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评估：战略效果不达预期目的的问题往往出在战略制定之时——解读鲁梅尔特关于制定战略的“十大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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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效果不达预期的问题往往出在战略制定之时

   ——解读鲁梅尔特关于制定战略的“十大误区”

远望智库净评估中心主任、首席专家  易评估

闲来无事，也是憋屈好多年了，就因为顾虑一些领导、同事和朋友或许不爽，所以总也不便说出来。这些天又想通了，跟3个月前写的那篇《传统的“形势研判”套路存在严重缺陷》一样，反正还是外国人的话儿、外国人的事儿，也不怎么反动、又没啥子危害，茶余饭后重新再捡拾起来说道说道、自娱自乐，应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今天我要说道的是美国著名学者理查德˙鲁梅尔特（Richard Rumlet）战略学的重要观点，他老先生认为制定战略时容易在十个方面犯下错误，进而导致战略的“先天不足”或“原罪”，最终使得战略难以达成期望的效果，或者说因战略本身固有的“毛病”削弱了战略实施的效果。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不针对任何特定机构和任何特定人员，因此大家完全不必对号入座，更不要太当一回事儿。

一、没能认清战略资源的稀缺性

就是说，战略研究与制定者没能认识到或者不清楚资源的稀缺性或有限性，对存量资源与增量资源心中无数，没有认真或者根本不去考虑这些资源究竟能否支撑所定战略的运行。在“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和“不惜一切代价”的观念支配下，无论资源能否满足需求，就像“办事不花钱”一样，铁定都要那么干。

客观地讲，其实任何国家或组织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受资源不足制约，都有“力不从心”的时候。如果没有资源限制，就可以为所欲为，去做任何想做的事情，也就不需要什么战略了。

实际工作中，总是有许多研究人员没有资源限制的观念，当然更不了解、或者根本不愿意去深入了解资源的状态及其可能发展，成天在那里空谈战略、妄谈战略，真的是可笑之极，危害极大。更可怜的是，他们自己至今还不知道这一点。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教导我们说：“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争取战争的胜利。”并且说：“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什么意思呢？结合我们这个主题来理解，就是说，研究与制定战略时一定要对存量资源和增量资源、以及资源需求与分配进行科学地测算，评估其可获得性与可利用性，并在此基础上合理地匹配。

二、没能理解战略概念的完整性

更明确一点讲，主要是错误地将战略目标或者战略性目标等同于战略的全部。

所谓战略目标，比较一致的说法是指国家或政治集团确定的在一定时期内战略上所要达到的目的和标准。而战略则是筹划和指导战争全局的方针和策略，或泛指关于全局性、高层次、长远的重大问题的方针和策略。更进一步讲，战略是指运用各种手段来达成政策目标的指导与构想。简言之就是“指导与构想”。单就国家安全战略而言，战略就是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心理等诸手段来达成国家安全目标的指导与构想，而就国家军事战略来说，战略就是运用军事手段来达成国家安全战略与军事目标的指导与构想。显然，目标只是战略的构成要素之一，而不是战略的全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战略是输入、目标是输出，二者不是一回事。

所谓战略性目标，权威的解释是指对战争全局有重大影响或对达成战略目的有重要意义的打击或防卫的对象。简言之，就是“对象”。如政治、经济和军事指挥中心、重兵集团、军事基地，以及重要的生产和工程设施等。显然，这些对象只是“指导与构想”的构成部分，而不是其全部，当然不能取而代之的。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教导我们说“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并且还明确讲到“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单单说明目的还不够，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由此可见，战略目标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仅有战略目标还是远远不够的，无论以战略目标或是战略性目标来代替战略都是非常错误的。

三、没能找到战略问题的根本点

就是说，制定战略时没能认清或者阐明战略问题及其本质和核心是什么。

那么，什么是战略问题呢？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教导我们说：“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然而，什么又是战争全局呢？“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如果不知道战争全局为何，当然就更不知道战争全局的规律是什么，那么指导战争全局的方针和策略也就无从谈起了。这是中国式的理解。

美国美军研究和制定战略的基本思维与方法是净评估，而从美国《国防部指令》给出的净评估概念来看，净评估的目的在于“确认和辨识需要高层防务官员注意的问题和机遇”。如果压根就没有找到问题的本质和核心，那么就更不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机会之窗了。由于战略问题不清晰或针对性不强，导致战略指向不明，实施效果也就无从谈起了。

四、没能把握战略目标的适当性

鲁梅尔特的本意是说，战略制定者选择和确定了力所不及、当然也是不可能完成的战略目标。这种情况在实际工作中是经常发生的。过去有之，现在亦有之。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心不足蛇吞象”，尤其一些战略研究与制定者抱持“宁可失其大，决失其小”的错误观念，甚至以为越大越好，最终导致“大而无当”，选择了不可能完成的战略目标。对此，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说讲到：“敌之企图是攻占广州、武汉、兰州三点，并把三点联系起来。敌欲达此目的，至少出五十个师团，约一百五十万兵员，时间一年半至两年，用费将在一百万万日元以上。敌人如此深入，其困难是非常之大的，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可想而知，在糟糕的战略性目标指向下，必然没有好的结果。

当然，也不是说目标越小就越好，而是强调目标的有限性，即所谓“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儿”，防止和避免过度膨胀。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用“有理、有利、有节”来表述。目标过小就会陷入保守，就不能充分发挥资源手段的效用，就会造成资源手段的闲置、甚至浪费，就可能丧失争取更大的利益的机会。

战略目标就像导航的灯塔，目标失当，就可能给战略造成方向性、根本性的错误，在此前提下执行做的越扎实、越到位，危害就越大。

五、没能准确界定战略挑战风险

或者说没有用竞争性/对抗性/辩证性的方式方法来界定问题，进而指明战略可能面临的问题、困难、矛盾、挑战和风险。竞争性/对抗性/辩证性是战略的基本特性，研究与制定战略就要采取竞争性/对抗性/辩证性的方式方法。如果研究与制定战略者不知道、不考虑甚至忌谈挑战与风险，那就是要瞎掰、就是要胡扯，危害极大。

之所以需要研究与制定战略，根本的是要充分利用与发挥自身优势、克服与规避自身劣势，及时抓住外部难得的机遇、有效应对外部可能的挑战与风险。没能准确地界定挑战风险就谈不上有效地应对挑战风险，机遇就抓不了、抓不好、抓不紧，内部的优势也就可能丧失，劣势也就可能凸显。这就需要国家、企业和军事组织的竞争优势分析技术与风险分析方法，这些在本质上都属净评估的范畴。

竞争优势分析技术作为一种分析工具，主要面向组织内部的优势、劣势与外部的机遇、威胁（挑战）进行综合分析，为战略的制定提供依据，现阶段已经发展成为以SWOT—CLPV矩阵分析为核心的整套分析框架，包括了SWOT分析、内部-外部因素矩阵、竞争态势矩阵、关键成功因素分析法等，一直延伸到战略类型选择、以及战略措施选定。虽然还有其局限性，但是已经能够解决很多问题。非常遗憾的是，许多战略研究与制定者不会用、不愿用。

有的战略研究与制定者没有风险观念，或不知风险为何物，但是事前愿行、善行风险分析者却是很少的，当然他们更不可能预置有效应对风险的措施，直到事中才想到要控局避险，这是个人事业上的不幸，更是战略的不幸。当然，话虽如此，我也是“现炒现卖”。有个青年学者就告诉我，风险概念的准确含义可以通过定义其实质组成来说明。并举例讲到，1997年美国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总统/国会委员会定义一个具体情况的风险性为两个因素：有害事件的出现概率及事件后果的范围和大小的乘积。风险管理并没有适用于各领域的统一定义或模式。我感到受益匪浅。我也注意到，美国“2001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把风险管理视为一个中心战略原则，提出了注重组织风险的风险管理框架，意在协调和缓和作战兵力管理、制度风险和未来挑战。并且注意到，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用到“危险”或“冒险”多达13次，而在《论持久战》也有8次之多。可见风险问题对于战略研究制定有多么重要。

六、没能正确估计己方战略能力

更进一步讲，就是对自己的竞争力作了错误的判断或估计，或者说对自身战略能力与实施特定战略可能付出的代价作了错误的假定。要么高估了自己的战略能力“小马拉大车”，要么低估自己的战略能力“杀鸡用牛刀”，走向两个极端都是非常有害的。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教导我们说：“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很显然，“没能正确估计己方战略能力”或“对自己的竞争力作了错误的判断或估计”，就是在“知己”上出了大的问题。

毛主席还说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结合我们这个主题来理解就是，在这里不仅仅是一般地知道自己一方怎么样就行了的事，而是自己相对于敌人来说到底怎么样的问题。也就是说，即便是仅仅为了“知己”，也需要建立在“知彼”的基础上，对“彼、己”进行比较分析，如果不“知彼”就能真正地“知己”了。

有个台湾朋友潘东豫博士在他的著作《净评估：全面掌握国家企业优势》的封底这样写道：“曾在民间企业服务的美国国防部长伦斯斐曾说：有见识的执行长在接管一家有问题的公司时，应像‘作战’一样，先掂掂自己的斤两。”虽然我没查到伦斯斐究竟是在何种背景下说的，但是我觉得这恰恰是我此时想要说的话。如果我们连自己是谁、到底“能吃几碗干饭”都不清楚情况下，就贸然地设想要干这个、要干那个，岂不荒唐可笑？

七、没能聚焦战略重点投入资源

就是受太多利益相关者的影响而未能集中于战略。

更直白一点讲，就是顾虑太多利益相关者的影响，试图让过多利益相关方满意，没意志对不赞同新战略的人说“不”，实行平均主义“乱撒胡椒面”，不能突出重点。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做事不得要领、不明要害、不知重点，“十个指头按跳蚤”，没有主次、眉毛胡子一把抓。

前面讲过，各方资源都是有限的，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对于国家、企业和军队组织来说，想做的事情很多，就得分清主次、轻重与缓急，必须突出重点，围绕重点“投棋布子”。试想，一个鸡蛋打一碗汤，那叫鸡蛋汤，没有问题。打一小盆汤，也可勉强称作“鸡蛋汤”。然而，若是打在大锅中、甚至打到昆明湖里去，那还能叫鸡蛋汤吗？事实上，许多战略研究与制定者都在以“框得下”和“罩得住”为首要及唯一考量，因而贪多求全、四平八稳、面在俱到、滴水不漏，貌似无懈可击、万变不离其宗，实则淹没了所要确立的战略。

每当谈到这一点时，我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那段话，毛主席说：“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对于我们战略研究与制定者而言，何尝不是这样啊！

八、没能真正找到自身相对优势

把话说全了，就是没能准确判断出自己相对于对手的比较优势的领域。

我注意到，在菲利普˙卡伯尔整理的安德鲁˙马歇尔七条净评估基本原则中，竟有两条都讲到自身相对优势的问题：

一条是，“对参战方有效性（作战效能）做出的结论需要根据生产和支援的效率进行调整，因为这是维持长期优势的关键：应该比较包括美国在内的各个国家进行竞争的效率。在那些效率显然更高或更低的领域……净评估应该予以解释。”我注意到，在美国兰德公司2015年9月14日发布的研究报告《中美军力计分卡：兵力、地理、力量平衡的变化（1996－2017）》就以台海、南海冲突下的中美高强度军事对抗为背景，从空中、海上、空间、网络和核心等作战领域的10个方面入手，详细分析了中美两军在1996、2003、2010和2017年四个关键时段的战力优势。理解这种竞争效能，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在讲课时经常用到它：美国认为，前苏联发展空防系统对美国发展轰炸机而言，就不如发展坦克、远程火炮来得有效，其竞争效能十分低下。因此，美国就以发展有限的轰炸机，来刺激或诱使苏联在对美国威胁不大的领域投资，使他们在竞争中付出沉重代价，拖垮其经济。

另一条是，“公开的竞争效率应该被解构分析，这样就可以更好的了解、借鉴或作为目标：在那些效率显然更高或更低的领域……净评估应该予以解释。突出我们和其他国家做事的效率（效率高或效率低），以及相对对手具备竞争优势的领域。”在这里，也有一个比较好的例子：美国人认为，美国造船企业效率很低，其成本通常是欧洲船厂的两倍，与日本船厂相比差距更大。如果美国船厂能够将效率提升至这些国家的水平（或是从日本船厂购买舰船），显然能够以较低的费用建造更多的船只。这是不难理解的，诚如桑顿所言“战争的运作应该和大公司一样，要有严谨的损益计算”。

毛主席历来主张“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毛主席有时也称之为“各打各的”。习主席十分推崇毛主席的这句话，并称之为“战争指导艺术的最高境界”。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或“各打各的”呢？这是因为，我们要把自己的相对优势强加到对手的相对劣势上，让对手为这场竞争／对抗付出应有的代价。那么，基于“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或“各打各的”战略考虑来研究与制定战略，就必须真正找到自己相对于与对手的比较优势在哪些领域、优势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以及优势的可利用性如何，否则仍就是空谈。

九、没能重视精英分子战略素养

原话翻译过来是“未能认识到少数精英具备杰出的战略素养”。我觉得，通常情况下人们都能认识到，只是做不到。毕竟极少有人认为大胆承认自己不懂或无知是多么光彩的事情。特别是研究与制定战略问题不同于射击、拳击或者摔跤运动员选拔那样“立竿见影”，也不能像战场指挥员那样机断处置，即便是某人说错了也不会立即带来不良后果。战略的好坏，尤其对现实状态和未来趋势的判断，往往需要漫长的时光来验证。在“公说公有理”和“婆说婆有理”的情况下，最后就会折衷、就会妥协，要么受制于行政权力的大小，要么受制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如果说战略就是“帝王之术”，不可能有太多的“帝王”，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并非“大众常识”人人都有发言权。在战略研究与制定领域里玩平衡，往往就会“阉割”好的战略，或使好的战略“胎死腹中”。事实上，在战略研究与制定领域“劣币驱逐良币”的格勒善法则时常在发生作用，这是非常可悲的事情。

我读党史、军史，感受最深的就是，在许多情况下毛主席都是对的，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就能取得胜利，偏离了毛主席的战略就会遭至失败。客观上，指导战略全局的方针和策略根本就不是一般人能够真正学深悟透的，如果一定要在这个问题上讲情面、玩平衡、做老好人，那就只能损害战略了。

十、没能真正理解战略竞争对手

与第六个问题“没能正确估计己方战略能力”——“知己”不足相对应，所谓“没能真正理解战略竞争对手”，就是“知彼”不够。

前面说了，竞争性／对抗性／辩证性是战略的基本特性，就是说战略研究与制定决不能搞“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那一套。某种程度上讲，一方的战略研究与制定总要受到对方战略研究与制定的影响，甚至以对方的战略研究与制定为前提基础，不能真正理解战略竞争对手，就不可能有“辨病论治”与“辩证施治”。

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教导我们说：“摸熟了自己的部队（指挥员、战斗员、武器、给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又摸熟了敌人的部队（指挥员、战斗员、武器、给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摸熟了一切和战争有关的其他的条件如政治、经济、地理、气候等等，这样的军人指导战争或作战，就比较地有把握，比较地能打胜仗。”什么意思呢？结合我们这个主题，意思是仅仅理解自己是不够的，还要理解对手以及与对手相关的因素。

毛主席还讲到：“战争或战斗的双方是成群的武装着的活人，而又互相保持秘密的缘故，这和处置静物或日常事件是大不相同的。”这又是什么意思呢？结合我们这个主题来看，就是说在研究与制定战略者心中应该有“鲜活”的对手，而不是“僵死”的对手。

不仅如此，毛主席还进一步讲到：“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我注意到，美国净评估概念正是直接取材于此。结合我们这个主题来看，就是要在“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中理解对手。

当然，毛主席的相关论述很多，举不胜举。

我还想说的是，西方兵学圣典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也讲到“动态分析应优于静态分析”，并说“人类行为模式分析比双方优劣势分析更重要”。结合我们这个主题来看，就是要进行动态分析以便理解对手的行为模式。

我注意到，美军及其智囊机构常态化地开展兵棋推演、对抗推演、模式模拟、战争推演和博弈研讨活动，并且乐此不疲、不遗余力，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弄清对手可能的反应，谋求真正理解对手、制服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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