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3日上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六研究部主任、一级巡视员张士义一行到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参观调研。浙江大学副校长何莲珍、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华译学馆馆长许钧、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罗泳江、外国语学院院长董燕萍、副院长张慧玉、中华译学馆常务副馆长郭国良等多位领导和教师陪同。许钧馆长陪同调研组参观中华译学馆

6月9日晚，北京语言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吕世生教授应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子衿学社邀请作了题为“中国‘走出去’翻译经验的独特性”的线上学术讲座。讲座由翻译学研究所冯全功教授主持，来自校内外100余位师生观看了此次讲座。

6月3日晚，“全国高校翻译专业负责人论坛”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隆重召开。本次论坛由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浙江大学翻译学研究所、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主办，由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翻译系、复旦大学外文学院翻译系、南京大学翻译研究所、浙江省翻译协会、浙江大学出版社协办，来自全国20所高校翻译专业负责人参加了本次论坛。各负责人就新时代翻译专业在国家发展大局引领下如何开展学科建设，如何应对快速变革的数字时代给翻译专业带来的挑战，以及翻译专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开展了深入的探讨，共同推进翻译专业高质量发展。郭国良教授致辞

2023年6月3日，“第二届新时代全国一流翻译专业建设研讨会”在浙江大学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由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浙江大学翻译学研究所、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主办，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翻译系、复旦大学外文学院翻译系、南京大学翻译研究所、浙江省翻译协会、浙江大学出版社协办。来自全国近70家单位，线上线下共计1000余名师生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新时代背景下一流翻译专业建设，以积极推动教学模式改革，为国家培养符合新时代需求的高层次翻译人才。浙江大学副校长黄先海教授致辞

翻译事业的发展，需要高水平翻译专业人才的培养。为响应教育部推进新文科建设的号召，呼应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的建设要求，凝聚翻译专业建设各方的智慧与力量，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浙江大学翻译学研究所与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定于2023年6月2-4日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举办“第二届新时代全国一流翻译专业建设研讨会”，诚邀相关专家与翻译专业师生莅临参会。

2023年4月21日星期五下午，浙江大学翻译学研究所何文忠老师为翻译专业“求是读书会”带来了一场题为“ChatGPT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的精彩讲座。讲座由卢巧丹老师主持，吸引了广大师生以及校友参加。

2023年4月7-8日，由浙江省翻译协会主办，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浙江大学翻译学研究所承办的2023年浙江省翻译协会年会暨“语通世界·译达文明”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大学隆重召开。浙江大学人文学部主任许钧教授、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郁兴超处长、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董燕萍教授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中国翻译协会副秘书长、《中国翻译》主编杨平女士代表中国翻译协会向大会发来贺信，浙江省翻译协会第八届理事会领导成员出席大会。来自省直机关、企事业单位、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以及翻译行业的会员代表近130人参加会议。

2023年3月24日下午，刘益光博士为浙江大学翻译专业求是读书会带来了开学第一讲：“人工智能时代的人类译员优势——以汇流证据赋能翻译研究”。讲座在行政楼中华译学馆会议室举行，由杜磊老师主持，吸引了学院与专业众多的老师和同学。

2023年3月16日上午，外国语学院校友李华竑老师带来了一场题为《从浙江电视台英语新闻节目看地方媒体对外新闻报道汉英编译》的讲座，讲座由杜磊老师主持。李老师以幽默风趣的语言，结合自己多年在浙江电视台从事新闻对外报道英文翻译与审校工作的实践，引领同学们走进了汉英新闻编译的天地。讲座分为浙江电视台新闻节目简介、英语电视新闻若干术语及相关编译要领、以及我国新闻稿件汉英文字转换需求三个部分。

译达文明”学术研讨会报名回执.doc（2）二维码链接：提取码：zjdx浙江省翻译协会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浙江大学翻译学研究所2023年3月12日

录作者简介许钧，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人文学部主任，中华译学馆馆长，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学与法国文学。

翻译事业的发展，需要高水平翻译专业人才的培养。为响应教育部推进新文科建设的号召，呼应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的建设要求，凝聚翻译专业建设各方的智慧与力量，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浙江大学翻译学研究所与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定于2023年6月2-4日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举办“第二届新时代全国一流翻译专业建设研讨会”，诚邀相关专家与翻译专业师生莅临参会。

图书信息书名：中华翻译家代表性译文库·草婴卷编者：王永、袁淼叙丛书名：中华译学馆·中华翻译家代表性译文库总主编：

2022年11月17日下午，子衿沙龙第三期活动在外国语学院青荷咖啡吧举行。本次活动特邀郭国良教授为大家带来“我译故我在”的专题讲座，讲座由杜磊博士主持，吸引了众多师生的热情参与。郭国良教授根据自己多年来的文学翻译和教学心得，从“我”“译”“在”三个关键词出发，和大家一起探讨文学翻译的问题。

2022年11月2日下午，绍兴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院长胡朋志教授应邀莅临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带来题为“先秦区域治理话语的英译与传播研究——对地方典籍外译与传播的一点思考”的专题讲座。讲座由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郭国良教授主持，吸引了翻译专业众多师生的热情参与。

2022年10月27日，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辛红娟教授为浙大翻译专业学生带来了一场题为“杨宪益翻译思想研究”的专题讲座。本次讲座由卢巧丹老师主持，吸引了翻译专业众多教师和学生参加。

图书信息书名：翻译修辞学与国家对外话语传播作者：陈小慰丛书名：中华译学馆·中华翻译研究文库总主编：许钧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22年7月ISBN：9787308228442图书内容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服务国家对外话语传播的‘翻译修辞学’学科构建与应用拓展研究”（17BYY201）的结项成果。本书系统地提出了翻译修辞学的学科体系，是国内第一个在体系上最完整论述翻译修辞学的研究，并阐明了其对中国对外话语翻译的重要理论意义。全书由绪论和七章内容组成，从翻译修辞学的历史发展、学理定位与研究前景，翻译和对外翻译的修辞思考，对翻译受众、译文话语和语境的再认识，基于认同的翻译“说服”规范，翻译文本类型与修辞资源的对比借鉴，翻译修辞策略，对外话语传播的翻译修辞等方面，系统地勾勒了翻译修辞学研究的基本概貌。图书目录作者简介陈小慰，福州大学“嘉锡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修辞与翻译。

最后，陈教授针对“莎士比亚”重译本迭出的现象，提醒同学们：翻译是一项接力工作，先前的译文必然被后世超越，因此译者需要谦虚对待自己的工作和成果。文字：蔡正伍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浙江大学翻译学研究所

9月22日上午，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王树槐教授应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之邀作了题为“翻译批评的多学科方法”的线上学术讲座。本次讲座为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子衿讲座”系列第11期，由冯全功博士主持，来自校内外的300余名师生观看了此次讲座。

本次访谈为半结构化访谈，于北京时间2019年3月15日14:00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副院长办公室进行。访谈者就译者生涯、翻译实践与翻译教学、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和实践等话题与张保红教授进行了长达2小时的访谈。丁欣如：张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拨冗接受我们此次访谈。首先想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翻译实践的?张保红：热爱翻译的人，一般都会热爱翻译实践。但说实话，我笔译实践的成果并不多，只是偶尔做一些。最早做的实践都是一些零散的，做完别人象征性地付点报酬，所有没有留下什么署名的资料。比如，我在中国地质大学任教的时候，翻译过粉煤灰、金刚石、纤头等地质方面的内容。后来，还翻译了一些政府官员的工作讲话稿，企事业单位的一些介绍性的文字材料。我自己的译本非常有限，一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双语读物，好像是北外一位学者用汉语写的一本书，叫《文学》，内容是从《诗经》《楚辞》到《红楼梦》《水浒卷》《三国演义》等的介绍，包括作者背景、基本的历史缘起、故事梗概、文化特色、语言特点等，我将这些内容翻译成英文。另一本是给天津人民出版社翻译了乔治·奥威尔(George

叶教授公务繁忙，以线上形式接受访谈。访谈时间为2019年2月21日8:30到9:35，后续叶教授又亲自审稿并做补充修改。访谈主要从译者经历、译者翻译教学研究、译者翻译实践服务和新时代翻译教学和专业建设的机遇与挑战四个方面，展开十个相关问答。1译者生涯夏党华：叶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接受访谈。都说您是不老传奇，我们不妨先从您的“青葱岁月”谈起。1.

本次访谈为面对面半结构性访谈，时间为2018年11月7日9：00至11：00，地点在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许老师办公室，主要围绕翻译实践、翻译教学、翻译研究以及对翻译未来的前景展望方面展开。一、译者生涯杨晓斌：许教授，您好!非常荣幸能够利用出差开会的机会以访谈的形式向您请教一些翻译教学和翻译研究的问题!我在网上看到您写的大量有关翻译理论与实践的文章，尤其喜欢反复阅读您发表的有关科技翻译实践的学术论文，感觉受益匪浅。请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翻译实践的呢?能否谈谈您从事翻译实践的一些经历?许明武：作为一名外语学习者，最初不论学习什么词汇、词组或句子，都只能在将其翻译成中文才能理解和记住。这的确是在翻译，但兴许又不是翻译。真正开始做翻译实践应该是大学本科二年级的时候。当时我担任班委会生活委员，总想着如何能够学以致用，发动大家为一些企业或者政府部门做一点翻译工作。这样，在提升语言能力的同时，通过大家共同努力，也可以得到一些报酬，为班级筹集一些活动经费。记得当时的做法是从系办公室拿到武汉市电话号码簿，和另一名同学一起，仔细挑选，记下有可能有翻译需求的单位和电话号码，然后逐一拨打。功夫不负有心人，最后终于联系到一家涉外公司，需要翻译一些工程项目相关资料。领回翻译材料后，我和班长一起，组织全班同学参与翻译工作。在翻译过程中，我们逐渐发现一些棘手工作，比如统一一些专有名词的表达、避免口语化表达、校读甚至选择哪位汉语书法较好的同学最后抄写译稿等。经过两个星期的辛苦劳动，终于完成了翻译任务。说老实话，最后校读时，有时连我们自己都不完全懂得译文的真正含义。当时我们简单地认为是由于专业知识不够。其实也许就是我们的翻译水平太有限而导致的。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后怕呢!后来我本科毕业继续研究生学习，然后留校任教，陆陆续续地为企业、政府、学校、个人等做了大量翻译工作，涉及的领域有电子、电力、冶金、机械、教育、中医、博彩、计算机等。杨晓斌：许教授，记得有人说曾经说过，“翻译是一门吃力不讨好的活”，我深有同感。许教授在翻译练习和翻译生涯中也曾有过这样的烦恼吗?许明武：我个人觉得外语学习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当然也会夹杂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趣事。正如早年一名女同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作，后来和一名脑科医生结婚了。她很风趣地告诉我们，很多人听说她的丈夫是脑科医生，都很担忧地说道：“太可怕啦!脑科医生，那你成天想什么他不是知道得一清二楚!”记得刚毕业时，有一位朋友的单位买了一台摄像机(30多年前，买一台这样的设备可不是件小事!)。摄像机的说明书全是外语，没有中文。他自告奋勇地告诉领导自己认识一位学外语的朋友可以帮助翻译。等他拿来说明书，我一看，是日语的。

本次访谈时间为2019年3月6日，访谈者在访谈前半个月整理出访谈题目，之后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简称“上外”)高级翻译学院会议室对吴刚教授展开了约1小时10分钟的访谈。吴刚教授自1993年始，在上海外国语学院(现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任教，同时也承担大量的文学翻译项目。在将近30年的实践和教学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学翻译经验。吴刚教授的课堂教学也深受学生们的好评，有学生形容吴刚教授的课堂在俏皮幽默之际常常使人“醍醐灌顶，茅塞顿开”。

本次访谈时间为2019年6月12日下午，地点为王洪涛教授位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的办公室。访谈时间约1小时，主要围绕王教授的翻译和教学经历，以及对翻译行业的看法而展开。一、言译者生涯张琼方：王老师好，感谢您抽出时间接受采访。今天主要想聊聊您作为译者及教师的一些故事。回忆过往，您是如何走上翻译道路的呢?王洪涛：谢谢琼方，很高兴接受你的采访。我与翻译结缘，主要是出于对英汉两种语言的喜爱。上小学时，我特别喜欢语文，语文成绩很突出，中学开始学英文，又喜欢上了英文，对英汉两种语言都特别感兴趣。大学本科读了英语专业，发现翻译能把我一直以来所喜欢的两种语言结合在一起，于是就萌发出了学习翻译的想法。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件事，对我走上翻译的道路也有所影响。大一那年，我读了钱锺书的《围城》。这部小说虽然是用汉语写成，但同时大量引用了英语及其他一些欧洲语言。学贯中西的钱先生在作品中将英汉两种语言甚至更多语言融合在一起，他对语言的熟练运用令我钦佩不已。我当时就想，如果我学习翻译，那么就可以将钱先生作为榜样，朝着他这种融通中外的境界迈进。于是我下定了决心，读研时便选择了天津外国语学院(现天津外国语大学，简称“天外”)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专业，后来又去南开大学攻读翻译学博士，从此与翻译结下了不解之缘。张琼方：您还是学生的时候，您的老师是如何教翻译的?有没有让您觉得记忆深刻的学习经历呢?王洪涛：说实话，当年的学习经历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我想分几个阶段来谈。读本科时，我的汉英翻译老师是孙迎春教授，英汉翻译老师是孙德玉教授，另外杨玉林教授也在文体学课上讲授一些与翻译相关的东西。当时用的教材是传统的英汉、汉英翻译教程，老师们主要讲解词汇翻译和句法翻译，教的大多是微观的翻译技巧，我总听得津津有味。我在天外读研时，翻译理论与实践专业有林克难教授和甄春亮教授两位硕导，其中林教授是我的导师。两位教授主要讲授中西方译论，尤其以西方译论为重，我们读了大量西方译论的英文原著。此外学校还开设了不少翻译实践课程，林教授开设的英汉翻译实践课程不再拘泥于微观的词句层面，而是更多聚焦于语篇层面，或者说对翻译作更宏观的考量。我们每周的翻译实践练习是英汉、汉英各一篇。周末基本上都是把自己关在宿舍里做翻译，想出去遛遛都没时间，大家学得很苦，但也乐在其中，现在想来真是美好的回忆。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情是，林教授把自己当年读研时在金隄教授指导下翻译过的一篇小说“Young

✦本次访谈时间为美国东部当地时间2019年1月10日20:00，访谈时长为1小时40分钟，访谈方式是基于微信语音的半结构访谈，主要围绕陶教授的翻译实践经历、翻译教学经历、翻译专业师资建设和翻译专业未来教育展望这四大主题展开，现将访谈内容整理如下。✦✦01翻译实践经历✦钱家骏：陶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翻译的?您有哪些翻译经历可以和我们分享?陶友兰：我记得我开始做翻译是在1995年吧，那时读研究生二年级。当时《上海译报》的编辑会给我寄一张英文报纸，上面有三篇对同一部电影的报道。她把那三篇文章圈出来，我看完了以后给她编了一个500字左右关于这篇电影的汉语影评。我觉得挺兴奋的，报纸还给译稿费。还有就是我硕士生导师张春柏教授从上海电视台承接了一些外国电视剧(如《海洋公园》)的翻译工作，他让我们几个研究生试译。他给我们小磁带让我们听，没有脚本。我们就一边听一边翻译，把译文写在纸上，交给老师修改。每个人的译文都被改得一片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会听到什么翻译什么，录音既没有手势，也没有面部表情。而老师因为有经验了，他改译文的时候可能是看着片子的，改动很多，老师的修改对我们启发很大。后来在翻译影视片的时候，感觉翻译就是一种跨文化交际，要把文字内容理解后，想着同样的情景在中文里会怎么说，在同样情境中来找它相应的表达。这是我在翻译认知上一个很大的改变。

本次访谈时间为2019年1月18日，地点为澳门大学人文社科楼，访谈持续2小时。孙教授在翻译研究、英美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研究领域都卓有建树，在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上也颇有心得。与孙教授商榷后，本次访谈主题分列如下：译历、译教、译论。希望借此一窥孙教授的译学经历、教学和研究。一、译

本次访谈为面对面的半结构性访谈，时间为2019年9月，地点在上海外国语大学(简称“上外”)虹口校园。访谈主要围绕译者生涯、翻译教学生涯、翻译实践以及翻译研究等方面展开。

本次访谈于2019年3月16日上午进行。访谈者依照约定，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简称“广外”)北校区高级翻译学院教师办公室对刘季春教授进行访谈。访谈内容主要围绕译者生涯、翻译教学心得、翻译教学理念展开。丁欣如：刘老师，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的访谈目的是希望了解和学习翻译教授在翻译教学中的心得体会，想邀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宝贵经验。首先请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翻译的?刘季春：应该是在大学。但讲实话，大学时上的翻译课没有给我留下多少印象。倒是当时的另外一门课“英国散文选读”，引起了我的兴趣。当时，我们那门课的老师非常有意思，他上完课之后，会将他自己翻译的那些散文念给我们听。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先自己翻译好，等到最后几分钟他念自己译文的时候，便仔细对照。当时的感受是:老师怎么能译得那么好!丁欣如：您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先把它翻译一下的呢?刘季春：就是因为老师的译文很美!所以好的老师往往会激发学生的兴趣。当然，我对翻译感兴趣还有其他原因。我本身对语言文字比较敏感。在中学的时候，和其他科目相比，我的语文成绩也是最好的。于是就和翻译产生了联系，因为翻译需要语言功底。读研究生的时候，我读的是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广州外国语学院(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王牌专业，但我自学看的翻译类书，比现在念翻译专业的学生看的书还多得多，因为那是我的兴趣所在。丁欣如：所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刘老师，那您自己翻译实践的一些经历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刘季春：翻译实践的经历，到今天为止，我也并没有出版多少本译著。但是，我在广州这个地方，又因为我是翻译老师，所以有好多人找我做翻译，都是社会上的实用性质的文字。从内心讲，我更喜欢的是文学。我的发展轨迹基本上是教学、实践和理论结合在一起，和其他老师轨迹不大一样。其他好多人是从纯理论入手的，虽然实践也会做，但可能没有结合到一起。而我是做好翻译，再拿到课堂上，然后写文章上升成理论，最后又反哺教学。所以我的研究方向集中在翻译教学、翻译教材两个方面。我认为实践多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是仅仅实践不思考是没有多少作用的。因此，我的教学思想在后来发生了转变，也体现在我出版的教材《基础笔译》里。

本次笔谈时间为2019年12月至2020年2月，访谈中刘和平教授分享了自身求学与成长的经历，畅谈了其从事教学、积极发展翻译教育事业的历程及相关思考，对攻读翻译专业的学生、从事翻译教学的广大教师、口笔译学者，以及翻译教育从业者与研究者都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与启发性。一、北京——布基纳法索——巴黎：我的“教师梦”与“译员梦”杜磊：刘老师，您好!我们知道，一个翻译教师的成长离不开塑造他的环境。您是在我国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的时候考上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简称“北语”)法语专业的。当时中国社会正在酝酿改革开放，国家的普遍情况是急需英语人才，您为什么会选择法语?刘和平：我是生在红旗下的“50后”。1962年入学，我上学时学的第一篇课文内容至今印刻在脑海里：“爷爷七岁去逃荒，爸爸七岁去要饭。今年我也七岁了，高高兴兴上学堂。”当时听到最多的不是电影明星的名字，而是工人时传祥，农民焦裕禄，解放军战士雷锋、王杰、邱少云等英雄人物的故事。当科学家、当工程师等是孩童的梦想。开学后的一天，老师问：“你们长大后准备做什么?”

本次访谈为面对面的半结构性访谈，时间为2019年2月21日19:00至21:30，访谈者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的教师办公室完成了对李梅教授的访谈。本次访谈主要围绕教育和学术背景、翻译实践、翻译教学、翻译技术四大主题展开。李彦：李老师，您好，非常荣幸能采访您。您能先谈谈自己的教育和学术背景吗?李梅：就学术背景而言，我并不是学翻译出身，而是乔姆斯基句法学的追随者。我从安徽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修的是外国语言文学。大学毕业后在安徽人民广播电台做了两年的英文编辑，然后来到同济大学读研究生班。1988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1994年我去了英国，在曼彻斯特大学(简称“曼大”)修了语言学硕士学位。硕士毕业之后成功地拿到英国政府资助的ORS(Overseas

competence)，即钱锺书先生所言“翻译与杂学”。当然，也有人语言能力很强，中文是其母语，英文也颇精通，却无法成为很好的翻译，原因在于缺乏语言转换能力(transfer

本次访谈为面对面的半结构性访谈，时间为2019年1月19日12:30至15:00，地点在香港九龙窝打老道城景国际酒店。访谈主要围绕翻译实践、翻译教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简称“中大”)翻译系创系简史和课程设置等方面展开。胡雪娇：金教授，这次访谈主要想请您谈谈做翻译和教翻译的经历。您几十年来投身于翻译事业里，翻译可以说是您个人历史中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能不能先说说您是如何与翻译结缘的?金圣华：和翻译结缘啊，那是我第一份工作。我从崇基学院英语系毕业后在Shell(壳牌石油公司)的内部刊物当编辑兼翻译。那时候只在大学念过一两门翻译课，以为中英文好，翻译也不会难到哪里去。真的就干起翻译来，还不是文学翻译，而是公司业务所涉及的农药、化学、机械等各种实用文本，什么都有。当年我还翻译了香港第一本《丁烷气使用手册》(那时“石油气”称为“丁烷气”)。我记得每天要做大量翻译，有时甚至加班到半夜。就是这样做起翻译来的。后来从做翻译又到教翻译、改翻译、谈翻译，竟与这行结下不解之缘，接触到不同范畴的翻译，翻译过小说、诗歌、论文、家书、新闻、财经、科技、法律等文学和非文学类文本。其实翻译不过是个总称，翻译活动林林总总，须根据文本类型、翻译目的和读者群体等多重因素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手法。胡雪娇：原来您还有一个丁烷气的故事啊，那后来怎么在香港中文大学办起了翻译系呢?金圣华：这个说来蛮好笑的，也是缘分。工作一年后我出国留学，回国后到母校香港中文大学宗教和哲学系做助教，从最低做起，以为这辈子就搞哲学了。那时候学校的课程概览都是中英双语对照的，英文为主，中文版由每个系自行翻译后送去校方审核。其他系送过去的翻译都得大刀阔斧地修改一番，只有我们宗哲系的不用改，因为是我翻译的嘛(笑)。后来有次副校长演讲，稿子也交给我翻译，一个字不用改。这些大概给学校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之后我放假去旅行，回来收到一封信，说要把我从崇基学院调到新亚学院，因为学校决定在新亚学院成立一个新的翻译系，每个学院要派一人参与建设。可没想到，这样我就成了三个创系成员之一。三个人加个助教，这个在亚洲率先以“翻译”命名的学系就办了起来，就这么回事。胡雪娇：20世纪70年代初亚洲高校几乎都没有设立翻译系，中大可以说是从无到有首创了翻译系。您可以介绍一下初创时的情况吗?金圣华：是的，真的是从零开始。那时整个行业处在开山辟地的始创阶段，翻译系无任何先例可循，缺乏参考资料和有关教材。创系初期，翻译只是副修课程，主修中文、英文、新闻等专业的学生来翻译系修课。系规模虽小，但很吃香，竞争激烈，学生都是经过选拔的。很多年过去后，翻译都没变成主修专业。后来系里也是先招收研究生，过了段时间后才开始招本科生，变成主修专业的。因为教材从缺，我还与孙述宇教授合作编过《英译中:英汉翻译概论》(香港中文大学校外进修部，1980)，大陆和港台大专院校修读翻译的学生经常把它用作参考教材。胡雪娇：太不容易了。据我了解，中大翻译系的独家特色课程就是请翻译名家和经验丰富的译者主持的“Translation

本次访谈时间为2018年12月13日，访谈者于11月发出邀请并整理出访谈问题，并于约定时间在四川外国语大学(简称“川外”)与胡安江教授进行了1小时30分钟的访谈。胡教授自本科起接触翻译行业，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作为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的院长，他不仅在翻译研究领域建树颇丰，还在翻译教学与专业建设上见解精辟。胡教授引经据典、入木三分的阐发贯穿访谈全程，其专业素质与译事热忱令访谈者深感敬佩，其扶助后学的无私精神亦使访谈者心怀感恩。

本次访谈时间为2019年1月16日15:00-16:40,访谈地点为上海外国语大学韩子满教授办公室。访谈主要围绕译者生涯、教学生涯、翻译教学与实践以及翻译专业前景展望这四大主题展开。1译者生涯潘琪：韩老师，促使您决定走上翻译之路的动因是什么?韩子满：从根本上说是兴趣。我曾经于2013年在《新东方英语(大学版)》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译”路走来，一路欢歌》，在CNKI(中国知网)上能查到这篇文章。我在那篇文章里面讲得比较清楚。真的要回过头来说呢，当时上本科的时候我就对翻译比较感兴趣，对语言学和文学的兴趣相对要弱一些。后来读研究生的时候，就选了翻译作为专业。我的导师是孙致礼教授，他同时也是一位翻译家。我读研期间跟着导师做了比较多的文学翻译，共翻译了三部小说，都是在台湾地区出版的。学习翻译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实践的过程中学更有成就感，假如单纯地去学语言，动力不会太足。这是从翻译学习过程的角度来说的。另一方面就是学翻译有什么用?其实走翻译实践这条路啊，翻译某本书的时候，你首先要读原作，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就是说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非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都还是比较愉悦的。能按照自己的翻译节奏走的翻译任务，都还是比较愉快的，我感觉有时候比我们写论文要愉悦一点(笑)。所以说做翻译实践的心理满足感更大一点。如果从以后我们当大学老师来讲，做翻译还有什么好处呢?做翻译对时间的要求没那么高，我们可以利用点滴时间来做翻译。今天有时间，我会翻半个小时，没什么时间我就翻十分钟。但对于做研究而言，相对来讲需要大块时间，反正我是这样。如果时间太零碎，那做研究的效率会特别特别低。你说半个小时、一两个小时能干什么?几乎什么也做不了。潘琪：韩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至今为止令您印象比较深刻的翻译实践经历吗?韩子满：我可以讲讲一般来说老师们不大可能参加的翻译项目，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其中两个。最早的一个是2004年的时候与几个师友一起翻译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本次访谈时间为2019年12月29日。访谈中，郭国良教授分享了他走上外语与文学翻译的心路历程，阐述了他对于文学翻译、当代外国文学译介以及与外国文学翻译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的理解与认识，对于文学界与翻译界均有很强的借鉴价值与启示意义。1学习英语从模仿开始，译书从“听”开始杜磊：郭老师，您曾说过，您一开始英语念得并不算好，这跟一个翻译家似乎不太搭界，您的英语学习究竟是一段怎样的经历?郭国良：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1977年在浙江金华东阳湖溪二中(现东阳市职业高级中学)就读高中时才真正开始学习英语。我的第一个英语启蒙老师——徐锦棠老师——既耐心又严厉。他虽已去世多年，但他给我们上课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他曾对同学们说，假如以后你们考上了大学，到外语学院念书，那么所有场合都得使用英语，甚至到食堂打菜、买饭都得用英语讲。这番朴素的说法本只是为了激励大家学好英语，但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学英语原来这么“高大上”!我非得把英语学好不可!

hall”，这个用法非常经典。我当时觉得自己用不出这样的句式。后来，果然在英语文学作品当中，比如在《嘉莉妹妹》中就看到了类似的表达，“She

编者按：陈刚教授“双线”参加第19届亚运会和第四届亚残会的译审专家工作。几年下来，深知全国翻译专业设立后的众多翻译讲座主要涉及理论维度，高校翻译教学及科研跟一线和行业实践迄今仍然严重脱节，师生们缺乏活生生的社会实践，他们的实操能力和实践研究能力依然薄弱，故解决实战问题能力的培养迫在眉睫，但却不知该如何有效着手。上周，陈教授特为翻译专业课程进行了专题授课、互动及交流。我们在此转发浙大外院翻译分会的有关报道，并做了适量补充，以飨读者。

蓝红军．译学理论批评：以批评的思想性推动译学发展——《译道与文心——论译品文录》述评[J]．中国翻译，2020，（2）：71-76．[5]

明清时期，中西文化实现了再次接触，这次接触应该是双方之间的深度拓展与交融。无论是“中学西传”、“西学东渐”，还是“中学西传”与“西学东渐”交相呼应，其中，翻译作为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工具与平台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期间，担任翻译任务的一些传教士及汉学家在对中国一些小说翻译与传播中，往往采取“调适与会通”策略，一方面体现出对异域思想文化的吸取；一方面对中国小说进行译介、改造与融合，使其更适合西方文化传统和人们的价值偏好。他们在翻译的过程中有意识地从中西文化差异角度，采取灵活的文化适应策略，在翻译方法上，采取更灵活的策略，进行直译、意译、改译与阐释等手法。

感谢24位教授在繁忙的工作之际，腾出宝贵的时间分享他们的译艺与译道，他们提携后辈的努力让人感动。感谢20位访谈者不厌其烦地修改，精益求精，共同完成了一次愉快的心灵交流和成长之旅。

自1949年起，中国政府便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翻译出版中国文学作品，向世界介绍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包括“熊猫丛书”在内的译介项目把大批中国当代作家带入国际视野，而英语世界对当代中国和中国文学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哥伦比亚大学、夏威夷大学、印第安纳大学等大学的出版社竞相推出中国和亚洲文学系列丛书。除此之外，企鹅出版社(Penguin)、维京出版社(Viking

跨入新千年，增强“文化软实力”被确立为国家战略。而要推动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翻译是必经之途。顺应这一时代要求，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研究趋热，莫言获诺奖后更是吸引了大批研究者，成果相当丰硕。纵观研究现状，国内学者对译介与传播的主体（“谁来译”）、策略（“怎么译”）、内容（“译什么”）、出版与传播渠道、目标受众、传播效果以及困境与出路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思考和探究，尤其关注普遍认为收效不理想的国家机构文学外译，同时探讨了国外机构译介中国文学的相对优势。另一方面，国内学界日益重视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模式研究，其关注点呈现出从译介端到出版发行与传播接受端、从考量单一模式（如译者模式、翻译策略模式）到尝试构建综合模式的发展趋势。学者们最初重点探讨哪一种译者模式最有效，包括“西方汉学家模式”“华裔译者模式”“中国本土译者模式”“中西合译模式”等，但译者模式主要关涉“谁来译”“怎么译”“译什么”，一般不涉及项目发起、翻译生产、出版发行、传播接受等过程性行为。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项目实施过程，初步探讨了项目发起人或机构、翻译与编辑方式、出版发行模式及其对译作传播与接受的影响。学界已经认识到中国文学译介与传播是一个依靠网络运作的系统工程，其效果不光取决于译者模式、翻译策略或译本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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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王编审的“文学翻译的全面忠实观”。他同时也指出，这种全面忠实观，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来说都是文学翻译的一种理想，是一种应该不断追求、有可能不断接近但永远无法完全实现的理想。

2021年10月20日，杭城细雨绵绵，带来初冬的凉意。紫金港外院的教室里，却如沐春风。外院师生齐聚一堂，聆听诗歌翻译大家张智中教授风趣幽默的讲座，会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本次讲座由浙江大学翻译学研究所所长郭国良教授主持。

2021年10月13日下午，福州大学“嘉锡学者”特聘教授、全国“宝钢优秀教师”陈小慰教授应邀在浙江大学作“译文话语的翻译修辞批评”专题讲座。讲座由浙江大学翻译学研究所所长郭国良教授主持。

2021年9月29日下午，北京外国语大学王洪涛教授应邀为我院师生带来了一场题为“社会翻译学方法在文学翻译研究中的应用”的专题讲座。讲座由浙江大学翻译学研究所所长郭国良教授主持，现场座无虚席。

40余年来在翻译与翻译研究的道路上对翻译的思考与探索的印迹。

新时代需要新人才，新人才需要新教育。为响应教育部推进新文科建设的号召，呼应全国建设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的要求，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语言与翻译系、浙江大学翻译学研究所，以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一流翻译专业建设为契机，诚邀兄弟院校的广大师生共同研究新时代背景下一流翻译专业建设的相关事宜，积极推动教学模式改革，探讨如何为国家培养符合新时代需求的高端翻译人才。一、论坛主要议题

为吸取兄弟院校翻译专业的办学经验，进一步加强我校国家级一流翻译本科专业建设，提升翻译专业教学水平，2021年6月1日至2日，浙江大学英语-翻译专业基层教学组织、浙江大学翻译学研究所与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联合举办了“浙大外语学院-上外英语学院翻译专业建设研讨会”。本次研讨会包含“专业讲座”、“课程思政示范课”与“专业交流”三项活动，研讨会特别邀请到了原上海外国语大学副校长冯庆华教授、英语学院副院长孙会军教授与翻译系主任肖维青教授，Curt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