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玉芳｜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 读懂孩子与走出中国式育儿悖论｜找回童年——破解“育儿焦虑”难题圆桌会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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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

读懂孩子与走出中国式育儿悖论

边玉芳｜北京师范大学儿童家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本文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5期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边玉芳

目前，育儿焦虑正在一点点压垮中国父母。尤其是在竞争激烈的大城市，教育竞争越来越呈现“低龄化”趋势。在北京，据说“海淀妈妈”“顺义妈妈”如果没给孩子报班，都不好意思和别人打招呼。从学区房、辅导班到作业题，无不充斥着“再不孩子就被落下了”“别人家孩子有的我家孩子也要有”的育儿焦虑。

引起育儿焦虑的原因很多，家长不了解孩子的成长规律、发展特点，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笔者想强调的观点是，家长只有读懂孩子、用科学的方法教育孩子，才能使孩子全面健康快乐成长，同时也才可能有效缓解育儿焦虑。

一个悖论：焦虑的父母与 “四无”的孩子

当前，两点基本共识是：我国父母普遍存在育儿焦虑，与此同时，儿童青少年的心理状况堪忧。

一方面，近年来“家长镜头前怒退家长群”“因无暇回复群信息家长在家长会上痛哭”等新闻，充分体现了我国父母当前的育儿焦虑。古语曰，“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是说天下之大爱就是父母对于孩子的那种爱，他们为孩子的长远发展而考虑。正是由于我国父母在传统观念下对教养子女的责任和爱，想给孩子最好的教育资源，不希望在孩子教育上留有遗憾，这些心理在不正确的育儿竞争环境下就转化成了育儿焦虑。

另一方面，在中国家长的这种育儿焦虑下，成长的并不是一群满足了家长教养期望、健康幸福的孩子，而是一代被焦虑和“内卷”裹挟着的心理健康问题凸显的孩子。前不久，新华社的一篇文章指出，青少年正在遭遇一场“四无”心理风暴。什么是“四无孩子”呢？他们学习无动力，认为考上名牌大学只是为了满足家人和社会的期待；对真实世界无兴趣，断网就闹自残和自杀；社交无能力，宁愿和人工智能社交也不愿面对面社交；生命无价值感，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感而心灵枯竭。尤其是在人工智能时代，尽管技术的变革改变了孩子学习和社交的方式，但也给家庭教育带来了挑战。技术可能带来知识和信息，但是无法替代人类的情感和关系；人机的互动也无法替代现实世界的交往。尤其是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亲子冲突问题凸显，孩子负面情绪不断积累，不乏自残、自杀等极端事件。

一边是焦虑的父母，一边却是“四无孩子”，这样的悖论不禁让人反思：为什么我们的家长这样爱孩子，对孩子的教育如此关切，却换不来健康幸福的孩子？

殊不知，当我们的父母过于关注孩子，甚至达到育儿焦虑程度的时候，不仅会让家长自身不堪重负，这种焦虑情绪也会转化到孩子身上。加上父母不正确的育儿方法，孩子感受到来自父母的高期望、高压力。其结果就是或带来孩子的反叛、离家出走等外在的行为问题，或带来孩子的抑郁、焦虑等内在的心理问题。

爱孩子不等于懂孩子：育儿焦虑的本质

为什么会有这种育儿焦虑呢？笔者认为，本质上是中国父母“爱孩子而不懂孩子”，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缺乏节制感和踏实感，常常没有科学理性，有时甚至缺乏常识，不了解孩子的成长规律，不知道孩子的成长需求，也没有正确的儿童观。

第一，很多家长缺乏有关儿童发展的科学常识，并不了解孩子的成长规律。

儿童青少年发展的先天因素和后天因素的关系是怎样的？如何理解孩子的学习发展阶段和特点？对于孩子的发展来说，哪些是保护性因素，哪些是风险性因素？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可以让家长更了解自己的孩子，认识到儿童发展并不是“急功近利”可以实现的，认识到自己的教养行为对孩子发展可能造成的结果。家长对儿童必要的成长规律和家庭教育知识的掌握，可以很大程度地缓解育儿焦虑。

比如，我们常常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但究竟“起跑线”在哪里？很多家长说3 岁开始就要开发孩子的大脑，比如报一些左右脑开发的培训班等。但0~6 岁的孩子究竟需要学习什么？不同能力培养的“敏感期”在哪里？如果不了解这些成长规律，那么家长做的很多事情都是事倍功半的。心理学、脑科学的大量研究都发现，对于0~6 岁的孩子，关键要注意保护他们的想象力和好奇心，在游戏中培养基本的能力，学会养成一些好习惯等。而过早让孩子刻意学习数学、英语等知识，是有违孩子的发展规律的，甚至会对教育起反作用，造成孩子的厌学心理。

而说到青春期，我国大多数家长和教师想到更多的可能就是“叛逆”。但欧洲一些国家的家长可能更多想到的是改变、友谊、同一性、探索等。这其实是因为很多家长并不了解青春期孩子的生理、心理的变化特点导致的。我们常把青春期比作“暴风骤雨”的时期，用来描述青春期的孩子情绪不稳定，容易和父母发生亲子冲突。这不仅仅是家庭教育的问题，其实也与青春期孩子的大脑发育变化、激素水平变化等息息相关。如果家长不明白这些变化特点，就会觉得“孩子就是来气我的”“管不了孩子了”，进而会采取更加严苛的控制行为，这也导致了青春期很多悲剧的发生。

第二，很多家长并不了解孩子行为背后的动机，没有真正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只看到了孩子表现出的行为，而不了解孩子的内心需求。

根据心理学研究者Deci 和Ryan 提出的“基本心理需要”的理论，个体有三个基本的心理需要：可以自我决定的自主需要，认为自己可以达到某个水平的胜任需要，以及与他人建立情感联系的关系需要。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理论去了解孩子行为背后的动机。

比如，目前因为信息化和现代化带来时代性问题——儿童青少年的网络游戏成瘾问题。很多家长对于孩子沉迷网络游戏表示无法理解，甚至会通过拔网线、摔手机等极端的方式应对，但孩子还是会想尽办法去玩游戏。这看似是一个行为问题，但其实是儿童青少年内心没有得到满足的体现。当孩子在学校和学习上没有成就感的时候，当孩子在现实世界里没有相互支持的朋友的时候，当孩子一味接受着老师和家长的安排的时候，网络游戏给了他们一个出口，一个可以让他们自己做主、交到朋友、体验胜利快感的世界，可以让他们消解现实世界很大部分的苦恼和消极情绪。而当现实问题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孩子也可能就不会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虚拟的网络世界里了。

第三，我国的很多家长没有正确的儿童观，不能够很好地去看待孩子与自己的关系。

纪伯伦有首题为《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的诗，阐述了父母和孩子应该有的关系：“他们通过你来到这世界，却非因你而来，他们在你身边，却并不属于你”。而一项中外文化比较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母亲更加认同“孩子是我的成绩单”，将自己的个人价值更多与孩子联系在一起，而与此相关的就是，中国母亲对孩子更多会采取控制性的教养行为，如采取监控、限制等。还有很多家长把孩子看作自己梦想的延续，把自己未完成的梦想强加到孩子的身上，不允许孩子有自己的想法。

审视中国家长的育儿观，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育儿焦虑都来源于家长本身对于孩子的偏执看法和一些不合理的认知。

开启家校社协同育人新局面与构建新时代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

当前我国父母的育儿焦虑绝不是一个个例，而已经成为全社会普遍存在的“教育焦虑”难题。那么如何破解这个难题，帮助家长读懂孩子走出育儿焦虑呢？

首要任务是需要让家长接受科学的家庭教育指导，提高家长的家庭教育水平。近些年来党和国家也非常重视家长家庭教育能力和水平的提升这一问题，对于相关工作也作出了一定的部署。家庭教育的本质是生活教育，只有家长先回归科学与理性，家庭教育才可能回归美好生活，通过家庭的日常生活，在与孩子的点点滴滴互动中让孩子获得长足发展。具体来说：

（一）开启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新局面

李克强总理在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这其实是要在家校合作的基础上，开启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新局面。比如在提高家长家庭教育水平方面，全国各地建设的家长学校，无论是实体还是网络上的家长学校，都在科学地进行家庭教育知识的普及，对于家庭教育技巧的传授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而在如何系统开展家校社协同育人工作，发挥其对家庭教育的重要作用层面，仍有待进一步明确。

首先，学校、家庭、社会要树立科学的育人价值导向。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根本目标是要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环境，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而不只是培养学生的文化素养。在学生的文化素养之外，尤其要更加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问题，真正培养“健康幸福的孩子”。

与此同时，要厘清学校、家庭、社会在协同育人中的作用。家庭教育是基础，是儿童青少年思想品德养成的第一课堂；学校教育是主体，是学生知识技能学习和综合素质养成的重要场所；社会教育是支撑，是学生锻炼实践能力、开阔视野的平台。尤其是要发挥家庭教育中生活教育的职能，回归到孩子品德与人格养成的重要任务上来，通过家庭日常生活为孩子营造温暖平和的家庭氛围，培养孩子良好的人格、心理品质和道德素养，而不能使家庭成为另一个学校。

其次，要建立起协同育人的一套工作机制和体系。家校社协同育人的高效运行需要一套各司其职的工作机制。比如，政府要把家校社协同育人工作纳入职责范围，强化顶层设计，加大资源和经费的投入；厘清学校、家长和社会的各自权责，建立家校冲突的问题调解处理机制，健全社区的公共教育服务功能等；将家庭指导服务体系、课外托管服务体系、0~3 岁托育和护理照料体系、边远农村地区和特殊群体的关爱体系等进行进一步整合等。

（二）构建新时代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

家庭教育是影响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追求的公共事务。以提升和改善家长教育行为为目的的科学的家庭教育指导，以及对应的一套系统的支持体系，是非常必要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已指出，要构建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这既是健全我国公共服务制度的需要，也是促进我国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如何在新时代构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其实还是一个尚未研究透彻的难题。结合当前我国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存在的一些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几个重点的构建策略。

首先，要立足于我国实际国情和社会发展的趋势。我国家长目前普遍存在的“育儿焦虑”既与传统文化下父母角色的特点有关，也与目前我国的社会发展阶段有关，是我国特有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文化特点产生的独特问题。所以，构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要高度重视我国的文化特点、不同地区的发展阶段和现实状况。比如，要积极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心理学和家庭教育的基础研究，尤其是要加强具有我国特色的“留守儿童”问题、“二胎时代”问题、“隔代抚养”问题等的研究。

同时，也要兼顾社会发展带来的新趋势和新机遇，比如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的当下，利用“互联网+”等科技手段探索信息化、精准化的服务模式。我们应该紧密结合疫情常态化背景下家庭教育的发展需求和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发展趋势，通过整合全国优质的家庭教育指导资源，一方面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规模和效率；另一方面提高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精准性。通过促进家庭教育资源的多样化供给，将资源和需求进行更好的对接。

其次，要响应国家政策的要求，吸收多学科科学理论成果。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要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现代化的目标为原则和方向。比如，要站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惠及每一个家庭，以期实现普惠性的目标；还要具有民生保障基本的兜底性，对于特殊儿童和特殊家庭等弱势家庭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加以保障。

此外，家庭教育不仅仅涉及心理学，还涉及教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因此，在构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时，要吸收多学科理论，奠定坚实的科学理论基础，将孩子的健康幸福与教育发展、卫生健康等紧密联系在一起。

再次，要进一步打造满足不同需求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模式。如上所述的大城市，像北京、上海等家庭教育的“内卷化”问题，这其实是不利于教育公平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兜底工作。因此，要进一步对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对象进行分层，比如区分城乡家庭、不同处境家庭、单亲家庭等，进行兼顾全面、重点突出的有针对性的家庭教育指导。

最后，要发展出一套明确和规范的管理机制来保证体系的高效运行。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构建中，政府起着关键作用和主导作用。没有一套明确的管理体制和机制，体系的运行就可能会受到阻碍。在这个基础上，统筹管理，划分权责，以及制定和落实相应政策法规，对于体系的真正落地和高效运行都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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