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汉到明清，为何底层民众的艰难生活，从未改变过
从秦汉到明清的两千多年里，王朝不断在更迭，英雄人物在辈出，新品种食物在引进，工艺技术在増多，而底层民众的艰难生活，似乎从未有过大的改变。那么这一切的根源是什么呢？
先说三则故事。
一
西汉河平二年（公元前 27 年），汉宣帝的第四个儿子东平王刘宇来到长安，向他的侄子汉成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希望皇帝可以将宫中所藏诸子百家之书与太史公所写《史记》赐一份给自己，让自己带回封地慢慢研读。
汉成帝找来舅舅王凤商议此事。王凤坚决反对赐书给东平王，理由是“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诸 侯王。不可予”。
意思是，诸子百家之书与朝廷宣扬的主流经义、褒奖的圣人行迹是唱反调的，《太史公书》记载了战国时期隐秘的纵横家权谋，披露了本朝开国的秘事，这样的书籍不能赐给诸侯王。
汉成帝采纳了舅舅的意见。他告诉叔父，“‘五经’圣人所制，万事 靡不毕载”，好好读朝廷推荐的“五经”就行了，那里面记载了天底下所有的事情。
皇帝拒绝赐书给诸侯王的背后潜藏着自秦汉至明清始终袭用的古老 统治术，即公开宣扬的历史脉络与运行逻辑往往并不是真实的历史脉络 与运行逻辑。王凤所谓的“汉兴之初谋臣奇策”，直白点说就是“刘氏夺取天下的真实手段”。真实的手段大多诡诈而残酷，无法拿上台面。
只有 “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这样的虚无故事与“四方归心”之类的空洞言说，才可以写进官修史书。
东平王刘宇对诸子百家之书与《史记》的兴趣，换回的是汉成帝对他的更严密监视。
二
唐武后永昌元年（公元 689年）闰九月，检校纳言魏玄同被酷吏周兴诬陷。武则天勒令他在家中自尽，由监刑御史房济现场监督执行。
闰九月十五日，魏玄同奉武后之命即将自裁。房济素来钦佩他的德行，忍不住劝他：“丈人何不告密，冀得召见，可以自直。”意即，您可以说有事要向太后告密，太后一定召见（武则天几乎会召见所有告密大臣），如此就可以得到当面辩解、自证清白的机会。
魏玄同拒绝了房济的好意。他说：“人杀鬼杀，亦复何殊，岂能做告密人邪！” 被人杀死，被岁月杀死，没什么区别。我魏玄同岂能做一个告密之人？
武后时期，构陷与杀戮当道，坚持不做告密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唐睿宗文明元年（公元 684 年）春天，“有飞骑十余人”在洛阳坊间饮酒，其中一人喝醉了发牢骚，说早知道支持太后并无额外的赏赐，当初还不如支持李显（年初，唐中宗李显被武则天废黜帝位）。
其中一人当即离座，去洛阳宫告密。酒未喝完，众人已被羽林卫捕获，发牢骚者被处斩，同饮者以知情不报之罪遭绞杀，举报者赐官五品。宋朝历史学家司马光说，武后时期的告密之风“自此兴矣”。
为了鼓励天下人告密，武则天制定了详细的法律条文来优待告密者。比如，不许任何官员盘问告密者。地方官府须给告密者准备马匹，并负责将他们安全送到女皇跟前，途中按五品官的标准供给饮食（每日细米两升、面两升三合，酒一升半，羊肉三分，瓜两颗）。
告密的内容若合武则天心意，告密者可以越级升官；若有不实，也不会受到惩罚。于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
告密时代不需要正人君子。因为统治者追求的不是真相，而是恐惧。只有那些没有廉耻的人，才能源源不断地供给令人战栗的素材，让天下人胆战心惊，继而陷入思想与行为的自我审查中。
所以，武则天重用的酷吏侯思止、来俊臣等都是些地痞流氓。侯思止“贫，懒不治业”，沦落到给人做家奴，告密时代一开始，就飞奔入京诬告本州刺史谋反。来俊臣的亲爹与养父都是赌徒，他成年后终日游手好闲、为非作歹，是告密之风将他从牢狱中“解救”了出来，他在狱中叫嚷要去京城告密，无人敢阻拦。
风潮所及，许多人的行为出现了扭曲。鱼保家本是一名发明家，却在告密时代的第三年选择了职业转型，决定将自己的发明天赋用在更有 “前途”的告密事业上。鱼保家设计了一种叫作“铜匦”的工具，献给未来的女皇。
这件四方形的器物分为东、南、西、北四格：东面的青色格子写着“延恩”，供人为女皇歌功颂德，求取功名，也可提出促进农业和人民福利的设想和计划；南面的红色格子写着“招谏”，供人对朝政提出批评；西面的白色格子写着“伸冤”，供有冤情者诉说冤屈，要求公正；北面的黑色格子写着“通玄”，供人报告自然灾害的消息和机密。简言之，它是一个意见箱，也是一件鼓励告密的利器。
未来的女皇武则天很满意这件作品，下令将它安放在朝堂之上。她要的是众人面对铜匦时的战战兢兢。
但鱼保家并没有迎来他预期中的光明前途。铜匦中很快就出现了一封针对他的告密信，信中说鱼保家给李敬业的叛军制造过兵器。不需要查证，也不需要审判，鱼保家被直接交给了酷吏索元礼。索元礼是一 个胡人，在大唐全无根基，他的荣华富贵全系于武则天一身。
为了配合告密时代，索元礼兢兢业业发明了许多惨绝人寰的刑具，有“凤凰展翅”“驴驹拔橛”“仙人献果”“玉女登梯”等多种名号。其中有一种铁圈，先套在头颅之上，再往圈中打入木橛，可致“脑裂髓出”。索元礼刚拿出他的刑具，鱼保家就招了供，认了罪，只求速死。
发明断头台的人死于自己的断头台，发明铜匦的鱼保家也死于自己的铜匦。对武则天而言，铜匦是有用的，鱼保家的死也是有用的，它们能带来恐惧，恐惧能带来自我审查。但活着的鱼保家没什么用。这是鱼保家想要加入告密者的队伍，求取功名利禄，却被告密时代吞噬的主要原因。
然而，在永昌元年，魏玄同用自己的死，否定了武则天一手构筑的黑暗时代。他以一句“岂能做告密人邪”，让那个时代仍存留着最后的道 德底线，而没有堕落成百分之百的人间地狱。
三
北宋崇宁二年（1103 年），宋徽宗赵佶在位，权臣蔡京当道。在赵佶的授意下，蔡京亲笔书写，将司马光、苏轼、秦观、黄庭坚等三百余人列入了“奸党”名单。
这么做的原因是这些人反对“新法”，批评朝廷 以搜刮民财为要务。宋徽宗与蔡京“敕令诸州据以刊石”，命各州县根据名单刻成“元祐党籍碑”，即“奸党碑”，立遍全国。
要刻石碑，自然就需要石匠。
长安有一位石匠叫作常安民。朝廷让他刻碑，他接到任务后，跑去 见负责此事的地方官。常安民说：“民愚人，不知朝廷立碑之意。但元祐 大臣如司马相公者，天下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镌也。”意思是，我常安民是个老百姓，理解不了朝廷立碑的深意，但像司马光这样的大人，大家都称赞他正直，如今朝廷却说他们是奸邪，我不忍将他们 的名字刻在“奸党碑”上。
地方官闻言大怒，要治常安民的罪。常安民于是说：“被役不敢辞，乞不刻安民镌字于碑，恐后世并以为罪也。”他的意思是，自己只是一介草民，不敢推辞朝廷的任务，但是请求朝廷不要将自己的名字刻在碑上，告诉后世“奸党碑”是自己刻的。
常安民的故事最早见于《邵氏闻见录》，这本书的作者邵伯温生活在两宋之际。邵伯温在他的书中说，他愿意把这个庶民的故事写下来，是因为“一工匠耳，尚知邪正，畏过恶，贤于士大夫远矣”。意思是，石匠尚且知道是非和善恶，比许多士大夫强多了。
常安民是一位真实存在的陕西石匠。迄今仍有史料可查、署名由常安民镌刻的石碑尚有六七块之多，如《奉天县新修浑武忠公祠堂记》《宋故清河县君张氏夫人墓志铭》《京兆府学移石经记》《游师雄墓志铭》《孙昭谏墓志》等。
常安民不是唯一不愿助纣为虐的石匠。江西九江的石匠李仲宁开了一间“琢玉坊”，崇宁二年，九江的地方官让他去刻“元祐党籍碑”。李仲宁委婉地拒绝了官府的征召：“小人家旧贫窭，止因开苏内翰、黄学士词翰，遂至饱暖。今日以奸人为名，诚不忍下手。”意思是，他告诉地方官，自己以前很穷，谋了份石匠的营生，将苏轼、黄庭坚的诗文刻在石碑上，才勉强得以温饱。今日朝廷要我把他们的名字刻在“奸党碑” 上，想到自己从前的工作，实在下不了手。
1970 年出土的《中书舍人曾巩墓志铭》与 1972 年出土的《刘元周妻易氏墓志铭》证明了李仲宁确有其人。他的故事出自《挥麈录》，这本书的作者王明清生活在南宋初年。王明清说，地方官很佩服李仲宁，满足了他的愿望，而自己也很佩服李仲宁，所以把他的故事记录下来。
四
讲以上三则故事，是因为本书的内容大体相当于对这三则故事的一 种回应。
今人常引用一句俗语说：“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这话其实错得离谱。普通人见不到“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依赖不完整乃至错误的信息加工出来的往 往会是“假的历史教训”。
拿了“假的历史教训”去比对前人的言行，自然会常常生出“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样的感慨。而对汉高祖刘邦、光武帝刘秀、唐太宗李世民、明太祖朱元璋等“肉食者”而言，是存在着另一种“真的历史教训”的，他们也切切实实地吸取了那些“真的历史教训”的精髓。
光武帝们反思西汉及新莽亡国，成果是“三纲”的出炉。唐太宗反思隋亡的教训，得出的结论是“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
朱元璋亲眼见识了元末流民组织成起义军的摧枯拉朽之势，得出的结论是“朕收平 中国，非猛不可”，“猛”的极致是利用“知丁法”将明帝国的社会活力全部抽干，将每一个人重新打回原子状态。
遗憾的是，统治者对“真的历史教训”的精髓的吸取往往意味着普通人的灾难。所以，站在文明史的角度，魏玄同、常安民与李仲宁等人物其实远比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更为重要。美国历史学家海斯有一段论述：
“凡爱抽象的人类，而侮辱具体的个人者，或出口便是对人类应负的责任，而无暇为其邻居服务者，这类的人，我们有充足的理由不相信他。”
苏联教育家瓦西里·亚历山德罗维奇·苏霍姆林斯基也有类似的感慨：
“没有对人的同情心，就不可能有仁爱精神。爱全人类容易，爱一个人难。去帮助一个人，比宣称‘我爱人民’要困难得多。”
宏大词汇里的慷慨激昂未必能够推动时代进步，具体而微的坚守才是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根源。
走出秦制，需要面对历史的真问题。
中国历史说穿了，其实就是两场转型和剧变：前面是“周秦之变”，从周制走入秦制；而后面是从1840年开始的剧变，到辛亥革命帝制终结，其实关乎的就是如何走出秦制。
要对这个问题有清晰的思考，就要对秦制有清晰的认识。因此，哪怕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头绪纷纭，但要抓住这一大变局——秦制的兴衰，就能真正把握中国悠久历史的脉搏，从而看清未来的前进方向。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腾讯短史记”主编谌旭彬的两本透视秦制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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