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凤亮 | 问题的关键不是“文科生太多”，而是要变“旧文科”为“新文科” | 新文科建设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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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4月14日，央行《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的工作论文引起舆论广泛关注，除了对中国人口政策的探讨外，文中提出的“东南亚国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的观点，更是引发了对”文理之争“这一传统话题的讨论热潮。在教育部提倡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文科与理科的关系问题和两者对于人的影响都需要重新认知。《探索与争鸣》2020年起即关注新文科建设，并于2020年第1期推出了”新文科之新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转型“圆桌会议。值此之际，本公众号特选出本组圆桌部分文章，供读者思考。

问题的关键不是“文科生太多”，而是要变“旧文科”为“新文科”

李凤亮 | 南方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人文中心讲席教授，

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0年第1期

原题《新文科：定义·定位·定向》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

李凤亮教授

不断明确的定义

“新文科”概念的出现，源于新形势下对传统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反思。较长时期以来，高等教育界强调学科建设的稳定性、规范性、传承性，对其发展性、突破性、创新性重视不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全国教育大会、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都强调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根本变革，强调适应国际局势、国内形势、产业趋势、学科态势而对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做出战略性调整与根本性变革。2019年8月26日，教育部召开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基本情况年度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要通过大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推动形成覆盖全部学科门类的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专业集群。创新决胜未来，改革关乎国运。为主动拥抱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遇与挑战，下好“先手棋”，必须发展“四新”：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在率先提出“新工科”之后，“新文科”的讨论与推进也提上议事日程。按照笔者的理解，新文科至少可以从三个角度进行解读。

一是范围的不同，即存在着“狭义文科”与“广义文科”的不同理解。“狭义文科”更多是指文史哲等人文科学，“广义文科”则是指“人文社会科学”（或称“哲学社会科学”），即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称。其中，人文科学主要研究人的观念、精神、情感和价值，社会科学主要研究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按照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除了理学、工学、农学和医学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艺术学等学科门类基本上都可纳入“文科”范畴。从这个意义上讲，“新文科”的范围较之“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要更加广泛，坊间讨论的“新商科”事实上也包含在广义的“新文科”之内。

二是指向的差异。“新文科”主要是强调文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对新时代新形势的适应与对接，这也是我国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的目标所在。

三是模式的区别。新文科意在通过突破传统学科的自我设限，加强学科的融合与创新，提升高等教育支撑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能力。事实上，新文科建设是一场全球性教育改革运动。美国希拉姆学院就旗帜鲜明地提出“新文科”的教育理念。2017年10月开始，希拉姆学院对培养方案进行全面修订，对29个专业进行重组，即把新技术融入哲学、文学、语言等诸如此类的课程中，为学生提供综合性的跨学科学习。在王铭玉、张涛看来，新文科是相对于传统文科而言的，是以全球新科技革命、新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背景，突破传统文科的思维模式，以继承与创新、交叉与融合、协同与共享为主要途径，促进多学科交叉与深度融合，推动传统文科的更新升级，从以学科为导向转向以需求为导向，从专业分割转向交叉融合，从适应服务转向支撑引领。

重新出发的定位

教育部门在推出新文科建设方案时特别强调，加强新文科建设，要把握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要求，培育新时代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新文化，培养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家，推动哲学社会科学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交叉融合，形成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学派。事实上，“求新图变”正是新文科提出与推进的基本方略，而这一方略的形成，与人文社会科学面临的形势变化密切相关。在笔者看来，经过长期发展，人文社会科学正日益呈现“对策化、跨界化、技术化、国际化”的趋势。

“对策化”是指人文社会科学在重视知识传承与创新的同时，日益强化其咨询服务功能，即“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跨界化”是指人文社会科学日益突破原有的学科局限与知识领域，以解决问题为旨归，不断尝试文科与理科、工科、医科、农科等“大科际”的跨越以及不同文科内部“小科际”的融合渗透，不断强调文科与新的科学进展、技术创新的结合，不断推进文科建设的模式变革与途径创新。“技术化”是指文科正突破传统意义上“一支笔、一本书、一张嘴”的单一模式，强调数据采集与分析、人工智能算法、新媒介传播、虚拟交互等研究、传播与教学模式的使用，以新技术支撑新文科的创新，体现出文科建设与技术支撑的深度结合。“国际化”是指在重视意识形态安全的前提下，文科建设日益呼唤跨国跨境协作，日益重视在全球交互中共享知识资源、共创思想成果，形成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一方面，深化文化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努力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人文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大力推动中国学术“走出去”“走进去”，充分发挥人文社会科学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的作用，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共识。

因此，“积极应变”成为新文科建设的基本出发点，成为人文社会科学找寻新的时代方位的重要策略。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曾这样分析：从世界来看，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呼唤新文科建设；从中国来看，新时代呼唤新文科建设；从教育来看，新方针呼唤新文科建设；从方位来看，世界舞台全球格局呼唤新文科建设。这一分析已深刻呈现了文科改革的急迫性与基本方向。毋庸讳言，前些年部分高校对人文社科类课程重视不够，存在课时不足、被边缘化的现象，这既受到教育功利化理念的影响，也与人文社科类课程教学功能定位不明确、专业设置雷同、特色不明显、学生创新能力弱、回应和解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力有很大关系。人文社科只有不断明确“学科自觉”、克服“自身虚弱”，才能开辟出新的创新空间。笔者认为，新文科的“新定位”，可从强化硬通识、催生新思想、体现新担当着手。

首先，应强化硬通识。传统的文科教育，除了培养专业技能，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强化通识教育，夯实学生的人文之基。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一些通识课观念陈旧、知识老套、新意不足，常常沦为缺少知识含量的“水课”，成为学生不费力气混学分的地方。新文科应在重视专业技能培养的同时，进一步强化通识功能，成为“课程育人”的重要载体。因此，创新培养理念、改革教学内容、大力推出“金课”、强化“硬核”能力，便成为新文科未来重要的发力点之一。

其次，应催生新思想。文科教育不仅要重视知识传授，更要成为思想创生的主要平台。新文科应着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引导学生“求真”“向善”“寻美”，形成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树立对自身、社会、他人的正确认知，处理好与自然界、社会群体的关系，确立正确的生态观、社会观、历史观、国家观、全球观、未来观，以积极的独立思考和独特的思想发现，构建立身处世之本及贡献社会之基。

最后，要体现新担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中国知识分子素有“经世济用”的传统担当。在当今全球形势日益复杂，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前沿化、文化跨国化的背景下，新文科应积极承担供给思想、输出对策、资政育人的新使命，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上发声出力，以智力之为体现时代担当，才能拥有新的有价值的历史方位。

期待务实的定向

2019年被认为是“新文科建设元年”，一系列战略部署刚刚破题，诸多举措有待持续实施方可见效。笔者认为，在新文科建设的诸多路向和举措中，以下几点显得十分重要和急迫。

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小到学科建设，大到教育发展，其根本目的是促进人的完善与提升。新文科建设的首要指向，应是因应时代发展要求，重塑“新人文精神”。应该说，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已经向人类提出了一系列挑战和质疑：科学技术的单向突破是否有益于人类进步？人工智能时代人的本质能量如何显现？基因技术发展与应用如何尊重人的尊严与社会正义？大数据与区块链技术应用中如何保护人的隐私？科技哲学发展可否助推新的科技伦理形成？一系列问题正扑面而来，需要新文科作出有效的正面回答。

二是突出跨界融合。人类知识与技术的产出进入了新时代，交叉、融合、渗透、创新成为新的方式与特征。这种融合当然不应是“为融合而融合”，而应是着眼于发现和解决问题，致力于创新和突破。事实上，近年来从教育主管部门到高校科研院所，从学术组织到学者个人，都在积极探索从“学科导向”到“问题导向”的思路调适。一批着眼国计民生、需要多学科联动才能解决的社科重大项目应运而生。在人才培养的改革上，许多高校也大力探索“完全学分制”及打破学科专业边界的“创新班”“试验班”培养模式，推动创新人才培育。接下来，应进一步解放思想，以社会需求与科技进步的新趋势，倒逼文科拔尖人才培养改革与通识教育创新，努力探索跨界复合型的新文科发展道路。

三是强化实践导向。新文科建设重在强调实效。应克服传统文科偏软、偏散的弊病，突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教育同新的科技变革、社会实践的深入结合，突出与未来世界的无缝对接，强化文科的实践导向。比如对新的全球化背景下大国关系构建的建议，对新经济模式、新产业形态的发现，对互联网环境下新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探索，对新技术条件下科幻产业的预测，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后科技伦理的重新思索……这些事关国计民生、人类未来的重要命题，应及时予以追踪性、引领性研究，以有效的思想作为体现新文科的时代担当。

四是探索范式创新。必须认识到，新文科建设有着崭新的历史背景与技术语境，同时也面临着人类知识生产与学科重构的新挑战。新文科建设应正视这些背景和挑战，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求新图变的精神，不断探索和尝试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范式创新”。比如，能否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专业和学科设置的方式，紧贴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前沿设立新的专业学科方向？能否取消传统的课程设置，师生共同创造“问题解决式”的新型课程？能否突破现有研究和教学中的专业限制、国别限制，走向真正的跨界融合培养？能否突破传统的象牙塔自体循环，将社会、企业中的智力资源更多引入大学？能否突破既往的评价模式，以前瞻性、引领性、突破性作为成果评价的重要尺度？这些都是新文科建设需要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也应成为人文社会科学范式转型的主要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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