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建国 | 可沟通型城市：城市、媒介与市民情感的共生关系 | 城市何以有情：媒介视角下的“城市—情感”路径圆桌会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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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沟通型城市：城市、媒介与市民情感的共生关系
邓建国｜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7期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邓建国教授
沟通与城市相互建构
关于沟通与社区（社会）谁先谁后，如同“鸡与鸡蛋，孰先孰后”，说法不一。中国古人对这个问题基本是回避的，认为人的沟通问题根本不成其为问题，但其潜台词是：沟通先于社会。例如，荀子（《荀子·王制篇》）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这里，荀子并没有说明人类“群”的能力从何而来，但获得它难道不需要沟通？我们推断，荀子虽然没有明说，但他应该会同意“沟通先于社会”。1963年在土耳其境内发现了世界上最古老（建于公元前8000年的新石器时代）的巨石建筑（Potbelly Hill），考古学家认为，该遗迹是“世界上最早的寺庙”和人类永久定居的最早的证据，是“人类村庄生活的开始”。他们猜测，公元前8000年，散居在各个部落中的先民们从各处聚集到这里建设该寺庙，并因此在此长期劳作和生活，最终形成了村落，也许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共同的语言。这也说明“沟通先于社区”，只不过此时的沟通乃具有终极寻求的“天人沟通”。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沟通与社区是共生共在、相互建构的。例如，传播学者、美国“文化研究”的创始人詹姆斯·凯瑞就说，“社区（community）、传播（communication） 和融合（communion）三者共用一个词根并非偶然。‘社区’首先意味着我们共享一个物理空间。但如果我们要实现一个共同目标，在共享物理空间的基础上，我们还必须共享精神和文化……要实现精神和文化的共享，我们就必须通过传播”，因此，他引用约翰·杜威的话指出，“社会不仅通过传递（transmission）和传播（communication）而存在，更确切地说，它就存在于传递和传播中”。
无论作为一个历史事实还是推测，今天我们的基本共识是：沟通（传播媒介）与社区社会之间相互建构（mutually constitutive），即亲身传播←→社区（部落村），中介传播←→社会（城市），媒介化传播←→媒介化社会，也即信息社会（地球村）。而作为沟通之内容和后果的则是“精神和文化的共享”，也就是“情感的共享和融通”（communion）。
媒介是城市公众情感的聚合器
在西方哲学史上,“心”代表理性，“身”代表“情感”，“心身二元”“心先于身”，也即“理性先于情感”的观念有着悠久的传统。柏拉图认为只有“理念”（Idea）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到17世纪，勒内·笛卡尔认为获得知识的最确定、最慎重的方法就是怀疑一切，直到找到一个绝对不能怀疑的经验或存在为止。在这个过程中，笛卡尔极大地贬低身体的感觉材料，以及这些材料给予我们确定性和真理的能力，从而切断了我们在寻找真理的过程中身体发生作用的途径。他认为，科学只能建立在确定的知识和真理上，而任何确定的知识和真理都只能源自无躯体的心灵（理性主义）。
循着这样的哲学传统，沟通、情感与城市也被认为是要分开的。重要的是培养城市公民的理性精神，所谓“悲情城市”则是要尽量避免的历史悲剧。哈贝马斯指出，在18世纪英国和法国的咖啡馆（公共领域）里，市民们对社会重要议题理性地发表观点，以抵抗封建贵族所代表的国家权力的控制，维护资产阶级利益，正是在这种充满理性的公共领域中，市民获得了公正和人性价值，法律和制度也随之诞生。在哈贝马斯的沟通理论中，理性占据主导地位，情感特别是体现在通俗文化中的情感是值得警惕的，情感的泛滥会导致公共领域的再殖民化。
但在强调理性的主流传统之外，也有思想家对情感的价值做出了重要论述。经验主义者大卫·休谟即认为情感是理性的源头，因此高于理性。他说：“理性（reason）是，而且应该只能是情感（passion）的奴隶，理性除了服务和服从于情感之外，永远不能假装它还有任何其他功能。”美国学者玛莎·努斯鲍姆尤其重视情感对政治的价值。在《政治情感》（Political Emotions, 2015）一书中，她宣称，所有现代的社会都需要培养民众的政治情感。亚伯拉罕·林肯、马丁·路德·金、甘地等人之所以能够成为杰出的政治领袖，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懂得如何打动民心、如何激发民众对共同事业的强烈情感。在玛莎看来，将社会的各种理想原则融入诗歌、铸入象征符号、寓于各种艺术作品以及古希腊人所热衷的悲喜剧中，更容易唤起人们为共同事业献身的情怀。
互联网普及后，许多互联网观察家预测它会导致政治、空间和历史的终结，物理社区终将被虚拟社区所取代，但今天的事实证明，并非如此。Web1.0的“逃离网下”泡沫破灭后，即是Web2.0的“回到网下”趋势，例如Facebook和LinkedIn等将网民网下的真实社交网络复制到网站中，各种基于地理位置的服务（LBS）和“地理媒介”（geomedia）也纷纷出现。今天所谓的虚拟现实/元宇宙技术也更多是基于真实世界的增强现实和混合现实技术，显然，人类还将在很长时段内“一只脚在网下，一只脚在网上”。比如，在疫情（或者任何危机）中，我们一方面能更多地借助网络来获得信息和娱乐，但另一方面，肉身的存在却导致我们不得不依赖外卖员和邻里提供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帮助。
今天的城市传播研究较多地关注“空间中的媒介”（media in spaces，指媒介资源在空间的不平等分布）和“媒介中的空间”（spaces in media，指媒介如何报道各个城市），以及“地方中的媒介”（media in places，指何种媒介最适合何种场合）和“媒介中的地方”（places in media，指媒介如何建构地方形象等），但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媒介中的情感”（passion in media）和“情感中的媒介”（media in passion）。
情感对于城市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媒介应该成为两者间的纽带。杜威在《经验与自然》中指出，“交流的果实应该是参与，是一种生产意义、建立社会秩序和创造人类体验（包括审美体验）的方式。交流是让双方去参与一个共同的世界，它涉及的是要建立一个环境，在其间每个人的活动，都要受到伙伴关系的调节和修正”。芝加哥学派深受杜威此观点的影响。20世纪初，芝加哥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移民大量增加，整个社会具有5A特征：无名（anonymity）、原子化（atomization）、冷漠（apathy）、异化（alienation）、失范（anomie）。而芝加哥学派就是要通过调查研究建议改善这一局面，为新旧移民提供宜居的、可沟通的、可见的和可想象的共同体，让芝加哥变得更美好，市民更幸福。该学派的主要代表罗伯特·帕克就说：“我热爱这个疯狂的混乱世界；如果我不热爱它，我就不能描写它。”今天看，芝加哥学派学者的身份是多重的—— 他们是带着对芝加哥的热爱的研究者、报道者和传播者。
在近代中国，情感、媒介也与城市密切相关。美国华裔学者林郁沁分析了1930年代“施剑翘刺杀孙传芳”复仇案中，施剑翘为父报仇后利用媒介炒作案件的“私情”，及以《申报》为代表的大众媒体通过报道此事而激发的社会各阶层普遍参与塑造的“公众同情”（public passion）之间的互动。林郁沁认为，“公众同情”能在短时间内围绕某一议题迅速形成，影响巨大，但转瞬即逝，可以同时被导向破坏性结果或积极的革命性结果。她批评了包括《申报》和国民政府在内的社会各界对公众同情的利用。但是，我认为，对施剑翘刺杀孙传芳案，也许我们要问的不是“在这个事件中，如《申报》这样的大众媒介和国民政府怎样掀起和利用了公众同情以及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而是“在这个事件中，如《申报》这样的大众媒介和国民政府如果对潜在的公众同情（‘房间里的大象’）置之不理、视若不见，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可沟通型城市”首先体现为市民对城市的情感依恋
“可沟通型城市”（communicative city）指这样的城市，其环境有利于发展出一个沟通系统，能将其居民整合到一个动态的整体中，而这个动态整体又能使居民参与公民活动并发挥各种作用，使得在流动性和稳定性之间达成平衡成为可能。
2010年，传播学者列奥·杰弗瑞斯（Leo Jeffres）在其研究中提出，“可沟通型城市”的沟通/传播应该满足以下六个规范性要求，前两条为：应有助于培养市民对城市的依恋感情（attachment）；应促进不同年龄、族群、性别、社会背景、政治态度的市民之间的沟通互动，增进了解，减少冲突。杰弗瑞斯等人还提出了“沟通资本”（communication capital）和“公民参与型沟通资本”（civic engagement capital）两个概念，前者指“一个社区内可获得的全部沟通资源”，后者指“一个社区内可获得有助于解决社区所面临的问题的沟通资源”。
可见，杰夫瑞斯的“可沟通型城市”概念尤其强调市民对城市的情感需求，以及对公共议题的参与和解决能力。这意味着，建设“可沟通型城市”固然要求城市在物理上具有更多的公共空间，让市民可居住、可行走、可观赏，但其首要要求是要创造一个更加互联和包容的环境，让信息自由流动，使社区所有成员都有参与和表达的机会，让更广泛的观点被听到，从而改善决策过程。但目前看，我国城市在物理空间上貌似越来越“可沟通”，但市民的 “参与型沟通资本”却越来越少或越来越受限，导致市民对城市的情感越来越疏离，以至于要“逃离北上广”。我认为，要建设“可沟通型城市”，城市的新闻媒体能否以可信和可敬的公共报道激发公众的参与兴趣，建立情感依赖至关重要。在危机中，新闻媒体这些充满人情味的特稿报道展现出人类个体或群体在挑战、困境和迷惑面前如何挣扎、搏斗、妥协、胜利的故事，往往能激发受众的关注、同情和行动，也增加了市民对城市的“情感依恋”。
因为我们有身体，所以有情感；也因为我们有身体，所以才有地方、空间和城市。身体作为“元媒介”（meta-medium），是个体自我、自主、隐私、道德和责任等观念产生的前提，也是个体处理与其自身、他人和社会关系的前提。人类沟通中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嵌入了身体，也即嵌入了情感和空间（城市）。“可沟通型城市”应该是市民在其中具有较多“参与型沟通资本”、能通过各类媒体进行充分的精神和情感沟通的城市。我们期待情感能再次回到传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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