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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 ​李无未:知青末班车,下乡四个月参加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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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作者简历


李无未,1960年生于吉林敦化,1977年7月在敦化大蒲柴公社下乡当知青。1978年3月考入延边大学中文系。1987年在北大中文系专修汉语音韵学硕士课程,2000年在吉林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延边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任教。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联系导师。
原题

知青末班车




作者李无未


  我仍然记得,1977年8月3日,天空阴沉沉的,闷得直让人喘不过气来,就想着抓心发狂。
  
大清早,妈妈、妹妹和我用自行车驮着行李和包裹,来到了敦化县革委会大院儿。那儿人山人海的,汽车的鸣笛声、马车和牛车的吱扭声、人们的哭喊声和高呼口号声、大喇叭的音乐声交织在一起,混乱得很。我们好容易找到了县知青办送我们去大蒲柴河公社的解放牌大卡车。我的好朋友臧喜友、宋燕明也赶来送行。

我们站到了卡车的外车厢上。由卡车组成的送知青队伍,伴随着喧天的锣鼓声绕敦化的主要街道一周,再出发。临行前,妈妈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泪流满面,喃喃自语。车开了,那瘦高的身影儿立在那里,随着车的渐行渐远逐渐模糊。就这样,我们离开了敦化城。
  
我当时十分幼稚,不知道发愁,还理解不了妈妈为何哭得那么伤心。多少年以后,妈妈告诉我,你当时年纪那么小,又是第一次离家出远门儿。你不懂事儿,哪会照顾好自己?你出身不好,远离家乡,什么时候再返城都不知道,我担心你,你的前途在哪里,我实在茫然得很。
  
当时,只觉得那条通向大蒲柴河的碎石路是那么蜿蜒、曲折而漫长。大卡车行驶到了寒葱岭,黑云压顶,很像天塌了下来。突然间,天空下起了瓢泼大雨。站在大卡车外车厢上,我们是怎么都躲不过去的,就浑身淋个透儿,湿漉漉的。风在不停地刮着,当时才8月份,就冷飕飕的了,料峭寒意开始逼近。
  
过了3个小时后,我们的大卡车才开到了大蒲柴河公社。大蒲柴河大队郭书记、民兵队杨队长、王户长等一干人早就在一个旧式两间老房子前迎候我们。到了地儿,就有人安排居住事宜,男同学住在东屋,中间是厨房,女同学住在西屋,每个屋都是对面炕。我们吃的第一顿知青饭是大队招待的,队里准备充分,桌子上有肉,有山珍,有大米,真的很难得,我们吃得是那么香,这哪像民兵队长在会上所说的便餐呢?
  
吃过了饭,我们沿着公社中心街道闲溜达,很快,20多分钟的工夫,3里长的街道就算走完了。在大蒲柴河的大街上我们很少见到行人,空荡荡的。大蒲柴河公社本屯,被群山环抱着,到处都是参天古木,郁郁葱葱。它的最南端,横贯着一条缓缓流动的河流,名字叫富尔河,发源于长白山脉,环境优美,空气优良,含很高的富氧离子,这样的地方在全敦化你都找不到第二个。
  
我们的集体户被称为大蒲柴河大队四队集体户。这个集体户是由我们自己出面组织的。1977年5月份,我们九年四班班主任林连贵老师传达了县知青办指示,动员同学们积极报名上山下乡。这时候,我们要登上的已经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末班车了,全国正涌动着“知青返城”的激流,好多同学都打着如何避免报名上山下乡的主意。但不去上山下乡,留在城里是有条件的,比如有所谓的“五不下”,即符合身有残疾、独生子女、父母双亡、归侨学生、中国籍的外国人子女等条件。参照这些条件,全班竟然有25个人可以不去上山下乡,当然,“谎报军情”开各种假证明的肯定不在少数。
  
但我是个老实人,掐着指头算一下,觉得哪条儿都够不上,只好报了名。并且在申请书上写道,“要求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成长”。激动之余,还用当时惯用的大字报形式,用毛笔写下了这个长篇申请,贴到了一中校园灰楼墙上,以表示自己的决心。但那个时候已经很少有人这样做了,是不是显得有些做作?
  
敦化本身就属于边疆地区,条件已经十分艰苦了。按国家规定,敦化知青只能就地消化,何需我们去外地插队?在敦化县地界里,大蒲柴河公社距离敦化县城140里,是敦化最为偏远、最艰苦的地区,基本上没有人愿意去那儿插队落户。我本来属于教育系统员工的子女,照理应该就近去太平岭公社下乡落户。太平岭公社距敦化县城只有8里路,我姐姐李无娇就是太平岭集体户的知青。可我在当时,却不愿意离家太近,远走高飞的目的,无非是不想受到家里人的约束。
  
得到了县知青办的批准,我就和同班(九年四班)的王平、王英俩人一起,联络同班的李学娣、赵敏慧两位女同学,动员她们参加我们的集体户。因为本班同学响应的并不多,就四处动员外班的同学参加。你别说,还真的有人应承了,比如九年五班的几位同学,像张德林、张薇、孙延华、宋志勇等就参加了我们的集体户。再加上外校的徐福同学,等等,一共是13个人。后来,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王英退出了大蒲柴河集体户,参加到大山咀子集体户去了。
  
2013年暑假,一个阳光灿烂、空气新鲜的日子,一个朋友开着小车,从长春出发,沿着长珲高速公路,把我送到了敦化城。到了六顶山下,我突发奇想,对他说,你做好人就要做到底,索性顺着这条路把我送到大蒲柴河镇怎么样?
  
小车在通往大蒲柴河镇的溜光儿国道上飞驰。我的眼前,突然又一次闪现了1977年8月3日下乡当知青时的情景……
  
不到1个小时工夫,小车儿就沿着国道进入大蒲柴河,大蒲柴河已经称为“镇”了。30多年以后回到大蒲柴河,我有些迷迷糊糊,真的不辨东西南北了。放眼望去,天空还是那么湛蓝,大地却不再是漫山碧透了,山上的树木,是如此之稀疏,个儿矮矮的,已经见不到参天古木了。有些山峦,光秃秃的,一看就是人们无秩序挖山运土造成的。环境已经被破坏到了如此的地步,让人看着心里阵阵作痛!大蒲柴河倒是长大了几倍,高楼林立,街道宽阔,具有了迈向都市的宏大气魄,但我却疑惑了,这是我魂牵梦绕的“世外桃源”大蒲柴河吗?
  
我努力在当年熟悉的主要街道上,走了几个来回,却还是找不到当年集体户的房子。又向蹲在街边纳凉的老头儿、老太太们打听,可他们都是外地来这里的客人,根本不知道大蒲柴河还有集体户这码子事儿,更别说能够指出当年的集体户老房子在哪里了!
  
我有些泄气,认定自己这回是白来了。虽然嘴里嘀咕着,但还是没有放弃,就抱着一线希望,信步推开一户人家靠着路边的木杖子门,走到院子里,向里面高喊:“有人吗?”不一会儿,一个50多岁的男子走了出来,他用骇异的眼光打量着我。我向他说明了来意,他脸上马上就“多云转晴”,笑眯眯地,很有把握地说:“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李无未吧?”

他看我一脸诧异的样子,忙解释说:“我是阎纯德的弟弟阎纯祥。你们集体户的人这几年和我来往特别密切,总通电话,一起喝了好多次酒,大家嘴里总叨咕你,就差见到你这个人了。”我大喜过望,真的遇到了故人!打过招呼后,就忙不迭地打听着我当年熟悉的人的情况。
  
阎纯祥告诉我,能“赛过赵本山”的“耍猴儿”、讲笑话儿的语言天才阎纯德已经去世了。那个瘸腿儿,总在做我工作,说我是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安慰我“好好干,将来能当一个好社员”的贫农王户长也作古了。我们最恨的那个压制知青的“张老鳖”队长,也早就入土了。经常请我们吃饭的回乡知青张志敏,前几年搬到了敦化城里,他弟弟张志国还在镇上。曾是山东盲流的阎队长还活着,70多岁了,耳朵有点背。和我爸是好朋友的夏老师,也从镇上文教助理的岗位上退了下来,经常在自家承包的山头上转悠,挺得儿闲的,身体硬朗得很。
  
阎纯祥先领着我去看了我们集体户的老房子,住着集体户老房子的女主人十分热情。我重新瞅着我们当年的老屋儿,已经被装修得面目全非了。但仔细琢磨,还能依稀辨认出来,当年的格局和框架还在。尤其是我们知青生活的见证物那棵老槐树,依然遮天蔽日,枝叶茂盛地树立在那里。
  
转过老邮局,向西走不远,在一个干干净净的院落,我们见到了阎队长。还是一口山东胶东半岛的腔调,只不过再也没有当年早上3点钟敲我们窗户,叫我们下地干活的劲头儿了。虽然如此,我仿佛又听见他用山东腔调在田间地头慷慨激昂地演讲: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因为押韵好记!
  
他家墙上挂了一幅中国地图。他知道我从厦门来,就让我找到厦门的位置指给他看。看了后,使劲儿摇摇头,喃喃地说道:“太远了,我是去不了了。”听了这话,我心里酸酸的,真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夏老师听说我来看他,特意从山上别墅下来,把张志国、阎纯祥等我认识的老人聚拢到了镇上最豪华的酒店,摆了满满一桌子当地的土菜。酒过三巡,夏老师说起我父亲,激情满怀:“你父亲和我亲如兄弟,他早就把你托付给我了。你要是没考上大学的话,我就安排你到公社中学当语文老师了。1977年11月高考,我在大蒲柴河考场当巡视员。我看你那答题的架势,一下子就知道你能考上大学。”
  
张志国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帅气,一只眼失明了。他也说道:“你考上了大学,轰动了全公社,连续4年没有人能打破这个纪录。我现在还记得,你穿着那个帆布蓝警服大衣,挺着腰杆儿的样子。”
  
我则真诚地邀请他们有空闲的时间就到厦门来玩儿,我可以当导游。可他们却说:“我们这辈子走得最远的地方就是延吉,连吉林和长春都没去过,更别说到厦门了,我们连想都不敢想要去厦门逛逛。对我们来说,厦门就是天边儿,这辈子是不可能去了。我们习惯待在这个地方,青山绿水,空气新鲜,低头不见抬头见,熟人多,不会孤单。”
  
30多年没有见面,不用讲,有好多好多的话要说。那天我确实喝高了,许多年没有这样兴奋了,好在我的头脑还清醒,无论他们怎么使劲儿拽,都没有把我留住。眼看着天色黑了下来,我还是坚持乘车上路了向他们挥挥手,热泪盈眶,我又一次告别了热情的乡亲们,告别了我的遥远的大蒲柴河。
  
2014年8月18日,趁到敦化参加张笑天研究会首届年会的机会,我还想再去大蒲柴河看看,更想看看我们集体户的那些同学。于是,打电话给王平。王平远在辽宁盖州鲅鱼圈,但还是被我的激情所感染,几经倒车,赶到了敦化。王平费了好大的劲儿,终于把集体户的同学给圈拢了来。

当年户长是孙延华,特意赶到我住的宾馆来看我。30多年后,再看他,还是那个“精明的坯子”,热情而沉着。我一见面就打趣地问,你还喜欢“裸睡”不?听到这话,他不好意思了,脸一红,摆摆手,说道:“那是我吗?不是我。”他拼命地矢口否认有这事儿,我们俩在一铺炕睡觉,肩靠着肩,哪能看不清楚?错不了。
  
孙延华的酒店位于“火道东”,一座现代化新城在这里拔地而起。因为在高铁站旁边儿,新建的楼盘格外抢手。我和王平先到了,延华夫人笑吟吟地说道:“我爸爸妈妈都是你父亲李守田老师的学生,他们已经把家从官地搬到敦化来了。”
  
过了一会儿,李学娣、赵敏慧、张德林、张薇、徐福、张志敏等都来了。其中,我和张德林、张薇、徐福、张志敏从1978年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这是这么多年后的第一次。毫无疑问,我们对彼此都是那个打量啊,总想从对方身上找出当年的影子,但已经很难了,不得不摇摇头,认输了。我们毕竟是年过半百,奔60岁的老人了。这些人大多已经退休或者马上面临着退休生活,基本都当上了爷爷、奶奶或姥爷、姥姥。
  
流逝的岁月,固然在我们每个人脸上留下了刻痕,还改变了我们的容貌,但带不走我们的记忆和激情。
  
李学娣说:“我是最后一个返城的,返城时已经是1981年了。穷困、孤独、痛苦、艰辛、寂寞,都没有把我的意志打垮,我咬着牙坚持着,硬挺着,终于,等来了回城的机会。回城后,我子承父业,当上了一名小学老师。1977年11月,我没有考上大学,但我认为,有过这一段考学‘落榜’的痛苦经历是很好的,最起码在以后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中心里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了。”

  张德林说:“虽然我转户到了大山咀子,但也是很晚才回城。回城后,我当过瓦工、木工、力工,现在还在承包工程。当年梦想着能上大学,当一个坐办公室的工程师,可是,我们这一届学生,初中课程都没有学到手,整天就跟着‘开门办学’,‘只红不专’。恢复高考时,我哪能符合要求?连着考了几年,考题越来越难,我后来硬是放弃了。”
  
张薇说:“我自己算是走运,靠着获得过速滑冠军的牌子,后来,有机会上了延边体校,当上了体校教练,一直干老本行30多年。”
  
徐福说:“我先是回城当了一阵子木匠,后来顶替父亲,到3305工厂当了一名废旧炮弹引爆工。走遍大半个中国,很多地方都留下了我的足迹。”
  
孙延华说:“我自己干过国企,跑过买卖。几经周折,还是觉得开饭店是我的最爱,但因为集老板、厨师、采购、服务员于一身,围着灶台转,捆住了身子,不得自由。我也是牢骚满腹的。”
  
王平说:“1980年,我随父亲去了辽宁盖州,不久就在广播电视局当了记者。后来,还是大学情结作祟,考上了广播电视大学中文专业,总算是圆了大学梦。”
  
只有我算是最顺利了,当年第一次参加高考,就一下子考上了延边大学中文系,成了77级学生。毕业后,几经周折,几个大学当老师,30多年过去,熬成了语言学教授。
  
不知道是谁挑的头儿,让大家回忆起了1977年12月大冬天“救山火”的事情。那场大火把大蒲柴河山上的树林几乎烧了个透遍。晚上,只见山上闪着红光的火树,一棵接着一棵地扑倒在地。森林防火飞机从天空中投下“杠头”、麻花儿、面包,以及救生设备。我们就带着这些食品和设备,胳膊挎着水壶,跟在一个60多岁的老抗联战士的后头儿。到了火场,我们在几百度高温的灼烤下,冒着被烧死的危险,一字儿排开用湿木杆儿拼命地打着“火道”,试图把火扑灭。

可是,火势越打越大,我们一不留神,便被山火赶到了火场里面去了。就是最熟悉那一带山势的老抗联战士,也找不到火场出口了。他急得使劲儿地喊,还是不中用女同学一见这情景,知道极其危险,就号啕大哭了起来。我们男同学心里突突,却还硬充好汉,努力安慰女同学。我们十几个人在火场里足足瞎闯了三天,连冻带饿带渴,才走出了火场,幸免于难,这真是死亡场上走一遭啊!后怕不?
  
可是,与我们一起“救山火”的宋志勇已经在前几年病故了。大家无不感叹他走得太早,不知道是谁提议,为祭奠他,大家往地上洒一杯酒表示下意思,大家郑重地照着仪式做了。
  
我们赶上了知青“上山下乡”的末班车,但自始至终,谁都没有说过一句抱怨“命运不公”的话。回忆过去,我们只有快乐和坚强,没有忧郁和悲伤。那一晚儿,我们大家都喝醉了,那是我们离别37年以后的第一次喝醉酒。虽然因为各种原因,比如他们当中有的要哄外孙、孙子,有的要上班不能请假,我们没能去成大蒲柴河,但大家约定一定要去一趟大蒲柴河,去寻找一下属于我们过去的故事。
  
大家都说,这一次“集体户全家会”就是一个开始。既然大家已经联系上了,以后,有关大蒲柴河的活动肯定会更多的,只要身体还硬实,能跑跑颠颠,我们就会一起去大蒲柴河,因为,是大蒲柴河把我们的命运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

2014年9月3日

 (本文摘自李无未著《敬以知微》,厦门大学出版社201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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