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论关键词 | 刘岩：男性气质

摘要：“男性气质”的概念描述身为男性所拥有的特质,它不仅仅展现了社会对于性别身份的建构作用,而且还呈现出社会结构中的性别实践和性别关系,其复数特征要求还原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复杂成因,也同时映射出男人异质性和差异性的存在现实。对于男性气质所做的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修正了人们对于性别身份的传统二元认知方式,增加了文学批评话语的性别维度。关键词： 男性气质； 社会性别； 男同性恋； 女性主义； 性别研究。作者简介：刘岩，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源自：《外国文学》2014年第4期

略说

“男性气质”(Masculinity),亦称“男性特质”、“男性气概”、“男人味”,其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出现的性别角色理论 (sex role theory),在20世纪中叶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的冲击下形成“男性女性主义” (male feminism)的致思方式,并在消费主义背景之下发展成为具有示范效应的关于男人之所以为男人的一系列特质的描述。“男性气质”的概念主要可以从生理学、心 理学、政治学和人类学/社会学等四个方面加以阐发,但也渗透到教育学、历史学、哲学、传播学和文学文化研究等领域。

这一概念同男性研究的其他术语一起,被学者用来解释、描述和研究男性的自然/社会属性、男性的生活经历、男性的行为方式、男性面临的问题、社会/文化对于男性的表征、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以及男性与父权体制的关系等,其学理意义主要在于:其一,在社会实践上,它较为有效地解释了男性的生存境遇和两性关系的现实, 致力于构筑性别平等和社会正义的理想。其二,在分析范畴上,它改变了先前大量中性的或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话语模式, 参与了后结构主义知识谱系对于传统认知方式的修正。其三,在批评视角上,它增加了文学和文化批评的性别维度,有助于人们理解文学作品和文化产品对于男性、女性和两性关系的再现方式,从而洞悉人的本质存在。“男性气质”这一术语拥有的上述意义使之成为性别研究领域的核心关键词之一。

综述

人们对于性别的探索源于对自身存在本质的终极追问。从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对于身体的肉体性存在的关注,到笛卡尔崇尚的“我思故我在”的理性之光,从尼采推崇的生命意志价值,到福柯观察到的身体接受的各种规训和惩戒,人类对于自身存在的认识不断改变、修正和发展。性别,人类的最本质属性,也持续被研究和阐释,其中最为重要的成果是“社会性别”(gender, 亦称“性属”)概念的提出以及“生理性别” (sex)和“社会性别”这两个概念的分离。虽然人们普遍认同生理性别仅指人在生理上的性别分类,社会性别呈现的是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性别身份属性,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

巴特勒(Judith Butler)曾指出,“我们不应该把社会性别只看作是文化在一个先在的生理性别上所铭刻的意义……社会性别也必定指向使生理性别本身能够建立的 那个生产机制”。(10)鲁宾(Gayle Rubin) 则把生理的性别转化为人类行为产物的一整套约定的机制称作性/性别制度(sex/ gender system),主张必须采取政治行动才能改变性别不平等的模式。(533;551)由此看来,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并非简单的对应关系,社会性别并不是附着在生理性别之上的一整套价值和观念,而是拥有生理性别的个体“在具体的历史时段中, 在某种社会文化支配性观念的作用下,在社会和文学两类文本中被建构而成的”。 (王晓路等:253)性别概念的内涵,包括描述男性和女性生理、心理、行为等的所有术语的内涵,都是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也因此必须回到历史情境加以还原,才能明晰其概念的核心要素和理论指向。不仅如此,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本身也并不是仅仅同生理性别相关的同质化特征,而呈现出人类在同自然、社会、文化的多方位互动中不断形成、不断被塑造的动态流变。

男性气质内涵的历史沿革

前文已经谈到,性别身份具有文化建构的特质,性别的社会属性依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人们对于性别的自然和社会属性的认识也随着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戈夫曼(Erving Goffman) 认为,“在美国只有一种完全的、不必脸红的男性:他年轻、已婚,是白人、城里人、北方人,有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异性恋的新教徒父亲,满负荷地工作,有好肤色,标准体重和身高,并在体育运动中保持着最近的良好记录。”(128)但是,这样一个理想美国男性的形象却未非一直存在于历史的其他阶段或世界的其他地区。实际上,男性气质的内涵“既不能跨越历史永恒不变,也不具有文化普遍性;相反,男性气质随文化的不同而变化,在某一文化内部也会随时间的流 动而演变 ”。 (Kimmel and Messner:xv)

在社会学家康奈尔(Raewyn Connell) 看来,男性气质的形成同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秩序紧密相关,在15至18世纪,尤其深刻地受到以下四种发展进程的影响: 其一是文化的变迁,其二是跨洋帝国的建立,其三是作为商业资本主义中心的城市的发展,其四是大 规模的欧 洲内战。 (1995:186—191)康奈尔分析说,文艺复兴和新教改革提倡个性的表达和自我的主体张扬,男性气质由此同理性、启蒙、行动、文明联系在一起,并确立了男权体制的合法性;资本主义在跨洋领域建立殖民帝国的过程中,从军、冒险、征服、暴力、贸易等同力量和权力相联系的活动自然增加,并凸显了男性气质的内涵;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进程明确了性别化的劳动分工,强化了理性、勤奋、独立等精神,从而将男性气质制度化;大规模的内战之后建立的中央政权更进一步巩固了男性气质的制度化成果,树立了以权威、荣誉、约束、控制等为主要特征的世袭式、贵族化的男性气质内涵。康奈尔在逐一分析上述发展进程对于男性气质施加的影响之后,阐述了19世纪之后男性气质发生演变的动因,主要在于:其一,女性对性别秩序的挑战;其二,工业资本主义中不断积聚的性别分化;其三,帝国权力关系的变化。(191—99)女性对于传统性别秩序的挑战有目共睹,女权运动在全球的发展不仅使大多数女性赢得了政治、经济上的独立,更在制度层面向男权体制发起了冲击,促使男性反思自己的生存现实;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性别劳动分工,知识经济更瓦解了固有的劳动力分工方式,女性进入男性的工作领域,先前同社会角色紧密相关的男性气质出现分化;帝国模式造成劳动力的全球迁徙,西方的性别意识同本土文化不断碰撞, 促使男性气质呈现多元化发展。

文化批评学者巴克(Chris Barker)也认同男性气质的动态变化,认为传统的男性气质所推崇的诸如力量、权力、坚韧、行动、控制、独立、自足、男性情谊、工作等价值在“二战”后的美国遭遇了失业、越战、朝 鲜战争、女权主义等的冲击,美国男性的安全感和自信心受到严重挫败。随后盛行的消费主义崇尚“装饰文化”(ornamental culture),在此文化影响之下,男性气质逐渐趋向于展示个人的魅力,颂扬个人名誉、公众形象和大众娱乐精神。(301—05)但不管怎样变化,当代男性气质的核心隐喻仍然是理性、控制和距离,因为这些品质同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相联系。康奈尔也注意到商业文化对于男性气质的影响,她把公共媒体塑造的男性特质称作“示范性男性气质”(exemplary masculinities),着重分析美国好莱坞电影如何借助暴力、武器、战争等场面呈现英雄形象,并主张影视业和色情杂志使凸显暴力和性行为的男性气质演变为集体行为。(1995:212—16)

上述学者对男性气质在历史中的变迁所做的分析观照了人的个体生存同社会、经济和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把经济模式和社会形态的变化归因于人类的活动,又反过来影响和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样态。用这样的动态历史观审视男性气质,可以厘清男性气质的核心内涵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的相似或迥异的特质,不再把人仅仅视为生物意义上的存在,而从整体上分析了生理性别的人如何拥有了不同的社会属性、其复杂的外部条件及其同个体/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使得男性气质的概念变成同某一具体的历史情境相联系的命名方式,用来描述性别的差异性存在,并赋予人类活动以合理的价值判断。

多学科视界下的男性气质研究

同男性气质的动态变化相似,人们对于男性气质的认识和研究也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变化,并随着新兴学科的出现而不断拓宽研究的视角。男性研究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以男人、男性气质、社会性别以及同男性经验密切相关的政治、权利/权力、力量、暴力、体育、权威、父权体制等为研究内容,关注父权体制内男性的生存体验、特权与特权的丧失、性别权利、性别角色和性别关系,尤其是社会、历史、文化对于男性身份的塑造作用。对于男性气质的研究主要见于以下几个领域:

第一,生理学研究。生理学对男性气质的研究较早,但一直持续至今,其学理依据主要是认定人的生理差别和生理特质是影响性别差异和人类行为的根本原因。该领域的学者主张男人和女人的生理差异 (激素水平、卵子和精子的特性、生理周期、生育能力、肌肉和骨骼的特征、大脑功能的区分等)导致他们在行为上的差异,也因此决定了劳动分工,“如果男人不工作,其对于社区的贡献非常之小,甚至有可能瓦解社会结构;但是,如果女人不工作,其贡献往往大于外出工作。女人不工作将会激发男人的工作激情,从而让女人更好地当个母亲,母亲这一角色更为重要。”(Gilder:40)

第二,心理学研究。心理学对男性气质的研究影响深远,其学理依据是性别心理决定人类行为。早期的心理学家通过测量实验衡量不同性别的人拥有的智力水平和心理模式;(Terman and Miles:1—2)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则考察不同性别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同双亲的关系,反思他们如何压抑潜在的另一性别气质,对父母亲的情感认同如何影响后来性爱对象的选择。(96—103)尤为重要的是,男孩成长过程中超越俄狄浦斯阶段转而认同父亲,这被理解为男性气质中理性、独立、自治等特质的来源;荣格发展了弗洛伊德的双性潜质学说,提出了阿尼玛(anima)和阿尼姆斯 (animus)的概念用来分别描述男人拥有的潜在女性气质和女人拥有的潜在男性气质,他对于集体无意识的关注生发出人格面具(persona)、阴影(shadow)、个性化过程(individuation)等一系列相关概念,用以阐释性别气质的发展原型。(58—82)当代心理学家对于男性气质的研究也卓有成效:普莱克(Joseph Pleck)曾批评早期的心理测试方法对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量化测量,提出以“性别角色焦虑”(sex-role strain)的范式来解释无法实现社会性别的规范而产生的不良心理后果;(133—54)乔德罗(Nancy Chodorow)发展了弗洛伊德的相关论述,指出男孩面临的来自女性气质的威胁更为严峻,他们需要不断刻意遵守社会和文化对于男性行为的规范,把力量和尊严 视为男性 气质的核 心特质。(35—37)

第三,政治学研究。对于男性气质所做的政治学研究集中出现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男性解放运动和男性权利运动期间,这是在女性主义第二次浪潮的影响下兴起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旨在反思父权体制下男性的生存境遇以及两性关系。隶属于全国男性反对性别歧视组织(NOMAS) 下的男性研究任务小组(MSTG)是男性运动的主要组织者,一些男性组织了同女性相类似的提高觉悟小组(consciousness-raising group),通过分享生活经历寻求从父权价值和社会角色中的解脱。(Farrell: 19—28;Lichterman:185—208;Pease:40—55)男性组织的各种活动与同时期女性主义的政治活动密切相关,男性研究学者对于男性气质的研究成果可以依据他们对待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主张的态度而划分为以 下三种: 其一, 亲女性主 义 (profeminist)。大多数亲女性主义的男性同情女性主义的根本主张,认为男性受到父权文化对于表达情感的禁忌,受到对于男性社会角色的规范限制,困窘于男性气质中的暴力和摧毁元素,为维护父权体制不得不违背自己的天性过着不健康的生活。其二,反女性主义(antifeminist)。反女性主义的男性学者指责女权运动增加了男性的生活压力,认为男性是性别压迫的受害者,在离婚、子女监护和流产等涉及两性关系的法律规定中居弱势地位。其三, 男权主义(masculinist)。男权主义者强调两性的根本差异,提倡恢复男性气质的传统理想和加强男性纽带来避免走向女性化的文化。他们注意到女权运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反对女性过多参与公共事务,同时他们也观察到由于父亲长期在外工作而导致男孩男性气质的培养缺乏足够的男性榜样做引导。(Kimmel:57—68)

第四,人类学/社会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对于男性气质的研究把人置于社会环境中,着力考察劳动分工、人际关系、社会结构、居住方式、组织行为等对性别身份和性别气质的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澳大利亚社会学家康奈尔的研究成果。康奈尔主张,“性别是规定社会实践秩序的方式。”(1995:71)只有在一定的性别关系之中,才可能确定男性气质的内涵,她因此描述了西方性别秩序中四种主要的男性气质:支配性———拥有政治权力、商业财富、军事力量的男性,维护男权体制的合法存在和正常运作;从属性———包括男同性恋在内的处于性别等级结构底层的男性;共谋性———包括从父权体制中获利但又规避了体制风险的大多数男性;边缘性———包括大多数少数族裔男性在内的处于权力边缘的男性。(76—81)康奈尔并不认为这四种男性气质是固定不变的类型,而主张在不同的性别关系和性别实践中,男性气质会呈现不同的类型。她继而把性别身份置于不同的社会结构———权力关系、生产关系、情感关系和象征关系———中加以考察, 凸显性别属性的社会性、实践性和关系性特征。(2002:55—68)

在我国,男性研究和男性气质研究主要在社会学和教育学领域展开。在社会学研究领域,方刚关注到男性气质的多元构成,在其著作《第三性男人———男人处境及其解放》中充分讨论了阴柔的男人、爱美的男人等非典型性的男性气质,并对男权文化对于男性的约束多有洞察。他甚至提出了“男性解放主义者宣言”,呼吁人们“抛弃固有的所有关于男人的教条,特别是那些男人必须是强者的信条”,(2004:43)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两性解放。在教育学领域,孙云晓等的著作《拯救男孩》透过大量数据呈现出中国男孩面临的学业危机、体质危机、心理危机和社会危机,分析了这些危机的成因,并提出了造就新时代男子汉的具体方法和路径。这一研究虽然落脚点在男孩的教育问题,但融合了社会学、心理学、传媒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雷金庆所著《男性特质论:中国的社会与性别》则追溯了中国男性气质的“文”、“武”两个类型渊源,试图在知识分子和劳动英雄等当代现实人物类型中探寻这两种主要男性气质的流变,并在当代电影中审视了中国男性气质传统呈现出的杂糅特征。

对于男性气质所做的多学科、跨学科研究增进了人们对于男性气质的认识,在这方面,还应该把握以下几点:第一,无论如何定义和描述男性气质,总是要相对于女性气质来进行,二者相对存在,并在社会实践中体现在两性的活动、充当的角色以及相互关系之中。这并非意味着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是相对立的两组特质,也不意味着二者是不同生理性别的人拥有的本质属性,相反,性别特质是在相互关系中确立的,是在社会和文化的共同作用之下形成的,并在社会实践中加以表征化的。第二, 男性气质不是男性拥有的同质化特质,在父权体制中占据核心领导地位的仅仅是一小部分具有支配性男性气质的男性,他们“通过宣称体现了理性的力量并因此代表了整个社会的利益而建立起自己的霸权”, (Connell,1995:164)并获得了与荣誉、威望和权力有关的东西,甚至还获得了物质性的好处。(82)了解男性气质的多元化组成有助于人们清楚认识男性拥有的不同社会属性,修正女性主义对男性和父权体制所做的以偏概全的盲目批判。第三,男性气质的内涵势必同男性的生理特征相关,同男性身体的某些特性相联系,简言之,身体对于男性气质的构建不可或缺,但这并非意味着身为男性必然会拥有某些普遍的男性气质,也不意味着男性气质在男性身体出现残疾或创伤时会发生突然改变甚至彻底消失。第四,附加在男性气质上的文化特性有赖于价值阐释,独立、勇敢、理性、力量等积极、健康的品德也容易变成孤独、鲁莽、冷漠、武力等负面缺陷;此外,由于男性努力实现社会对于男性气质的规范化期待,在面对激烈竞争、职场压力和生活挫折时更容易酗酒、吸毒、赌博、焦虑、抑郁、自杀,也容易借助暴力实施犯罪,这是男性气质的复杂性和脆弱性所在。

男同性恋气质研究

虽然男性气质的内涵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的特质有所差异,但自始至终处于男性气质核心的一个特征就是异性情欲。人们对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认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二元对立的:

性与性别的混同,使得男性与女性等同于男性气概与女性气质,这进而“自然化”了社会里既定性别差异的标准特质(男人身体较强壮,因此与劳动、运动和肉搏战斗的世界有关,在公共领域里较为活跃;女人身体较虚弱,所以比较消极,她们的领域是家,她们的身体决定了身为母亲和男性欲望对象的角色)。这种双元论不仅巩固了男人对女人的权威,还延续了男性异性恋规范作为自然性欲认同的模型。(布鲁克:167)

在这样一个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中, 没有男同性恋的位置。应该说,男性气质在很大程度上是排斥同性恋的,因为男同性恋的行为否定异性关系中男人相对于女人拥有的强势特质,从而对父权文化和父权体制构成根本性的威胁。同性恋男性被康奈尔归为从属性男性气质类型,其受压迫程度甚至超过女性所受的偏见,他们处于性别等级的最底层,其气质类型常常被等同于女性。(1995:78—79)

男同性恋运动是男性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源于1969年6月发生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石墙酒馆的同性恋人群和支持同性恋的人士与警察之间爆发的系列冲突,在70年代和80年代表现为“行动起来”(ACT UP,艾滋病释放权力联合行动)运动,90年代男同性恋研究发展为酷儿理论(Queer Theory)。(Groden,et al.:409—10)同其他解放运动一样,男同性恋运动也旨在通过政治运动维护自己性别身份的合法性, 呼吁全社会对于同性恋者的承认,并最终实现性别上的社会正义。但运动的实际效果非常有限,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男同性恋者选择生活在“壁橱”(closet)里,对自己的性别身份保持缄默,有的甚至违背自己的性取向而正常结婚、生子,以避免在父权社会遭受他人的歧视,赢得暂时的心理安全感和公共交往的稳定性。但是,“同性恋身份并不是由同性恋活动本身创造出来的……,而是通过个人对被贴上这种标签所做的反应,通过对被迫分类的内化……创造出来的。”(Epstein:192)这就是说,同性恋身份是一种态度:既是异性恋人群对待同性恋人群的态度,也是同性恋人群自己对待这一身份的态度;它也是一种心理,是人们面对异性恋/同性恋这种关于性身份的区分而产生的心理反应,其本质就是如何面对父权文化对于性别身份的规范问题。

塞吉维克(Eve Kosofsky Sedgwick)在《壁橱认识论》一书中对西方文化对于异性恋/同性恋的划分多有批判,并主张彻底改变这个认识论模式,对非异性恋人群给予足够的尊重和认可。由于该著作的学术影响力,“壁橱”从此不仅成为同性恋人群对于自己性身份的指涉,而且也是对于性身份所持的二元划分认识的隐喻。塞吉维克还曾重新解读莎士比亚、狄更斯、萨克雷、丁尼生、惠特曼等创作的经典文学作品,分析父权文化中的恐同(homophobia)、厌女 (misogyny)等价值观念,重新确立了男性欲望结构中男同性恋与男性纽带相联系的连续体(continuum)模式,挖掘出了父权文化中憎恶同性恋人群的心理机制。(2011: 1—2)男同性恋研究的代表性成果还包括: 回顾美国诗歌中的男同性恋传统,讨论惠特曼诗歌中的同性恋自我意识;(Martin) 英国早期现代性阶段出现的以“莫丽屋” (Molly House)为代表的同性亚文化现象; (Bray)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男性气质的文化建构;(Dellamora);从文艺复兴到现代时期的英国文学史中表现男性之间情谊的作品研究;(Hammond)与男同性恋气质相关的虐恋、色情、滥交、艾滋病等问题的研究; (Edwards)福柯的理论学说与同性恋以及同性恋研究的关系问题(Halperin)等。

学界普遍认为,男同性恋研究和酷儿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巴特勒关于性别身份的施为性(performativity,亦译“操演性”)学说和福柯有关性的知识学谱系说。前者认为性别身份是人们按照社会规范和文化虚构而不断重复实施的一系列行为,否定了先在的、恒久不变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 把性别身份理解为某种社会意义的暂时性存在;(巴特勒:183—85)后者则通过追溯人类的性经验史归纳出西方文明对于性、性身份和性行为持有的禁忌和规范,并论述否定和压制的机制如何确立了性别在历史、政治、法律上的权力等级。(福柯:50—86)这些观点改变了人们对于性别气质的二元思维,强化了性别身份的社会建构特质,从而彻底颠覆了传统性别秩序中以异性恋身份为唯一合法身份的价值规范,把男同性恋气质视为男性气质的一种特殊类型,认可了性别气质的多元存在。这样的认识是后结构主义哲学立场在性别身份问题上的体现,增进了人们对于性别的社会属性同性别的生理特质之间复杂关系的了解,促进了在性别气质的认识上走向对于差异的尊重。

文学和文化批评中的男性研究视角

文学艺术作品中男性气质的呈现不仅是性别身份的重要表征,而且也参与建构了新一轮的男性气质,形成男性气质再生产环节中的一部分:

在西方文明中,由支配性社会阶层所控制的社会表征系统通过每一历史阶段中人们所认同的表现形式,尤其是以公共领域中的媒体和文学艺术的形式,对性别特征加以“再现”时,文本中附加在男女身上的固有的特性……就会形成某种自然而然的观念形态。(王晓路等:254)

因此,对男性气质所做的文学文化批评不仅承载了人们对于某一特定时空的男性气质内涵的理解,呈现出社会语境加之于生理性别的观念和价值,而且也在社会性别的建构过程中发挥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学的经典化过程与性别身份的社会建构过程同步。

除了前文讨论的关于男同性恋气质研究的论著之外,对于男性气质所做的文学研究以施温格尔(Peter Schwenger)的研究为代表。这部题为《阳具批判:男性气质和20世纪文学》的著作通过研究梅勒、海明威、罗斯、三岛由纪夫等创作的文学作品, 考察男性作家如何在作品中呈现男性气质。作者对于这些作家及其作品的分析展现了男作家对于男性角色、男性身体和文学创作的复杂态度,进而提出了“男性书写”(écriture masculine)的概念为男性的文学实践辩护。此外,神话诗学运动(Mythopoetic Movement)的代表人 物勃莱 (Robert Bly)则在著作《钢铁约翰》中回溯了西方男性气质的形成过程。作者认为, 男孩长期受到强势母亲的压迫,成长过程中缺乏父亲样板的引导,无法获得女权主义者声称男性普遍拥有的权力和控制力。作者对于格林童话进行了细致分析,以寻找隐藏在西方文化深处的男性气质原型, 解决男性气质匮乏的当代问题。

在文化批评领域,研究者运用精神分析学说阐释男性观众的心理,分析视觉愉悦的模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是穆尔维(Laura Mulvey)于1975年发表的《视觉愉悦与叙事电影》一文。穆尔维在文章中运用弗洛伊德的偷窥理论和拉康的镜像学说提出了叙事电影中存在的积极/男性和被动/女性的观影关系模式,有效解释了男性观众如何透过三种不同形式的观看行为———摄影机的镜头、男性人物的眼睛、男性观众的眼睛———获得视觉愉悦,从而在男主人公与女主人公的浪漫故事中实现了欲望投射。(17—18)鲍尔多(Susan Bordo) 在其著作《男性身体:重新审视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的男人》中以大量文化产品(广告、电影、绘画等)中的男性身体作例,分析了男性气质如何在视觉艺术中得以呈现并强化。视觉文化中的男性研究更以好莱坞电影中的男性气质研究最为突出。(Cohan and Hark;Tasker;Bingham;Lehman; Gates;Bruzzi)研究者把电影理论同性别研究的视角相结合,全面分析了电影生产者、生产过程、产品与受众等诸多环节的意识形态作用,探索男性气质的视觉呈现机制以及这些产品对于受众性别身份的影响。

随着男性研究以及男同性恋研究的出现,人们对于性别身份的关注很快发展为酷儿研究和性别理论,因此,文学文化研究除继续关注某一作家作品中的男性气质之外,一些学者转而研究性别与种族、性别与阶级交集下的文化身份认同,以呈现某一具体情境下男性气质的形成过程,增加对于男性气质的多元认知。应该看到,男性研究的兴起对于女性主义研究是一次重要修正和拓展,避免把社会生活中的性别歧视现象盲目归咎于某一性别群体,反而更加看重两个性别群体之间的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甚至着眼于无法用异性恋文化规范来描述的边缘性别身份人群及其活动。男性同女性一样,均非同质化的群体,男性气质本身的多元化特征以及男性研究的思路也可以促进女性气质研究和对于女性主义理论的反思。对于某一性别的社会属性 所做的文学文化研究反映出文学文化文本同社会文本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利于明辨何种思维和观念导致了文学文化文本的生产,并审视文学文化文本同其他公共符号一起在消费过程中对于性别属性的建构和改造。考察性别属性如何通过文学艺术的各种手段加以表征,才能了解人的差异性存在,洞察性别主体(gendered subject)的形成机制,透视人性的本质和社会存在,这正是文学研究和文化批评中运用性别视角的意义所在。

结语

康奈尔认为,男性气质“既是性别关系中的一个位置,又是男人和女人为确立这一位置所从事的性别实践,同时也是这些实践活动对于身体经验、个性和文化施加的影响”。(1995:71)消除性别歧视的政治运动和文化思潮致力于剥夺男性的特权, 而一些男性特权的产生来自于男性气质, 所以也有学者认为男性气质终将终结,至少人们已经生活在这个终结阶段的起点。(麦克因斯:67)

但是,只要人类的身体具有性别特征, 男性气质就永远也不会消亡。男性气质相对于女性气质而定义,这一范畴的规定性来自于男人和女人在两性关系中的相互关系和权力对比;男性气质描述男人所拥有的性格特质,其重点在于社会和文化对于生理性别的建构作用,着力于历史在男性身上留下的印迹;男性气质反映了男性的生存形态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动态变化, 对男性气质内涵所做的历史还原呈现出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男性气质的复数形式涵盖了男人的多种生存样态,增进了对于男性异质性和差异性存在的认识;男性气质同意识形态相联系,它是人们对于男性拥有的特质所做的价值阐释,也用来解释人类的性别活动与社会的组织结构; 男性气质也同心理相联系,它是一系列社会和文化规范,男人需要不断依据这些规范检视自己的行为,从而在心理上实现同这一性别的身份认同;男性气质体现为文学作品和文化产品中的不同男性类型,增强了文学文化批评中的性别维度,并把这一维度拓宽为性别研究的视角;男性气质消解了知识谱系中性别模糊的话语模式, 构筑了理论话语中的性别主体;男性气质有效定义了性别主体的实践,其理论指向是具有社会属性的男人,突显了人的社会性存在,有助于实现尊重差异基础上的性别平等理想。男性气质这一范畴经由不同学科的研究阐发,已经发展成为同人的生存现实密切相关的理论术语,其学理意义和实践意义均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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