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计武 | 当代家庭中的媒介装置与情感结构的社会变迁 | 城市何以有情：媒介视角下的“城市—情感”路径圆桌会议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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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家庭中的媒介装置与情感结构的社会变迁
周计武｜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7期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周计武教授
当代以来，我们的情感结构经历了一系列变迁，而家庭作为社会结构的枢纽，是联结个体命运、情感经验与社会变迁的桥梁。通过关注家庭生活及其情感经验，我们有可能实现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市民生活与城市变迁的耦合（articulation），把握中国经验的内在肌理及其演变逻辑。本文拟以家庭为切入点，分析广播、电视、新媒体等媒介装置在重塑个体记忆、地方感与文化认同中扮演的角色，把握情感结构的社会变迁逻辑，为进一步理解“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转型的情感经验提供一种认知视角和方法维度。
作为方法的情感结构
关注家庭生活的经验维度，不仅是认识论上的调整，更是方法论上的重新定位。雷蒙·威廉斯把它命名为“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旨在用它来分析一个社会的文化结构及其演变轨迹。与“世界观”“意识形态”不同，“情感结构”“不是与思想相对立的情感，而是被感受到的思想( thought as felt) 和作为思想的情感(feeling as thought) ”。简言之，“情感结构”始终处于“情感”与“结构”的张力之中，要应对的是处于溶解状态的社会经验。
作为方法，情感结构的文化分析遵循以下路径。第一，伴随社会结构及其生活方式的现代变迁，人们的情感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范式转型。人们从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乡土中国脱离出来，被抛入由城市化进程主导的现代中国，在钢筋混凝土铸就的城市森林及流动的现代性体验中，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第二，这种不确定的身份感，以及由此产生的孤独、焦虑、不安、恐惧等情绪，促使人们在文化文本中寻找精神化的地方感、心灵秩序和文化认同。第三，文化文本是人们“情感结构”媒介化、符号化的结果。人们基于文化的惯例，把流动的、鲜活的、在场的、肉身化的情感经验，以文化的方式表达出来，并在文化的社会生产、传播和消费中实现情感的结构化效果。第四，这种结构化的情感是人们借助种种技术化的视听媒介实现的，如电话、广播、唱片、留声机、电视、电影以及智能手机、IPad等移动终端设备。在家庭生活的独特时空中，这些视听媒介会把来自远方的信息，以文字、声音、图像、视频、音频等方式传播过来，作用于人们的眼睛、耳朵与中枢神经系统，从而产生特殊的视听模式。
在技术化生存的现代社会，这些视听媒介是以“装置范式”（device paradigm）的方式发挥作用的。它们使人从具体的情境和关系网络中脱离出来，进入人造的虚拟世界和媒介化的“假肢记忆”（prosthetic memory）之中，从而达到重塑人们的情感经验和集体记忆的感知效果。“假肢记忆”是由传媒技术支撑的、非亲历的媒介化记忆。一方面，媒介即装置。人是通过媒介与自然、他人、周围环境发生关系的。作为人体感知器官和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媒介深刻改变了人们的情感、思维、评价和人际交流的模式。每一种新的媒介都是一种新的尺度，都会产生新的感知习惯。如麦克卢汉所言，“任何一种延伸（或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物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另一方面，正是媒介“戏剧化再造了他或她不曾经历的历史”，让个人在审美想象中把鲜活的、个体的、肉身化的经验与宏大的历史叙事及其意识形态缝合起来，从而把个人记忆变成共享的城市记忆与家国想象。
理想的激情：听广播与声音政治
电话、留声机、收音机和广播的发明及其在家庭生活中的广泛使用，让印刷文化中被压抑的耳朵重新焕发出“部落鼓”的魔力。作为声音存储、编辑、复制与传播的听觉媒介，广播能够把不同空间、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人召唤到仪式化的听觉实践中，使我们在集体的聆听仪式和个体的声音想象中建构中国的声音景观（soundscape）。作为一种听觉模式，“聆听”是一种聚精会神（concentration）的、专注的、沉浸式的、全身心的听。听者主动响应声音的召唤，营造具有生活气息的声音氛围和空间场景，并顺从标准化的声音编码。与之相比，人们对风声、雨声、水声、鸟声等自然声音以及汽车声、吆喝声、叫卖声等生活声音的听，则属于心神涣散（distraction）的听觉模式。这种声音仅仅作为生活的“杂音”或“背景音”被听者忽略，无助于主体性的重塑。
广播建立在无线电波传输技术之上，具有信息面广、传播迅速、感染力强的特点，从而受到官方的青睐。在某种意义上，广播的历史就是借助声音复制技术动员民众的历史。从延安时期到1980年代，广播一直是宣传教育的有力工具。延安时期的广播与陕北民谣、红色歌曲一起创造了朝气蓬勃的声音文化。它不仅把各种各样的声音组织起来，形成整齐洪亮、激情昂扬的听觉经验，而且赋予我们听到的每一个音符以意义，有效发挥了政治动员的功能。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广播延续了声音政治的功能。一方面，积极改造私营广播电台，收编公共空间中流动的声音。另一方面，以大规模“广播下乡”的方式，由收音员们播放“三机”（收音机、幻灯机和留声机），组织农民、工人集体听广播，看幻灯，由此实现对声音资源的有效分配。
除了“三机”外，高音喇叭是广播网重要的收听装置。为了扩大广播站的声音传播效果，许多工厂车间、田间村头安装高音喇叭，来转播中央和地方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新闻政令和其他政治信息。每当举行重大的庆典活动，就会以大规模的实况转播进行播报。这种“一对多”的信息传播方式和集体聆听的收听方式，点燃了民众的理想激情。第一，中国之声以统一播报的形式和社会主义播音风格响彻全国，成为国家意志与中国精神的象征。中央与地方的播音员要发音准确、声音清晰、铿锵有力，让声音服从文本，以确保文本信息传播的完整性。第二，信息的来源渠道是单一的，是自上而下的传播。换言之，我们听到的声音是预先经过编码的。我们为什么听，听什么，如何听，都包含在这一听觉符号体系之中。这种听觉符号体系把遥远的声音事件以“拉家常”的方式编排成充满戏剧性的声音画面是有选择性的，这就导致了声音文化的编码时刻与解码时刻（encoding /decoding moments）的错位。第三，集体聆听缔造了神圣的声音场景。广播让人们在特定时间聚集在特定场所，不约而同地按照声音指令进行标准化的操作，比如早上做广播体操、中午听新闻、晚上听广播剧，从而赋予声音以集体意义。让民众在理想的激情和崇高中体验到社会主义集体的自豪感。第四，集体聆听改变了听觉与时空的关系。广播借助声音复制技术，推动声音脱离原声语境，以“冷漠、无差异（in-difference）”的方式复制、编辑、传输和再现，让声音在物质层面摆脱了原声的束缚和时空的局限，以挪用的方式与其他声音一起构建了新的声音景观。
当然，广播不仅具有传播信息、政治动员的社会意义，还具有文化教育、休闲娱乐等公共服务功能，比如，运用演播艺术改编、录播古典文学名著和红色经典。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1958年5月开始“长篇小说联播”节目，先后播出了《林海雪原》《苦菜花》《敌后武工队》《红旗谱》《青春之歌》《红岩》《红日》等长篇小说。《三国演义》（1982年）、《红楼梦》（1984年）和《平凡的世界》（1988年）等广播连续剧的播出，更是创造了人人争听收音机的壮丽景观。播音员抑扬顿挫和“拉家常”的播音方式，让听者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亲近感和依恋感，让无穷的远方和无数的人都与“我”有关。这种由聆听产生的空间想象，点燃了听众诗意的崇高感。一方面，播音员或电台主持人的声音、音乐歌曲、广播剧节目营造了一种虚拟联系和陪伴的形式，唤起了一种情感共鸣和心理上的归属感，从而把“个体的经验上升为集体性的、参与式的抒情方式”，实现了播音员与听者、听者与听者之间互为主体性的建构。另一方面，广播缔造了虚拟的“现场式”部落交流，让不同社会地位和不同阶层的人们，以聆听的方式聚集在一起，在激情燃烧的人生中获得文化上的认同感与精神上的归属感。
激情的消退：看电视与媒介仪式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电视节目传播及时、形象逼真且内容丰富，电视逐渐取代广播成为家庭生活空间的主要装置，成为推动视觉文化转向的力量之一。视觉文化是以形象为主因的文化形态。对视觉及其奇观效果的迷恋，使观看行为成为与阅读的诸种形式（解密、解码、阐释等）同等深奥的文化问题。从接受史的角度来说，电视观看模式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家庭集体观看模式，二是新时代的移动观看模式。前者是一种仪式化的观看，在视听的联觉效应中，不断缔造文化新民俗。后者是一种交互性的观看，借助智能移动设备，实现了个性化的多屏观看与媒体消费模式。
一家人每晚围坐在电视机前集体收看电视节目是几代人共享的文化记忆。无论是观看80版的《上海滩》、83版的《霍元甲》《射雕英雄传》、86版的《西游记》、87版的《红楼梦》、88版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还是观看90版的《渴望》、92版的《编辑部的故事》《新白娘子传奇》、93版的《我爱我家》、94版的《三国演义》、95版的《神雕侠侣》《天龙八部》、98版的《还珠格格》，每次都是万人空巷。电视节目通过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戏剧冲突、角色发展和影像叙事技巧，在情感投射中唤起了观众对虚构人物的同理心、依恋和情感投资，满足了大家逃避现实压力和情感困惑的现实需要。在仪式化的想象中，人们把国家的兴衰与命运的沉浮相结合，一方面崇尚艰难时世中的英雄主义与侠骨柔情，另一方面品味激情消退后的凡俗人生与世态炎凉。前者满足了民众英雄主义情结和怀旧（nostalgia）的需要，后者通过奇观的凝视，满足了个体对世俗幸福与快感生产的需求。
集体收看之所以成为主导性的视觉生存方式，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作为冷媒介，电视影像的低清晰度与低强度，客观上需要观者以深度参与的方式来完成影像叙事。第二，电视节目以特写镜头、蒙太奇语言和动态影像讲述中国故事，丰富了观者的视听感知体验，具有超越意识形态宣传的亲和力。诸如功夫、饮食、山水、戏曲、古建筑等中国形象的奇观展示，不仅吸引了观众的眼球，而且唤醒了观众的文化记忆。第三，集体追“剧”是电视缔造的新时尚。在贫乏的散文时代，时尚是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有效方式之一。它让每一个人在追求时尚的竞赛中，既有标新立异的个性化色彩，又有想象性的集体认同感。这种双重体验让电视成为民众“造梦”的机器，在白日梦的情感幻象中获得精神的短暂安慰。
就传播性质而言，集体收看电视是一场自愿参与的“媒介仪式”。所谓“媒介仪式”是指传媒接受活动中“围绕媒介的边界或类别组织起来的形式化行为”。媒介通过符号资源的垄断和仪式化的行为，把主流意识形态自然化了。电视机改变了文化意义在家庭空间的流动机制，看电视不仅把每个人的言行举止纳入家人的集体关照之下，而且以想象的方式“将我们作为观众与更广大的文化框架联系起来”，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结合起来，最终“使我们与他人分享我们自己的私有空间”，构建了命运与共的集体幻象。通过戏剧性、重复性的仪式活动，看电视让观者彼此共享类似的情感体验和集体记忆，最终实现心理上的文化认同。以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为例，中央电视台从1983年开始，每年都在除夕之夜直播晚会，使之成为中国人的“新民俗”。通过营造视觉“奇观”和“狂欢”话语，它改变了“守岁”的形式与意义，打破了由“神灵”和“祖先”的凝视而建构起来的传统视觉秩序，构建了“想象的共同体”时刻。
与集体观看不同，新媒体技术的加速迭代深刻改变了电视节目的播放机制与观看形式。一方面，多平台和跨媒介的播放形式颠覆了电视播放的传统机制，电视的仪式化功能弱化。另一方面，微信、微博、贴吧等社交媒体改变了观看电视的环境。以青年群体为主的观众，更倾向于借助新浪微博、百度贴吧、弹幕视频网站等新兴社交媒介平台来分享、点评、吐槽，从而表达自己的观看体验与情感想象。看电视不再是一场仪式化的行为，而是孤独的个体宣泄情绪、制造快感、寻求互动的社交空间。
存在的焦虑：新媒体与数字化生存
当下，家庭生活空间进入以媒介融合为特征的新媒体时代。新媒体是以信息的数字化技术为基础，通过计算机网络、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和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实时、互动、高效的信息和服务的传播形态。如果说广播是耳朵的延伸，电视是眼睛的延伸，那么，新媒体则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
数字化生存及其焦虑情绪的传播是当代人的生活常态。焦虑是一种令人紧张和忧郁的心理体验，当本体的安全感和自我肯定受到威胁时就是会产生存在的焦虑（existential anxiety）。加速社会及其流动的现代性体验让一切充满了不确定性，强化了当代人的焦虑情绪。一方面，基于血缘、地缘、业缘之上的传统人际关系，在城市化、少子化、个人主义化的冲击下日趋淡化，自我与社会之间的情感纽带瓦解，主体日益碎片化、空心化、原子化。另一方面，面对持续的社会压力、过度竞争的生存环境和人生际遇的偶发性，个人不知道明天会接受怎样的命运审判，从而产生意义被掏空的虚无感、孤独感和无方向感。前者由于归属感、集体感的缺失，导致自我认同的危机和情感的冷漠；后者会由于阶层跃升的持续压力和价值迷失，导致无意义感和虚无感。“内卷”“丧”“佛系”“躺平”等网络流行语是种种现代性焦虑的精神症候。“内卷”是社会个体竞争压力下自我精细化发展后的倦怠。以“废柴”“葛优躺”等现象为代表的“丧文化”流露了当代人颓废、悲观的情绪。“佛系”是一种无欲无求、云淡风轻的生活心态，试图以“低欲望”来逃避内卷的焦虑。而“躺平”则表达了当代人试图借“无为”姿态消解生存困境的社会心理。作为焦虑的能指，这些网络流行语与各种表情包、短视频、移动音频一样，都是表达焦虑情绪的文化符号。
当下，家庭依然是表达私密情感和公共经验的重要场所（site）。社会结构转型期的“媒介事件”、现代性极端体验及其引发的种种形式危机、表达危机和意义危机，主要是通过家庭生活嵌入个人记忆和人生体验的。重大的变化在于，人们是通过新媒体和媒介化文本分享历史记忆，表达焦虑情绪，传播集体情感的。作为装置范式，新媒体重塑了人们的情感结构，对各种信息进行了再媒介化的重组和跨媒介的传播。从传播主体来说，新媒体装置的社交化、数字化与移动化打破了“把关人”的控制，使网民成为文化意义的生产者、传播者和接受者。在开放的舆论空间，人人皆可传播，用户个体的互动实践推动了传播主体的多元化。从传播内容来说，新媒体文本类型多样，基本上是短（微叙事或碎片化叙事）、平（直观、通俗的浅表达）、快（即兴创作）。从传播形式来说，新媒体文本会综合运用文字、图像、声音、表情包、短视频、移动音频等多种方式，通过展演个人化的记忆、欲望化的奇观和常人化的叙事来传播情绪体验。从传播载体来说，人们倾向以智能手机、个人电脑、iPad等移动终端为载体。从传播方式来说，数字化技术让信息传播更加快捷、高效，更加具有交互化、即时化、碎片化和虚拟化的特点。海量信息的瞬时爆炸式蔓延和用户个体的沉浸式体验，使传播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具有情绪化特征，更容易发酵、扩散，并以群体方式“裹挟”民意，形成“沉默的螺旋效应”，引发网络暴力。从用户体验的角度来说，开放、互动、多元、动态的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寄存和安放各种情绪的巨大容器，它给每一个参与者充分表达、传播、再造焦虑符号的自由。
人们习惯于“宅”在家里，借助移动终端设备，不断地“刷屏”——通过手指触摸界面让自己的眼睛与耳朵沉浸在多媒体的文化文本中，从而调动五官感觉的联觉效应。家人们坐在一起，却互不注视，缺乏交流。人们更关系虚拟空间中的人和事，以想象的方式追求诗意和远方，却对身边的人、身边的事日益淡漠。即使走出家庭，在户外的地铁、街道、公园、景区中，人们依然是匆匆的过客，低头玩游戏、看视频、听音乐、刷电视剧，仿佛周围的世界与自己没有关系。人们的身体在现实空间中移动，但精神漂浮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一个充满隐喻和转喻的“超真实”世界。现实与想象的边界打破了，充满感性经验的真实感淡化了，人们的情感经验日益媒介化、文本化、虚拟化了。人们以精神涣散的方式感知世界，在闲言、好奇与张看中追求有刺激性的信息，并迅速转移注意焦点，让欲望化的眼睛与耳朵在世俗的喧嚣和虚拟的元宇宙中狂欢，却无所住心，什么也没有看到、听到。
真实感消失了！人们沉浸在由“仿像”建构的乌托邦世界中，以怀旧的乡愁排遣内心的焦虑。李子柒的短视频是一个代表性案例。通过剪辑、特写、场景调度和色彩渲染等视觉展示机制，李子柒把短视频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成功营造了充满古风古调和审美意境的乡村田园牧歌，满足了当代都市人对传统手工艺和田园生活的文化乡愁。不过，其叙事话语是借助镜头语言的剪辑切换、场景调度和人物特写等技术手段完成的。它迎合了新媒体时代的装置范式，呈现的是一种拟态化的媒介真实。
余论
城市化的象征森林是一个由视听媒介装置和传媒文化文本主宰的美丽新世界，几乎没人能逃避传媒的包围、追踪、诱惑和影响。媒介化的“假肢记忆”以家庭、社区和城市文化空间为依托，把我们的私人记忆与历史的宏大叙事相“耦合”，构建了种种丰富而复杂的情感图式。从理想的激情到激情的消退，从文化政治的快感到欲望化奇观的凝视，从网络化的集体狂欢到存在焦虑的情绪弥散，我们的情感结构伴随社会转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地方感的亲切经验消失了，我们已经进入到由算法逻辑操控的后情感社会。所有的情感体验，在发生之前都已就其性质、强度或正确与否，进行了认知评估，我们不再能体验到自发的本真情感。换言之，我们的每一个微笑、每一滴眼泪、每一声呼唤都受到界面的操控。算法迎合并规训了我们私密的情感经验和集体无意识。资本与权力在技术化、数字化、社交化的媒介装置中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支配了信息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记忆、情感、体验、真实不再是触手可及的，而是经由媒介化和再媒介化过滤后呈现在人们感知体验中。人们痴迷于互联网的狂欢和公共领域的情感化表演，鲜活的、真实的、肉身化的情感经验日益成为当代生活的稀缺品。这是我们渴望生活的世界吗？我们希望城市是富有生命力、创造力和情感想象的诗性空间，而不是充满理性算计的功能主义空间。作为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人与环境联系的情感纽带，理想的城市是适宜每个人诗意栖居的审美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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