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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世以后才被人想起,他比特斯拉更早做出电动汽车

2017-03-27 郏佳佳 人物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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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出视线二十多年,叶文贵重新被人提起,是辞世之后。

 

5年前,因为胆囊结石,他做过一场手术,没想到去年7月病情复发,最终病变。

 

3月15日,位于温州金乡镇的老宅,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有他曾经的老友、同事,还有不少媒体记者。

 

不少人感叹这是一个时代符号的陨落。温州改革的成功源于不断喷涌而出的底层力量,叶文贵就是这股力量中最具典型性的代表之一。

 

时代并没有忘记这位才华横溢的「经营大户」。他曾是温州最负盛名的创业天才,在温州发展商品经济的年代,有着特殊的作用和地位。「万元户时代的千万富翁」、「全国百名农民企业家」, 他曾和诸多闪亮的关键词联系在一起。

 

他是中国最早开始发行股票的私企老板,两次登上《人民日报》。还曾因经营有道,以民营企业主身份被任命为政府主官,但他最著名的,是中国「电动汽车研发第一人」的身份。

 

30年前,当他以超前的姿态,和「电动汽车」这一关键词联系在一起时,他的人生却陡然转向。

 

像唐吉坷德般,他自费千万,在中国第一次研发出当年全球领先的电动汽车。30年后,却耗尽所有积蓄、黯淡度过余生。

 

在浙商博物馆里,停放着一辆老旧的红色车架,来来往往参观的人们对着它争相拍照。这个由玻璃钢制成的汽车壳子,无声地诉说着叶文贵往昔研发电动汽车的岁月。

 

「和许多依旧活在镁光灯下的商界大佬不同,在经历了事业的大起大落后,他似乎已被遗忘。但不能就此判定他是一个失败者,他身上所承载的精神力量是永不过时的,始终具有生命力。」人们如此说。

 

虽然比叶文贵晚十年起步的同学、徒弟都已坐拥亿万身家。但说起丈夫,妻子陈星初不觉得遗憾,「他的一生非常精彩,相当于别人活了十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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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博物馆里,红色的「yf-1100」电动汽车外壳


   一   


「一个人只挣钱没意思,要搞就要搞点有意思的,这样做人才刺激、有味道。」多年后,叶文贵如此回顾自己的人生。

 

三十年前的温州,私营经济飞速发展,大街小巷遍布一款叫菲亚特的汽车,这是一款产自东欧,已落后于世界潮流的积压产品,温州的商人们每天就是乘坐这种小型汽车,穿梭于狭窄的街市,把生意做到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

 

「当时就是想搞个车子玩玩,按照我当时的经济实力,我想买什么车都买得起。而我觉得自己做个东西玩玩么,也很有意思。还有一个,汽油车不是有污染吗?电动车没有污染。」叶文贵生前回忆。

 

此前的创业经历膨胀了他的自信心,他不再满足于制造简单的生产机器。他有一个更为雄心勃勃的理想和抱负,要「摘取工业文明皇冠上的明珠」——造汽车。可是他严重低估了这个计划的难度:研发汽车需要的巨额资金从哪来,电动汽车如何从研发到顺利市场化,在没有一个行得通的逻辑前,一切更像是个拍脑袋的决定——这也成了日后人们同情之余,诟病他的所在。

 

叶文贵的造车梦,始于他在东北当知青时,由于财力不允许,他的这个梦想一直埋在心中。直到多年后改革开放,他再度观察到「全中国一共十六家轿车厂,通通是用人家的品牌」,才重拾旧梦,决心以一己之力,实现中国人的造车梦想。

 

他看起来不像名商人,更像是一位理想主义者。1988年,已成为千万富翁的叶文贵,开始实践自己多年前「好玩」的梦想。

 

他到温州当年最好的饭店华侨饭店包了一个套房,开始招兵买马。来自航天、造船、冶金等行业的全国各路专家集聚温州。很快,叶文贵开始了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疯狂行动,研发电动轿车。


在上世纪80年代,那是跟全世界电动汽车研究者同步开始的竞赛。

 

前金乡镇党委书记金钦治回忆,叶文贵请了好多技术人员,天天画图。但是因为进出金乡交通不便,吃饭住宿都不太方便,叶文贵就在温州租了八间房子,「把他们都移到温州去搞。」

 

1989年2月的一个傍晚,一辆简陋的小汽车悄悄从温州市区开了出来,没有人注意到它的异样。这是他们造出的第一辆电动轿车。车里坐着的,是叶文贵和他的三个同事。从研发到上路,只用了短短六个月。

 

这辆汽车非常简陋,手工打造的铁皮外壳,装上蓄电池、电动机、控制器,还有四个车轮和方向盘,车身蓝白相间,玲珑小巧。叶文贵把他命名为「叶丰零号车」。对他来说,这是个非常令人满意的开端。

 

此时,世界各大汽车厂商正进行着电动汽车的研发。同年,通用汽车发布了自己的第一款电动汽车,成本价就要300万美元。虽然造价有高有低,但是纯电动汽车电池寿命短,续航能力差,渐渐成为各国电动汽车研究者的共识。一种新的研发思路,应运而生。

 

在全新的混合动力汽车领域,叶文贵亦未落后。

 

1989年2月,叶文贵专程前往美国考察电动车技术。次年春节,他在家里做出了第二代车的车模。在动力设计方面,二代车将开始一项领先世界的技术突破。但制造一辆车需要的几千个零件,却让他伤透了脑筋。这些都是一些「冲件」,就是汽车里边的零件。

 

有些零件采购得到,但有些,像汽车钢板后面的吊耳,外面是没有的,于是叶文贵再次发挥了超强的研发能力——「自制模具做冲件」。

 

在温州龙湾经济开发区,叶文贵征了二十五亩地,请来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等国内三十三所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共同研发第一辆混合动力汽车。

 

「图纸是一张也不会少的」,在一部纪录片里,叶文贵操着一口浓浓乡音的普通话,拂开图纸上的灰,小心地在镜头前展示当年的设计成果,眼神里掩饰不住的骄傲。

 

叶文贵还自行研制了专用双缸汽车水冷汽油发动机。和风冷冷却方法不同,这种发动机拥有冷却效果好、噪声低的优点。在当时,「叶丰—Ⅱ」号车的技术已占据世界同行业的领先水平。


「叶丰—Ⅱ」号电动车被国家四部委评选为国家级新产品


这时候,一纸证书从北京寄到杭州,经温州市科委推荐,「叶丰—Ⅱ」号电动车被国家四部委评选为国家级新产品,成为建国四十年来,温州的第一重大科研成果。

 

虽然造电动汽车已经花去叶文贵上千万,但能够得到国家的肯定,说明自己的研究是有价值的。这纸证书及时地给叶文贵打了一针鸡血,继续埋头苦干。

 

1991年4月,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电动汽车研讨会上,叶文贵和他的汽车一鸣惊人。「一看他们拿出来的东西,比我们差远了。他们都是用车壳子拿来改装,装个电动机,放几个电瓶。」得到国内外技术人员的肯定后,叶文贵的信心更足了。

 

但很快一个严峻的事实摆在面前,他没钱了。几年来,开工厂赚的钱就像流水一样投入到了无底洞般的电动汽车研发中。

 

他想得过于乐观,一心想着拿到国家专利后,就能够得到扶持。「结果靠上面靠不住,资金拿不下来。」

 

事实上他并非没有机会拿到投资,1991年,温州市政府和深圳某部门曾进行过一次谈判,当时深圳方面提出要和叶文贵开展合作,把电动车事业变成温州和深圳共同开发的项目,但当时,温州政府方面的领导否定了这种可能性。

 

叶文贵曾回忆过当时的细节,「他对深圳那个客人说,这个是我们温州解放四十年来最大的项目,我们不能转让给你们。」

 

没能得到政府的扶持,对外合作机会也因为特殊原因被切断,此时的叶文贵已孤立无援。身边好友纷纷劝他及时刹车,但做了过河卒子的叶文贵,只能拼命向前。

 

他决定孤注一掷。

 

秉着执拗的劲儿,叶文贵开始出卖自己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产业,从工厂、房产到果园。在金乡镇私营经济最为火热的时候,一个又一个卖掉了自己的产业。

 

一块周长过四百米红砖墙围、面积达十亩的地皮也被卖掉还债。按照原计划,叶文贵打算在那儿种果树。但换回的五六十万,对填补造车这个无底洞,依旧是杯水车薪。

 

即便如此,造车还在继续。

 

美国加州电动汽车专家罗耶·凯勒(roy kaylor)慕名前来温州苍南金乡镇与叶文贵洽谈合作


1993年8月,「叶丰—Ⅲ」号车面世。同年夏天,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国人来到了金乡,罗伊·凯勒是一位来自美国加州的电动汽车专家。考察了车壳子和电瓶后,他向叶文贵提出了合作。

 

含辛茹苦养大的儿子有人欣赏,叶文贵固然欢喜。但双方的合作却在成品车挂什么牌子的问题上陷入了僵局,「我说我要挂我的叶丰牌,他说不行,挂你的叶丰牌进不了美国市场,他说非得用我们的牌子,才能进全球市场。那我想想不是白干了,我替他打工了。」

 

一周之后,罗伊·凯勒不无遗憾地离开了金乡。而对于叶文贵来说,这个决定让他丧失了获得投资的最后机会。


1994年秋天,「叶丰YF—HEV」概念型混合动力汽车诞生,最高车速109公里,充电3小时能跑200公里,流线型外形吸引了无数目光。

 

但此时,他清楚自己的梦即将破灭,「这个车要从商品化来完善,不能停留在概念车的角度。要花很多的钱,最起码也要个五亿、十亿的钱,他才能商品化,还是小批量的」,而当时的叶文贵,已山穷水尽。

 

1995年5月1号,国际劳动节。这一天,叶文贵送走了帮他画完最后一张图纸的最后一位工程师。拿自己用了多年的大哥大手机,换了头毛驴,从此闭门谢客,彻底淡出人们的视线。

 

整整八年时间,电动车事业耗尽了他的千万资产,他的个人传奇就此画上了句号。


   二   


超前和不安分,是朋友眼中叶文贵这一生的底色。

 

许多年后,面对家乡人,把搞电动轿车视为自己重大决策失误时,他总会反驳:当年我搞高频热合机、办压延薄膜厂时,他们也说我超前?

 

1950年,叶文贵出生于金乡,距离温州市区八十公里,这个拥有600多年历史的古镇,文教发达。因明洪武年间大将汤和抵御倭寇,在此设金乡卫而闻名。

 

这是个商人世家,他的祖父叶王增曾在上海开银楼,后来回乡从事公益事业。二伯父叶宝荣是上海自行车三厂的创始人,生产的凤凰牌自行车曾风靡一时。

 

叶文贵自小聪颖,强闻博记,整夜看书也不觉疲劳,物理方面的才能尤其突出。14岁的时候,就能装搭新型半导体收音机。

 

1969年,叶文贵19岁,他与众多知青一起支边到了黑龙江七台河,落户于一个只有50户人家的穷山村。

 

很快,才20来岁的叶文贵发现了赚钱商机:他获知七台河矿务局有三万工人,所用铁锹柄都从外地购入,他与8位知青商议每人出2元,凑起18元钱办了个锹柄厂。

 

当时和叶文贵一起下乡的张忠达回忆说:「大木头,从山上拉下来,用火锯把它剖开,剖成这样的方块,塞进去,拉出去就是圆的,每一天生产一千根锹把,等于是八百块钱。」

 

1978年5月,带着7万元巨款,叶文贵回到家乡。此时金乡以塑料饭菜票、铝制徽章、标牌为主的家庭工厂已悄然兴起,当时的原材料铝板要向外地采购,一路上还要闯关过卡,许多人说如果金乡有个轧铝板厂就方便多了,叶文贵便有了办厂的念头。

 

1979年夏,他约了17位亲友,各投资400元,买机器、盖厂房办起了轧铝板厂,生意红火,拿铝坯前来加工都要排队,4个月后便收回了全部投资,并很快就积累了近20万元资金。

 

就在股东们都很高兴,一心想把钱分掉盖房子的时候。 叶文贵却在担心一件事情:铝板机结构简单很容易仿造,很快别人就会效仿。他认为铝制标牌产品对铝材质量要求高,故应马上改进设备制造高一等级的热轧机。但有的股东要分钱,有的则害怕政策会变,不愿扩大生产规模。叶文贵一心想做大,便转让股权退出了轧铝板厂。

 

在他眼里,商机多得是,金乡遍地是钱。此时金乡做塑料红本子生意很好,但都是小功率的高频热合机,他就拿退股得来的7万元研制开发了较大功率的高频热合机。每台机器售价4800元,净赚2800元。

 

做塑料红本子的原料PVC薄膜都从沪、杭和常州等地购入,因货源紧缺,不等货车到站就被人拦住运走。于是他又动起了创办PVC薄膜厂的脑筋,几个月后,叶文贵的PVC厂建成投产,与铝板加工厂一样,还是用的边角废料。一千元一吨收进来,加工以后,两千六百元卖出去,产品供不应求。

 

「最紧张的时候,他们都拿烟一条一条,向我们班长行贿。当时一天能挣两万多,像印钞票一样。」

 

此中酸甜苦辣难以尽言。有以进货为名,对沪、杭大厂家生产流水线的暗中考察;有在上海书店发现新出版高校教材《塑料机械设计》的狂喜;有中止自家建房计划的艰难决策;有个别股东突然退股的意外打击;当然,也有市委书记袁芳烈、县长刘晓骅亲临指导的鼓舞。

 

几年间,叶文贵先后办了5个工厂,「赚不完的钱,办不完的厂」,是他给那个年代的温州留下的创业名言。

 

1984年4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条很特别的消息,专业户叶文贵就任金乡区副区长。个体户当了官,这在当时是个爆炸性的新闻。

 

让个体企业家进入政府机构,本来是当年温州市在用人体制方面的一个全国性创举,结果3个月后,这个计划却因为叶文贵的匆匆辞别而告终。

 

原金乡镇党委书记金钦治回忆,「每次开会叫他去呢,他说这个会有什么好开,文件发来给我看看,我没那么多时间」。

 

对叶文贵深表同情的时任《浙江日报》驻温州记者张和平,写了一篇内部材料,题为「叶文贵当副区长的烦恼」。后来,领导有了批示。叶文贵被悄悄免职。

 

1985年,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费孝通亲自到金乡,听取叶文贵对发展商品经济的见解。在厂里转了3圈后,他留下一句这样的评语,「了不起的新型企业家」。

 

1986年11月23日,叶文贵的名字再次登上《人民日报》,当时的报纸,用半个版面的篇幅报道了他的事迹。时任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在媒体上发表题为《希望涌现更多的叶文贵式人物》的评论,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加拿大教授鲍勃惠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看望叶文贵:「在中国农村,想不到有你这样的奇人。」

 

1987年3月10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温州市分行批准,叶文贵的金乡包装材料厂 ,开始发行股票。成为中国最早开始发行股票的私企之一。

 

次年,全国评选100名优秀农民企业家。这100人中浙江省占了6席,温州籍仅叶文贵一人。但他并没有时间去北京领奖,那时候,他已经开始投入电动轿车的研究。


   三   


开过六七个厂的叶文贵,最后剩下的,只有一家包装厂,由亲戚打理。他种花养鱼,偶尔到镇上买买鱼食,过着寻常人一样的生活。因为爱喝茅台酒,考虑到安全,他也不开车,而是雇了个黄包车夫,外出办事或和朋友聚餐,都是坐着一辆人力小三轮来来回回。

 

但他仍不忘为家乡建设出一份力。他为金乡古城保护开发规划献计献策,并为叶氏家族发展、变迁寻找源头和资料。逢年过节,叶文贵则与上门拜访的亲朋好友聊聊企业、市场等话题。

 

他给家乡人留下的最后回忆,是过世前几天,他亲自到工地上,操心祠堂的设计和建设。为了造这个祠堂,叶文贵出资好几百万,买了很多古建筑的书,亲力亲为仔细研究。

 

这几年,放下了汽车的梦想,叶文贵把心思都花在了研究建筑上。在他房间门口,摆放了一个未完工的祠堂模型。叶文贵的卧室里,随处可见关于建筑的书籍:床头是一本《古建清代木构造》,沙发上是《中国古建筑构造技术》,茶几是《中国建筑史》。每本书上,都留有折角和做笔记的痕迹。


在房间里,有一台60寸的电视机。家里人说,那是用来看建筑效果图的,「可以放得更大,看得更清楚。」

 

在妻子陈星初看来,只读到初中的丈夫天生就有自学成才的本事。「他要做一件事,就会全心全意地去做,直到把这件事做到极致。」陈星初说,「以前造车的时候,他可以两天不睡觉研究造车;现在学建筑,他可以七天不出门,看这样的书。」

 

很多年前,叶文贵在包装厂里建起了一个水池,旁边栽了树。如今,在这个大约四五十平米的水池里,养着7只黑天鹅和5只鸳鸯,「前几年,他不知道从哪里看到有人养林蛙,第二天就找人买了几只。因为这种动物很难养,为此他还专门请来专家教他。」女儿叶秀秀说,「父亲就是这样的人,想到的事,要马上去做。」

 

60岁的叶文贵最后出现在公众场合,是2009年的温州科技成果交易会上。

 

这些年来,叶文贵的心思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电动汽车,他每天会看国际油价,熟知国家关于新能源方面的每一个新政策,这个造车梦一直深埋在他的心里,从来没有死去。

 

当从香港科技大学博士杨毅的口中得知,「现在电动轿车的时速甚至是可以跟跑车比,而且国外确实已经有这个产品,就是实实在在的跑车」时,叶文贵不住喃喃,「这个是我所知道的」。

 

「现在来说,大家都在做这个东西,所以他的技术参数的水平,不能说是领先的,只能说是普通」,展会现场的技术人员如此评价道。

 

2013年,浙江工商大学教授杨轶清筹办浙商博物馆,曾通过叶文贵的老乡牵线,想拜访他。研究浙商多年,杨轶清觉得,叶文贵是绕不开的人物:「他在两个方面很有代表性,一是在改革开放政策尚不明朗时,敢于先行;二是他身上勇于冒险、不计成本的创业精神非常突出。」

 

按照杨轶清的设想,馆内设立「英雄背影」版块,将收录叶文贵在内的一些虽败犹荣的创业家。不料,叶文贵拒绝了他——在造车失败后的十数年间,叶文贵深居简出,十分低调。不过,他通过家人向杨轶清转达,自己「不后悔,不遗憾」,只希望这段历史尘封,不愿意多谈。

 

「一千多万,对于造车来说算什么。他们的角度是做买卖的角度,说我投进去的钱,就得有投资回报,他们可能是那么想的,那个不好比啊,这个事情,我认为自己已经是成功了。」

 

毕业于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的儿子对于父亲的汽车梦,则有着更为理性的理解,「这不属于超前,因为科研和产业,这是两个概念。科研成功不一样产业就成功。国外的科研也是一样的,他有很多的预备技术,但不定全部都能用得上。」

 

讽刺的是,在叶文贵因资金断裂,不得不结束造车后的第三年,丰田普锐斯于1997年10月底问世,成为世界上最早实现批量生产的混合动力汽车。

 

闭门谢客在家过了十多年闲逸生活的叶文贵,突然接到中国多家汽车工业集团的邀请,希望共享他的独门专利,重新开发。

 

2001年,长安汽车开始涉足电动汽车,并在当年即推出了量产混合动力版杰勋。再之后,是后来者居上的比亚迪。在最新发布的2015年第一季度全球电动车销量中,中国品牌比亚迪以第四名上榜。除纯电动车外,他们已相继推出秦、唐、宋、元等混动车型。

 

北汽、众泰、上汽荣威、知豆、奇瑞……越来越多的国产汽车品牌进入此领域。

 

根据国务院颁发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规划(2012-2020)》,到2020年,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能,将要达到200万辆,累计产销量超过500万辆。

 

发展电动汽车,终于成了件无比正确而又前途光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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