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伯中｜预防化解矛盾风险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新时代“枫桥经验”：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探索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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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化解矛盾风险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
金伯中｜浙江省新时代枫桥经验研究院院长，浙江大学新时代枫桥经验研究院院长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8期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金伯中
产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枫桥经验”，不断适应时代的发展变化，与时俱进，形成了以“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为基本内涵的新时代“枫桥经验”。新时代“枫桥经验”已经成为预防化解矛盾风险、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平安和谐的重要法宝。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党的根本执政理念，因此，预防化解矛盾风险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以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为抓手，进一步营造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
把服务贯穿于预防化解矛盾风险的全过程
2020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省安吉县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调研时指出，发源于浙江的“枫桥经验”，它在各个时期都是适用的，“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把人民群众的事情做好了，处理得有条不紊，老百姓都能够顺心满意，我们这个国家才能好，家和万事兴，解决问题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枫桥经验”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精髓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要在预防化解矛盾风险中做好服务人民这篇大文章。
第一，服务群众是最好的方法。得人心者得天下，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服务不缺位”是新时代“枫桥经验”的重要内涵和基本方法，是预防化解矛盾风险、实现社会平安和谐的一把金钥匙。要坚持以民意为导向，推动业务流程再造、工作体系重构、体制机制重塑，把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转化为第一行动，以人的全生命周期和全方位需求为依据来提供更精准更便捷的优质服务，真正让人民群众满意，让人民群众高兴，让人民群众放心。只有我们的党和政府真心实意为人民群众服务，人民群众才能发自真心拥护、信赖、支持我们的党和政府，只有这样才能构建起和谐的党群政群干群关系，也只有党群政群干群关系和谐，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平安和谐、国家的长治久安。
第二，密切联系群众是最大优势。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密切联系群众，为人民服务做得好，党的事业就发展、就胜利前进；什么时候脱离群众，办了不利于人民的事情，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甚至失败。一要坚持和完善大走访制度，把党委政府的关心和温暖送到人民群众的心坎上，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身体力行并大力倡导“三个走遍”：省委书记走遍所有县市区，市委书记走遍乡镇街道，县委书记走遍行政村。沟通才能畅通，交心才能同心，要千方百计畅通与人民群众交流沟通的渠道。通过大走访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准确了解群众的所忧所盼，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新诉求、新期待，做到走千家万户，结万众同心，保万家幸福安康。二要深入基层调研究，着力破解难题。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领导干部一定要坚持问题导向、增强问题意识，敢于正视问题，善于发现问题，走出机关、走向基层、走进群众，扑下身子到问题多的地方，走到“矛盾窝”里去，真正把情况摸清，把问题找准，对策才能管用，预防化解矛盾风险才能更有底气。三要主动下访和开门接访，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200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开创了省级领导干部下访接访的先河，由此形成了以“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访，深入基层，联系群众，真下真访民情，实心实意办事”为主要内容的“浦江经验”，为浙江预防化解矛盾风险留下了宝贵财富。信访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了解社情民意的重要窗口。过去的信访工作往往采取堵访、劝访、拦访等高压手段，维稳色彩比较浓，激化了基层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造成了基层社会矛盾积压。所以，我们要做好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通过和人民群众面对面听取意见建议，实现对社会问题的感知和处置，从源头上预防化解越级访、重复访等信访问题，切实维护和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密切党群关系，使信访工作回归到群众工作的本质上来。
第三，群众满意是最高标准。群众满意是衡量各项工作的第一标准，是评估预防化解矛盾风险成效的最高标准。“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这就深刻启示我们，领导干部工作中做什么，不要总是“我觉得”，而是要看“群众觉得”，群众觉得好，才是真的好。现代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人的需求多样化，矛盾往往涉及社会成员之间、社会成员与单位组织之间、社会成员与党委政府之间关系等，预防化解矛盾，让人民满意显得特别重要，如果矛盾纠纷的预防化解调处不能让当事人认可和满意，极有可能会引发新的矛盾风险。“枫桥经验”产生发展60年来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所以，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不仅要保障案结、事了，还要做到气顺、人和，真正让人民群众满意，使得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满足感得到实质性提升。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更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舟共济、团结奋斗，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
进一步推动预防化解矛盾风险的制度化
制度具有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近几年，全国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在预防化解矛盾风险中创造了很多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经验，我们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把这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及时上升为制度形态，固定下来。对于预防化解矛盾风险过程中反复出现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要从制度上找原因，做好建章立制的工作，建立完善预防化解矛盾风险的体制机制，推动预防化解矛盾风险制度化、法治化。
一是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机制。要完善群众诉求表达机制，依托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等组织和大众传媒等平台，进一步加强社会协商对话，最大限度畅通与人民群众沟通交流的渠道，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诉求，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多层多样的协商民主机制，满足人民群众对于便捷、高效化解矛盾风险的要求。要完善利益协调机制，建立健全最低工资、最低生活保障正常增长机制，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加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困难群众的帮扶制度建设，努力让每一个群众都享受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要完善人民群众权益保障机制，加强人权、产权司法保护，健全以国家司法救助、法律援助、诉讼费用担保等制度为基础的司法救助体系，保护好人民的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
二是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近几年浙江在探索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方面，率先普遍建立矛调中心，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转型升级，打造为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积极搭建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预防化解矛盾风险平台。下一步要建立集诉讼服务、立案登记、诉调对接、涉诉信访等多项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机制，全面实现群众诉求“一站式受理、一站式接待、一条龙服务、一揽子解决”。要坚持法治思维，把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紧密衔接、有机结合起来，运用新形势下具有中国特色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通过互设共设调解中心、执法司法人员与人民调解员共同调解、网上司法确认等方式，推动达成调解协议与申请行政确认、司法确认无缝衔接，提升人民调解协议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要坚持创新思维，完善科学分流的制度机制，发挥行政机关化解纠纷的“分流阀”作用，畅通人民调解机构、行政调解机构、执法司法机关移送处置矛盾纠纷的通道，建立健全诉前调解、诉中委托调解、诉后执行和解等制度，引导人民群众主动接受调解。要完善资源整合的机制，促成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多主体联合开展调解，重点化解跨地域、跨行业、跨系统、跨部门的重大疑难复杂矛盾纠纷，形成化解矛盾纠纷的合力。
三是建立预防性法律制度。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前端、治未病。要以源头治理为重点，一体推进诉源、访源、案源治理，推动诉讼与非诉讼方式在解决纠纷中的有效衔接、整体联动，使更多的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发力，切实将矛盾防于未诉、信访察于未发、案件止于未衍，做到既能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又能体现社会公平正义价值。要建立完善公证制度、法律顾问制度、公职律师制度、公司律师制度等，进一步增强相关决策的合法性、合理性、可操作性，做到事先识别排除各种法律风险，有效避免事后出现纠纷。要推动仲裁委员会参与基层社会纠纷解决，支持仲裁融入基层社会治理。
四是完善矛盾风险感知监测和应急管理机制。要完善矛盾风险的监测预警制度，依托数字赋能，提升矛盾风险的源头感知和监测响应能力，提高对各种矛盾风险的预测预警预防能力。要完善矛盾风险评估机制，规范专家论证、公众参与、第三方评估等程序，改进评估技术，完善矛盾风险评估的指标体系，提高评估科学性。要完善应急管理制度建设，突出实战实用导向，完善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完善组织指挥、快速响应、部门协同、装备保障等一整套应急处置体系，一旦发生突发事件，做到快速反应、从容应对、果断处置，做到发现在早、处置在小，把矛盾风险解决在始发阶段，把危害和社会影响降到最低限度，要坚决防止和避免因处置不当造成矛盾风险激化和升级，把个体事件变成群体事件，利益问题上升为社会问题甚至演变为政治问题，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着力提高基层预防化解矛盾风险的能力和公信力
基层安才会社会安，基层强才会国家强。基层既是产生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源头”，也是协调利益关系和疏导社会矛盾的“茬口”，是预防化解矛盾风险的第一道防线。因此，我们必须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牢固树立“大抓基层、大抓基础”的鲜明导向，切实提高基层预防化解矛盾风险的能力和水平。
一是进一步提高基层基础工作的能力。要坚持党建引领，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弘扬“支部建在连上”的优良传统，推动“支部建在小区上”“支部建在楼道上”等做法，把基层党组织的治理触角延伸到“最前沿”，切实打通基层治理的每一个“神经末梢”。要完善党建引领的社会参与制度，坚持党建带群建，打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要搭建区域化党建平台，推行机关企事业单位与基层党组织联建共建，组织党员、干部下沉参与基层治理、有效服务群众，推进党的基层组织全覆盖，提高党在基层治理中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加强基层政权建设，按照“县乡一体、条抓块统”的思路，构建党委领导、党政统筹、简约高效的乡镇（街道）管理体制，增强乡镇（街道）行政执行能力、为民服务能力、议事协商能力、应急管理能力、平安建设能力。要把矛盾风险的排查、化解、管控作为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把数据作为最重要的战略性基础资源。建立完善矛盾风险的常态化动态排查机制，搞清风险点、风险源，以及容易引发矛盾风险的人、事、物、场所、单位，实施动态管控，做到底数清、情况明、信息灵；注重基础数据的收集和应用，加强数据资源的整合，打通数据壁垒，推动数据共享，充分发挥大数据感知认知的能力，使预防化解矛盾风险做到心中有底、心中有数。要切实提升基层基础工作的服务保障能力，从思想理念、制度设计、政策导向等各方面推动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倾，不断增强基层实力，激发基层活力，提升基层战斗力。
二是进一步提高预防化解矛盾风险的能力。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增强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预防化解矛盾风险是衡量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标志，要坚持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更加注重抓早、抓小、抓苗头，从基层最小单元、最小细胞抓起，预防工作走在前，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减少矛盾风险；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提高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的应用能力，把数字化的理念、思路、方法、手段融入预防化解矛盾风险的全过程和各领域，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在预防化解矛盾风险中的独特作用；更加注重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预防化解矛盾风险，健全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弘扬法治精神，提高全民法律素养，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更加注重基层社会心理建设，健全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加强基层心理咨询室、社会工作室建设，广泛建立心理监测、疏导服务体系，组建专业心理疏导矫治队伍，积极开展心理健康宣传教育和社会心理服务，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三是进一步提高基层党员干部公信力。基层党员干部是社会矛盾风险防范化解的关键少数，其自身形象和能力水平直接影响预防化解矛盾风险的成效，直接影响党委政府的形象和社会公信力。广大基层党员干部日夜奋斗在预防化解矛盾风险的第一线，涌现出了一大批脚踏实地、埋头苦干、任劳任怨、担当作为的好干部。但是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比较盛行，做表面文章，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不敢担当、不敢作为，遇到问题绕道走，解决问题推诿扯皮、敷衍拖拉，容易引起小事拖大、大事拖炸；官本位思想比较严重，往往以管人者自居，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损害群众利益，伤害群众感情。特别是从近几年扫黑除恶斗争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看，一些基层组织战斗力不强，软弱瘫痪，有的沦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甚至自身堕落成为“村霸”“路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称霸乡里，欺压百姓。所以，必须坚持从严治党不放松，以刀刃向内的巨大勇气和自我革命的精神，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切实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巡视制度是党内监督的一项重要制度，很多问题就是在巡视过程中发现并得到解决的，实践充分证明，巡视制度有效、管用，是党中央推动工作的有力抓手，是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相结合的有效方式。要充分发挥巡视制度这把利剑的重要作用，把巡视制度向基层延伸，到边见底。对于那些问题多、矛盾多、上访多，群众反映呼声强烈的重点基层单位，通过巡视制度进行靶向治疗，切实堵塞漏洞，补齐短板，清除害群之马，以实际行动来赢得人心，提高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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