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翼青 | 作为媒介物的城市与“可沟通城市”的困境 | 城市何以有情：媒介视角下的“城市—情感”路径圆桌会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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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媒介物的城市与“可沟通城市”的困境
胡翼青｜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7期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胡翼青教授
城市是什么，从不同的角度可能有完全不同的答案。城市社会学中对这一问题就有多个回答。城市社会学家更愿意将城市看作一种独特的社会关系。这种特殊关系首先源于城市是一种特殊的“人类聚居之地”。这一聚居之地从经济结构的角度来说是一个“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网状系统”。与此同时，这个网状的生态系统编织出了各种社群关系和文化结构。用刘易斯•芒福德概括得极为全面的表述来形容城市就是：“城市在其完整的意义上便是一个地理网状物，一个经济组织体，一个制度的过程物，一个社会战斗的舞台，以及一个集合统一体的美学象征物。”
城市的社会关系当然建立在时间、空间和物质交换的基础上，这是整个城市运转的物质基础，然而这些物质性结构不构成城市的根本特征，城市社会关系的主要表征必然是精神交往，因而，社会学者们对于城市的理解仍然偏重功能主义，仍然过于倾向城市社会治理问题。就这一点而言，笔者更倾向于将城市理解为一种传播关系，一种意义生产的日常生活方式，它是市民情感、地方性知识和独特存在方式汇集的空间，它是一个活生生的文化有机体。
城市：一种超级媒介物
笔者曾经用“媒介即城市”的视角区分过：“城市中的传播”说的是发生在城市这一空间和地点的传播活动；“传播中的城市”说的是由媒介书写和描绘的城市；而“作为媒介的城市”指的是将媒介空间与城市空间叠加起来加以考察，关注媒介实践与城市实践相融合的研究路径。如果我们把媒介理解为意义汇集的空间，那么，城市本身当然就是一种媒介物。而且，城市这种媒介物兼具媒介的两种特征，它既可以是城市个体交往的居间节点，也可以是城市个体运动的背景空间。它可以通过各种事件和活动把人与人关联在一起，也可以像基础设施那样支撑起整个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所以，与多数媒介物不同的是，城市既可以具有居间性，也可以具有背景性，是一种超级媒介物。
不过，即便我们可以从“媒介即城市”的视角来思考城市，也并不意味着城市天然就可以成为可沟通城市。复旦大学的研究小组对可沟通城市所下的定义是：“‘可沟通城市’将沟通／传播视为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城市的构成基础，各类主体通过信息传递、社会交往和意义生成等多种传播实践活动，实现城市的多元融合、时空平衡、虚实互嵌和内外贯通，即在人性充分实现维度上的多重可沟通性’。”然而，这种理想化的构想尽管可贵，但在现实中很难实现，问题就出在作为媒介物的城市本身。作为一种物质性的技术，媒介物既建构和创造一个世界，也必然使这个世界存在着不可逾越的边界。在很多场景中，城市不仅不扮演沟通媒介的角色，相反它还意味着沟通和交流的终结。如果从更辩证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也许可以这样表达：传播本身就意味着区隔，对某些群体的传播就意味着对这一群体之外的群体的区隔。比如，城墙的修建，既意味着划定城市居民交流和传播的空间，也意味着城市居民与城外居民的区隔。同样的，媒介既规定了什么人可以通过它抵达它所生成的世界，也规定了什么人无法通过它抵达它所生成的世界。比如在城市里扮演重要媒介的交通基础设施、高速环线，可能就会成为空间区隔的重要手段，可能将城市的某些区域变成被包围的孤岛，从而使之部分失去与外界沟通的能力。
所以，也许只有从可供性的角度，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城市作为媒介物，为什么既可以促进沟通，也可以抑制沟通。在吉布森看来，可供性是关系性的，物质环境的意义要在行动者的感知和实践中才能实现。因此，环境既可以是一种供其自如运动的介质，也可以是一种阻碍行动的坚硬物质，而究竟是介质还是物质，关乎生物的具体实践，“一只在水上行走的蚊子，可以因表面张力将水面变成其行动的介质，但如果它想去水里游泳，水体就会成为阻止其行动的物质”。因此，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各种对其行为的限定，决定了城市对于他而言到底是一种物质还是一种介质。城市的组织和管理方式决定了城市空间既可以成为钢筋混凝土建造的带有极大区隔性的物质，也可以成为市民相互沟通、公共交往的介质。如果我们把城市看作媒介物，那么城市应当是介质而不是物质，我们生活在城市是为了更好的物质和精神交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城市总能在人的实践中成为介质。
“上手”与“在手”：城市的媒介偏向
海德格尔曾经用“上手”和“在手”来形容存在者与世界的关系。笔者在这里做一点不恰当的挪用：城市中的空间或场景显然存在着“上手”和“在手”的区分，这是城市作为媒介物的特征。那些在日常生活中，人人都可以参与的场景和空间，比如菜场或市民广场，就是一种“上手”的空间。人们在其中自然而然地交流和行动，熟谙该场景的游戏规则，甚至意识不到这个空间和场景的存在。那些在日常生活中不是普通市民都可以参与的空间，尤其是那些对参与者提出了权力、身份、地位等要求的空间，对于无法参与者而言，就是一种“在手”的空间。这些空间的入口仅仅是一种视觉景观，但无法真正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是一种对象化的存在。
总体而言，作为媒介物的城市不可避免地会同时存在“上手”和“在手”的空间，但一个城市的宜居和可沟通程度总体而言由“上手”空间的比例所决定：“上手”空间的比例越大，城市的可沟通性越强；“在手”空间的比例越大，城市的区隔性越强。
20世纪大众传播业的兴起，使人们误以为“可见性”强的空间才具有传播性和媒介性，从而莫名其妙地认为，营造更多景观性的空间会提升城市形象。然而事实上，这种看见并不能增加城市的可沟通性和舒适性，更不能增加市民的幸福感。“可见性”可以增加视觉上的联结，但也很可能终结了沟通。而对“上手”空间重要性的忽视，则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城市的活力。
雅各布森曾经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从各种城市空间的细节，包括人行道、社区围栏、街区、老建筑等方面强调了交往和沟通的空间对于城市的重要性。在她看来，那些为了安全将社区或街区变成“孤岛”的做法，其实是把整个空间推向衰败的根本原因。城市的公共交流是极为重要的：“如果城市人之间有益的、有用的和重要的接触都只能限制在适合私下的相识过程中，那么城市就会失去它的效用，变得迟钝。”其原因是，偶然的陌生人之间微不足道的公共接触，“其总和是人们对公共身份的一种感觉，是公共尊重和信任的一张网络，是在个人或街区需要时能做出贡献的一种资源”。所以，城市规划应当以“交往”和“人居”作为重要的考量坐标——多建桥，少建墙；多一点文化共享区，少一点功能区；多一点公共空间，少一点景观；多一点包容、融合和平等，少一点区隔；多一点“上手”的空间，少一点“在手”的空间。
不过实践总是与理想背道而驰。相比于先在的空间职能的划分，更可怕的行为是将“上手”的空间通过权力和制度转化为“在手”的空间。没有设计好“上手”的空间，却不断地强调街道上的某些市民交往行为违反市容规定，就是这一类转化行为的典范。这么做表面上看是为了维护城市的秩序，但实际上只是维护了“可见性”层面的表层秩序，说得严重一点，这种转化行为破坏了城市本身具有的内在秩序，那种基于情感和信任而自然生成的秩序。
我们从空间的角度谈到了“上手”和“在手”的对立和转换，但其实这种转换也同样会发生在时间的序列中。城市本身就是时间性的媒介物，因此其场景也必然具有时代性。时间使空间发生着不断地转换，正如芒福德所强调的：“历史文化遗迹遗产一代代保护下来了……以往历史上的各种文化习俗、价值观念、生活理想，都因此流转到来世；于是乎，城市以不同的历史时间层次把一个个世代的具体特征都依次贯串了起来。”
很多在某个历史时期属“在手”性的标志性建筑，可能在另一个历史时期就变成了“上手”性的生活空间的组成部分。笔者关注的一个例子南京大报恩寺的历史变迁，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大报恩寺是明成祖时期在南京天禧寺基础上落成的皇家寺院，作为皇权的象征，在明代相当一段时间中，它都是一个标准的“在手”空间：建成后的大报恩寺，光是报恩寺塔就高达七十多米，通体被覆琉璃，塔上设有长明灯百余盏，其强烈的存在感占据了城南的视觉中心。它不仅意味着城市的一块“飞地”，而且也体现了明代皇权的可见性。随着明末朱氏皇权的日渐式微，皇家对报恩寺的支持与管理一并削弱，世俗化的佛教取向使报恩寺开始面向市民阶层敞开。于是，报恩寺逐渐转型为一个五方杂处、雅俗共享的“嘈杂之地”。崇尚佛法的地方雅士不仅慷慨解囊赞助报恩寺修葺，也将报恩寺视为地方文化的标识，以之作为对象创作了大量诗词、散文、绘画。文人与僧人圈子的“文化格调”使报恩寺周边的旅游业迅速繁荣起来，并进一步推动了商业的发展。而考生、文人与僧人的交往活动，又不断催生着商业、出版业的发展，致使该空间刻坊云集，热闹非凡。晚明的大报恩寺也因此融入了南京鲜活的市民文化当中，成为一处“上手”的空间。
当然，晚明的大报恩寺之所以能够成为南京城最重要的“上手”空间，并不是当时的社会已经有了可沟通城市的理念，而只是一个历史的偶然。今天，南京市一直希望将重建大报恩寺作为推动城南文旅和商业的抓手，但可惜的是，大报恩寺非但没有如愿成为一个“上手”的公共空间，反而又成为一处“在手”的景观。不计代价的居民拆迁、工业用地、铁路和内环线的高架桥，将大报恩寺遗址公园变成了一个孤岛。重建后的大报恩寺遗址公园和大报恩寺塔已然是一个催促人们迅速通过、无意逗留的现代空间，仅靠旅行社、网红与外界发生关联。当大报恩寺塔成为抖音、快手上热度颇高的网红打卡地时，我们又看到了“在手”空间的可见性，不同的是，这一次看到的是德波所说的无本质和碎片化的景观。人们的本意是想通过重建大报恩寺来整顿城南地区的面貌，但这正好陷入了齐格蒙特•鲍曼所说的“园丁式的现代性”——当一旦看到有碍观瞻的景观就要将其修葺时，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城市日渐精美，但公共交往却日渐稀少。市民迷失在并不属于自己的、钢筋混凝土组成的现代城市景观当中，不知去哪里进行公共交往，在城市中越发感到压抑、焦虑和被凝视，这反而与城市作为有机体的设想完全背道而驰。
自1982年以来，我国一直不遗余力地推动着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让历史与现实在城市中交流对话，这本身是一个很好的设想，但是遇见不等于沟通，修旧如旧也好，修旧如新也罢，如果不存有“可沟通城市”的内在逻辑，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就始终不会发生。
当代可沟通城市建设的困境
今天，可沟通城市的困境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其原因竟然是媒介技术的高度发达。随着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快速崛起，城市不仅是物质性和关系性的网状系统，同时也是一种表征性和情感性的网状系统，它作为一个媒介物系统，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现代社交平台对城市生活的全面深度嵌入，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从表面上看，它从技术上有力地支持了可沟通城市建设，但实际上给可沟通城市建设带来了很多新问题。而这些新问题都是媒介技术与原有城市文化脱节所导致的必然后果，也是城市作为一个超级媒介物，自身结构性失衡的必然结果。
其一是二进制带来的城市区隔问题。在二进制世界通过城市的管理者和设计者渐渐掌控整个城市的过程中，城市的区隔问题似乎变得越来越严重，可沟通城市的建设变得越来越复杂。事实确实如此，在扫码出现以后，城市中的禁区变得越来越多。在由0和1的逻辑构成的世界里，准入/不准入直接对应着0和1构成的算力。所以，表面上看5G技术、智能手机的应用似乎可以促进人们的沟通，但实际上也可能辩证地推进了人们的空间区隔。人们不仅面对现实城市空间的区隔逻辑，而且在城市生活中还必须面向二进制世界的区隔逻辑。原本肉身可以畅通无阻的空间，现在因为码的使用而建立起一个无形的围墙。AI媒介的使用能力和程度也变成了一种权力区隔和阶层区隔的标准。
其二是新媒体带来的城市情感慰藉的问题。由于社交媒体给表达提供的便利，市民可以通过各种社交媒体看到关于声讨城市空间区隔的故事和评论。这些带有情绪化、情感性的叙事和言说，包括一系列的苦难叙事，不仅放大了原本局部性和个案性的城市空间区隔问题，而且也让市民以一种高度情绪化和情感极化的方式来反对城市区隔。对于城市区隔，市民的忍耐力正在变得越来越低。这一切，不能简单地靠技术的手段来加以治理，相反，可能需要更多智慧对市民进行情感上的沟通，能够让市民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感觉城市治理者有人情味，真诚且有担当。但情况往往是，当城市区隔的议题出现后，城市治理者是以权威机构的角色发布声明，并通过各种媒体抵达市民，以此获得市民的理解和支持。但这种重联结不重沟通的做法效果并不理想，很多时候会导向城市管理危机的爆发。因此，树立可沟通城市的理念，同时在实践中培养应对新媒体所带来的情感表达方式的能力，是目前许多城市管理部门应重视的方面。
其三是现实城市公共交往的边缘化问题。新媒体所带来的虚拟世界在精神上使“周边”“附近”等城市现实生活空间的意义被边缘化。市民尤其是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市民对地方性知识的依赖已经非常有限，他们经常无视或不看重自己周遭世界发生的各种事件，甚至也不太关注发生在平行时空也就是共同世界的那些所谓重大公共事件，他们特别看重的是自己所在的网上趣缘社群中的事件、知识和共同情感。“公众依然在地方，但他们并不扎根在地方；公众并不生活在虚拟社区，但他们的情感和认知却扎根在那里。”因此，社交媒体越发达，就越可能抑制发生在城市空间中的各种面对面的沟通，使雅各布森所看重的“微不足道的公共接触”，变得越来越珍贵。
孙玮曾经提出过可沟通城市的三个标准：第一，信息传递的快速、高效和透明；第二，社会交流的自由、通畅；第三，文化意义的建构与共享。在她看来，催生更多类型和数量的网络节点，打通人际交往、群体互动与大众传播的区隔，建构多元主体、多种类型的现代城市传播网络，是通向可沟通城市的必由之路。不过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现代城市传播网络恰恰也是通向城市区隔和破坏城市可沟通性的重要技术支撑。所以，中国式的现代城市治理恐怕不能仅仅依靠科技，还需要依靠智慧和艺术；恐怕不能仅仅依靠技术治理，恐怕还要依靠情感调适。如何平衡技术的发展与城市文化发展的不同速度，成为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面向实践的可沟通城市建设可能必须接受的现实是，作为媒介物的城市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可沟通城市，但我们需要让城市发挥更大的可沟通性，尽量减少它对可沟通性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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