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柠 | “城—乡”对照中的城市情感 | “城市何以有情：媒介视角下的‘城市—情感’路径“圆桌会议”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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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对照中的城市情感
张柠｜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特聘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7期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张柠教授
何谓情感
情感是外部事物通过感官刺激这种“原生反应”，在心灵上引起的“次生反应”。比如灼伤，是高温对皮肤的破坏，它产生疼痛感，这是直接的“原生反应”。由疼痛感而引起的否定性情感或绝望情绪，则属间接的“次生反应”。在“次生反应”中，情感有隐蔽性，情绪则是外露的，两者合一则真，两者分离则伪。真伪是中性描述，不是价值评判。
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认为，原生反应涉及“解剖学”和“自然哲学”等领域，次生反应则属于“人性论”或“精神科学”范畴，因此，他将次生反应作为《人性论》第二卷“论情感”的研究对象，并且围绕“骄傲/谦卑”和“爱/恨”两对范畴及其衍生类型展开讨论。表示骄傲、谦卑、爱、恨等情感的词汇，词性上是动词（也可作名词），但它们所显现出来的，并非可见的躯体动作和行为（抓打行奔），而是不可见的心理活动（思忆爱怒），属于不可见但可感的“动”。之所以可感，是情感外化为情绪，将大动作分解为小动静，并通过嘴唇、眉毛、眼神等表情符号的微妙变化泄露出来。由于表情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边界模糊不确定，情感的“可感性”也歧义丛生。因此，解读情感外显的情绪符号，不能只依赖眼睛观看，更要依赖经验归纳和综合判断。
情感和情绪的稳定性，与思维的粗疏或缜密、感受的迟缓或敏捷等因素密切相关。思维越粗疏、感受越迟缓，其情感和情绪就越稳定，反之则越不稳定。与女人相比，男人的思维和感受往往更粗疏迟缓，情感和情绪也更稳定。与现代人相比，传统人情感和情绪往往更稳定。与中心人相比，边缘人的情感和情绪往往更稳定。与城里人相比，乡下人的情感和情绪更稳定。两组的分类，只是相对而言，毕竟男性中有女性化的人，城里人中有农夫化的人，现代人中有传统人，反之亦然。
情感和情绪稳定或不稳定，各有千秋，而非此长彼短。情感或情绪稳定，往往有利于社会或社群的秩序稳定，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但不利于人性复杂多样性的表现，不利于个性的自由呈现。注重秩序的社会或者社群，推崇情感和情绪的稳定性；注重自由的社会和社群，则推崇情感和情绪的多样化。前者性质更倾向于传统社会或乡土社会，后者性质更倾向于现代社会或城市社会。
本文不涉及人格心理学问题，不对情感和情绪内部更细致的类型展开讨论，而是在贴近社会人和群体人的层面，对“城市情感”及其相关问题（比如乡土情感等）进行讨论。
城市与乡土：两种情感类型
事物不可能孤立存在，它们在发生或者变异的运动之中，互为前提、相互依存，即道家所谓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者。有“是”就有“非”，有“自然”就有“人为”，有“乡村”就有“城市”。世界可以分为“非人造的”和“人造的”两种类型，前者属于原初的“自然世界”，后者属于次生的“文明世界”。乡土社会的人，更多地生活在“非人造的自然世界”之中，其人格和性情往往带有自然属性，其情感类型属于“自然情感”或者“乡土情感”。城市社会的人，更多地生活在“人造的文明世界”之中，其性情和人格则带有人造性质，其情感方式属于“文明情感”或者“城市情感”。两种情感方式，尽管有相通之处，但表现形式却大相径庭。“城市情感”是“乡土情感”的细化，是更复杂的变异形态。
乡村是城市的母体，是原初之地。乡土情感是一种面对非人造世界的完整和永恒情感。当乡土社会中的人面对天空和日月星辰，面对泥土和花草树木，面对矿物、植物、动物，其情感是惊奇、惊喜、惊诧；当面对自然人及其生生不息的繁衍、养育、依恋、成长，其情感是感恩、感叹、感激。乡土的本质，是泥土及其生长性，其中包含了生老病死和再生轮回，包含了日月星辰和时间流转，包含了生命所必需的自足性和完备性，以及相应的温暖情感。它存在着，它没有疑问。乡土自然情感，正是对这种没有疑问的完整性的肯定。它是一种赞叹和惊呼，是一种抒情长调，也就是诗本身。乡土世界的确也有问题，但不是本质性的，而是概率性的，比如周期性的天灾人祸，更常见的是人的繁衍速度和土地产出速度的矛盾。传统解决这种矛盾的重要方式是迁徙，还有辅助方式，即宿命式的叹息。因此，乡土情感和情绪具有高度的完整性和同频性。情感和情绪的破碎性和分离性，是诗歌抒情完整性修复的对象。完整的乡土和自然是抒情诗的子宫。
乡土情感完整性和情绪同频性的基础，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是宗法制熟人社会的血缘纯洁性和情感单一性。标准的传统乡土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基于血缘、地缘、情感、趣味、观念的共同体，其中的风俗惯习仪式，以及相应情感表达的传承方式，成为其文化的遗传基因。第二是地理环境的固定性和完整性。面对地理空间的静止和永恒不变，面对无边的自然和广袤的土地，面对周边熟人社会世世代代、重复劳作的命数和运程，情感的重复性和同质性也就具有必然性。第三是劳动（生存）实践的简单性和重复性。乡土社会没有细致的社会分工，劳动者需要对自己从生到死的所有事务负责，一人同时身兼多职，尽管技术含量低下，但身体和感官动作的重复性和完整性，保全了情感的完整性和情绪的同频性。人即使偶有情绪波动，也随即被身体、情感、观念的重复性所吞噬。
城市是乡村的剩余部分，是乡土精神的分泌物，是乡土价值的异己者。城市是人类僭越的产物，是人类试图仿造“天堂”的野心的结果。从时间上看，城市就像一位“过客”，历史的开端和结尾都不见它的身影。从空间上看，城市是一个缩微的“乌托邦”世界。它在狭小的空间之内，接纳了被乡村价值排斥的或主动抛弃乡村价值的人群，并为他们搜集配置了古往今来人类文明创造的所有“宝物”，打算让他们在这里幸福度日或超升“天堂”。城市试图将人类实践与城市功能的神圣性和世俗性合二为一。神圣性是天堂和超越精神的要求，世俗性是肉体和现世利益的要求。这一点表面上跟乡土世界吻合，实际上天差地别。乡土世俗生活实践活动本身，与自然的“时—空”合二为一，实践行动符合天道和自然的规定性，俗事和圣事合二为一，播种收获、婚配生育、迎来送往，所谓“生生不息，谓之道也”。城市实践活动的“时—空”条件是人为的，时间是钟表物理时间，空间是作为商品的地产，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积累财富和获取剩余资本，因而不具备精神的超越性。这一点，决定了城市存在本身的悖谬性和反讽性。
现代城市情感及其悖谬
施宾格勒说，城市是文明风暴的中心，世界的历史就是城市的历史。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说法：现代文明的历史就是城市化的历史，就是城市文明取代乡土文明的历史。从世界范围来看，城市化的进程至少从中世纪就开始了。中国的情形相对特别，一直在“城市—乡村”的轮回中来回摆动。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的思想是乡土文明的结晶，城市价值在整个价值体统中没有安身之地，除非涉及王城和安全，但那也不过是权宜之策。中国传统思想的根基在自然、在乡土，城市是否定性的，乡土才是肯定性的。
城市情感理性且冰冷。城市建造在冰冷的石头上，现代城市则建造在比石头更加死寂冷酷的“人工石头”（水泥）上。这是一种利用高温将泥土的生长性完全灭绝之后的永恒死亡意象。城市有两种主要类型：“城堡”和“城市”。城堡，以政治军事的安全性为目的；城市，以社会经济利益为目的。传统城市主要是“城堡型”，其城市形态是单一中心的和棋盘格形状的，以皇城为中心，向外依次为城墙、护城河、为皇宫服务的街市、普通民居。现代城市则主要是“城市型”，其城市形态是多中心的和蜘蛛网状的，其扩张的依据是便利市民生活和市场交换，自由而杂乱。无论是为军事安全目的，还是为物质利益目的，城市似乎都不需要温度，越冰冷理性越有益处。
城市用毫无生长性的石头建成，靠理性、计算、契约、分工而存在。它是陌生人的集合，分工合作和交换盈利是其唯一纽带；它也是情感上异己者的偶合，缺少熟悉性、融洽性、稳定性。城市更多地是集中了智慧和理性，而非道德和情感。在城乡变化的历史之中，总体趋向是高效率的无情世界取代了低效率的有情世界。正如坊间戏谑之言：“谈钱伤感情”变成了“谈感情伤钱”。与此同时，现代城市的准入标准也与乡村差别巨大。乡村的准入标准是永久的血缘亲情，城市的准入标准是通过学习训练获得的专业技能。城市中血缘亲情的阙如，使得人与城市的关系松散，来去自由，不像乡村，既离不开，也回不去，成了一笔永久的馈赠或债务。
城市情感和情绪复杂多样。跟泥土相比，石头没有生长性；跟血缘宗法制相比，理性契约和分工交换缺乏情感，但这并不意味着城市居民没有情感。城里人有城里人的情感方式，乡下人有乡下人的情感方式。乡村的情感方式粗略、执着而直露，城市的情感方式精细、变易而难解。乡村情感向外（宗族、村落、土地、自然、世界等）辐射，最终指向神秘；城市情感向内（职场、家庭、爱情、心灵、梦幻等）辐射，往往指向虚无。
城里人将大情感转化为小情感，将整体情感分解为碎片情感，将情感落实和依附在细小的事物之上。比如，以“爱情”取代“相亲”，将具体的个人细小情感神圣化和终极化，也就是用两个人的“小团圆”，替代家族或宗族的“大团圆”，满足欲望和相互依恋的渴求而非种族繁衍和团结，以消除虚无感。比如，以“消费”取代“需求”，将个人的好恶之情转移到具体的事物（商品）上，通过购买（消费）、观看（逛街）、想象（虚构）等方式，与事物联结在一起，以消除孤独感。比如，以“时髦”取代“素朴”，借助商品特有的展示性或装饰性，将身体新奇化甚至商品化，以消除“无”的恐惧。城市将情感无限地细化——眼看、耳听、鼻闻、舌尝、身触，力图使“色声嗅味触”各种感官得到满足。这些“受想行识”，不但不是“无”，而且是“有”；不但是“有”，而且还是高级的、绝对的“有”。进而，城市将科学技术发明和人类智慧，倾注到为每一具身体和每一个感觉器官的舒适性服务，令人乐不思蜀。
现代文化或城市文化的悖谬性和反讽性在于，它是“口是心非”的文化。赞美乡村的人都生活在城市里，越来越多的乡下人却梦想着城市。《十日谈》和《坎特伯雷故事集》里的城市，活力四射，那是普通市民乃至傻子、骗子、小丑的天堂。直到16世纪，城市依然是文学赞美、歌颂、神往的对象。最早一批诅咒城市的人，都是些在城市待腻了的神经过敏的文学家，比如18世纪的霍夫曼，19世纪的爱伦·坡和波德莱尔。20世纪更是一边倒，大家合伙诅咒城市，“口是心非”的反讽文化登峰造极。近五个世纪以来的现代文学，是城市馈赠给我们的一件特殊礼物。现代文学表达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皆源于城市情感和情绪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城市的确有问题，但似乎并不迫切，更多的可能是一些形而上的问题；乡村的问题更多，尽管够不上性命攸关，但非常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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