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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丨张亦峥：北大荒，那年她十八
北大荒，那年我十八
我没能见到他，但我听到了他的声音，我已经很满足了。因为他唤起了我那遥远的记忆。
鬼知道他是怎么打听到我的电话号码的。已经整整十八年没有他的音讯，更甭说听到他的声音了。可是，一听到话筒那边儿传出的“你好么“三个字，我就明白了和我讲话的是他。我最初的爱，那么深切的爱都是因为他。
他是上海知青。1969年夏天来兵团的。我们北京知青早来了两个月。当时知青里流传着这样的话：北京人牛气，上海人小气，哈尔滨人“匪气”。所以，我宁肯跟哈尔滨知青接近，也懒得理他们那一帮总是依哩哇啦的上海人。尽管他人高马大，似乎出类拔萃，我也懒得多瞥他一眼。
当时，我在畜牧排放羊，每天起早贪黑，天不亮就出牧，回来给羊饮完水，天就黑了。夏天，大蚊子隔着衣服就能把你咬得浑身是疱；冬天，漫天的风雪能把你怀里揣着的馒头冻得石头一样硬。就这还有人羡慕，因为农田排更惨，女知青抱着一条垄铲地，像是总也到不了头，别说是哭，累得死的心都有。
他原是农田排的，后来不知怎么搞到了我们畜牧排，听说他给排长送了条牡丹烟，一下就给那烟鬼似的排长夯瓷实了。因此，我看不起他。
我之所以后来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完全是偶然的。那是一个深秋，北大荒的深秋冷得能赶上北京正二八经的冬天，我挪动着冰凉的脚板，在附近的草场上放牧。盯着天上白白的冷冷的太阳，惦记着它早点下去。当它离地平线一竿子高时，畜牧排的屋顶就会升起一面小红旗，我们就可以收工了。可是，太阳没有挪窝，眼睛的余光，却看到了他，他正甩着羊鞭，率领着他的羊队往更远的草场去。
真是发神经了！我用他们上海人常用的字眼低声骂。他当然听不见，还有心思唱着什么“手握一杆钢枪，身披万道霞光……”。然后，慢慢就消逝在遥远的地平线。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舍近求远。跟同屋的知青嘲笑他。人家却没笑，说他这样是为了大家好，要是羊群把附近的草场都吃光了，就得去远处了，眼瞅着冬天快来了，遇上大烟泡，你又恰好远离场子，漫天风雪中再迷失方向，你可就彻底交待了。
原来，他的良心大大的好。
渐渐地，我便觉得他顺眼些了。我知道他爸原来是《文汇报》的编辑，反右时弄了顶帽子下到了崇明农场，他母亲原是中学的英语老师。这一点跟我的身世极其相似，我爸也是编辑，我妈也是中学老师，而且，我爸也被揪出示众了，只不过不是1957年，是1966年罢了。
同命相连，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自然就多了些。
夏天，我们把羊赶到老远的草场，看到羊儿踏踏实实吃上了草，他便会弄来一抱干艾蒿，点着。艾蒿有火也有烟，火能烤我们带来的青苞米，烟能驱赶肆虐的蚊虫。然后，我们就躺在草地上聊天，或者看书，或者什么也不干，望着头顶上的蓝天白云出神。
那一年，他二十，我十八。
再往后的年头里，探亲我们一起走，蹭车他很在行，不仅在客车上逃票，还扒过货车，躲在巨大的帆布篷下，从密山一口气就闷到了牡丹江。
我跟他去过一次上海，住在他家。他妈妈和蔼慈祥，把他们仅有的一个房间让给我住，自己和他妈妈还有妹妹挤在那鸽子笼一般的阁楼里。
他妹妹那时还是个中学生，总是调制些合我胃口的北方菜，从她那欢快的眼神里我看得出，她是把我当嫂子待的。我一直等着他问我那句话，那句让我全身都会燃烧的话：“你爱我吗？”可是没有。直到1976年。
这年，连里给了一个“可教育好子女”上大学的指标。别说是在“可教育好子女”里，就是在连里所有的知青里，他的表现好也是公认的。他能干，人缘也好，官儿和老百姓都待见他。要是他上学走了，剩下我孤伶伶一个人怎么办？尽管在他面前我强作笑颜，可背后，我又独自垂泪。
那些天，常见他东跑西颠，今儿去团部，明儿又去师部，一会儿去连长家，一会儿又去指导员家，也不知道他忙什么。串联？拉票？根本不用。只要是职工选举，基层推荐，板上钉钉，非他莫属。
选举那天下午，他更忙活了，跟这个点头，给那个递烟，以致连我都不舒服，不就是上大学吗？犯得着这么贱嘛。
选举结果确实出我意料。我比他整整多了20票。我在人群中找到他的面容，他冲我微微点着头，嘴角溢出那种发自内心的笑意。我突然明白了，这些天他都是为我忙活啊。拉选票，扯关系……都是为我啊。
我唯一想做的就是放声大哭。仿佛痛哭一场才能把堵在胸口的乱麻吐出来！
晚上，我在我们常会面的老地方等他。我知道他会来的，可是等到月上中天，他也没来。
我顾不上姑娘的羞涩，一口气冲到他的宿舍，敲着窗子，简直是在喊：“你给我出来！”
他披着衣服出来了，装得异常平静：“有事吗？”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愣了一瞬便扑在他胸前。
就这么依偎在他怀里，什么都不看，什么都不想，就听他的心咚咚博动，闻他身上特有的烟草味儿。
良久，他推开我。月光下，他咧开嘴，还在笑。
我说：“你不该这样，你应该去上学。”
他说：“把你一个女孩子扔在这儿，我心不安。”
我说：“把你留在这儿，我就安心吗？”
他说：“我比你更适应，我也比你更有力量，只要你记住我，记住我们一块儿在这个荒原待过就够了。”
我说：“我会给你写信的。”
他说：“我最不喜欢做的事有两件，一件是吃洋葱头，另一件事就是写信。”
这时候，他还有心思开玩笑！我想笑，却笑不出来，唯有任凭泪水流淌。他轻轻抹去我脸上的泪水，说：“我们应该高兴才是。如果有一天我去找你，你能请我吸一支烟，喝一杯水，我都会激动的要命呢。”
我说：“你这么说纯粹是找骂！”
我到底被他逗笑了。
我收到了北京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临行的前夜，我们爬上高高的草垛，我吻了他，他也吻了我。如果这时候，他还有什么别的要求，我都会心甘情愿，把我整个都给他。可是没有。他只是说明天要放牧去，排里人手紧，就不能送我了。
有这一夜，我足够了。我知道，我的青春，我的初恋永远留在了这里，留在这个人身上。
回到北京，我给他写了许多信，甚至还拍过电报，但他都没有回音。第二年暑假，我乘火车回连队找他，连里说，他病退回上海了。我又给上海他家写信，依然石沉大海，后来信退回来，说地址不详，真是见鬼了。
毕业实习时，正好有去华山医院实习的名额，我去了上海。安顿下来，我就去找他。可是那条街都没了。在他家的原址上矗起了波特曼大酒店。
在大上海茫茫的人海里，我寻寻觅觅，到头来也只能是凄凄惨惨戚戚。
毕业第二年，我结婚了。因为那时候一个快三十岁的女人还不结婚，她所面临的就是没完没了的闲言碎语，同事的，朋友的，父母的，亲戚的，她都得听着，仿佛她成了人民公敌。而我，天生脆弱，我顶不住。
丈夫不抽烟不喝酒，对我言听计从，但我总是对他热不起来，总觉着缺点儿什么。虽说丈夫是玩手术刀的，在医院里也有点儿名气，不少小护士、小大夫跟我说他多棒多能干，可直到我们有了孩子，我才或多或少地发现了他的一些优点。有些甚至是我强加给他的，好像只有他的优点越多，我的心理才能平衡。
现在，我最初的他终于来电话了。
我说：“你也好么？”
他说：“还好。像在北大荒时一样。”
我说：你不是说，如果有一天你来找我，我请你抽一支烟，喝一杯水，你都会激动得要命吗？你听我说，我给你预备了无数的烟，从最早的牡丹、大前门，到现在的红塔山、万宝路都有，够你下辈子抽的。”
他说：“天啊，那还不都捂了，你放了很久吧？”
我说：“不久，最早的烟也就十八年。你快来拿吧。”
听筒那边儿沉默了一会儿。才说：“我是要抽的。可现在不行。“
我急切地说：“为什么？”
他笑了，说：“因为我是在上海给你打电话。”
我没能见到他，但我听到了他的声音，我已经很满足了。因为他唤起了我那遥远的记忆。有这记忆埋在心底就足够了。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分享
原载1995年《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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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轩编辑、子夜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