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高峰|优化矛盾疏解机制,夯实解纷“心基”|新时代“枫桥经验”: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探索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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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矛盾疏解机制,夯实解纷“心基”
马高峰|浙江大学新时代枫桥经验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8期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马高峰
关于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视角,笔者认为,可以在优化矛盾疏解机制上再思考、再优化。这里所说的矛盾疏解机制,主要是指以矛盾为中心,在实现利益与诉求协调的同时,通过心态疏导与心理疏导双重影响力发挥,达成“事了心顺”的目标。与调解重利益协调不同,矛盾疏解不拘泥于表象,注重洞悉并捕捉矛盾根源,从心态、心理等层面进行合理的协调和应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转型,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生活节奏明显加快,竞争压力不断加剧,及时理顺社会与个体的思想情绪与精神状态尤为重要,特别是及时为处于矛盾纠纷旋涡的当事方从内心“活血化瘀”,避免普通群体“病变”为特殊群体、负性情绪积聚爆发影响整个社会通畅运行,更为关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及时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如何抓好贯彻落实?回望“枫桥经验”60年产生发展创新历程,梳理并分析其理念与做法,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启迪。
“枫桥经验”60年的“心”路历程
或是因为“枫桥经验”发动依靠群众、矛盾不上交等强大光环,尚未有学者对“枫桥经验”发展历程中的矛盾疏解工作从事过专门研究,但“山无言而壁立千仞”,经过史料梳理我们会发现,“枫桥经验”的实践者们已经在理念、主体、路径、方法上对矛盾疏解开展了探索与创新,通过矛盾当事方心态和心理疏导的双向互动,助力化解目标达成,矛盾疏解就是“枫桥经验”的基本内容之一。
“枫桥经验”诞生阶段,依靠说理教育改造“四类分子”。“枫桥经验”形成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面对复杂的对敌斗争形势,枫桥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经过讨论,决定改变逮捕、武斗、矛盾上交等暴力强制手段,并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允许申辩等理性文明的“文斗”手段,实现了以理服人,打开了工作局面,被毛泽东同志肯定为“这就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并向全国推广。在这个时期,其策略是通过带有一定强制性的思想教育,通过评审、说理斗争等相对柔性手段,疏导对立心理、整转敌对思想,最终将对抗性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为社会主义建设争取到了更多积极因素。
“枫桥经验”发展阶段,教育在先,帮人帮心,实现帮教对象早转化。改革开放后,枫桥群众在坚持发展“枫桥经验”过程中,大力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建文体设施、办文体活动,充实群众闲暇生活,倡导健康向上的文明风尚。针对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建立治保会、调解会互为一体的调解网络,通过“快”“细”和“抓早、抓小、抓苗头”的调解,及时理清纠葛、理顺情绪、消除隔阂。构建“教育在先,重点对象早转化”等工作机制,对帮教对象坚持教育挽救,通过建立帮教小组“一对一”帮教,进行政治教育、“谈心”活动,教育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道德观,促使大部分帮教人员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后摒弃恶习并走上勤劳致富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其本质是通过启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引导培育健康的社会心态,建立调解与帮教队伍,从精神转化入手挽救一批失足对象,疏解群体与个体在人财物大流动时期的精神迷茫,尽力减少因社会心态、个体心理偏向造成经济社会发展动能折损。
“枫桥经验”创新阶段,多元协同,专业服务,构建舒心安心放心的社会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时代、新征程的历史使命,各地在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过程中,坚持人民至上、共建共治共享,以党建品牌打造、法治政府建设、“枫桥式”基层站办所创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培育等举措,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开启了百姓和顺、乡村和美、社会和谐新境界,整体社会心态张力实现质的提升。在枫桥,以实践“从心治理”枫桥模式为统领,当地政府主导搭建心理援助服务平台、提升医疗机构专业服务能力,培育专门的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矛盾调解、文明实践,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全域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其基本理念是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新特点与人民群众文明素养提升的实际,主动适应高风险、快节奏、强竞争的时代特点,注重德治教化,稳固社会共识,强化专业服务和多元参与并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从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出,“枫桥经验”在矛盾疏解上一直有着综合施策、以变应变、扎实细致的工作方法,聚焦矛盾而不局限于矛盾本身,注重洞悉矛盾当事方心态与心理内核,在每个时期都取得了实效。矛盾疏解工作丰富了“枫桥经验”的实践内涵,“枫桥经验”的理念与方法也为矛盾疏解工作提供了遵循,两者互相成就。
矛盾疏解在路上
从社会治理看,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形势新考验,我国已在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部署。以心理健康建设为例,国家层级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编制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开展了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各地根据部署建立了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工作机制,创设了载体平台,建设了工作队伍,体制机制逐步完善。
但从基层关于矛盾疏解的调研情况看,从这些国家决策部署到基层实战应用,部分工作落地离目标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如群众利益诉求和表达渠道不够畅通,重大矛盾事件心理危机干预介入机制不灵活,矛盾疏解对象与心理服务对象概念混淆、定位不清等。因心态失序、矛盾调解不当引发极端情绪爆发而导致的恶性案(事)件也时有发生,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损失,消耗了大量行政成本。在基层单位操作者层面,由于承受上一级考核压力,普遍存在调解活动中专业心理服务与调解服务“两张皮”融合度不高、重视“案结事了”忽视“心顺”、专业评估与后续跟踪回访机制不健全等实际问题,容易积小成大、埋下隐患。
从矛盾本身看,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如今利益主体更多元、利益诉求更多样,矛盾纠纷已呈现主体多样、成因各异、对抗程度不一等特点,加之个体的公民意识、法治意识逐步增强等多重影响因素叠加,当事方在应激状态下排斥、限制、否定的情绪更加隐蔽而强烈,促使矛盾纠纷的预防调处化解必须从健康的社会心态培育与突发情况下的个体心理疏导两方面着手,缺一不可。任何时候,矛盾当事方在利益弥合和共识产生过程中对沟通交流、诉求表达、疏解抚慰等的需求是一致的,这就要求矛盾疏解必须更加精准、快速,以法为据、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多管齐下,充分激发矛盾当事方精神世界内生的依靠、吸引、联结等积极因子,真正实现矛盾的根源化解。但在访谈中,某地数十例已调解结案的当事人均表示,除接受传统手段调解外,自己并没有获得过额外的心理疏导服务,个别当事者的思想情绪实际没有得到宣泄排解,部分案件甚至碍于多重外力影响被“以力化解”,矛盾当事方对心理疏导服务的获得感不强。
总之,创新矛盾纠纷预防调处化解机制,优化矛盾疏解机制,在新的形势下,越来越显示出其必要性、紧迫性。
新时代“枫桥经验”下的矛盾疏解再深化
如何运用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理念、方法?针对当下社会实际与矛盾规律,笔者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抓好结合,促进社会心态疏导和个体心理疏导融合再优化,提升矛盾疏解质效。
一是党的领导和人民至上结合。坚持党的领导和贯彻人民至上的理念,是“枫桥经验”历尽时代变迁而能历久弥新的根本保证。要以“统”健“制”,畅通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全面统筹政府、市场、社会等各方力量,构筑全过程矛盾疏解的闭环机制,促进社会心态培育与社会心理服务深度融合。坚持把维护和发展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解决问题,加强弱势群体帮扶制度建设,从思想理念、制度设计、政策导向等各方面推动矛盾疏解重心、力量、保障向基层靠拢,增强基层工作队伍素质与实力,及时解决群众的利益诉求。
二是德法兼修与全过程服务结合。“隆礼重法、德法合治”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治理之道,也是“枫桥经验”的基本工作方式。从矛盾疏解角度,就是要重视发挥德与法刚柔并济的“润心”功效,通过丰富传播普及手段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良好社会风尚,以常态化的正能量注入夯实理性平和的社会心态基础。要探索建立“接案即评”的评估机制,合理安排心理疏导力量或手段介入矛盾调解,对激烈情绪冲突或心理问题状况影响调解情况,要实施快速响应与紧急心理危机干预,精准迅速诊疗极端状态下矛盾当事方的心理压力和创伤,“抓早、抓小、抓苗头”,避免心理问题风险外溢。强化调解后反馈跟踪机制建设,对疏解成效存疑事件要落实持续跟进责任,杜绝“案结事了”后因“心未顺”而出现问题反弹。
三是专业力量培育与多元协同结合。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紧密结合起来,是“枫桥经验”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也是有效预防和化解矛盾的重要法宝。从矛盾疏解角度,就是要正视心态心理专业疏导的作用,提升心理卫生机构服务覆盖面,加大专业医生、专业教师、专业咨询师、专业社会工作者等组成的人才队伍建设力度,开展矛盾疏解类课题研究,提升专业服务供给水平。构建政府、社会、群众协调联动的矛盾疏解参与机制,建强社会治理共同体,加大基层党组织、政府机关、人民调解委员会、社会组织等矛盾调解力量的心理疏导技能培训和指导。
四是传统与创新结合。守正创新,是“枫桥经验”历久弥新的不竭之源。要发挥宗族文化、乡音乡情等传统元素在良好社会心态培育和矛盾当事方心理疏导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充分发挥其在价值观与信仰体系认同接受上的正向引导作用。不断创新矛盾疏解的组织设置和工作方式,创新完善考核考评机制,善于运用智能化、数字化手段提高评估、预测等源头防控能力,以创新应变不断提升工作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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