）认为汉语人称代词受修饰的用法受到日语的影响，但也不否认印欧语的可能影响。黎锦熙和刘世儒（1959：90）认为这是“通过‘日化’的前附的形附形式，接受欧化的冗长的形附内容”。按照汉语传统，前置定语通常比较简短，但受到外语影响，汉语中心语前的修饰成分扩张，出现了复杂的定中结构。长而复杂的修饰语是汉语欧化的显著特征之一，现代汉语中的长句大多涉及以助词“的”为标记的名词前置修饰语（戴光荣，2013：66）。汉语中的“被”字句原本多用于表达消极语义，受到外语影响，语义范围扩大，可用于表达积极或中性语义。王力（1943/1985；1944/2015）、贺阳（2008）的研究中都对此进行了探讨。现代汉语中的一些“是”字句具有“一种翻译腔”（肖忠华，2012：132）。王力（1943/1985：344－345）认为这类“是”字句是欧化的表征，将描写句通过添加“是”字变为判断句是外语影响的结果。

尽管汉语欧化的理论研究已取得了一定成果，但翻译对汉语欧化的意义并未凸显。朱一凡（2011）、李颖玉（2012）、戴光荣（2013）的研究聚焦译作中的欧化现象，探讨翻译与现代汉语欧化的关系。但其中涉及的译作语料是分散的，对个体译者甚少关注。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复合型译者及其译作尚未得到深入探讨。

2.3 对鲁迅译作中欧化现象的研究

鲁迅译作中欧化现象的研究价值，曾长期被非学理性批评遮蔽。梁实秋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翻译论战中批评鲁迅译作欧化而艰涩，“欧化文和硬译实在是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梁实秋，1933/1997：619）。类似的意见又如，李时（1934/2013：146）称鲁迅语言欧化，“诘屈聱牙，过于《盘诰》”，余光中（1979/2014：131）则评价鲁迅译作“尽力西化”“成绩不高”。这类意见仅从个别例子出发，将局部问题放大到整体，忽略了欧化语言现象的合理性与动态发展，对鲁迅译作的评判有失公允。

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鲁迅译作中的欧化现象，陆续开展了一些相关的研究。老志钧（2002）以鲁迅小说、杂文和翻译作品为研究对象，从词汇、句法层面探讨了鲁迅作品中的欧化现象，区分“良性”与“恶性”欧化，指出鲁迅的欧化文字既有优点又有缺点，应选择性扬弃。黄琼英（2007）对鲁迅创作与译作中的词汇、语法、篇章与修辞进行历时考察，指出鲁迅作品的语言从相对“纯粹”的文言历时发展到“杂合”的现代白话文，文言、古白话、欧化语言形式在白话文中的杂糅，是现代汉语发展的必然结果，体现了转型期语言的复杂性。李丽（2010）以鲁迅的三部儿童文学译作为研究对象，采用动态视角考察其中的欧化现象，包括句序、联结成分、量词等，发现中期译作的欧化现象比后期明显。

上述研究从词汇、句法等层面初步探讨了鲁迅译作中的欧化现象，但这类研究数量有限，研究深度和广度有待拓展。从研究对象来看，译作与创作、不同文类不同时期的译作常混合，区分度低；从研究内容来看，对词汇欧化的描述多于句法欧化，共时比较多于历时比较；从研究方法来看，定性分析是研究的主流，缺少适当的量化分析，结论的客观性不足。

因此，对鲁迅译作中的欧化现象应进行专题考察，区分不同文类不同时期的译作，推进句法研究与历时研究，加强定量分析。语料库方法有助于推动相关研究，因为其“首要特色在于量化”（许家金，2014：39），不仅“非常适合开展比较与历时研究”（McEnery et al．，2006：178），也是翻译研究中新的研究范式（王克非，2012），历时翻译文本的比较更是语料库翻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黄立波，2014：107）。

基于历时专题语料库，深入考察鲁迅译作中的欧化现象，对动态理解鲁迅翻译风格、管窥现代汉语和文学语言的演变趋势、推动语料库翻译学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3．研究设计

本文以鲁迅白话小说译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其中欧化句法现象的历时变化。本研究尝试回答以下问题：一、鲁迅不同时期的白话小说译作中是否都存在句法欧化现象？二、译作中欧化句法结构的使用频率和范围是否发生了显著的历时变化？变化的总体趋势是什么？为行文简洁，下文中“译作”均指“白话小说译作”。限于篇幅，文中仅考察四种常见的欧化句法结构：修饰语+“的”+人称代词、以“的”为标记的复杂定中结构①、“被”字句、“是”+形容词+“的”结构。根据前导性研究结果，鲁迅译作的欧化句法结构中，这四种结构的使用频率较高，因此对于考察总体趋势具有代表性。

研究采用语料库方法，历时语料库的创建主要考虑语料的代表性与可比性。首先，语料应尽可能涵盖代表性译作。其次，由于语言变化通常是渐进的，紧邻时期的句法变化可能非常细微，历时语料库之间应有一定时间间隔以凸显句法变化趋势。再次，每个时期的时长应大致相当，差距过大则难以保证可比性。所创建的两个历时语料库为：鲁迅前期译作语料库（1918－1924年的译作）与后期译作语料库（1930－1936年的译作），规模（不含标点符号）分别为167408词和404587词，涵盖《工人绥惠略夫》《死魂灵》等代表性译作，内部时长均为七年且之间有五年的间隔。

历时语料经过文本搜集、转写、清洁、分词、分词校对、检索与统计等加工与处理。语料底本依据《鲁迅译文全集》②，原则上对译作全文收录，但译者序跋、非译者本人所作的注释等不予收录。所使用的主要软件为：NLPIR/ICTCLAS 2016、AntConc 3.4．4、Log-likelihood Ratio Calculator③。对句法结构使用正则表达式进行检索，并辅以人工筛选。如图1所示为“修饰语+的+人称代词”结构的检索结果，“帽子下面的他的头发”等部分结果不符合研究目标，予以手动删除。又如，“是”+形容词+“的”结构的检索结果中排除了“是”作为焦点标记的用法。

下文将就检索结果进行分析与讨论。由于篇幅所限，译例不再采用索引行方式呈现。

4．结果与讨论

4.1 鲁迅译作中四种欧化句法结构的总体使用情况与变化趋势

经过 AntConc3.4.4 检索和人工筛选，得到符合条件的语料，然后针对前后期使用频率的差异进行对数似然比检验。主要相关数据如表1所示。

从表1可见，四种欧化句法结构在鲁迅前后期译作中都存在，但其使用频率存在历时变化，且变化趋势不尽一致。“是”+形容词+“的”结构的使用频率显著增加，欧化趋势加强；其他三种句法结构则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欧化趋势减弱。

下文将结合表1，依据汉语欧化的相关理论，就四种欧化句法结构在鲁迅译作中的具体使用情况逐一描写分析，并探讨造成历时变化的可能原因。

4.2 鲁迅译作中四种欧化句法结构的具体使用情况与变化趋势

4.2.1 修饰语 +“的”+ 人称代词

修饰语+“的”+人称代词结构在鲁迅译作中并不少见。不过，受修饰的人称代词仅用于指人，没有出现代词“它”受修饰的情况，前后期译作中均是如此。这可能表明，该结构对人称代词指代对象的生命度要求较高。例如：

（1）这样的想着的我，捏好了阳伞，向了那漆一般黑的森林，用快步直踏进去。（《峡谷的夜》，1923年）

（2）为悲哀和焦灼所驱使的她，便又出外搜寻去了。（《十月》，1933年）

贺阳（2008：86）发现，受修饰的人称代词中，第一与第三人称代词较多，第二人称代词较少。这可能表明人称代词受修饰的用法比较书面化，在对话中适用度不高，因为第二人称代词常用于对话描写。鲁迅译作中的用例印证了这一发现，但前期译作中第一人称代词受修饰的译例最为常见，后期则以第三人称代词最为常见（图2），这可能与不同时期不同人称代词总体使用频率的差异有关。

从结构容量来看，人称代词的前置修饰语通常比较简短，例如“可爱的你”“活着的我”。超长的修饰语仅偶尔出现，例如：

（3）将她和她的姊妹们隔开的深渊，岂不是的确深得很么？和住在贵族府邸的不可近的围墙里，邸里是有趣的香喷喷的铸铁的扶梯，那扶梯，是眩耀着铜光，红木，华贵的地毯的她们？和看了半本书，就打呵欠，焦躁的等着渊博精明的来客，在这里给他们的精神开拓一片地，以便发挥他们的见解，卖弄他们的拾来的思想的她们？（《死魂灵》，1936年）

类似例（5）中这样包含多个句段的修饰语 +“的”+ 人称代词结构，在前后期译作中都非常罕见，表明该结构的扩张能力有限，并未出现明显的复杂化趋势。

修饰语 +“的”+ 人称代词结构的使用频率总体上呈显著下降态势（表1），欧化趋势减弱。复杂修饰语仍然罕见，结构容量并未显著扩张。

4.2.2 以助词“的”为标记的复杂定中结构

以助词“的”为标记的复杂定中结构在鲁迅译作中很常见，前期译作中尤为明显，例如：

（4）雕王的心是在最高的山的最冷静的岩石上。（《雕的心》，1922年）

（5）在攫着空中撕着垫布的凄惨的苦闷中，接着是使人悚然的可怕的昏睡的寂静。（《阿末的死》，1923年）

“有多个定语成分的定中结构，即使这几个定语成分都是可以带“的”字的，却往往并不都带“的”，以避免累赘，使语言的节奏疾徐有致。”（郑远汉，2004：264）汉语句子成分之间的联系往往依靠内在逻辑意合而非外在标记形合。重复使用助词“的”，易导致结构拖沓繁冗，因此甚至被诟病为“的的不休”（余光中，1996/2014：238）。

鲁迅后期译作中，通过省略或替代助词“的”、使用逗号或顿号，包含长定语的句子节奏变得更为舒缓流畅。例如：

（6）这处所，是幽暗，寂静，端严的杉树，用了那安稳，苔封的枝干，荫蔽起来的。（《毁灭》，1931年）

（7）他是一个亚麻色卷发的漂亮而瘦长的男子。（《死魂灵》，1936年）

此类复杂定中结构的使用频率在鲁迅后期译作中下降，与前期译作相比，差异已具有统计显著性（表1），欧化趋势减弱。经过前期的语言试验之后，鲁迅译作中的定中结构有简化趋势，结构内部的凝合度更高，形式上更为简洁流畅，更接近汉语传统规范。

4.2.3“被”字句

“被”字句在鲁迅译作中使用广泛，其语义范围的扩大，在前期译作中已有所体现。例如：

（8）雕是被称为鸟类之王的。（《雕的心》，1922年）

（9）虽然这模样，这一家却还算是被四邻羡慕的人家。（《阿末的死》，1923年）

例（8）与例（9）分别为中性、积极语义，说明鲁迅早期译作中“被”字句已不再仅限于消极语义，语义范围扩大。后期译作中延续了这一欧化趋势。

虽然语义范围扩大，但消极语义仍然是“被”字句最为常见的语义。如图3所示，鲁迅译作中的“被”字句，消极语义最多，中性语义次之，积极语义最少，前后期一致。非消极语义的用例在鲁迅前后期译作中的比例分别为24%和26%，历时增幅并不明显。这表明“被”字句的语义拓展有一定限度，汉语传统语言规范对其仍有较强的约束力。

不过，“被”字句的内部结构存在细微的历时变化。例如：

（10）我被袭于悽怆之情，不由的低了眼。（《与幼小者》，1923年）

( 11) 于是西狄克被不安所侵袭了。( 《枯煤，人们和耐火砖》， 1933 年)

这组译例具有语义相似的谓语动词“（侵）袭”，但句法的基本结构不同，前期是“被VP于N”，后期则是“被N所VP”。鲁迅翻译活动的前期，新旧语言形式处在竞争共存的过渡期，“被”字句中使用文言虚词“于”，具有鲜明的文言特征，后期译作中，作为施事的N置于VP之前构成“被N所VP”式，这一形式是口语被动式“为……所”式类化的结果，较“被VP于N”式更为口语化。因此，从现代汉语的角度来看，例（10）中的“被”字句不及例（11）流畅。前后期译例的差异反映了“被”字句在具体用法上的发展。

“被”字句在鲁迅后期译作中的使用频率虽有下降但并不显著（表1），而其语义范围扩大则表明欧化的进程仍在继续，但“被”字句内部结构的变化反映了文言与白话形式在现代汉语欧化进程中的竞争与发展。

4.2.4 “是”+形容词+“的”结构

“是”+形容词+“的”结构在鲁迅前期译作中已经出现，后期译作中更为常见，其中既有单个形容词，也有形容词组合；既有肯定语义，也有否定语义。例如：

（12）因为他的生活是既幸福，又丰裕的。（《复仇的话》，1923年）

（13）没有智识——没有智识是不好的。（《肥料》，1933年）

王力（1943/1985：346）指出，描写句用系词不合中国语的语法，“尤其是形容词前面带着‘很’‘太’‘非常’一类的字的，更不适宜于加‘是’字”。但鲁迅译作中，“是……的”结构中却不乏“很”“颇”“极”“非常”这类具有强调意味的词语，其中“很”字最为常见，且“是很……的”结构在前后期译作中的使用频数分别为4次和51次，呈显著上升趋势。例如：

（14）这意志，当这时候，原是很适当的，然而竟不能实现。（《三浦右卫门的最后》，1923年）

（15）这是极简单的，先生！（《俄罗斯的童话》，1935年）

“是”+形容词+“的”结构偏离汉语传统表达方式，具有鲜明的欧化特征。其在鲁迅译作中的使用，使译作语言呈现出异质性，而随着使用频率的显著上升（表1），其欧化趋势增强。“是很……的”结构也出现历时增长趋势，进一步凸显了欧化趋势。

4.3 讨论

以上考察的四种句法结构中，仅“是”+形容词+“的”结构的使用频率历时上升，其他三种结构均呈现历时下降趋势，总体上欧化程度减弱，这与李丽（2010）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在具体用法上，人称代词前置修饰语的扩张能力有限、多重修饰语中省略或替代助词“的”、“被”字句结构从“被VP（于）N”变为“被N（所）VP”，都在一定程度上回归汉语传统规范，形成与欧化相反的趋势。

王力（1944/2015：341）指出，“所谓欧化的语法，往往只是中西语法的杂糅；彻底欧化是不可能的。再者，中国原有的语法有时候也发生一种反动力，对于欧化的趋势成为一种平衡锤（counterbalance）”。这就意味着欧化并非纯粹而绝对的，在汉语传统语法的“平衡锤”作用下，语言演变中可能存在与欧化相反的“去欧化（de-Europeanization）”现象，例如，欧化形式的使用频率下降，使用范围缩小，或是在用法上更趋近汉语传统规范等。

顾钧（2009：11）认为，鲁迅译作“在翻译方法、遣词造句等方面并非一以贯之，而是随着时期的不同、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变化”。赵景深（1936：2）指出，鲁迅的译文“也重起达来”。鲁迅译作中欧化句法结构的历时变化趋势，支持了上述看法。

语言演变规律、时代背景、译者语言观可能是导致历时变化的主要因素。“语言不会绝对静止”（Saussure，1983/2013：167），变化是语言发展的内在规律。由于语言系统的差异性，“欧化也自有其限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1959：178）。外来语言形式受到汉语自身规范的制约与调节，从而被选择或淘汰。时代背景决定了翻译的价值与功用以及大众对“欧化”的态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众语运动集中体现了对“欧化”的反思，方言等语言资源的吸纳削弱了欧化形式，去欧化也因此成为新的语言风向。借鉴与吸收西方语言形式，是鲁迅秉持的理念，而顺应时代和语言发展，有意识地改革与更新语言形式也是鲁迅语言观的重要内容。他始终支持“精密的所谓‘欧化’语文”（鲁迅，1934/2014c：177），但也主张“一面尽量的输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可用的传下去了，渣滓就听他剩落在过去里”（鲁迅，1931/2014a：623），认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鲁迅，1935/2014d：186）。译作中句法欧化现象的历时变化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5．结语

翻译是推动现代汉语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鲁迅探索新文学语言的重要手段。鲁迅的“欧化”语言观与时代语言风潮相呼应，其译作语言中的欧化现象，是译者也是时代的风格标记。对鲁迅译作中句法欧化现象的历时考察，揭示了译作语言的动态发展，从微观层面反映了现代汉语演变的轨迹，体现了基于语料库的量化研究的潜力与价值。

译作中的欧化句法现象不是静止的，而是呈现出复杂的历时变化趋势。去欧化趋势明显，欧化程度减弱，但这并不意味着欧化的终结。欧化与去欧化并存，两种相反趋势之间的张力使译作呈现出微妙而复杂的语言特征。译作中欧化句法结构的历时变化，既是语言规律的体现，又反映了鲁迅的动态语言观与时代风潮变迁，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现代汉语发展的渐进性与复杂性。

鲁迅译作内容繁丰，意义深远。本研究仅从其白话小说译作入手，考察其中四种典型欧化句法结构的历时变化，进一步考察文论、戏剧等其他类型的译作，探讨词汇、篇章等更多层面的欧化现象的动态变化，深入挖掘变化背后的复杂动因，将有助于更为全面深入地理解鲁迅译作中的欧化现象以及翻译与现代汉语演变的互动关系。

注释：

①助词“的”在定中结构中的使用频率不低于三次。

②参见鲁迅（2008）。文中所引译例均由语料库检索提取。

③Loglikelihood Ratio Calculator由北京外国语大学许家金教授开发。

参考文献省略，全文请参阅《外语与外语教学》2018年第6期。

【译论】专题回顾：

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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