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丨夏玉和：妈妈，一个有性格的村姑

Original 关注本号☞ 新三届 2024-04-01

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夏玉和，湖南人。当过知青，77级本科生，后到北京读研究生，毕业留校工作。现已退休。

原题

妈妈，

一个有性格的村姑

作者：夏玉和

这张照片是我最后一次去看妈妈时拍的。那是2019年12月，我临回京的头一天，表妹送来了一些当地特产，红薯片。妈妈为了我好带，也为了给我省事，把一张桌面大小的红薯片，用剪刀剪成三四厘米长的小棱形，这样我拿到北京生吃、油炸都可以，方便。

此时，妈妈已经92岁，除了总提醒我“你讲话的声音哪么这么小”，其他还都挺好的。要不是我们怕路上车太多不安全，她完全可以独自一人去农贸市场买菜。当然是走路去，这是她这辈子唯一的交通方式。她会跟小贩们算账，一定会精确到分，没有四舍五入一说。用她的话来说就是，算账就要算清楚，是好多就是好多。亲戚间的礼尚往来，日子、数量、礼品，记得一清二楚，安排得妥妥贴贴。

妈妈有一件事得求人，那就是想打麻将时一缺三。平时都是我们往家里打电话，她几乎不打电话给我们。但是（这可是一个大大的“但是”），她要想打牌了，便会亲自拿起话筒，翻着电话本，给可能来的晚辈挨个打。

我家麻将桌上无母子无亲戚。不要以为有一个90多岁的老太太，就要关照关照。不用，你该赢赢，她该输输，牌风一如她的三观，正得很。妈妈总说自己输了，赢了也是输了，面带微笑，真正做到了胜不骄，败不馁。不知她老人家这么做是不是想让真输了的立下赢回大志再找她多打一次牌，或是很懂韬光养晦的道理而故作低调？平时节俭得让我们无语的她，打起牌来掏个十块二十块给赢家眼都不眨一下。

妈妈的最爱，91岁

妈妈和爸爸的姻缘，不是指腹为婚，但也差不太多。他俩是娃娃亲，妈妈才一岁多，就由父母做主许给了两岁多的爸爸。牵线的是妈妈的大嫂，就是我的大舅娘，她娘家跟我爷爷奶奶家同住一个垸子。在洞庭湖水中央，人们聚居在四周筑坝的堤垸里，也是一种行政区划。爸爸家在西城垸，人民公社化后成了安裕公社，妈妈家是下泗垸，后来的安宏公社。

按习俗，订了亲的男女在结婚前不能见面。新娘娶进门前，爸爸有过三次见妈妈的机会，只有一次见到了，还是镜中缘。第一次，外公带着全家老小躲日本，逃亡在外，颠簸多日，返乡途中在我大舅娘家歇了几天。等爸爸听说未来媳妇近在眼前想去一睹芳容时，外公一家已经离开了。最后一次是在1948年放暑假回乡，他前去看望未来的岳父，妈妈躲着不见，无功而返。见到妈妈的那一次是在1946年春节后。

妈妈的遗物，当年给小外孙做的衣服和鞋子。爸妈能穿这么大衣服时，已经定了终身

时值过年，外公家来了舞狮的。挤在堂屋里看热闹的都认识，爸爸想，只要有一个不熟的姑娘面孔，那便是妈妈。他开始四下寻找，终于在烤火房隔壁的房间找到了。妈妈坐在大梳妆镜前，背对门，爸爸看见了镜中的妈妈。虽然没有面对面，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未来的媳妇谈不上如花似玉，但个子高高大大，身体蛮好的样子。关键是，妈妈五官周正，肤色白皙，根本不是传说中的麻子、瞎子。看到有人推门而入，镜中的妈妈“神态自若，从容不迫”，给爸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晚年回忆录里就用了这两个词来形容第一次见到的妈妈。

为了等爸爸完成学业，妈妈到快二十二岁才出嫁。在姑娘十六七岁就嫁人的乡下，这个年龄的妈妈，算是剩女一枚了。外公热热闹闹地把当了他多年帮手的女儿嫁了出去，他用卖鸭蛋的钱，换回了给女儿的新潮嫁妆，六弯藤床、三门柜、大书桌，等等。

妈妈与公婆、哥嫂、小姑子在同一口锅里吃饭，但彼此间离亲如一家有很大的距离，这种疏离还延续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跟外公外婆舅舅很亲，常来往；对爷爷奶奶知晓甚少，跟姑姑们极少走动。一是因为爷爷奶奶在1960年代就去世了，二是爷爷，还有大伯，都是富农分子，阶级敌人，没有像上中农外公一样的行动自由。不过，更深层的原因是，妈妈与婆家关系的一刀两断。

小时候不懂事，不太在意这种厚此薄彼的亲戚关系。后来，妈妈开始给我们讲她的过往，而爸爸可能是为了维护自己小家庭的和睦，从不谈论这些事情，更别说在母亲和媳妇之间站边了。所以，我们对爷爷奶奶家的了解，许多来自妈妈，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受了妈妈的影响。

爸爸和他的小妹妹

后来自己有了一些生活经历和“批判精神”，我作古正经地问过妈妈，为什么会和奶奶家闹得那么僵？您能说会道，肯定是嘴不饶人，跟爷爷奶奶对吵。妈妈对我的臆断很不以为然，说我跟弟弟一个腔调，冤枉好人。她说，我从来不跟他们吵。实在被骂得厉害了，我才跟他们讲道理。哇噻，妈妈讲道理，我们小时候没少领教过。从不高声，不带脏字，还能引用经书里的话，有理有据，一板一眼，一般人说不过她。

从妈妈那里，我听到了这些个故事。

进了夏家门，妈妈就开始履行儿媳的职责。干家务她是一把好手，能干，会干，还勤快。不过，再麻利，总有手忙脚乱的时候。爸爸看到妈妈做饭一边要管锅里的菜，一边还要管灶里的火，忙不过来，他便会帮妈妈烧火。奶奶见了很不爽，骂爸爸没出息，说，送你读了那么多的书，应该到外面去做大事。你倒好，就听你堂客的，窝在厨房里烧火，这么惯伺（宠）她。

妈妈的遗物，我们四姊妹穿着妈妈亲手做的鞋长大

还有一个事让妈妈觉得婆婆不可理喻。外公家别的没有，就是鸭子多。每次从娘家回，外公都叫她带上鸭蛋，一般都在200个左右。奶奶是家中大拿，儿媳带回了鸭蛋便由她支配。爸爸嘴里长疮，找奶奶要几个鸭蛋吃，败败火。奶奶不给，说鸭蛋到俺家，就是俺的，哪有你想吃就吃的道理！奶奶感觉不是儿子真有病要把鸭蛋当药引子，而是儿媳在作妖。妈妈自然有气，一方面心疼自己的男人口腔溃疡难受，另一方面觉得鸭蛋是我娘家的东西，怎么到了你这个婆婆手上，就碰都碰不得了？

我家老大是女儿，妈妈说，这让奶奶，还有希望夏家男丁兴旺的姑姑们，很不高兴，她们盼来盼去，却盼来了一个丫头。还有一件事情，让妈妈永远不能释怀。湖区水患频发，冬天农闲，便是治湖时节。夏家必须出两个男劳力，大伯可以去，而爸爸远在长沙读书，要有人顶上。奶奶便要小儿媳去挑堤。妈妈怀孕了，希望嫂子能去。生了两个儿子的嫂子很硬气，说不去就不去。奶奶也坚持，还叫来夏家族长施压，妈妈只好上堤挑土。两个冬天，两次修堤，妈妈两次都在怀孕中，两次流产。（这也就是我家老大和老二相差六岁的原因。）妈妈此生认准了，是奶奶故意用挑堤这苦力活来治她，让她服软。

妈妈讲过这件事好多次，每次她都这样结尾：要是这两个伢儿没有小产，就没有你和雷坨（弟弟）了。我问为什么，她说，四个伢儿有哒（够了）呀，前边四个要是都活了下来，肯定就不会再生哒。妈妈肯定没有料到，我每次都被她的这几句话搅得心神不宁：这个世界没有我，怎么可能？然后，我就开始想象没有我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只是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名堂，却徒增对这个世界没有我的恐惧。妈妈一谈起我那两个还没出生就夭折的哥哥和姐姐，就充满了痛苦和愤怒。可我却在想，还好，我到这个世上来了。

妈妈想，既然在大家庭里得不到温暖和帮衬，还生出好多伤心事，那就干脆过小家的日子吧。于是，爷爷奶奶给大伯和爸爸分了家。爸妈分得一间茅草房，几件农具，50斤稻谷。那些年，爸爸不是独自在省城上学，就是只身在市里工作。妈妈一个人守着这个家，带着一个不受待见的女儿，与婆家人抬头不见低头见，熬日子。

爸爸身后曾经是一栋茅草房，爷爷奶奶的家

妈妈当姑娘时衣食无忧，还帮外公看着家里的钱袋子，相比之下，婆家的日子太苦太难了。大姐快三岁时，也是一个冬天，爸爸的干妹妹很同情妈妈，帮着干嫂子收拾了拿得动的娘家陪嫁，抱着大姐，让住在附近的妈妈的表哥一船将娘俩撑回了娘家，从此妈妈与婆家一别两宽。妈妈从没讲过具体什么事情让她下决心逃走，她只是说，我要再不跑，会被他们整死。

妈妈带着女儿逃离婆家，实为不守妇道，不孝公婆的忤逆之举。泼出去的水不明不白地回到娘家，外公外婆承受的精神压力可想而知。妈妈在1954年带着大姐到市里和爸爸团聚，还生下了老二，也是丫头。好景不长，1957年城市清理人口，把没有固定工作的农村人劝回乡下，妈妈只好带着两个女儿返乡。她没有去婆家，而是再次回到了娘家。

1957年返乡前的全家福

妈妈经常对我们说，外公对咱们家有恩，你们将来一定要对舅舅们好，没有他们，就没有咱们家的今天。小时候，不大明白妈妈为什么这么说。不过，爱外公外婆和舅舅的种子从此播下。爸爸也对岳家特别地好，他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句话：岳父将我视为己出。

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把土地归了公，妈妈已经出嫁，娘家没有她和女儿的口粮田。四个舅舅也分了家，外公外婆随儿子过日子。妈妈只能租房住，爸爸每月寄来一些生活费。外公外婆，还有舅舅们尽其所能，给予了许多帮助。

外婆对妈妈怀的第三胎抱有很大希望。这要是个儿子，亲家对这个儿媳妇可能会好些，这个女儿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回到婆家，而不用天天在她和外公面前晃来晃去了。那天，据说是天快亮的时候，我出生了。外婆知道后，长叹一口气，“哎，又是个丫头。这个姑儿（姑娘的意思，指妈妈）心天不好！”“心天不好”在老家方言里，是良心大大滴坏了的意思。亲娘的这句话，在妈妈一辈子刻骨铭心的事件清单上，又添了一笔。

妈妈的三个丫头

外婆的态度和言语，让这对母女的关系变得微妙。1973年，妈妈和小姨带着我和两个表弟回老家，看望中风瘫痪的外婆。几个月后，外婆离世之前，小姨独自又回去了一趟。

我家当时走背字，有点惨。小姨夫曾经是公安局的，贫苦人家出身，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比较紧。从去老家到回来，小姨没跟妈妈提一句，还是小姨的同事传的话。

妈妈马上去了小姨家，主要是想知道外婆的身体状况。小姨说，这次回去姆妈给了我几样东西。妈妈一眼就认出了其中两件属于她：一个椭圆形的梳妆镜，还有一个搪瓷茶盘。这些都是她当年的陪嫁，逃离婆家时带出来的。外婆把这两样东西送给了小姨，但妈妈觉得她才是真正的主人，便把镜子和茶盘拿回了家。

那个椭圆形镜子在我家用了好多年。已经锈了的铁架子更锈了，撑不住镜子了。妈妈把架子卸下扔了，镜子靠墙立着，接着用。后来，镜子终于站不稳，摔碎了。而那个搪瓷茶盘，一直都在。要么用来装茶杯，要么放开水瓶，几十年如一日。爸爸去世后，妈妈跟着老二住，她又把这个茶盘带到了老二家。

妈妈仅存的嫁妆，茶盘

小姨“心天”好，生了两个儿子。所以，外婆除了把二女儿的嫁妆送给小姨，还给了她好几十个“袁大头“。外婆真行，经过了土改、合作社、人民公社，这会儿到了WG，居然把这么多袁大头藏了个完好无损。她没把这些亮闪闪、嗡嗡响的银圆留给轮流照顾她的四个儿子儿媳，也没有向大女儿和二女儿露一点口风，而是全部给了她最在乎、最长脸的幺女儿。

小姨把一包袁大头背回家，一路担惊受怕，接下来怎么处理更让她脑袋大，只好跟姐姐商量。在她俩心中，这是光洋，真钱啊！可眼前，这些银子花又不能花，留着，万一被人发现，定是一大祸害。后来托人打听到，人民银行不问来路，可以兑换。于是，一块银圆换一块人民币，姐妹俩平分了兑回的一摞票子。

跑题了，言归正传。三年饥荒时，妈妈又怀孕了。爸爸觉得再添一口真会养不活，但是妈妈坚决不肯打胎，失去两个孩子的痛苦记忆还在。终于，她生下了弟弟，一洗“心天不好”的耻辱和恶名。

当炊事员时的妈妈

在此要为外婆正一下名。我不是男孩，她确实失望，叹息，还口不择言，伤了妈妈，但老人家对我还是蛮好的。如今幺舅见我，还会笑话我，一岁多点的小女伢儿，仗着有外婆撑腰，学着外婆霸道。看见喜欢的东西，就会说“这是俺嘎嘎（外婆）的！”然后，占为己有。

自从有了儿子，妈妈就一直留在了城里，不再去娘家借住，更不会在婆家常住。她带着我们四姊妹，爸爸在哪儿工作，我们就在哪儿安家。她像一只老母鸡，用一双翅膀，罩着她的一窝小鸡仔儿。做不到吃好的穿好的，但不会忍饥挨饿，尽量让我们健康成长。

这些日子里，我对妈妈的印象跟爸爸第一次见妈妈时一样：神态自若，从容不迫。爸爸关在牛棚，家里被抄，妈妈面不改色，带着我们看那些人作乱。“五七”干校传来爸爸自杀的消息，她对传消息的人说，“俺家的夏XX不会寻死的”，接下来居然领着我们看电影去了。再后来，爸爸被贬到农村，妈妈毅然决然留在城里，为了我们上好点的学校，也为了爸爸将来有充足的理由调回城里。她又开始了独挡一面的日子，还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去打零工贴补家用。

儿子牵着90多岁的妈妈过马路

妈妈总是严厉的，除了讲道理，有时还会动"粗”，用楠竹丫子修理我们。（当地人把竹枝捆成一小把，专门用来教训犯错的小孩。伤害性不大，抽身上很痛，俗称“楠竹丫子炒肉”。）她在家里不怒自威，说一不二。直到她离世，我们四姊妹没人会与她争执、大声说话。

妈妈从来不会柔情似水。她常说，女伢儿不能娇气，什么事情要拿得起，放得下。自己一定要有工作，还要会做家务，这样才能独立，不靠任何人。她还以实际行动教育我们。她从未有过一份“正式”工作，总在做时断时续的临时工，文革中连临时工也没有资格做了。五十多岁时，她到爸爸单位的食堂工作，根本不在乎”校长老婆当炊事员“的闲话。用她的话说，凭双手劳动吃饭，一不偷，二不抢，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最后，经过落实政策，妈妈从这个单位退休，领到一份微薄但够用的退休金，自信而满足地安度她自立的晚年。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妈妈就让帮着家里干活，买米买油买菜买煤炭，扫地做饭洗碗洗衣服。家里临时要买点酱油盐什么的，妈妈经常喊我去。我很不情愿，问她为什么不叫两个姐姐而老让我跑腿？妈妈说，你能干，腿又长，跑得快呀！我哪儿经得住这糖衣炮弹，不知当了多少次这种差，在她的忽悠下，还乐得屁颠屁颠的。

我高中毕业了。下农村前的一个晚上，妈妈在灯下一边为我做蚊帐，一边对我说，做事莫偷懒，吃点亏就吃点亏，不会累死人的。

八九十岁的妈妈用自家和儿女家的毛线头，织了好多沙发垫给各家用。她说，这可以练手，防老年痴呆

不过，她却做了一件让我逃避干农活的事情。1977年10月，年底恢复高考已成定局，许多知青回到城里参加补习班。妈妈见我根本没有回家的意思，怕我死心眼，分不清轻重，便把我喊回了城里。凭这不到一周的课堂复习，年底我进了考场，还考上了。

那年我报考研究生，同事、朋友和家人也都不看好我。只有妈妈慧眼，见我考后万事休的样子，很着急，几次催我继续复习，为复试做准备。她说，还不到最后，哪能甩手什么都不做了？

在关乎我人生走向的这两件事情上，妈妈很笃定，比我有眼光，有自信。

妈妈是早产儿，六个多月时外婆打摆子，把妈妈打到了人间。她一直病怏怏的，一岁多的时候，抽筋抽到人事不醒，气息全无。老祖宗（外公的母亲）对儿子说，伢儿断气了，打副板子（棺材）埋了吧。外公从房梁上取下了一块厚楼板，正准备喊木匠上门，放在地上的小伢儿突然有了动静。

妈妈活过来了，而且活成了她七姊妹中寿命最长的。过了90岁生日后，她说，我要是哪天没动静了，莫着急送火葬场烧哦！要等一下，搞不好我会醒来的。我们听完大笑，她一脸严肃，认真地说，不是开玩笑呢，我是醒过一次的！我们也眼含笑泪认真地答应，等，等，肯定等！

非典那年，北京成了全国人民恐惧和嫌弃的地方。许多亲朋好友来电问候，忧心忡忡。唯有妈妈跟我说，莫怕，俺小时候经常有瘟病，死好多人。只是一到天气热乎起来，瘟病就没得哒。还真是，到了五月底，一切就基本恢复了正常。

妈妈给爸爸过完了90岁的生日

三年前，妈妈过了一个她一生中最不热闹、最不顺心的大年。儿孙亲戚不能上门，连一顿年饭都缺三短四的。本来可以连续几天玩玩牌，结果连麻将桌都没支起来一回。电话拜年时，她对我说，这次怪得很，门都出不得，搞的么子鬼名堂？我活了九十多岁，从来没有见过一场瘟病搞得这么恶（凶）。

妈妈也许受不了熬不住了，不再想过这种风声鹤唳，谈毒色变的日子。四月，她身份证上93岁生日的那天傍晚，妈妈没了动静。这一次，救护车把她送到了当地最好的医院；这一次，医生用上了ICU里的各种抢救设备；这一次，姐姐弟弟信守诺言，等了，等了十一个小时。最终，妈妈没能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