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昌明、赵敏｜全球化的新部落主义转向：特征、动因及影响 | 重识中国与世界（四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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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新部落主义转向：特征、动因及影响
刘昌明｜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赵敏｜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7期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20世纪后期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不但加速了商品、资本、技术和人员等要素的跨国性、全球性流动，而且推动着人类社会向着世界经济政治关系一体化的格局演进。但是,全球化并不总是单向线性地发展，从其诞生以来，全球化就是一个包含集中化与分散化两种对立趋势的矛盾统一体。当前，全球化就处于这样一种分化、裂解的低谷态势。这首先表现在世界经济领域，一些国家基于地理因素、经济利益和文化相近等原因而结成“区块”，形成了以北美、欧洲和中国（或RCEP）为核心的生产、消费和贸易领域三足鼎立格局，导致经济全球化正在“区块化”的基础上重组，从而呈现走弱的全球化和走强的区域化两种形态共存的局面。分化、裂解全球化的始作俑者是近年来掀起反全球化思潮、实施逆全球化政策的西方国家，以美国主导的俱乐部式全球化为主要形式。而在世界政治领域，西方以泛政治化和泛安全化等为联系纽带结成各种价值观联盟。世界政治的阵营化、集团化连同经济的“区块化”一道，正全面解构着全球一体化发展态势。
本文以源自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新部落主义和部落化等概念范畴作为描述当前全球化特征与发展态势的一个视角。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马费索利早在1980年代就提出了上述概念，用以描述后现代社会中人们基于各种非理性纽带而从原子化的个体主义转向以具有某种共同体性质的新部落主义的行动方式。大规模的、一体化的国内社会因此被解构为部落化的社会。其中，非理性纽带包括性的、文化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具有排外性质的情感和感性纽带。之所以使用部落一词而非社群或群组，就是为了强调部落的去个体化和对各种非理性因素的超越。新部落主义社会理论明确了后现代部落化社会的三个主要特征：一是社会行动主体的行动方式从原子化的个体主义转为结成小圈子的部落主义，忠诚于部落并在部落界定的范畴内抱团取暖、一致行动；二是部落的多元化分立解构了一体化的大规模社会；三是部落化社会的结成主要依赖于各种非理性纽带，包括诸如文化、兴趣、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后来，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研究者发展和运用这一理论来分析当代社会现象和国际政治。弗朗西斯·福山近年来以源自古希腊《理想国》中的“激情”一词来理解当代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的新部落主义碎片化现象，鲜明地指出了后现代社会人们结成族群的重要纽带是非理性的激情。福山认为，不论是贵族阶层所持有的、超越为自身谋取福利最大化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激情，还是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为追求平等承认而产生的平等激情，都基于渴望得到社会承认、获得尊严而借助各种非理性的纽带如性认同、族裔认同、价值观认同等结成非理性的后现代部落，进而催生出身份政治。中国学者刘瑜在福山《身份政治》导读中敏锐地指出，作为对超级全球化的文化反弹，当代社会行动主体即“自我”越来越具有“集体”的面目，诉诸以传统之盔甲而抵御自我之流失。这一分析深刻揭示了新部落主义社会的行动主体的嬗变。
鉴于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的紧密联系和互动，国内社会的演化不可避免地会外溢到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各领域主要是由西方国家主导和引领，因此，西方国家的社会演化也不可避免地被复制或外溢到其他国家。当前，国际社会也越来越呈现出部落化的演进态势，并深刻地体现在作为当代世界主要行为体的国家的行动方式上，进而使全球化具备了新部落主义的三个特征与发展态势。第一，近年来西方主要大国的国际行动方式从原子化的民族国家单边主义转变为结成若干国际同盟的新部落主义，将国家间的开放、合作限缩在部落内部。第二，解构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以世界政治经济融合发展为目标的一体化格局和发展趋势，使国际社会分裂、转型为部落化社会，部落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竞争关系。第三，结成部落的国家主要基于泛政治化、泛安全化的错误认知和价值观、意识形态等非理性的感性纽带，并以之为划分敌友、界定亲疏的主要标尺。本文将基于新部落主义的后现代社会理论视角，分析近年来全球化的发展演化，并对其内在动因及其影响进行探究和评估。
当前全球化新部落主义转向的总体特征
1990年代以来，以自由、平等、开放和市场化等现代化基本理念和原则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社会融合和一体化发展上发挥了关键作用。但近年来，如同一些发达国家国内社会逐渐步入后现代发展阶段一样，国际社会也呈现了“后现代”之象，国际行为体（主要是西方国家）的行为方式、国际社会结构及互动纽带等都发生了较大变化，进而推动全球化向新部落主义形态演化，使之呈现出“后现代全球化”的特征（表1）。
（一）民族国家行动方式从单边主义转向部落式联盟
新部落主义后现代社会的第一个特征是，社会行动的主体从原子化的个体转变为结成共同体式的部落。因为在充满不确定、信任危机和情感缺失的社会氛围中，人们需要从满足自身认同感的共同体中寻求归属感，一旦找到便忠诚于这一共同体。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从基于经济、贸易和投资利益等因素而追求国家间开放、合作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转向了“再国家化”的进程，即国际行为的单边主义行为模式。这一进程发轫于奥巴马执政时期，后以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而变本加厉。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也有类似的程度不同的单边主义转向。但近年来，西方国家的国际行为模式又发生调整，即从基于国家中心的单边主义转变为部落式联盟。
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重视利用盟友体系实现其战略目标，特别是借助盟友体系共同应对与中国的战略竞争。美国一改单打独斗的单边主义行为模式，不但转而巩固传统盟友体系，而且围绕各种新议题不断新建、扩建各种部落联盟，既包括以地缘政治和经济合作等物质性因素为纽带的制度性联盟，也包括以价值观等非理性纽带构建的新型联盟，还重视在经济、政治、安全、科技和意识形态领域共建所谓“问题导向”的复合“模块化体系”的联盟体系。在政治领域，部落化的联盟就是搞集团政治，即不承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而奉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用美国规则取代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则，把美国主导的霸权秩序包装成所谓国际秩序。按照意识形态、安全利益划线，搞对抗性很强的小圈子。拜登政府抗中政策的新“三分法”中的“协同”（align），就是强化对华战略竞争、体现集团政治的部落化联盟。
西方最具新部落主义特征的部落化结盟方式是共识性联盟。所谓共识性联盟，是指以共同价值观（自由民主价值观）、共同地缘环境、共同战略目标等要素驱动的非正式机制。这类共识性联盟单纯强调共同假想敌，而无约束性内容，无正式架构、常设机构或协同性军事规划，无共同应对战略，无机制化联合行动。如以“五眼联盟”为基础构筑的所谓“九眼联盟”和SIGINT （Signals Intelligence） 即“十四眼联盟”等都没有成文条约支持和约束，也不设立定期会议机制，它们比有条约、制度约束的传统联盟的灵活性更强、潜在破坏力更大、对抗性也更强。在共识性联盟中，传统的霸权国主导的垂直模式为扁平化的多节点网络化结构所代替，并呈现多重战略模糊性，即领导国模糊（共同领导）、合作水平模糊（可随时升级）、成员身份模糊（多维身份，成员转入和退出机制都比较灵活）。这些都具有明显的后现代部落化结构的特征。如2021年3月，在美日印澳四国机制下成立疫苗、关键与新兴技术和气候三个工作组，而同年9月又新增了基础设施、网络和太空小组。四国机制的多重战略模糊特征十分明显，甚至连名称也是新闻界所取。实际上其对自身的界定是明确的，只是以模糊性掩盖真实的对抗性、针对性而已。
当前，美国及其盟友通过各种部落化的共识性联盟、集团政治等对俄罗斯等国实施政治、安全和国际舆论等维度的软遏制战略或弹性遏制，导致全球化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各领域都显示出了部落化态势，改变了1990年代以来全球融合和一体化的发展方向，加剧了当前国际体系的分裂和对抗。
（二）从全球融合的一体化格局转向分散性的部落化结构
新部落主义社会的第二个特征是以各种形式的部落解构国内社会，使一体化的社会呈现出点状聚集和分散性的部落化结构。近年来国际社会发展也呈现出相应的特征，表现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融合与一体化格局日益被解构，分散性的部落化结构日益显现。
第一，建基于泛安全观之上的多元价值链和分散的区块化市场体系基本形成。冷战结束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体系吸纳了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加入其中，资本、技术和劳动力基于市场化原则跨越国界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经济全球化向着一体化方向推进，形成了建基于全球范围内国际合作网络的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体系，即包括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在内的资源出口板块，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亚洲新兴制造业经济体板块，以美欧为代表的服务经济板块，及其构建的“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为核心链条的全球贸易循环。
但近年来，全球融合与一体化发展格局被打破，美西方国家基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等泛安全化非理性因素考虑，在政策和实践中日益部落化。一些国家甚至宁可牺牲经济效率也要照顾国家安全因素。西方臆想的“中国扩张”“中国威胁”等非理性顾虑导致了全球价值链体系和国际分工体系被重构，全球贸易融通互惠格局被壁垒化，世界经济体系由单一化转向多元化、碎片化，全球经济一体化正在转变为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十一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十五国和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为代表的多边小圈子等。2022年以来，美国又不遗余力地推销旨在将供应链和生产设施转移到所谓其盟友体系的“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凡此种种，实际上都是全球经济领域的一种泛安全化的新部落主义实践。
第二，建基于身份政治的集团对抗呈现加剧之势。后现代世界是一个碎片化的世界，在政治领域的极端化表现就是身份政治，即人们之间的认同基准不是人类共同体，甚至也不是什么美国人、西方人，而是特定的种族、民族、宗教、性别或性取向等一系列基于认同的身份。
一是反全球化、反区域一体化的身份政治直接解构着全球一体化。如同美国国内政治中政党和政客放弃理性逻辑而诉诸迎合选民的情绪、情感，使后者从“我们可能是谁”与“我们可能成为谁”两者中进行无奈选择一样，在国际政治中，作为经济全球化最大受益者的美国将自己塑造为受害者的形象，炒作全球化赢家和输家的身份对立。欧洲个别国家也自我描述为全球化的失败者，尤以英国脱欧和右翼势力反全球化思潮兴起为代表。他们把在国际竞争中的“失利”的账，对内算在了区域一体化头上而疑欧、退欧，对外算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搞“不公平竞争”上。
客观而言，欧洲地区的一体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欧洲地区的全球化，而英国脱欧和法、意等国极右翼势力的崛起都对欧洲一体化产生了严重的解构作用。更有甚者，美欧在国际上结成“受害者联盟”，发起一种基于国际身份的“新冷战”，解构全球一体化发展格局。
二是以民主和威权为标尺的身份政治加深了国际社会裂痕。美国将其与中国在价值观上的分歧描述为所谓“民主与威权”的竞争。欧洲在内部有复杂的新老欧洲有关民主与非民主的对立；在外部也基于民主阵营和非民主阵营的身份营垒而恶化了与俄罗斯的关系。
第三，建基于共同价值观之上的“小院高墙”式技术联盟分裂全球科技合作格局。在科技领域，美国以“小院高墙”方式分裂全球科技合作，打造部落化的技术联盟、产业联盟。“小院高墙”是由美国智库“新美国”（New America）的高级研究员萨姆·萨克斯（Samm Sacks）在2018年率先提出的一项针对中国的科技竞争手段。“小院”指的是由美国政府在高科技竞争领域确定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核心技术；“高墙”指的是由美国政府划定适当的边界，以保护其核心技术。某些技术一旦划定在“小院”范畴内，政府就大力度封锁以阻止其向中国转让。谷歌公司前任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 领导的智库“中国战略组”（CSG）向政府提交《非对称竞争：应对中国科技竞争的战略》（Asymmetric Competition: A Strategy for China & Technology）报告，从卡脖子（choke point）技术、竞争护城河（competitive moats）、战争安全风险和增速技术等四个方面为美国决策层界定核心关键技术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美国政府据此构筑起国际技术壁垒：从5G 通信领域的技术合作切入，到与盟友共同制定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规则；从在量子技术领域与盟国一道率先布局，到与欧盟在环保领域建立跨大西洋绿色技术联盟，“小院高墙”作为美国政府对中国在科技领域进行精准打击的所谓“分岔”（bifurcation）战略，为美国在科技领域与中国进行选择性脱钩发挥了顶层设计的作用。
（三）从基于理性的物质性因素合作转向非理性纽带驱动的部落化
部落化社会的第三个突出特征是结成部落的社会纽带是以非理性的感性因素为主，而理性的物质性因素则显得不如传统那么重要。国际社会近年兴起的部落化发展趋势也主要以安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非理性因素统摄，而传统的经济合作、贸易联系和投资关系在全球化中的影响式微。各种泛政治化、泛安全化政治操作盛行，毒化了国家间互动的理性氛围。
1.从安全到泛安全化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重要性就已经不断提升，许多国家都坚持综合安全观。如前所述，近年来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体系的分化重构主要不是基于市场规律形成的，而是由一些国家基于安全考虑而推动的。西方国家结成各种产业联盟、情报联盟并巩固传统盟友体系的行为，从表面上看是理性国家在国家无政府状态下的自助行为，但在客观上却起到解构全球一体格局的效应。现实主义视域下的安全问题本来就是所有国家的核心关切，那么“安全”何以成为国际社会非理性的部落结合纽带呢？
如果将近年来西方发起的重塑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体系等行为置于全球视野和世界历史的宏观背景下考察就会发现，这些寻求安全的所谓理性国家自助行为其实是非理性的泛安全化行为，其追求的安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理性安全，而是在“修昔底德陷阱”论推动下陷入泛安全认知误区的一种非安全领域里的安全化行为或安全领域里的过度安全化行为。一些西方国家将诸多原本不属于国家安全范畴的事务生拉硬拽进安全议程，贴上安全标签；亦不做明确的威胁识别通报，只用模糊或者对立的语言夸大安全的威胁并用安全思维去理解和处置。西方国家已经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开放性、市场化、自由贸易、一体化等基本原则和信仰倒退，从根本上动摇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将全球化推向了安全全球化，并存在进一步向全球安全困境坍缩的迹象。在舆论上，他们似乎故意犯了杰维斯笔下的那种国际政治的错误知觉而显得歇斯底里，在本该团结的时候分裂，在本该合作的时候对抗，实质上是假借安全之名行部落化之实，借机报团取暖、维护西方中心、美国中心和世界霸权。
泛安全化政策与实践在决策者和民众中会逐渐塑造追求所谓绝对安全和无节制扩充安全议题的倾向，加重对所谓相对不安全的敏感性意识，并导致国家内部政治的保守化和对外关系的封闭性。如果无法长期实现绝对安全的目标，国家就会强化朋友和敌人的身份界定，造成过度的安全恐慌和趋势性误判，习惯性地采取部落化的结盟途径实现目标，造成全球化进一步分裂。
2.从政治到泛政治化
泛政治化是一种非理性的政治言行，是指把非政治领域的言行牵扯到政治领域，把不是政治的问题提到政治的层次对待，以致干扰正常政治议程，影响问题的解决。泛政治化现象是近年来现代社会向后现代转型中的普遍现象，如美国国内许多社会议题往往涉及政治正确、新冠疫情防控的各种措施从科学问题变成政治问题等。
在国际政治领域，非理性的泛政治化行为也日渐“武器化”。首先是经济问题政治化，最典型的就是美国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的国内失业、社会不平等问题归咎于中国的不当竞争。如美国谷歌公司只是在中国设立了一个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就被美国军方认定是帮助中国军方削弱美国军队科技优势；来自中国华为的5G技术被过度政治化操弄等。其次是社会问题的政治化。
泛政治化无疑加速了全球一体化格局的瓦解，推动国际社会进入“后真相”时代，催生国际政治的“同温层效应”。凡事政治立场先行，真相如何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政治话语如何包装；敌友界定不再是理性评估的结果，而是源自振臂一呼激情追随的冲动。对自我与他者的界定简单二分，只选择生活于舒适的同温层，只选择与自己观念相近的信息，而排斥立场相反的信息，不能做到理性权衡。当一个社会失去对基本价值和社会秩序的基本共识后，人们只能根据自己的立场有选择地相信事实。而当泛政治化行为损害了各类国际行为体对权威，特别是提供世界稳定性的霸权国美国的信任时，也就必然导致国际社会共识的失落。
3.从价值观到价值观外交
价值观是社会成员基于自身的认知来评价行为、事物以及做出选择的一种尺度。价值观作为一种非物质的主观因素，受其植根的文化、宗教以及性取向等后现代因素影响而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典型的非理性因素。美国政治学者英格尔哈特认为，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由于经历了经济发展与物质繁荣，因而从重生存（survival value）的物质主义价值观逐渐转向重自我表达（self-expression）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进而引发高度的被承认诉求，最终导致身份政治等社会困境。因此，价值观是人们据以结成后现代社会部落的重要纽带。
国家的价值观是指国家持有的对世界基本问题如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和市场经济等的基本认知、评价和态度。国家的价值观和以意识形态驱动的价值观外交是当前全球化新部落主义转向驱动力的非理性纽带的重要一环。国家以价值观界定利益，以价值观和规范作为外交决策出发点和外交行为准则，而不以现实的物质性国家利益为基础性驱动力进行外交活动。当前国际社会所普遍诟病的西方奉行的所谓价值观外交，是一种带有意识形态偏狭、以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为标尺将其他国家定位为体系竞争对手或异类，实施明显的双重标准和带有进攻性的外交方式。美国以世界的“民主灯塔”自居，赋予自己评判民主合法性的权力，把不加入美国主导的所谓自由民主秩序的集团和国家归为异类。拜登政府倾向于塑造一个基于西式价值观的同盟体系，构建小团体式伪多边主义。价值观同盟强调意识形态的对立，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和对抗性，奉少数国家构成的小团体所制定的规则至上而否定国际普遍认可的秩序与规范。日本将与自己价值观相同的国家视作“善”，将与自己有不同价值观的国家视为“恶”，事先在与具有不同价值观的国家所进行的外交中设置先入为主的障碍。如提出带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的“自由民主之弧”和“亚洲民主安全之钻”等，凸显与中、俄、朝鲜等国的异质性和与美欧印澳等国的同质性，在亚太地区塑造对抗性的价值观联盟。七国集团、北约、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等都在其宗旨和各种宣言中强调所谓民主、价值观的同质性，以此与中、俄等国家分立。
当前的价值观外交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价值观外交既有联系又有明显区别。联系在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的价值观外交从属于物质性因素决定的现实主义外交，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形塑一国外交形态的作用，但并不能起到决定作用，建构国家关系性质的主要外交变量仍是理性因素，如经济利益等。而当前的价值观外交则是在形塑国家关系中能够发挥独立作用甚至是主导作用的非理性因素。其蕴含的强烈的意识形态对抗性推动着西方国家拉帮结派、建构精神层面的敌友关系，人为地划分出国际社会的部落化阵营。除了体现在国家间关系中，价值观联盟也可在跨国的社会间形成。俄罗斯就运用保守主义理念，通过文化、宗教、种族、身份政治等工具和广泛的文化谱系推动的价值观外交成功建构起一种跨国的社会性部落——以“虚拟的文化的疆界”在欧美内部寻找到同情者和同路人，如法国的极右翼势力。
全球化新部落主义转向的三重动因
从根本上说，全球化的新部落主义转向是源于近年来国际力量格局的重大变革，以及由此引发的西方国家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念和战略的调整。在西方战略思维中，如果继续按照全球融合与一体化发展的既有路径推进全球化的话，全球化可能向对其更加不利的方向演进。基于这一战略思维，西方通过非理性纽带结成排外性、竞争性的部落化联盟以增强自救能力，并冀图以此维持在世界中的主导地位。
（一）西方为解决经济结构内在矛盾所做出的战略调整是全球化新部落主义转向的直接动因
现代世界经济体系始终存在着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主权国家与世界市场两对基本矛盾。当现代世界经济体系演进到经济全球化阶段之后，这两对矛盾便随着全球化推进而变得不可调和。当代世界最重要的特征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和资本主义的经济发生分离，资本主义的政治秩序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张力。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按照全球化的轨迹运行，但资本主义的政治秩序却阻挠全球性的资本、资源配置，进而阻碍全球化进程。从理论上看，第一对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几乎是西方现代政治经济体制所无法克服的。而对于第二对矛盾，通过对近年相关国家参与全球化政策与实践的考察可以发现，西方力图通过政策调整解决资本主义政治秩序与经济秩序的内在张力。
一方面，启动国家“再工业化”进程，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迁回国内，使资本回流，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本主义政治秩序对经济秩序的控制力。从奥巴马政府2010年《制造业促进法案》（United States Manufacturing Enhancement Act of 20）开启美国的“再工厂化”，到2021年6月拜登政府提出的“建设有韧性的供应链，复兴美国制造业”方案，都是着眼于确保供应链不受或少受自然或人为因素的影响，实施多元化布局，避免对一个国家太过依赖。欧盟提出的战略自主、再工业化和日本模仿美国进行再工业化也都是着眼于解决这一矛盾。而且，在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层出不穷和新冠疫情影响叠加之际，产业链、价值链因遭遇风险而中断的可能性越来越高，国家产业的脆弱性经由全球化而放大，价值链在全球延伸的长短与其脆弱性基本呈现正比例关系。打造供应链主权、追求所谓国家安全成为西方国家在后疫情时代重构产业链的基本逻辑。
另一方面，西方在其主导的区域和领域内加快推进有限度的国际开放与合作，使资本主义的政治秩序尽量适应其经济秩序的扩张性诉求。由此，西方不断构建各领域区块化的供应链和俱乐部式的全球化模式，如四方芯片联盟、各种产业联盟和科技领域的“小院高墙”等，无形中加剧了全球化向部落化的转型。从部落内看，完全的开放合作仍然存在，只是转型为限定在特定国际行为主体范围内。部落内某一领域的价值链仍是依市场原则构建，对内维持在较高的分工合作水平，相互依赖程度还在继续加深，并基于一套通行于内部的共享规则、制度和规范运行。四方芯片联盟虽将中国排除在国际芯片产业链之外，但四方内部却可以在遵守联盟协议的基础上享受美国法案的补贴优惠，而且四方协商制定的共享游戏规则清晰界定了相互间的分工合作机制。旨在围堵中国的印太经济框架主要着眼于贸易、数字经济、去碳化和清洁能源等领域的“去中国化”，而在其内部实施协商一致的排他性规则。这些措施缩小了资本流动的区域，缩短了供应链长度，增强了政治秩序对经济秩序的适应力，但由于其对外的封闭性，在总体上还是制约了资本的全球性流动和国际贸易全球发展诉求，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体系的区块化、碎片化，造成世界经济体系的分裂和解构。
（二）全球化新部落主义转向是世界百年变局下西方为维持霸权地位而重构全球化的结果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以中国为核心的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建基于西方主导的国际格局之上的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日渐式微。西方国家将其归因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并力图通过调整全球化发展方向来维护传统的国际秩序。
在西方主导全球化的进程中，国际行为体经过长期的互动与磨合，从政治到经济等各领域共建了一套全球共享的规范体系。这套规范不仅维护了国际体系的稳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各行为体行为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长期以来，美国无疑是国际规范体系公共产品的重要提供者。然而，这种情形近年来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后，新自由主义思想、理论的弊端日益显露，国际社会普遍开始对其进行反思和批判，其结果是反建制、反特权的民粹主义，反全球化的经济民族主义和以保护主义、排外主义、种族主义等糅成的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最终将新自由主义赶下神坛。西方世界的政治光谱亦随之转向，从而催生了普遍的反全球化运动。另一方面，随着国际格局的变迁，以中国为核心的新兴经济体也开始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央，动摇了西方在全球化中的主导地位。美国在意愿和能力上都无力继续充当世界稳定器，亦需打造符合其利益、支撑其霸权的全球化新模式。在这一背景下，西方便开始解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调整全球化模式。其基本逻辑就是通过全球化的部落化转型，把中国等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锁定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底端，而其自身则稳居顶端。因此，从根本上说，全球化的新部落主义转向是西方为维护自身价值理念、制度和文化霸权而采取的策略手段。
（三）非理性政治思潮的兴起为全球化的新部落主义转向提供了理念基础和纽带
在西方积极寻求全球化新模式以图自救的过程中，近年来非理性思潮的兴起和蔓延客观上为全球化新部落主义转向提供了理念基础和纽带。
一是民粹主义为全球化转向提供了泛政治化的纽带。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极右群体（爱国者民兵、自发边界纠察队、白人至上论者）和全球化利益分配的失利者（中产阶级、蓝领工人、红脖子）所鼓吹的民粹主义，对内具有阶级性，反对超级阶级和大金融资本阶层独享财富；对外具有民族性，激烈反对全球化，以极端政策实施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这一群体并未认真反思新自由主义的弊端，从根本上改革金融资本恶性膨胀、缺乏有效监管而造成的结构性矛盾，反而放大经济全球化负面效应，将贫富分化等问题都归因于全球化，从而造成经济问题政治化，为全球化转向提供了泛政治化的工具。
二是新民族主义的兴起为全球化转向提供了泛安全化的纽带。新民族主义丢弃了传统民族主义的核心价值原则和文明社会的基本礼仪，将内蕴于民族主义的某些危险甚至疯狂的本质因素在新的时代发展到极端，催生本国第一、美国优先等极端狂妄心理。对外则强化地缘政治、权力竞争，实行反移民、反难民的排外主义。把国家间正常的经济、科技合作关系打上国家安全的烙印，把整个世界拖入泛安全化的泥淖。
三是新部落主义及由其引发的身份政治为全球化转向提供了价值观纽带。本土主义的身份政治、“红脖子”身份等美国的复数性造成多元主义走向极端化而撕裂国内社会，西方政治社会氛围从自由、开放、包容逆转为孤立、保守、排他，走向保守、分裂、对立和极化。这种思潮外溢至国际社会，便是以所谓共享价值观结成价值观联盟对各国划界，推行价值观外交，分裂国际社会，以竞争取代合作、以分治取代共治。如拜登政府执政后，重拾被奥巴马政府一度“冷落”的民主国家联盟构想，并将其提升至战略高度，以其所定义的“民主制度”划分世界国家阵营，组建所谓的“民主国家联盟”（ Coalition of Democracies），召开全球“民主峰会”。美国的做法也得到英国等西方盟友的积极呼应，2020年英国约翰逊政府曾提议由七国集团成员国以及澳大利亚、印度和韩国十个国家组成“民主十国联盟”，丹麦2021年也曾举办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可见，新部落主义及由其引发的身份政治为新部落主义全球化提供了价值观工具。
全球化新部落主义转向的影响及走向
全球化是近代以来推动世界融合一体发展的基本动力，特别是1990年代后，伴随着冷战结束和新自由主义兴起，全球化不仅进一步深化了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体系，而且成为重构世界政治结构和国际政治秩序的基本因素。但近年来的全球化发展性状则表明，全球化发展特征及态势已经发生新的变化，这必然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结构造成重大影响。
（一）全球化新部落主义转向固化国际社会分裂和大国竞争格局，倒逼世界多极化进程
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体系的重塑、多元鼎立的经济区块和平行市场以及碎片化的区域治理和全球治理等既是全球化新部落主义转向的特征，也是固化当前大国竞争格局的反推力，并最终倒逼世界多极化进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普遍预测，在未来的“关键十年”，中、美（东与西）力量对比的天平很可能倾向中国一边；西方发达国家集团和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南与北）的力量对比天平也很可能向南方国家倾斜；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区块的活力也明显大于欧洲和北美板块。按此路径演进，以中国为核心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将会在竞争中取得与其他区块更加平衡的实力，国际社会由此进入一种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家所憧憬的“均势”。但从现实分析，作为“均势”格局中快速崛起的一方，无论中国、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都不存有通过经济恶性竞争、地缘政治扩张和意识形态输出等方式争夺、建立世界霸权的意图。新兴国家的崛起只会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确定性。因此，“关键十年”过后，随着世界力量对比格局继续深入演化，新的世界格局会被倒逼出来，即欧美不但可能丧失全球化的主导地位，甚至可能丧失在世界秩序中的主导地位，世界也由此进入东西方相对均势的多极化格局。
（二）全球化呈现出地区转向，加速区域一体化和融合进程
在当前全球化的新部落主义转向过程中，除了各种非理性的联盟的结成，区域一体化和各种形式的地区融合也是部落存在的重要形式。虽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通过建立世界市场、推动生产要素跨越国界自由流动，进而形成全球相互依存、关系深度互嵌的一体化格局，但新自由主义思潮倡导的无节制的市场模式却是导致社会贫富分化乃至世界贫富分化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在全球化新部落主义转向的背景下，那些致力于实现民族复兴、经济发展的国家应如何保持对外开放、合作并以此实现其国家战略目标呢？在新部落主义全球化的现实面前，他们的理性选择是在尽可能大的区域范围内重构产业链、价值链和分工体系，重组最大化市场。无疑，区域一体化和地区融合将成为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无可规避的选项。因此，既有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如欧盟、东盟等，其区域一体化机制将得到加强和重视。亚洲开发银行2023年2月发布的《亚洲经济一体化报告》显示，尽管受到新冠疫情冲击，但近两年亚洲地区一体化进程依然在稳步推进，展现出巨大的韧性。CPTPP和RCEP等新的国际合作机制也受到更多重视，诸如金砖国家、上合组织、RCEP等国际机制的参与国都利用地理区位的毗邻、交通的便利及既有的融合基础而实现扩容、赋能，最终推动区域一体化向更广、更深的方向推进。从这一意义上说，新部落主义推动了全球化的地区化转向，区域一体化是全球化转向过程中的重要表现形态。
（三）从阈限期到阈限后——全球化的未来走向
尽管当前世界正从开放合作融合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高峰转向新部落主义范式的低谷，但这并未从根本上背离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规律。受不同时期各种因素的影响，全球化必定经历高峰低谷的进程，当前全球化所呈现的新部落主义形态正表明了全球化发展的多样性和曲折性。正如美国学者罗兰·罗伯森指出的，全球化本身会产生许多变异而具有多样性，多样性是全球化的基本向度。因此，他针对新自由主义一元主义的全球化模式而提出了全球地方化的概念。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西方国家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他们鼓吹西方本位的全球主义，推进自由贸易和投资。但近年西方国家的政策与实践表明，他们已从全球主义后退至保守的新部落主义，抛弃了自己倡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模式。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期曾怀有较强本土意识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则突破民族主义藩篱，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依然寄托于全球化实现发展。金砖国家集团近年来以开放包容理念打造全球化新模式，不断以“金砖+”的形式扩大开放合作，努力推动全球化转型发展就是明证。另外，中国2021年9月提出的坚持以发展优先、普惠包容等内容的“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一百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吸引六十多个国家加入“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新兴国家、发展中国提出的倡议与实践表明，全球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难以逆转。
由此可见，全球化的新部落主义低谷并非全球化的颠覆和逆转，而是新老模式全球化相交的阈限期，注定是新型全球化诞生前夜的阵痛期。在这一阶段，全球化原有的结构和秩序被重新审视和优化而经历一种反结构的转化。西方旨在挽救自身颓势而推进全球化老模式的转型，新兴国家也追求更有效率、更加公平的新模式。二者殊途同归，一道加速全球化的转型。同时，鉴于世界各国业已存在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紧密互嵌，虽然世界各区块、部落之间竞争、博弈激烈，但彼此之间根本无法完全隔绝和分离，这就是当前全球化“分而不裂”的真实写照。因此，在未来一段时期，全球化将进入阈限后阶段，即从当前全球化的新部落主义形态进入发生了结构性变革的、由新兴国家主导和引领的新型超级全球化，全球化的内涵、模式、指导理念等都将得以重构。这种重构的全球化一定是既满足生产要素全球自由流动和人类物质生活的理性逻辑，也充分具备包容、普遍和公平、正义的人文关怀，实现传统理性与现代价值的融合。
结语
全球化到底向何处去？我们又该怎么办？这是世界各国普遍关心的现实问题，也是学术界需要做出回答的理论问题。当前，西方为摆脱全球化“失败者”身份而自救，趋向于以部落化结盟方式抱团取暖，解构开放、合作的一体化格局，重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体系，最终导致各领域全球化出现更深层次的碎片化，前所未有地破坏了将各国紧密联结起来的全球化各构成要素。同时，基于大国竞争、地缘竞争冷战思维和修昔底德陷阱误区，诉诸非理性的联系纽带建构价值观同盟和意识形态体系分裂国际社会，形塑对抗性国际关系。这些因素都将全球化推向一种后现代性的部落化发展态势。
当前西方国家日益强化的泛安全化、泛政治化操作，本质上是以所谓部落化的多边主义为名，行单边主义之实；借维护国际秩序之名，行解构全球一体化之实。如美国表面上借助结盟、扩盟和固盟行为在新的部落化共同体中协调经济贸易、安全、科技政策，实际上却是将贸易问题“武器化”、高科技领域合作“武器化”，拉拢盟国强行阻挡全球化进程。因此，所谓的价值观同盟、共识性联盟不过是一些国家一味谋求私利、扩大化的“本国优先”策略而已。
虽然当前全球化受挫，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良性运行受到挑战，全球一体化格局被解构并陷于动荡和分裂，但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和全球视野的广阔视角之下来看，新部落主义形态的全球化只不过是全球化多样性的一个侧面和向度，并非全球化的颠覆和逆转。经历了一段新老全球化模式相交的阈限期之后，全球化又将转向新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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