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丨余祥明：小城少年亲历的运动前奏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余祥明，1953年生于四川。初中69级毕业，1971年插队落户。1973年入西南师范学院外语系学习英语，1977年留校任教。先后在广州外语学院、上海外语学院、英国爱丁堡大学（获硕士学位）、英国华威大学学习。一直在高校任教，2013年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退休。现居广州。

原题

山雨欲来风满楼

——小县城少年眼中的文革前奏

作者：余祥明

1962年底四川的大饥荒刚过，我在小学就读已经两年。大跃进运动留下的痕迹还随处可见：我们上学的路边墙上还留有标语口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万岁！” “钢铁元帅升帐！” “十五年赶超英美！”；路旁一个废弃的油罐里还有煤焦油和不少炼出的疙瘩铁。

我们的语文课本还有豪情满怀的诗歌：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歌颂东北富饶的美文：

棒打狍子瓢舀鱼，

野鸡飞到饭锅里！

四川省的大饥荒比别的省份多一年，到1962年才开始好转。挨饿的梦魇还挥之不去。那几年我们家也是吃不饱饭，顿顿以牛皮菜、带缨的胡萝卜为主掺上少量的米煮的稀饭为主，还吃过米糠和蒿菜、牛皮菜做的粑粑，干苕片磨成粉掺水蒸、颜色黑黑、吃在嘴里满口钻的红苕粑粑，以及以前喂猪的莲花白（卷心菜）老叶子。以至于后来几年我都不想吃牛皮菜和胡萝卜。本来是喂猪的牛皮菜在大饥荒时期救了几千万四川人的命。

关于饥饿，我记忆最深刻的记忆有几件事。一件是我6岁（1958-1959年）左右，父母到农村支援农业生产，我和3岁左右的妹妹在街道食堂吃饭。3两用瓦罐蒸熟的麦粒，没有任何荤菜素菜等副食品，就是一人一天的定量。我都是让妹妹吃饱我再吃，所以整天饥肠辘辘。

1960年秋刚上学不久，一天中午放学回家，吃了家里给我留的煮红苕，我还没有吃饱。家里没有半点吃的，母亲带着我到县城的几家饭馆，但是都没有任何食品卖。母亲劝我先去上学，晚上回家再吃。但是我年龄小，不懂事，更重要的是肚子饿得实在受不了，到学校一公里多的路上，我一直哭着闹着喊：“我没有吃饱啊，我不读书！” 哭得母亲的眼泪只有往肚里咽......

有一次妈妈带我从馆子刚买一个发糕，出门就被一个小叫花子抢走，边跑边吃。我们只有干瞪眼。

1960年是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很多人被送到肿病院，靠吃康复散（米糠加点淀粉）吊命，听说有农民吃观音土（白泥巴）拉不出大便，涨死了。我外婆60岁过不久就去世了，临终时想吃顿饱饭的愿望都无法得到满足。

1962年开始好转。所以我9岁的生日是一碗白米干饭，和一碗煮的青菜。那几年饭菜很少见到油水，更谈不上吃肉。有人打死老鼠，剥皮吃肉。但是我一直害怕老鼠，完全不敢染指。

我们一进入学校，接受的教育就是我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是最幸福的一代人。我们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烈士们的生命换来的，我们脖子上的红领巾就是烈士的鲜血染成。所以我们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同学们都争取早点加入少年先锋队。每次集合我们都要整齐划一、生气勃勃地唱《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心中充满了自豪感。

但是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包括美国人民，越南人民，台湾人民，生活在内在水深火热中，在受苦受难，我们有责任去解救他们。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看见美国黑人小孩在大街上身上背着广告牌，觉得他们太苦了，我们能坐在教室里上课，太幸福了！

但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他们想在中国搞和平演变，让新中国改变颜色，他们把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人，也就是我们的身上。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们身上担子重，责任大。我们激情满怀、引吭高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决不能让他们改变中国颜色的希望在我们身上实现！

国际上，我们面临帝修反的围攻打击。“三年困难时期”是因为苏联修正主义向我们逼债，我们被迫拿吃的用的去偿还因抗美援朝欠下的债。他们逼迫我们用鸡蛋还债，条件非常苛刻：他们用特制的铁箍检验，大的小的都不要，要刚刚铁箍大才行。大家心里激起对帝修反的仇恨：我们饭都吃不饱，你们还逼债！打倒帝修反！

我们祖国还没有统一，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台湾国民党经常派遣武装特务到沿海登陆偷袭。国内阶级敌人妄图复辟，他们记变天账，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让劳动人民受二遍苦，吃二茬罪，我们革命的青少年坚决不答应！

大饥荒余波未平，阶级斗争的号角又吹响。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很快城市农村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农村展开小四清、四清运动。很快，全国又部署“反修防修”“兴无灭资”运动。

中间的1963年，全国掀起向雷锋同志学习的运动。我们学校师生都意气风发地大唱《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曲。人人争取做好人好事，像雷锋那样，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全国各行各业都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狠抓阶级斗争。我们小学生在学校、唱歌曲、听广播、看戏剧都接受阶级斗争的教育。

农村的阶级斗争非常激烈，“农村的权力被阶级敌人夺走”，全国基层有1/ 3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阶级斗争形势非常严重。

学校组织我们观看戏剧《箭杆河边》，我们知道了暗藏的阶级敌人记变天账，搞破坏，妄图配合国民党反攻大陆。我们天天想搜查阶级敌人的变天账，粉碎他们的阴谋！

川剧团学习其它剧种，排演现代川剧《夺印》，我们了解混入队委会的反革命分子伙同其妻，与大队会计互相勾结，并施小恩小惠拉拢生产队长，大肆盗窃稻种，破坏春耕生产。我们小孩子天天闹着玩，学反革命分子的老婆，腐蚀拉拢革命干部的行为，扯起喉咙喊，”何书记，吃汤圆咯！”

城市、工厂里也有阶级斗争。根据话剧移植的现代川剧《千万不要忘记》描述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工人放松了思想改造，追求享受，差点被岳母的资产阶级思想俘虏，工作中差点酿成重大事故。

话剧《年轻的一代》讲述了几个由上海到边远地区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青年人，通过他们在对待生活、友谊、爱情和事业诸方面的不同态度，引发出该如何去教育青年一代，怎样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怎样为社会主义事业争做贡献的话题。我也真想去当一个地质勘探工作者，为祖国寻找矿产资源。

学校号召学习为了保护集体财产，坚决与盗窃分子做斗争而英勇牺牲的小英雄刘文学，我们就满怀深情地唱颂《歌唱刘文学》，学习他小小年纪就与坏人坏事做斗争！

我们唱《歌唱抗日小英雄王二小》，激起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

《南方来信》，是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统治的越南南方人民写给越南北方亲人的信，也是一本对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控诉书。读到他们骨肉亲人南、北分离，不能团圆，南方人民被迫住在集中营，没有自由，侵略者及其走狗烧杀抢掠，将小孩子挑在枪尖，枪杀革命志士，我义愤填膺，仇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非常同情越南人民。读到南方人民面对敌人的刺刀，挺起胸膛，为祖国的统一、荣誉，展开了各种形式的不屈不挠的斗争，我真心地为他们感到骄傲，希望南、北方早日统一，人们阖家团圆，建设美丽的家园！

为了让我们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们，包括儿童生活在水深火热，残酷的战乱中。老师我们唱《哈瓦那的孩子》。我们更具有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的情怀了！

配合阶级斗争教育，学校请来老贫农来给我们做忆苦思甜的报告。我们一起满腔怒火地高唱《不忘阶级苦》。同城的严陵镇第三小学教唱的也是控诉地主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歌曲，但是是更抒情的《听妈妈讲过去的故事》。县广播站也经常播送这两首歌曲，大家听得耳熟能详。

在文革中、后期，每逢各城市、农村、机关、工厂、学校，进行阶级斗争教育，召开忆苦思甜大会，都要通过高音喇叭播放，会议主持人还要组织大家齐唱《不忘阶级苦》，提示人们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为了歌颂人们公社，音乐老师还在我们年级选了一些同学到县广播站录制歌曲，我有幸被选上。多次排练后，我们在县广播站录制的是歌唱人民公社的革命歌曲《一条大道在眼前》，歌词里，我们前途似锦，一片光明，因此更要生气勃勃、信心百倍！

报刊杂志大力宣传志愿到农村去当农民，参加生产劳动的知识青年的模范邢燕子，侯隽，董家耕。全国掀起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活动。电影院也上演“朝阳沟”，讲城里青年在农村逐渐适应生产劳动，成为农民的故事。

我们县也安排一批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及其它原因没有能够升上高中的初中毕业生到本县的山区办茶场。

当时县广播站天天播放的歌曲《社员都是向阳花》，威远中学的刘姓俊男和汪姓靓女经常在大街上载歌载舞的表演，他们俊秀的面孔和优美的舞姿，赢得观众阵阵掌声。他们唱得人民公社那么美好，如果你没有来过中国，或者没有亲身经历过，你真的还想去做一个陶渊明式的农民！

这些活动对我们的影响是循序渐进，不知不觉，潜移默化的。反之亦然，我们小学生的活动、行为也具有阶级斗争、兴无灭资、反修防修的影子在内。

可能为了“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四年级我们新上任的班主任，带领我们同学在郊区山上一座旧碉堡的旧址，开垦出一块土地，种上小麦。我们在学校厕所里担大粪做肥料，农村来的同学还赤脚下粪坑舀粪，大家走一公里多路抬到山上。我们都很积极，热情高，觉得这样锻炼我们的意志，培养我们热爱劳动的习惯，不怕脏不怕苦的精神。我们还给新开垦出的山头命名“圆山顶”。

1964年7月我们小学四年级结束，即传统的初小毕业，要考试升入高小（五、六年级）。考试前我们要写决心书“一颗红心，两种打算”，如果考上了继续为革命努力学习。如果没有考上，就到农村去当一辈子农民，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照样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决心这样写，其实我心里还是想上学，怕去农村。

我们在学校也被教育要抵制资产阶级思想，争取做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1964年，父母给我做了一件灯草绒衣服，刚从师范学校毕业教我们的班主任来家访，希望家长要培养我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要培养资产阶级思想。五十多年后，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及此事。同班的同学给我写了一段话，“@余祥明 拜读了你的佳作，深有同感，我家女儿我排行在大，我穿过的衣裤都是两个妹妹再穿，1964年我母亲也给我做了一件灯芯绒衣服，卿老师多次把我叫去教师办公室，批评我资产阶级思想严重讲吃讲穿......后我们院子里王老师（也在一小任教）给卿老师做了解释，才没有经常找我教育了。几十年过去了，这事仍然记忆犹新。[大哭]”

父母给妹妹做了一件花衬衣，我也煞有其事地提出，不能培养妹妹的资产阶级思想。足见当时的阶级斗争观念已经灌输到所有人，包括我们10来岁的小学生脑子里了！

我们年级家在银行的同学，不乏表现好，成绩优秀的同学，小学毕业时，全都没有考上中学。我们一直不知道原因。五十多年后，有了微信，同学们联系多了，一起聚会时这些同学才讲述，因为他们的父母能在银行工作，家庭出身都不好（非劳动人民家庭），所以按当时政策，全部不予录取到中学学习。他们是两三年后才与弟弟妹妹一起读小学戴帽初中，后转中学的。

1964年中央提出教育要两条腿走路，除了全日制公办学校，要大办民办学校，农村要大办半农半读到农业中学。我们县也办了一些农业中学。县城严陵镇原有的民办学校（小学、中学一起）得到加强，1965年还分配了师范学院刚毕业的一对年轻教师夫妇去任教。高我们一级的小学毕业生，很多被分配到民办中学。大门侧院子刘家的利明就分在民中。他们是卫生班，今后到农村当卫生员。他还神秘地告诉我，他们的教材有男、女生殖器官的图片！

第二年（1966年）我们毕业时，县城三个小学，大部分家庭出身好、学习也好的同学也是分配到严陵镇（城关镇）民办中学。受文革的波及，校名改为红卫中学了。1971年当知青后我才得知，当年全县办了不少农业中学，乡镇的小学66级毕业生被分配到邻近的区农业中学。高石公社的学生被分配到山王区农业中学就读。

1966年上半年，我们小学最后一个学期，毕业前夕，开始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的《燕山夜话》，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然后批判北京市委.....

虽然有上述这些政治教育和政治活动，但都是课外的、社会上的为主。（至于看连环画，阅读革命小说，属于个人行为，与本文无关。）

庆幸的是在小学六年，我们有正常的教学秩序，教学学习，按部就班，老师认真负责，同学刻苦努力，我们完成了学习任务，经过考试，成为合格的小学毕业生，为今后的人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6年9月，我们进校成为初中69级，1969年7月毕业。由于众所周知，文革的工厂停工停产、学校停课闹革命，同当年所有的学生一样，我不敢，也不能说，我是合格的初中毕业生！

这就是我，一个小县城少年眼中的文革前奏：阶级斗争教育，就是为文革做的铺垫！

余祥明专列

文章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给老编续杯咖啡

就摁下打赏二维码吧

革命时代的少年

张曼菱：被放逐的少年，悲伤与升华

不想与您失联

请关注备用号

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