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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柏永：草原大火，吞噬了她年轻的生命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柏永，1964年北京体育学院预科生。1968年赴内蒙古锡盟东乌旗道特诺尔公社白音图嘎大队插队；1972年入读北京大学哲学系。1976年起北京市化工局党校教员；1989年起康达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2011年退休。
原题
真情在烈火中永生
作者：柏永
十月的秋天，在内地虽然还算不上是深秋，但在大草原上，往往已经历了初雪的光顾，唯独 1970 年的这个时候，初雪还没有来。北风瑟瑟，秋草枯黄，大家都在为即将度过的严寒冬季而忙碌着，打草、拉草、垛草、加固棚圈、囤积牛粪……紧张而有序地做着各方面过冬的准备。
10月20日（阴历九月廿一），离霜降还差4天，正午刚过，东乌珠穆沁旗道特诺尔公社白音图嘎大队小农场里，一个由队军管负责人王班长组织召开的“抓革命、促生产、牧业学大寨”宣讲大会正在进行。
下午1点半左右，农场农户吴秀贵的四儿子跑到男生宿舍门口，对站在门旁临时担任知青食堂大师傅的女知青蒋季瑚小声说，你看，温都日乌兰（山梁名）那边不知道怎么了？顺着吴秀贵四儿子所指的方向望去，温都日乌兰山后冒起了很大一股浓烟，直冲云霄。温都日乌兰是白音图嘎队小农场正东面的一道山梁，直线距离小农场约8华里。
“嗨，温都日乌兰那边不知道怎么了？”消息很快在参会的知青中传开，大家再也坐不住了，纷纷涌出屋外想看个究竟，大家根据风向、风力、升起烟柱的颜色、高度、浓度，揣测着冒烟的原因、地点和距离。当时小农场有经验的老农户和知青们一致分析判断为，一定是发生了草原火灾，黑色烟柱升得如此之高，颜色如此之浓，说明大火烧得非同小可，距离我们不会超过15华里。
大家非常担心，大火会不会很快烧到我们小农场来。大家没有时间再研究、再探讨，更没有心情再继续开会，烟柱就是方向，火情就是命令，保护集体财产高于一切。在没有统一组织、没有统一命令、完全出于自发的情况下，全体北京知青男生、女生纷纷寻找救火工具，抓马、鞴马，准备奔赴火场救火。
此时，正在洋洋得意做报告，讲得振振有词、津津乐道的王班长，迈着四方步最后一个走出屋外，看了看东面升腾起的烟柱，大声喊道：大家都回来继续开会，就算是着了火，起码也是在60公里以外，那边不是咱们队的地界，跟咱们没有什么关系。此时，我们知青中的男、女生，已经再也没有人继续听王班长在那里胡咧咧，大家纷纷跨马前往火场去救火，其中一些救火心切的知青，来不及鞴上马鞍，从场院里抓起一把扫帚或铁锨，骑上光背马就直奔火场。
王班长看到无人听从他的“指挥”气急败坏，死死的抓住了男知青谢军的马笼头，声称“这是政治会议”，极力阻止谢军前去救火，愤怒的谢军大吼一声，“你再不松手，我就先揍你一顿。”王班长在谢军的怒斥下只得松手放行。
与此同时，农场的其他知青蒋季瑚、孙宏雀、任静懿、任静君、任红来、钟光华、黄燕生等，与当时在我队军管的另一名现役军人小周一起，也急切地鞴马、备工具前往火场救火。此时女知青任静懿扔给了蒋季瑚一双马靴，也正是由于蒋季瑚穿上了这双马靴，才使她的双腿幸免于烧伤之难。
从白音图嘎队小农场到起火现场，中间直线相隔着约8华里远，高低不平的高毕地（长满芨芨草的开阔地）和一道约200米高的小山梁。我们这些参加打火的北京知青，各自骑上马向小山梁狂奔，翻过小山梁才能到达起火的现场。
在从小农场到山梁下的这8华里的路程中，我这个从来没有经历过打火的人，一面催马狂奔，一面思索着，应当怎么来扑救草原大火。
记得以往在与队里牧民和农场农户的多次聊天中，曾经听到他们说过，参加草原救火必须知道的几个窍门：
第一，草原救火应当从山顶救起。因为山顶地势较高，地下水水位达不到那么高，一般比较干旱，草的长势一般也要比山坡底下的洼地低很多，比较容易扑灭；
第二，救火的人必须要站在上风头。火随风势，站在上风头是你追着火打，站在下风头就变成了火追着你烧，往往救不灭火反而把自己也搭进去了；
第三，必要时要敢于放火。当你无法通过火墙站到上风头时，你实际上就已经处在了一个非常危险的位置上，大火随时有可能顺着风势烧到你的所在之处，当大火烧到你所在的地方之前，你就应当主动点一把火，把自己脚下的草提前烧干净，当周围的火烧过来的时候，你脚底下已经没有草可再燃烧了，你自己也就安全了。
正是这些农牧民把多年日常生产、生活中积累起来的救火经验传授给我们，最终使我幸免于难，这是城里孩子们无从得到的实用经验。
我一边思考着怎么扑救草原大火，一边狂奔到了山梁底下。这时，虽然隔着山梁还看不到熊熊燃烧的大火，但已经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阵阵热风，吹在脸上灼疼难忍，瞬间感到阵阵口渴。伴随而来的是，隐隐听到火焰燃烧时的隆隆声和燃烧物爆裂的劈啪声。据蒋季瑚回忆的共同感受是，草原大火燃烧时发出的声响，犹如对面开过来几十辆大卡车的轰鸣声。此时我意识到自己距离火场已经不会太远了。
此时我们先后从小农场出发的北京知青，由于各自马的速度、耐力不同，已经跑散了。
到达山梁顶，眼前的一幕让我惊呆，目及之处，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火海。一边是没有被烧过的金黄色的草场，一边是被烧过的黑色焦土和被烧过的黑山头，金黄色、漆黑色泾渭分明，中间是一道燃烧着熊熊火苗、升腾着浓浓黑烟的火墙，约七八米宽、十米多高，风助火势（当时刮着五六级风），伴随着火焰燃烧时的轰鸣声和噼噼啪啪的爆裂声，整个火场火焰翻滚、烟雾升腾，看不到一个人。这么大的火怎么扑救，当一个人被置身于茫茫火海之中时，才能深深地感到自己的渺小和在大火面前孤立无援的恐惧。
按照牧民的救火经验，我开始向山坡的最高处行进，那里的草最低矮，相对比较安全，虽然我还处在未烧过的草场上，但幸好我处在火场的正西偏北上风头，火苗没有朝着我这个方向烧来，在这里我和我们农场的知青谢军汇合。
我对谢军说，“咱们可以奋勇救火了。”谢军说，“就咱们俩，怎么救啊？咱们还是多找一点人一起救吧。”
正当此时，忽然刮来了一阵巨大的旋风，风向变了，从原来的西北风变成了东北风，“腾”地一声，那些以前没有烧着的草地开始燃烧起来，火苗转向我们这边烧过来。这时我们必须穿过火墙，站到燃烧过的地方，人身安全才能够得到彻底的保障。我催马向火墙冲去，但临近火墙时，我的马立刻退了回来。
调转马头转了一圈，我再次骑马冲向火墙，我的马又被烧得退了回来，并且一个劲地尥蹶子乱踢，由于我骑的是没有鞴马鞍的光背马，受惊的马一下子把我尥下来跑了。
没有其他退路和选择，唯一的出路就是徒步冲过火墙。我选择了一段火焰较低的地方，解开了棉袄最上面的两个扣子，把棉袄领子提到头上护住脸颊，又用随身携带的大扫帚护住头，只留了两个眼睛在外面，猛吸了一口气，拿出当年跑百米的速度，猛冲了40多米闯过了火墙。
当我跑到了烧过的焦土时，一摸眉毛，已经卷了起来变成了渣渣往下掉，穿着的解放鞋塑料底，也因为高温一只脚被烧了一个大洞，再看谢军也奋勇地冲过了火墙。
此时，与蒋季瑚一起出发的小农场知青也跑散了，据蒋季瑚回忆，她的马由于长距离的奔跑出了不少汗，马肚子越变越小，马肚带也越跑越松，马鞍蹿到了马脖子上，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马被大火的熏烤而惊吓，突然急转弯，鞍子翻了，她被头朝下脚朝上重重地摔在了地上。转了风向后的熊熊大火朝着她烧过来，吞噬了她。她侧卧在地上，想把撑在地上的手插进土里躲避燃烧，但地上都是碎石，根本没办法插入地内，她眼看着大火烧过来，感觉到大火烧灼面颊和手臂发出的滋滋声和钻心的剧痛。
我和谢军结伴前行，浓浓的烟雾不仅使我们喘不过气来，而且极大地阻碍了我们的视线，我们隐隐发现，在不远的一个小山坡旁，有一个黑色的物体在燃烧，初看像是一堆石头或一个装满了物品的鼓鼓的麻袋，接近后还能够听到一阵低沉的呻吟声中夹杂着哭声。我们立即冲过去，到了距离一两米的地方才看清楚，那是一个被大火烧着了外衣倒在地上的人。
我和谢军立即用手中的扫帚扑打，很快明火被扑灭了，我们扶起了那个被烧着的人，谢军不顾灼伤，用手撕下那个人身上还在燃着阴火的外衣。这时附近有一名蒙古族老年妇女，用蒙语说“包勒怪，包勒怪。”（不行，不行）阻止我们撕扯燃烧着的外衣，这时我们才注意到，被我们救助的是一名女性，我问了一句“你是不是孙同贤？”
据蒋季瑚回忆，当她听到这句问话时，意识到自己肯定已经被烧得不成了人样，因为半个小时前我们还在一起开会。她大声地回答 “我是蒋季瑚。”这时从浓烟中赶来了我们队的牧民达先吉、西乌力吉和现役军人小周，与我们一起对蒋季瑚身上的火焰进行了扑救。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蒋季瑚的身上。
忙乱中，蒋季瑚喊了一声，“那边好像还有一个人！”看到有那么多的人在为蒋季瑚扑救，我站起身来四处搜索，看到约二十多米远的地方，似乎还有一堆“大石头”在燃烧，我立刻冲过去，眼前又出现了一个被烧着了的人趴在地上，身上的皮肉被烧得冒出一缕缕青烟，人已经没有了动静。
当时我想，不管怎么样，活要留人，死要留尸。我立刻用手中的大扫帚扑打，不幸的是我手中的大扫帚很快也被烧着，这时我再没有了其它的扑打办法和扑打工具，我大声喊着“打滚、打滚”，看到那个被烧着的人已经没有了反应，情急之下我扔掉了手中的扫帚立刻猛扑过去，抱着对方一起滚向山坡下，这时我身上的棉衣、棉裤也被引燃，我坚持着继续向山坡下滚去，翻滚了一段距离，我们身上的明火终于被压灭了。
接下来需要尽快撕掉被烧者身上还在燃着阴火的内外衣。在六七级风的作用下，撕下了外面的衣服，里面的衣服又被阴火引燃，一层一层向里面渗透，我只能一边手撕一边扑打，似乎感觉这火怎么打也打不灭，当时想如果有水就好了，没有水的灭火是何等艰难。
当撕下对方燃烧着阴火的外衣后，我惊讶地发现，被烧者里面穿着的是，我们在校时每人一套，印有“北京体育学院预科”字体的紫红色运动服。其中一部分字迹已经被烧得无法辨认，但从衣服的款式、颜色、质料和残留碎片上“京、育、院”等几个残余的字迹上可以断定，被烧者就是我们同学中的一个。
既然是我们的同学，我完全应当认识啊，那他（或她）是谁？我急切地想要辨认出被烧者的身份，此时被烧者的头发已经被全部烧焦，脸上尽是泥土草灰，连男女都无从辨认。我只得从地上被撕下来的衣服碎片中，翻找能够辨认身份的东西。从一块残留的口袋里，发现了被烧得只剩下一半的购粮本，翻过封皮，第一页上手写着“黄秀玲”。
青春永驻的北京知青黄秀玲
这时，我看到附近还有一位蒙古族牧民妇女，我急忙把她叫过来照看黄秀玲，又从附近找来了一块马鞍下的毡垫，把不知死活，内外衣几乎已经被全部烧光的可怜的黄秀玲遮盖上。陆续又赶来了四五个参加救援的牧民。
这时想起我跑丢了的马，那也是集体财产啊，如果被大火烧死，应当也算是我的罪过。于是匆匆离去，寻找我那跑丢了的马。后经过多方打听，在牧民的帮助下，我最终找到了我的马，虽然被大火烧得尾巴、睫毛、胡子全无，但并没有烧伤身体。
这场草原大火整整持续了8个多小时，最终是在东乌旗通往兵团六师师部的公路边，凭借着公路的隔离被人们扑灭。
大火虽然被扑灭了，但大火带来的灾难性后果非常严重。大面积草场被付之一炬、化为灰烬，还严重烧伤了我们道特诺尔公社三个队前去救火和保护羊群的四名北京上山下乡女知青，她们是汗乌拉队的黄秀玲，白音图嘎队的蒋季瑚，道特诺尔队的林宁辉、张新虹。
这场大火造成了黄秀玲全身90%以上面积的烧伤，其中三度烧伤达到65%以上，除肌肤烧伤外，有一些烧伤更深达骨骼。道特诺尔公社卫生院为了保全黄秀玲的生命，当即决定为黄秀玲腿部坏死的部分实施了高位截肢手术，为了防止其他躯干部分感染，进行了全身大面积的酒精湿敷，相当于把整个人泡在酒精中，这种医治方法虽然给患者带来的是极大的痛苦，但能够有效地控制住感染的发生。
一段时间内黄秀玲处于昏迷状态，但蒋季瑚一直很清醒。据蒋季瑚回忆，她们被烧伤后，是公社开来的一辆敞篷大卡车，把她们从着火现场送到了公社卫生院。当时没有担架，把人抬到棉被上，由几个人拉着一张棉被的四个角，然后兜着上了大卡车。到达公社卫生院后，黄秀玲和蒋季瑚被分别安排在相邻的两个病房内，除医护人员外，黄秀玲的病房只有蒋季瑚可以进入，以便于她们之间可以相互鼓励、相互安慰。黄秀玲苏醒后，是蒋季瑚把自己亲眼目睹的整个救助过程叙述给了黄秀玲。
被严重烧伤的黄秀玲，在被抢救、治疗期间，表现得十分坚强、勇敢、乐观，在病房中不仅听不到黄秀玲发出的痛苦呻吟和哭爹喊娘的叫喊声，反而还安慰医护人员不要为自己着急。据蒋季瑚回忆，黄秀玲自烧伤、治疗、截肢、直至去世，四个多月的时间里，没有掉过一滴眼泪，没有哭过一次。
当公社卫生院决定对黄秀玲实施截肢手术前，医护人员都非常担心，身体已经受到了严重烧伤的黄秀玲，精神上是否还能经受得住截肢这种沉重的打击。
截肢手术时，医护人员只是告诉黄秀玲换药，用一块挡板放在黄秀玲的胸前，挡住黄秀玲的视线，并约定好谁都不准把截肢的事情告诉黄秀玲。截肢手术完成后不久，黄秀玲自己有所感觉，不断地追问医护人员，我怎么感觉自己的腿轻了？当黄秀玲意识到自己的腿被截肢了，并没有乱发脾气，没有流下一滴眼泪，只是沉默了一整天。
在黄秀玲心情比较好的时候，她还以自己公社宣传队队员的身份，以自己微弱的声音，为在场的医护人员唱起了电影《白毛女》中的插曲《北风吹》，在场的医护人员和隔窗相望的陪护人员，无不为之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当我作为被黄秀玲本人要求见面的，直接施救的特殊人员被带进病房后，黄秀玲还隔着玻璃罩子向我微微地点头致谢，并以非常微弱的声音对我说：“柏永，谢谢你救了我的命。”
当年的黄秀玲年仅21岁，但她在自己被严重烧伤，生命垂危的情况下，想到的是不要让医护人员为自己过于着急，并以惊人的毅力，忍耐着病痛的折磨，拼着微弱的体力，用自己的歌声来宽慰别人。此时此刻，自己还念念不忘感恩别人，这种处处着想于别人的精神，像一颗光芒四射的钻石，永远发出耀眼的光彩。
由于黄秀玲伤势严重，急需转院进行紧急救治。道特诺尔公社卫生院将黄秀玲的危重病情和公社卫生院不具备抢救条件的现状逐级上报给了上级单位，经过东乌旗、锡林郭勒盟、内蒙古自治区，上报到了当时负责对内蒙古实施军管的北京军区，北京军区决定派遣直升飞机，将黄秀玲接到北京军区陆军总院进行救治。
当大家得知黄秀玲将被送到北京进行救治时无比高兴，但同时又传来消息，烧伤截肢后的黄秀玲需要大量输血，以保住生命的延续。公社卫生院没有血库，没有血浆或新鲜血液的存储。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紧急找到一批与黄秀玲血型相符的献血者，前往公社卫生院进行现场采血、献血。
消息传到了白音图嘎队小农场，此时白音图嘎队小农场的北京知青们只有一个信念，救人如救火，绝不能耽搁。知青们绝大部分并不知道自己的血型，大家一下子自发地聚集起了二十多人，骑马的骑马，赶牛车的赶牛车，立即集体前往公社卫生院，去抽血验血型、准备为黄秀玲献血。
白音图嘎队的男、女知青，是一个仗义助人的集体，没有逃避、没有推脱，有的是勇于担当，把救助黄秀玲的生命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凡是符合献血条件的知青纷纷表示，黄秀玲需要多少血，我们就献多少血。
根据道特诺尔卫生院的安排，陆续前往公社卫生院无偿献血。经过血型筛查，白音图嘎队42名北京知青中（除了不在队里和没有得到消息的人外），与黄秀玲A型血相符的北京知青有近10名，他（她）们是：顾维生献血200毫升、黄燕生献血200毫升、许惠献血200毫升、徐小妹献血200毫升、谢允中献血100毫升、黄怡献血100毫升、杨兰叶献血100毫升、柏永献血50毫升。
更为让人感动的是，白音图嘎队的广大牧民，平时就把本队北京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视为自己的亲人，当他们得知一位外队并不相识的北京知青，为救草原大火而严重烧伤需要紧急献血时，在民兵连长达先吉的号召和带领下，纷纷参加血型筛查和献血活动，苏依德玛、西乌力吉、巴丹布楞等六位牧民，每人都无偿献出了200毫升鲜血。牧民的鲜血流进了北京知识青年的血管中，支撑着黄秀玲生命的延续，此时此刻，血浓于水的真情，注入到了北京知识青年的生命中。
献血活动，一直持续到黄秀玲被抬上直升飞机飞往北京的那一刻。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献血没有一分钱报酬，最大的报酬就是一杯红糖水。
在这场大火中，另一名被烧伤的知青蒋季瑚，同样也经受了噩梦般的经历。
蒋季瑚被烧伤的部位主要发生在手部和脸部，达到三度烧伤。为了防止感染，需要经常清创换药，每次换药都要把粘连在创伤面上的纱布揭开，清洗伤口，每次换药都会疼得蒋季瑚浑身哆嗦，满身大汗。主治医生还告知蒋季瑚，如果手部伤口感染，就需要截肢。
蒋季瑚亲眼看着医护人员为自己的手部清创换药，看着医生一点一点地揭开纱布，用镊子夹起血管、神经清理伤口，忍住剧痛配合医护人员的治疗。
在蒋季瑚到北京军区陆军总医院就医治疗的后期，一次医生带来了几个刚入伍的女兵，说是要看看为草原上救火而受伤的英雄，当蒋季瑚解开面部覆盖着的纱布时，那几名女兵被吓得倒退了好几步，露出一副惊恐的眼光。
外一篇
草原上那件难忘的事
1970年10月20日午饭后，我们道特诺尔公社白音图嘎大队在小农场开“牧业学大寨”会议，当时我和几个男同学在外屋坐着听。会议进行中，蒋季瑚在门外向我们招手说：“你们看这是怎么了？”我们出来顺着她指着的东边望去，只见浓烟滚滚，直冲云天，我第一感觉：草原着火了。
大家都冲了出来，忙着抓马鞴马，寻找工具，准备打火。那天，我的马鞍被顾维生借走了，他在旗乌兰牧骑工作，从旗里回到公社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汇演工作。我骑上光背马，和大伙一起打马奔向火场。
大家策马前往火场，我和柏永是最先到达火场的，这是道特队的地界了。
到达火场时，我俩都傻了—— 火连着天，天连着火，现场充满了让人恐惧的气氛。草低的地方火苗有一人多高，草高的地方火苗有一两丈高，地上的小石头都被烧红了，骑着的马都被烫的直蹦。柏永下马就要打火，我跟他说要冲过去，站到着过火的地方从后面打。当年我们刚到大队，我和黄燕生先分到了农场，曾听到过哈日呼等人讲过草原着火及他们打火的经历。
我俩打马冲了过去，下马打火，地都被烧热了，脚下感觉烫极了。草低的地方可以扑上去打，草深的地方人根本无法靠近。这时大家陆续赶到，奋力打火。在打火的过程中，女同学充当了马桩子的角色，帮助大家牵马。
我和柏永一直冲在前面，刚刚打一会儿，我忽听身后有人惨叫，回头一看是蒋季瑚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身上冒着火苗，当时她穿的是一件蓝白相间碎花棉袄，右胳膊袖子着了。我一个箭步冲了上去，三下两下把她的棉袄给扒了下来，棉袄扔到地上没有两分钟就化为灰烬。蒋季瑚的右手右脸被烧伤，已经痛得站不住了，我把我的棉衣给她披上，将她紧紧抱住，没能让她倒下，因为地上还有火苗。这时我队达先吉和小个子乌力吉赶到，达先吉帮我抱着蒋季瑚。
突然一个浑身是火的人大声惨叫着出现在我们面前，旁边站着一匹青马，马尾被烧得只剩下半尺多长了。柏永一步冲上去，用棉衣扑打他身上的火，我也随之冲了上去，用扫把扑打他身上的火。柏永对他大喊：“躺下，滚！快滚！”
他在地上滚了几下就不动了。我们急忙扑打他身上的火苗，当时根本看不出他的真实面孔，头发被烧光，衣服还在燃烧，我们在撕他衣服时，发现脖领后有一股红色发绳，我愣了，对柏永说：“哥们儿，这是个女的！”柏永也愣了，真不知从何下手。当时的场景真是惨极了，她的右腿全部被烧焦，腿和马靴都烧到一起了，右手弯曲，手和胳膊都被烧焦，而且面目皆非，五官无法辨别，根本看不出人模样了。在撕其衣服时，我们从她的右上衣口袋中扯出了一个烧了一半的粮本，打开一看，上面写着“黄秀玲”。
当时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感涌上心头，我们是坐着同一辆卡车从张家口到的公社，她是我们体院预科的同学，到后我们分到了白音图嘎，她分到了汗乌拉。她身上的火被我俩扑灭了，但人已经不能动了。柏永不知从哪里找了块毡子，盖在了她的身上。
我们让乌力吉赶去公社，通知公社这里有两个人被烧伤了。接着又奔向了火场，后来听说公社来了辆卡车将黄秀玲和蒋季瑚拉到了公社卫生院。
黄秀玲、蒋季瑚在公社卫生院期间，我队知青和牧民积极献血，我也参加到了献血的行列中。经验血，我才知道自己是O型血，是“备用品”。柏永在献血时刚抽了50毫升时，便晕倒在床上，后被我队女生笑侃一番。
回想起当时的场景，真是惊心动魄。那天，我队钟光华上午从马群把他那心爱的小红马抓来，随后骑着小红马参加了打火，他那心爱的小红马在回来的路上口鼻喷血而死，钟光华悲痛之极。在几个同学的帮助下，刨了个大坑将其埋葬。
钟光华剪下了一撮马尾带了回来，挂在我们住的土坯房墙上，时常看着默默流泪。前几年，柏永、钟光华、陈贵永等一行多人回道特，钟光华找到了葬马之处，嚎啕大哭，大家均为之动容。马是草原知青最好的朋友，不是草原人是不会理解的。
火被扑灭后，大家个个灰头土脸，筋疲力尽，几天吐痰都是黑的。我的屁股也被骣破了，十几天不能躺坐。第三天，我的棉衣由我队知青苏振平捎了回来。
1994年我返京，到什刹海体校找到了在那工作的蒋季瑚，她的脸经过植皮治疗已无异常，但她右手的无名指及小拇指落下了残疾，不能伸直。
后来我回草原，专门去了东乌旗烈士陵园，凭吊了黄秀玲。
（作者系道特诺尔公社道特诺尔大队北京知青）
（本文摘自《草原：我们永远的眷恋——东乌珠穆沁旗知青文集》，2023年自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