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宇 桂勇 | “文科生”是怎样塑造出来的——文理分殊对社会心态的影响 | 热点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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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4月14日，央行《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的工作论文引起舆论广泛关注，除了对中国人口政策的探讨外，文中提出的“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的观点，更是引发了对”文理之争“这一传统话题的讨论热潮。在教育部提倡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文科与理科的关系问题和两者对于人的影响都需要重新认知。
“文科生”是怎样塑造出来的
——文理分殊对社会心态的影响
付宇 |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复旦大学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研究基地助理研究员
桂勇 |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本文刊载于《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2期
原题《文理分殊：专业教育如何影响社会心态》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专业教育已经构成影响青年大学生群体社会心态的重要因素
2018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8.1%，高等教育即将迈入普及化阶段。理解和把握高等教育过程对于青年群体思想观念的影响，不仅关系到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的实现，而且关系到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的实践和嬗变。很多经验研究的结论已经证明，接受高等教育对于青年群体的公平感、幸福感、社会信任等方面均有显著影响。然而，这些研究大多笼统地将高等教育看作影响社会心态的一种结构性因素，忽略了高等教育过程所导致的思想观念分化和社会行为差异。
作为高等教育的“第一课堂”，专业（Academic Major）教育对于大学生群体的意义不言而喻。早期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专业教育除了塑造知识结构、培养专业技能以外，还会对于青年群体的政治社会化产生差异化的影响。晚近的实证研究则进一步揭示了不同专业教育所导致的社会心态差异及其议题呈现。例如，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对于社会问题的归因往往采取一种结构主义的视角，相反，修读工商管理类专业和自然科学类专业的学生，则更愿意采取一种个人主义的归因逻辑。不同专业教育所导致的归因视角的差异同样反映在具体议题的态度取向上。例如，工程技术类专业的学生对于犯罪行为的态度更加严厉，对于司法系统的支持度也更高，而社会科学类专业的学生对于少数族裔和移民的态度更包容，更少呈现出消极刻板印象。这些结论表明，专业教育对于人们价值取向和社会心态的影响不容忽视。这些影响不仅对于青年时期思想观念的形成与转变产生作用，而且可能延续数十年时间。
甘贝塔与海尔托格的《“圣战”工程师——暴力极端主义与教育的意外关联》一书将这一讨论带入了更广阔的视野。定量研究表明，相当一部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具有工程技术类专业的高等教育背景，这一比例相较于一般公众高出了足足14倍。但进一步的研究否定了“专业技能假设”，在专业技术要求程度不同的岗位上，工科生的比例并没有呈现出显著的差异。通过对超过4000份个人传记的研究，他们提出工科教育的思维方式（比如非黑即白、追求秩序和等级、过度简化），是导致这一群体拥抱极端主义的重要机制。国内学者很早开始关注专业教育对于社会心态的影响。然而，研究者大多只是将专业背景作为影响社会心态的结构变量之一，或者是将特定专业（比如理工科）作为一个群体类型描述其思想观念，鲜有研究者尝试围绕不同类型的专业教育导致了怎样差异化的社会心态作出全景式的描绘，对于其背后的动力机制更是语焉不详。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一些媒体报道也开始关注专业教育对于社会态度和思想观念的影响，只是难免落入左右翼二元对立的窠臼（比如理科生更“反美”、文科生更左翼）。
那么，在转型期中国社会的语境下，不同专业背景的大学生群体在社会心态方面究竟呈现出怎样的差异？这些差异如何通过具体的社会议题加以呈现？不同专业教育背后的动力机制应该如何归纳？差异化的动力机制又是如何影响青年群体社会心态的形成与演化？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关系到我们对于青年群体社会心态的把握，而且影响着未来中国社会主流群体的社会心态变迁。
文理分科二元对立
不同的专业教育导致了怎样的社会心态差异
本文尝试使用的数据来自复旦大学社会治理中心、上海开放大学信息安全与社会管理创新实验室联合发布的“中国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2017）”，主要采用“地区－大学－学生”三阶段随机抽样的方式，从华东、华北、华中、华南、西南、西北、东北等区域不同层次的高校中抽取大学生样本，覆盖了全国范围内42所高校的6759名在校大学生，涵盖了社会心态的多个维度，便于我们全面考察专业教育对于青年群体社会心态的影响。为了克服教育过程中存在的自选择性效应所导致的因果混淆，我们还采用了一种近似田野实验的研究策略。由于“中国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2017）”的执行时间恰好是一年级新生刚刚入学的时间，尚未开始专业课程的学习和培养，因此我们可以将一年级新生看作没有受到专业教育影响的样本，而将高年级老生看作受到了专业教育影响的样本，并在此基础上控制协变量的影响。假如某些特定的社会议题在不同专业类别的一年级新生之间不存在差异，而在高年级老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或者是一年级新生与高年级老生之间呈现出方向相反的差异，则有理由认为这一差异是由于专业教育所导致的。与此同时，为了最大程度凸显不同专业类别之间的社会心态差异，我们将16个一级学科重新编码为“理工科类”和“文科类”，并对集中体现社会心态特点的36道问题进行回归分析，在此过程中均将样本分为一年级新生和高年级老生两个部分，并纳入相同的控制变量。
（一）理工科教育：保守主义、建制主义与政治规避
理工科教育所导致的社会心态特点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即保守主义、建制主义与政治规避。
保守主义集中体现在社会观层面，表现为崇尚个人奋斗、倡导机会公平、推崇精英主义。理工科类专业的高年级学生倾向于将个人成就归功于奋斗，相信努力工作可以实现更好的生活；他们将摆脱贫困看作个体的责任，而非国家或者社会的责任，体现出对于机会公平的倡导和追求。在理工科教育的影响下，这一群体更加认同社会的资源分配（比如权力、财富、教育资源）应该向那些更有才能、对社会贡献更大的精英群体倾斜，而不是平均分配或者向底层群体倾斜。
建制主义则主要集中在政治观层面，表现为支持现行的组织和制度，对于国家的高度认同，以及对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乐观态度。理工科类专业的高年级学生更加信任警察、法院及司法系统，相信遵循政府的政策对国家的发展很重要，也倾向于认为改革开放是当前中国繁荣昌盛的根本原因。这一群体普遍认同“有国才有家”的理念，将国家的繁荣富强与个体生活的幸福联系起来，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持积极乐观的态度，相信中国的积极参与有益于世界的和平与进步。这些既体现出这一群体对于现行组织和制度的支持，也体现出对于国家能力的高度认可。
政治规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低政治效能感、低政治参与。尽管对于现行组织制度高度认可，但是理工科类专业的高年级学生认为自己对于国家面对的重要政治议题缺乏较好的理解，对于政治和政府的了解程度也更低。在政治参与方面，考虑到青年群体的特点，我们重点考察了网络政治参与行为。结果显示，无论是转发政治性内容、与熟人讨论政治议题，还是就争议性话题、群体性事件、网络抗议发表观点，或者是参加在线请愿或公共议题投票，这一群体的参与频率都显著更低。综合上述两方面的结果不难看出，尽管理工科教育提升了青年群体的政治认同，但是这一群体无论在政治效能感方面，还是在政治参与方面，都呈现出明显的政治规避特征。
（二）文科教育：自由主义、浪漫主义与感性驱动
文科教育所导致的社会心态特点同样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即自由主义、浪漫主义与感性驱动。
文科教育所导致的自由主义一方面表现为反对政府管制，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社会观层面的消极自由。修读文科类专业的高年级学生倾向于反对推行网络实名制，反对网络空间管制，特别是对于网络文化产品的审查。这一群体倾向于认为政府的决策实际上被利益集团所绑架，这一点也与前面提到反对政府管制的逻辑相吻合。同时，在文科教育的影响下，这一群体在社会观层面往往采取一种消极自由的态度，倡导个人自由，反对干预个体的生活，希望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在关乎个人自由的争议性话题（例如婚前同居）上也表现出更加开放的态度。
而文科教育所导致的浪漫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平等主义取向，表现为同情弱势群体、倡导结果公平、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文科类专业的高年级学生倾向于认为，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水平不应该有太大的差距，收入的分配也应该尽可能平等；相应地，那些身处困境的弱势群体应该被给予更多的关照和更大的话语权，遵循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应该得到彻底地批判和摒弃。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修读文科类专业的高年级学生会对弱势群体为了生存而违反社会规则的行为（例如“医闹”）持一种同情、宽容的态度。
在这里，感性驱动是相对于理性驱动而言的。这意味着，相较于修读理工科类专业的高年级学生，修读文科类专业的高年级学生往往更愿意相信经验和直觉，对于科学以及与科学相关的争议性话题和专业群体采取一种消极、怀疑的态度。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这一群体往往倾向于反对转基因食品、支持中医，认为一些神秘事物是科学所无法解释的。这种价值取向必然也会影响他们对于专业技术群体的印象，因此我们同样看到，修读文科类专业的高年级学生对于专业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的印象也更加负面。
文科vs理科
专业教育影响大学生社会心态的三重动力机制
专业教育对于青年群体社会心态的影响不仅是一个静态的、截面式的结果，而且渗透在高等教育的动态过程之中。以回归分析的结果为起点，结合质性资料的解读，本文认为，专业教育通过三重动力机制影响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形成，即学科标准化程度与目标－手段效应、学科时间分配对外部信息的挤出/引致效应、学科知识对象对现实的投射效应。上述三重机制与特定的社会心态后果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而是呈现更加复杂的多对多关系。图1展示了专业教育的三重影响机制及其社会心态后果。
（一）学科标准化程度与目标-手段效应
学科标准化程度与目标－手段效应指的是教育的目标与手段之间的联系强弱以及培养过程的标准化程度。强目标－手段效应意味着培养目标与培养手段之间关系清晰且单一，培养过程的标准化程度高，特定培养手段作为专业教育培养目标的充分必要条件；相反，弱目标－手段效应意味着培养目标与培养手段之间关系模糊且多元，培养过程的标准化程度低，特定的培养手段并不总是可以达致培养目标，而实现特定目标的培养手段也往往不止一种。
理工科类专业的培养模式呈现出强目标－手段效应。就像一位修读理工科专业的访谈对象提到的那样，“理工科的特点就是，每一个步骤都很清楚，从本科二年级加入实验室开始，我每天做的每一个实验我都很清楚目的是什么，我也很笃定，只要坚持做这个方向，99%的努力加上1%的运气，最后就一定可以发SCI一区的刊物”（访谈对象A19）。不止一位访谈对象表达出类似的看法，在专业修读的过程中他们大多遵循着上课、做实验、写论文、发论文的培养轨迹。
学校教育是一个建制化的过程，无论学科体系、培养方案，还是评价标准、教学方法，本质上都是一种权威系统。对于那些建制化程度高的专业，学生在专业教育的过程中更有可能将对于知识权威和专家系统的认可，投射到对于现行组织和规则的认可之上。由此，不难理解理工科类专业教育所导致的建制主义取向。进一步，强目标－手段效应带来的确定性和标准化，意味着个体成就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个人奋斗的结果，而非外在的结构性因素或者是运气，这也解释了理工科类高年级学生对于机会公平和个人奋斗的推崇。
相反，文科教育的培养模式则呈现出弱目标－手段效应。有访谈对象表示，自己专业的培养“完全是放养式的，不会像理工科那样有实验室、每天打卡那种，文科老师⋯⋯更多的时候只是给你一个大方向，但是他不会告诉你怎么一步一步达到这个目标”（访谈对象B4）。这种弱目标－手段效应意味着，一方面，文科类教育不存在某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培养模式，知识生产的过程也通常是个性化的、去权威化的，由此导致的自由主义取向也就顺理成章。另一方面，文科类专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大多是价值取向的，培养手段往往难以还原成为可测量、可评估的组成部分，这使得文科类专业不得不转向一种整体性的、以结果为导向的培养模式，构成了以结果公平为主要表现的浪漫主义取向的重要来源。
（二）学科时间分配对外部信息的挤出/引致效应
这里的挤出/引致效应借用了经济学刻画政府投资对于私人投资影响的一组概念。对外部信息的挤出效应意味着，学科培养客观上占据大量时间，且知识生产相对独立于外部生活世界的信息和经验，因此投入在专业学习上的时间、精力越多，对于外部信息的了解越少。相反，对外部信息的引致效应则意味着，学科培养过程中有相当比例自由支配的时间，而且知识生产的过程本身也需要投入时间了解和体验外部生活世界，因此投入在专业学习上的时间、精力越多，对于外部信息的了解也越多。
理工科类专业教育对于外部信息获取的影响以挤出效应为主。对于修读理工科类专业的学生而言，一旦开始进入专业学习的阶段，势必会挤占了解专业以外信息的时间和精力。就像我们的访谈对象所提到的那样，“每个人的时间都只有24个小时，我们所谓的‘勤奋’，其实就是别人用来刷微博、朋友圈的时间，我们都在做实验而已”（访谈对象A2）。一方面，理工科类专业教育的挤出效应客观上制约了学生对于政治和社会议题的了解程度，使得这一群体缺乏参与政治讨论的信息储备，导致了低政治效能感和低网络政治参与的现象；另一方面，这种挤出效应又反过来强化了理工科类专业作为研究范畴的相对独立性——“不管外面怎么热闹， 我就在象牙塔里面安心研究我的分子结构”（访谈对象A5）。而这种相对独立性还意味着“大家都是差不多同一起跑线，你能做的方向我也能做，最后拼的就是谁更努力”（访谈对象A11）。这一群体对于机会公平和个人奋斗的推崇，反映在社会心态层面即表现为社会观层面的保守主义。
相反，文科类专业教育对于外部信息获取的影响则以引致效应为主。文科类专业的知识生产嵌入在日常世界的经验感知过程之中，这意味着“对于文科学习而言，大量阅读是基础，经典文献要读，时事热点也要读，甚至是娱乐新闻也要读。以前很多人觉得刷微博是消遣，是浪费时间，但是这几年也开始有人做粉丝和‘饭圈文化’的研究⋯⋯所以，确实很难定义哪些信息是‘有用’的，哪些是‘没用’的，最好的办法就多读、多看、多思考”（访谈对象B1）。文科类专业教育的培养过程凸显了个体经验对于知识生产的重要性，而这种对于个体经验的强调在社会心态层面则表现为将感性、直觉、常识置于优先的感性驱动取向。与此同时，文科类专业教育的引致效应与网络社会的网络互联逻辑有异曲同工之处，都代表了一种对于信息流动“乌托邦”的憧憬，因此我们不难理解文科类专业学生为何不赞同互联网管制。这种信息流层面的乌托邦情绪还会投射到更广阔的社会议题上，导致这一群体对于自由主义（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个体层面）的认可。
（三）学科知识对象对现实的投射效应
学科知识对象对现实的投射效应指的是专业学习内容投射到现实社会议题的能力。对于那些投射效应强的专业类别而言，专业学习的内容往往与现实社会议题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结，学科的问题意识和经典理论既来自于现实，又落脚于现实。而对于那些投射效应弱的专业类别而言，专业学习的内容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通常是脱域的。尽管从学术史的角度而言，前者难免受到后者的影响，但是，这一类学科/专业在总体上还是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状态，其问题意识和经典理论通常并不来自日常经验，而是来自抽象的概念和假设，或者是在肉眼无法识别的尺度上进行的观察和研究。
理工科类专业教育呈现出明显的弱投射效应，这一机制在社会心态层面表现为政治规避和建制主义。理工科类专业高年级学生的低政治效能、低政治参与，很大程度上来自专业学习内容的弱投射效应。“虽然是念了几年大学，但是我觉得自己对于很多社会问题的认识比之前也没有更深的理解⋯⋯理工科的生活确实是比较简单的，每天基本就是三点一线。”（访谈对象A19）这种弱投射效应客观上限制了理工科类专业学生参与政治讨论的意愿和能力，在社会心态层面呈现出政治规避的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理工科类专业教育的弱投射效应一方面制约了这一群体参与非专业领域讨论，另一方面强化了他们对于专业主义和专家系统的尊重。这种尊重既是在学术范围以内的——“特别是到了高年级做论文，一个寝室四个人都很难说完全能够听得懂对方的研究方向，更不要说不是学这个（专业）的人”（访谈对象A7）；也是在学术范围以外的——“我觉得还是术业有专攻吧，很多政策可行性的论证也是很专业的，我们未必懂，一定要评论点什么也没意思”（访谈对象A11）。就像一位修读数学专业的访谈对象所总结的那样，理工科类学生的“两耳不闻窗外事”并不是真的不关心时事热点，而是相信“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种对于专业主义和专家系统的尊重，本质上是对于现代社会专业分工体系和知识权威的接受，在社会心态层面最终落脚为建制主义取向。
相反，文科类专业教育呈现出明显的强投射效应，这一机制在社会心态层面表现为感性驱动和浪漫主义。一方面，这种强投射效应意味着文科类专业的学生有着强烈的意愿和能力，将专业学习的内容投射到日常生活世界的现实社会议题之上。“我们每天在课堂上学的这些理论，就是几十年前、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的社会热点，对于我来说，用我学的这些理论去解释社会现实，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事情。”（访谈对象B6）另一方面，这种强投射效应也在事实上模糊了专业的边界，一位修读经济学的访谈对象忍不住感慨，“经济学教授似乎特别喜欢‘跨界’，没有什么话题是经济学家不能评论的”（访谈对象B9）。“跨界”的背后意味着大多数社会议题并不在自身专业领域涵盖的范围之内，而对于这些专业外的议题，“更多的应该诉诸一个知识分子的‘常识’，不然也不会有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了”（访谈对象B1）。这种诉诸常识的价值取向在社会心态层面也表现为感性驱动。
进一步，文科类专业教育的强投射效应往往并不会由于议题的专业程度而削弱，专业学习所提供的理论视角仿佛是一把可以打开所有门的钥匙——“有一些人可能觉得（转基因）这个事情很专业，我不懂，所以我就不说什么，但其实你还是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解读，比如说知情权，比如说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访谈对象B8）。这种“戴着理论眼镜”的观察方式事实上填平了自身知识结构与特定专业议题之间的“知识鸿沟”，将特定领域的专家系统与非专业群体拉回到同一起跑线上，价值合理性（而非建立在特定头衔、职称之上的工具合理性）成为唯一的判断标准，每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理论视角，而何者更加具有价值合理性就成为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这种价值取向在社会心态层面突出表现为平等主义和结果公平，最终指向文科类专业教育所导致的浪漫主义。
专业背景：作为影响社会心态的一种动力机制
（一）社会心态特定的研究陷阱：作别收入决定论
高等教育对于社会心态的影响并不总是通过收入/收入预期作为中介变量实现的，社会心态自身有其特定的结构以及形成的动力机制。围绕着教育程度如何影响社会心态的很多实证研究，尽管落脚点不同，却无一例外地将收入/收入预期作为解释其影响机制的重要（大多数时候是唯一的）中介变量。诚然，收入/收入预期的影响不容忽视，但是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对于社会心态的作用归结为收入（即教育回报），难免落入“收入决定论”的陷阱。事实上，社会心态有其自身的结构和层次，形成的过程又受到多种动力机制的影响。本文对于专业教育的研究表明，在大学生群体社会心态形成的过程中，专业教育的影响不容忽视，而且，这种影响还会因为专业特点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社会心态后果。
作为高等教育过程中最重要的差异之一，“专业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特定青年群体获取信息的内容、加工信息的过程和解读信息的视角。因此，专业教育并非只是通过收入/收入预期影响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而是作为一种动力机制作用于社会心态的结构。很多经验研究已经证明，青年时期（特别是高等教育阶段）的社会心态可能在未来数十年的时间里持续产生影响。因此，无论是对于高等教育还是社会心态的研究，专业背景都被视作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教育回报
（二）社会心态的认知误区：左右翼连续统思维的局限性
值得注意的是，将不同专业类别之间的社会心态差异与分化强行纳入左右翼的连续统之中，并不符合青年群体的实际情况，也无助于正确认识和把握青年群体社会心态。本文的研究表明，我们很难用一组彼此对立但又内部统一的概念去刻画文科和理工科之间的差异。例如，理工科类专业教育所导致的保守主义、建制主义与政治规避三者之间看似彼此矛盾：强调个人奋斗的保守主义似乎必然推演出对于“小政府、大社会”的推崇，为什么又会与高度认同现行组织制度、高度认同国家的建制主义同时存在于这一群体身上呢？我们又应该如何解释，理工科类在对于国家表现出高度认同的同时，却呈现出低政治效能、低政治参与的微观结果呢？这些表面看似矛盾的心态面向，恰恰真实反映了青年群体的真实心态。“社会观层面的保守主义”与“政治观层面的建制主义”在访谈对象中并不鲜见，而态度层面的建制主义与行为层面的政治规避也可以通过专业教育的投射效应得到解释。有研究已经注意到连续统模型对于理解和把握社会思潮与社会心态存在的局限性，本文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结论。因此，围绕社会心态（特别是青年群体的社会心态）的经验研究应该谨慎地采用左右翼连续统模型，转而采取一种更加实质主义的方法论，力求在描绘和勾勒目标群体真实社会心态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类型学归纳。
（三）如何应对专业教育导致的社会心态分化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面临着一系列撕裂舆论场主流话语的挑战，贫富、城乡、代际等因素所导致的社会心态分化随时可能引爆一轮又一轮的喧嚣与争议，最终将戕害整个社会来之不易的共识价值。
伴随着高等教育迈向普及化阶段，青年大学生群体的思想观念关系到未来主流社会心态的实践和嬗变。因此，我们要谨慎看待专业教育所导致的社会心态分化，专业背景及其背后在获取、加工和解读信息过程中的不同视角，不应该成为又一个割裂主流社会舆论的挑战。我们尤其要避免人为凸显专业教育过程中，由于学科标准化程度与目标－手段效应、学科时间分配对外部信息的挤出/引致效应、学科知识对象对现实的投射效应等动力机制所导致的不同群体对待特定议题时呈现出的差异化态度，否则势必导致社会舆论在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政治冷漠与政治亢进之间来回摇摆，导致温和派多数群体的话语落入“沉默的螺旋”陷阱，最终造成决策空间的进一步挤压。
基于此，在高等教育过程中以下三个方面应该予以高度重视：第一，结合不同学科/专业的社会心态特点，有针对性地将价值观教育纳入“第一课堂”的教学中去，做到因材施教、有的放矢。第二，跳脱“专才”与“通才”的学术辩论，从塑造良好社会心态的现实意义上认识在高等教育过程中开展通识教育的重要性，强调通识教育对于青年大学生群体建构批判性思维与反思性实践的价值。第三，重视高校“第二课堂”与“第一课堂”联动育人的培养机制，鼓励青年大学生积极投身到社会实践、志愿公益、创新创业等活动中去，以人本主义的“全人教育”理念驱动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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