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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浦
材料:
由于历史及文化背景的关系,东西方思维模式存在一定差异。有人认为:西方人属于直线思维,注重理性、逻辑和实证;中国人属于曲线思维,习惯迂回,崇尚感悟。在现代社会中,这两种思维方式引来不少争辩。
学生作文:
倾心于那数仞之墙
有人曾在子贡前诋毁孔子。子贡是如何回答的呢?他说:“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不得宗庙之富。”这两种直接与间接的到达方式或有益于对中西方不同思维方式的解读。
有人认为西方人属于直线思维,清晰的起点与终点与严谨的逻辑过程,正如子贡的及肩之墙,可以清楚地体认那墙内的室家之好,进而明晰地制定路线有规划地修行最终到达;而中国人属于曲线思维,习惯迂回而崇尚感悟,正如夫子的数仞之墙,在起先的“不得其门”之后迂回地探求入口,在这探求思索的路上获得感悟。
前一种方式对于社会的进步与问题的解决无疑是有极大的功用的,因其直接而依源于现实追求的线型方式而迅速理性地从起点到达论证终点。但细细思索,这样直截了当、注重严谨的时效的思维方式,已在当今这个物欲膨胀、高速疾驰的时代深深渗透,并披了一件稍带功利色彩的外衣。它真的是无懈可击吗?还是中国人相对更注重迂回之前行、探求之感悟的思维方式更有“无用之用”呢?
我们已在不断前进而无停歇的实证直线之路上走了太久,以至于我们都忘了另一种曲线之路的高妙之处。以直线方式前行于思想的大道,纵然便于提高速度,却失掉了人生路上的沿途风景与随心漫回的张弛之度。以曲线前行,虽然无法直击红心,但这沿岸的感悟与收获,这婉转低回处的求索与求诸己,这坚忍的步伐与豁然自适的心态,这需要另寻入口的数仞之墙是如此令人向往与神驰!
而每个人的个体生命体验,也颇与这曲线之道相似。我们无法预知结局,无法猜测终点,进而不能两点一线直线前进;这每一步的尝试与可能的曲折,都让这生命的体认历程富有挑战性、未知性、多元性,你在这路上,注重这个行进的过程而同时胸中刻着那想要到达的归处,难道不比单单怀揣着目标在那空无一人的高速公路上一味疾驰更具勇气、胆识与自信吗?
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开创了散步学派。不可否认,哲学需要理性思维材料,亟需逻辑与实证;而苏格拉底依旧坚持在散步这种迂回的方式寻求灵感的火花,让理性的思维火把燃烧于两千五百年的希腊上空。由此可以进一步说,中国人崇尚感性的思维方式,正是以曲成就了真,既有在数仞之墙的入口寻找中的磨练与修行,也最终窥得那其中的宗庙之富。
而我正是倾心于那数仞之墙,我倾心于这极具深意与哲思的价值寻求过程。子贡的回答无疑是智慧的,因他深悟这其中是非曲直。当你下次在直线上“行到水穷处”,不妨曲折一回,坐看云起时。
直曲结合,二者适度
自完整的世界地图被绘制出起,东西方分别注重感悟的曲线思维与注重理性的直线思维便开始碰撞出火花。在这种现象面前,我想起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上篆刻的箴言:凡事需适度。
直线思维通过理性、逻辑与实证的结合,挖掘自然的根基,有序地推动人类进程。西方的重要文学体裁——史诗恰恰体现了理性之美,《荷马史诗》中每两句一换韵,针脚严密地推进战争的发展,形成庄严瑰丽的艺术体系。直线思维的优势同样还有它带来的孜孜不倦的探索,孟德尔埋首八年于豌豆丛间,做了数千上万次杂交实验,只为他一手开创的遗传学作出实证。他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具有重大的意义。达芬奇若仅仅作出感悟,仅用曲线思维追寻艺术,他或许终其一生都在绘制圣母与圣婴,相反,他同样注重艺术之火中燃烧的理性之光,在解剖被视为死罪的时代深夜观察人体构造,从而引领了一片大陆的价值观从神回归到人的复兴。
曲线思维往往注重感悟,在感悟和迂回中升华,厚积而薄发。中国诗以万计的咏怀、写景诗,赋比兴等创作手法,无不来源于对眼前事物的直接感受。这样的倾向造就了思想的参差多态,同为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往,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崇尚感悟的曲线思维仿佛一首激昂的《登幽州台歌》,无一字写景,却于无形中传递了美感与精神,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然而两者需结合,两者也需适度。由理性与逻辑架构的空间仿佛钢筋水泥,少了些春水春风春林的神韵与性灵;由感性与体悟搭起的地方宛如桃花盛世,在现代化的时代里缺少那么一点适应的意味。若两者合而为一,如不再画圣母圣婴的达芬奇,我们将见到一个兼容并包的世界,崇尚理性抑或感性的人都能寻得自己的容身之地。这是多元文化碰撞的最终目的。史诗与绝句都将在这个怀抱中唱响。
把现代当作一条毯子,让理性之线与感性之线在上面贴合而适度地紧密交织。如同张若虚向着清江明月发问“江月何年初照人”的“孤篇压全唐”般,将理性的探索与感性的诗篇,融合到一起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