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会讲||第42期：疫情之下的麦城观察

       现代大学教育之发展，瞬息万变。而社会国家及宇宙太空事物，无时不在变动之中。故培育人才，如何以适应社会之需要，如何以改进社会之事业，以达到社会福利之最高标准，大学教育之责任重大也——陈炳权（广州大学创校校长）

珠江会讲第42期

疫情之下的麦城观察

【编者按】病毒与人类共进退，灾难与文明共成长。COVID-19疫情全球大流行引发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应对和紧急行动，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了这场战疫的见证者和参与者。2020年7月27日上午，珠江会讲第42期，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易富贤研究员接受了《南方治理评论》编辑部的在线访谈。

麦迪逊（Madison）位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中央偏南处，是威斯康星州的首府和戴恩县的县治。麦迪逊也被称作“四湖之城”，包括了接连Yahara河的Mendota湖、Monona湖、Waubesa湖以及Kegonsa湖。麦迪逊亦为威斯康星大学主校区即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之所在地。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University ofWisconsin-Madison）创建于1848年，是一所世界顶尖的著名公立研究型大学。

◎《南方治理评论》：COVID-19疫情全球蔓延，各国封城、停工，寄希望于疫苗。疫苗何时能问世？是否有效、安全、稳定？有很大不确定性。但长期的经济民生停摆会带来更大的次生危害，各国陆续解封、复工，现在是疫苗和群体免疫竞赛。

◎易富贤：群体免疫是指当人群中一定比例的人被感染并获得免疫力，从而令病毒不能在人际传播。钟南山院士认为如果实行群体免疫，全球将病死4500万人，张文宏教授认为美国将病死600万人。其实，他们高估了群体免疫的病死数。多数学者认为新冠病毒的基本传染数（R0）在3.0左右，那么群体免疫的阈值感染率为67%，最终总感染率为93%。但是英国利物浦热带医学院的学者认为，由于对病毒的易感性存在个体差异，只需要10-20%的人感染就能实现群体免疫。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MichaelLevitt也认为只需要不到30%的人感染就可以实现群体免疫。他们的估算可能过于乐观。纽约市进行了抗体检测，截至2020年5月1日，纽约全市、布朗克斯区分别有20%、28%的人已经携带了抗体，但是还没有实现群体免疫。截至5月1日，美国“罗斯福”号航母上的水兵的感染率为24%。而根据5月7日的报道，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和支援船上的官兵的感染率为47%，当然也可能是因为还来不及产生抗体就大面积快速感染。1918年全球流感、2009年美国的H1N1流感的R0为1.8、1.46，那么群体免疫的阈值感染率为44%、32%，但是实际上当28%、20%的人感染后疫情就熄灭了。照此比例，可能只需要40%的人感染就能扑灭新冠疫情。

◎《南方治理评论》：在COVID-19疫情导致的病死率上，为什么还是老人居多？当然，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器官开始退化，免疫力逐渐降低，病毒感染的可能也会增加。老年人牙齿的脱落、食物咀嚼困难、肠道消化功能下降等因素也导致摄入营养不足，新陈代谢、免疫力就会降低，于是病毒更容易感染，加之并发症的袭击，也导致老年人死亡率的增加。

    ◎易富贤：美国疾控中心认为35%的感染者始终无症状。有症状的感染者，采纳3月16日英国帝国理工大学尼尔·弗格森教授发表的年龄别病死率：0-9岁0.002%、10-19岁0.006%、20-29岁0.03%、20-39岁0.08%、40-49岁0.15%、50-59岁0.6%、60-69岁2.2%、70-79岁5.1%、80岁及以上9.3%。世界、中国、美国将病死1317万人、304万人、95万人，占总人口的0.17%、0.24%、0.29%，相当于正常病死数5930万、1060万、293万的22%、29%、33%。

    新冠病死者的年龄结构与正常病死者类似，多为老人，比如美国95万病死者中，50岁以下只占3%，60岁以下只占10%，而65+岁却占77.6%。如果让年轻人群正常工作、学习，只隔离50+岁、60+岁、65岁及以上人群，那么美国只会病死2.9万人、9.5万人、21.3万人，对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小。但是目前各国很难做到这种精准隔离。

很多人以为非洲疫情最严峻，因为医疗条件差，其实这是误解。日本的65岁以上老人占28%，因此新冠病死数多达62万，占总人口的0.49%，相当于139万正常死亡数的44%。而非洲尼日利亚的老人只占2.7%，因此只病死11万人，只占总人口的0.05%，只相当于235万的正常死亡数的5%。可见，如果非洲实行群体免疫，对社会的冲击会很小；如果因为经济停摆而导致饥荒、结核等次生灾害，会死亡更多人。

    其实，在疫情面前，即便没有停工、停课，人们仍然会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比如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这将大幅延缓疫情的进展，因此，在推广抗体之前，病死数将远低于上表的数据。比如，瑞典采纳“自由放任”的模式，截至6月10日，只病死了4795人。

    古代预期寿命只有三十多岁，老人占比低，如果爆发新冠疫情，死亡人数很少，人们根本不会特别留意。从某种角度看，新冠肺炎是富贵病。1918年流感导致全球5000万人死亡，占18亿总人口的2.8%，近半是20-40岁青壮年；如果当时爆发新冠疫情，只会死亡一百多万人，且多为老人。

历史上瘟疫多次损耗20-50%的人口。现在世界对可能损耗全球0.17%人口的新冠疫情如临大敌，一方面说明现代文明的脆弱，已经承受不了这种死亡了；一方面也说明现代文明的强大。

◎《南方治理评论》：面对COVID-19疫情全球蔓延，学界和舆论也从不同角度不断更新着对疫情的审视和反思。这其中，人口因素，包括人口规模、年龄结构及老龄化等，也是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的方面。人口与医疗的关系非常复杂，但通过有效模式得到充分的人口规模优势及年龄结构优势，将是中国保持经济活力和应对危机能力的基础之一，密切关注形势、及时调整政策遏制出生人口数大幅下滑，平缓人口结构的过度波动，是当下和未来需要努力的方向。

◎易富贤：从当前情况看，有几点可资参考：第一，人口优势。南宋思想家叶适曾言：“为国之要，在于得民，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田垦、税增、役众、兵强，则所为而必众，所欲而必遂”。意大利总人口与中国湖北省大致相当，疫前统计国内拥有医生25万、护士36万，医疗资源丰富，在“2019彭博健康国家指数”中排名第二，但面对汹涌而来的疫情，医疗体系“闪崩”，病死率达13%。而湖北省此前拥有12.7万医生、19.1万护士，也曾一度出现了医疗挤兑情况，但由于整个国家所拥有的人口规模优势，4.3万医护人员驰援湖北，医疗挤兑现象很快得到缓解。在接受来自全国的增援后，也没有再出现物资严重短缺的情况。“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者同”。具备人口优势同时，还需要通过有效的组织动员来最大化优势。面对疫情，中国各地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大量干部下沉到基层，充分发挥社区动员能力，群防群控、稳防稳控。而欧美国家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组织”，比如英国有50万多人报名当抗疫志愿者，美国有5万多医护人员志愿增援纽约，其效果还有待观察。

第二，年龄结构。中国、美国与意大利三国45岁以下医生占比分别为54%、48%、26%，54岁以上占比分别为19%、29%、55%。此次新冠疫情对于医护人员的体力是极大考验。中国各省援鄂医疗队总共4.3万队员无一感染，除了国家卫健委派出的高水平感染控制专家团队提出的防控方案及为医疗队所做的防护培训之外，医护队伍相对更年轻，工作效率更高，抵抗力更强也是一大因素。中国经济能够挺过长时间的限制隔离期，除了整体韧性之外，居民储蓄率高也是重要原因，而高储蓄率又有赖于相对年轻的年龄结构及相对低的总抚养比。2020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人占比为13.7%，而美国和意大利分别为16.6%及23.3%，这也是导致意大利在疫情中病死率相对更高的原因之一；而1个老人所对应的20岁至64岁劳动力数，中国为5.0个，美国和意大利为3.5个及2.5个；中国的总抚养比只有47%，而美国和意大利分别为71%及70%。

第三，病床数量。中国的医疗发展超前于经济发展，千人病床数从1980年的1.2张增加到现在的5张。而由于日间手术和居家治疗比例提高、住院时间缩短，美国、意大利的千人病床数则从1980年的6张及9.6张减少到现在的2.8张及3.2张，这种情况能满足日常医疗需求，但是面临突发性疫情，美国纽约及意大利都出现了医疗挤兑的情况。

美国的医疗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是医疗模式并不合理，人口预期寿命短，医疗成本高。2016年美国的医疗开支占GDP的17.1%，而欧盟、日本、中国、印度分别只占9.9%、10.9%、5.0%、3.7%。

第四，文化观念。西方社会大多认为人死后会进天堂，生命从“此岸”到“彼岸”，因此对生死看得相对较开。而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地区更加注重“此岸”，因此更加珍惜生命、预期寿命更长，比如2017年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的预期寿命分别为84.1岁、82.6岁、84.8岁、84.7岁，而美国和欧盟只有78.5岁及81.0岁。疫情正冲击着那些越来越“老”的国家，而老龄化又加剧了疫情。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同样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到2035年中国65岁及以上老人占比将达25%，而美国那时只有22%；1个老人所对应的劳动力数，中国将只有2.4个，而美国还有2.6个。劳动力减少将影响经济增长，老年人比例增加则将导致储蓄率下降及医疗开支的增加。中国2020年与2040年的劳动力/老人比例大致相当于日本1990年和2019年的情况。1990年日本经济增长率为4.9%，而2015年至2019年年均只增长1.0%。同时净储蓄率从1990年的16.1%下降到2017年的4.7%，同期医疗开支占GDP的比例则从5.8%增加到10.9%。

◎《南方治理评论》：面对COVID-19全球大流行，防疫抗疫都难以“抄作业”。然而，相对来说，这次儒家地区对疫情控制的比较好。

    ◎易富贤：儒家地区对疫情控制的比较好，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儒家尊重国家权威，积极配合政府的抗疫。尤其是中国利用强大的“他组织”，对社区和村镇实行网格化管理，动员4.3万医护人员驰援湖北。而欧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自组织”。另一方面是对生命的终极意义的认识不同。西方认为人死后会进天堂，从“此岸”到“彼岸”，因此对生死看得相对较开,崇尚“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而儒家文化只有“此岸”，没有“彼岸”，因此更珍惜生命，婴儿死亡率低、预期寿命长，比如2017年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的预期寿命分别为84.1岁、84.8岁、84.7岁，而美国、欧盟、印度、拉美只有78.5岁、81.0岁、69.2岁、75.3岁。

    但是儒家地区的生育率全球最低。2005-2018年的平均生育率，日本、韩国、新加坡华裔、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只有1.39、1.17、1.09、1.11、1.12，而美国、欧盟、印度、拉美还有1.92、1.57、2.45、2.18。原因有三：第一，生死相依，随着婴儿死亡率的下降、预期寿命的提高，生育率直线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心理学因素，比如婴儿死亡率降低，不再因为害怕孩子的成长风险而多生孩子；有生物学因素，比如长寿的日本佛系青年比例高；有社会学经济学因素，比如老年福利压制儿童福利。第二，政府越大，家庭越小。中国的生育率从1990年的2.3下降到2000年的1.22，除了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外，还因为分税制改革等导致中央“他组织”能力增加、民间“自组织”能力减弱。“自组织”强的地区，如广西钦州、玉林、广东茂名，2010年的生育率还有2.6、2.3、2.1,而依赖“他组织”的东北只有0.75。在美国，共和党人更强调“自组织”，追求“小政府”，这次很多人不戴口罩，游行要求复工，生育率也比民主党人高。“自组织”强，创新能力也强。第三，儒家认为孩子是生命的延续，对孩子有强烈的利他主义，在高养育成本下，从传统的追求孩子数量转变为牺牲数量、追求质量。第四，儒家过度注重教育，降低家长养育能力和生育意愿。受教育周期延长，婚育年龄全球最晚，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的妇女平均初育年龄都达31岁，挤压生育时间，提高不孕率。欧美非婚子比例高达40-70%，而日本、韩国、新加坡的非婚子比例都只有2%。在1918年流感、大萧条、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美国的离婚率都有所下降，在一定程度对冲了结婚率下降对生育率的影响。而儒家地区，危机不但降低了结婚率，也提高了离婚率。

在抗疫上，西方抄不了东方的“作业”。而在人口政策上，东方也抄不了欧美的“作业”。但是各国最后还是会殊途同归的。

◎《南方治理评论》：作为畅销书《大国空巢》的作者，作为知名人口研究专家，您认为疫情对生育率的影响有哪些？

◎易富贤：古人云：“死生亦大矣”，生死之间存在一种神秘的对称：导致死亡人数大幅增加的事件，也往往导致九个月后的出生数下降。比如1866-1868年的芬兰饥荒，饿死了十分之一的人口，也导致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从1865年的4.8降至1868年的3.4。中国“大跃进”期间，由于营养不良导致妇女闭经和月经失调，生育率从1956-1958年的年均6.0降至1959年、1960年、1961年的4.3、4.0、3.3，三年共少生了2000多万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英国、德国死亡了170万人、100万人、256万人；生育率也从1913年的2.47、2.93、3.52下降到1917年的1.34、2.10、2.51，1915-1919年共少生了170万人、87万人、347万人。惨烈的苏德战争造成三千多万人死亡，也导致苏联的生育率从1941年的4.6降至1943年的1.68，德国从1941年的2.25降至1945年的1.53。1918年全球流感，美国病死67.5万人，结婚数从1917年的114万对减少到1918年的100万对，生育率从1917年的3.33降至1919年的3.07，少生了约30万人。1889年法国流感，2014-2016年西非埃博拉病毒也都导致生育率下降。

疫情对生育率的影响主要是因为经济衰退所带来。失业率攀升，养育能力下降，婚育年龄推迟，结婚率下降，从而降低生育率。新冠疫情对经济的打击，将介于1929-1933年美国大萧条和2008年金融危机之间。大萧条期间，美国的结婚数从1929年的123万对减少到1932年的98万对；生育率从1928年的2.66降至1933年的2.17，同期出生数从267万人减少到231万人。历史上的饥荒、流感、大萧条、战争对生育率的影响是短暂的，在社会稳定后生育率甚至反弹。这是因为当时结婚率高，而非婚比例、避孕率、初婚年龄都低。比如1917年、1929年、1945年美国的结婚率高达11‰、10‰、12‰，妇女初婚年龄都只有21岁，避孕和堕胎是非法的。

但是现在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变，比如2007年、2018年美国的结婚率降至7.3‰、6.5‰，妇女初婚年龄推迟到26岁、28岁，生育的时间窗口缩窄，非婚比例不断攀升，避孕、堕胎已合法，避孕非常便利。因此生育率一旦下降将很难回升。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经济的影响远不如大萧条，并且在两年后就恢复了，但是对人口的影响却延续至今。1989-2007年美国的生育率稳定在2.0-2.1，金融危机将生育率踢下悬崖，从2007年的2.12跌到2018年的1.73。

而日本的人口拐点则是在1974年。从1956年到1973年，生育率稳定在2.1左右，妇女初婚年龄稳定在24岁。第一次石油危机使得日本经济衰退，结婚率从1973年的9.9‰直线下降到1990年的5.9‰，同期妇女初婚年龄从24岁推迟到26岁，生育率从2.14狂跌到1.54。1992年日本爆发经济危机，生育率继续下降到2005年的1.26。

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经济负增长，失业率超过13%，死亡人数飙升。结婚数从1990年的132万对减少到1998年的85万对，生育率从1990年的1.89狂跌到1999年的1.16。1991-2000年“多死”了约400万人、“少生”了约500万人，生命损失极为惨重。

1918年流感造成美国死亡67.5万人，也使得生育率从1917年的3.33降至1919年的3.07。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的生育率从1913年的2.47下降到1917年的1.34。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的生育率从1941年的4.6降至1943年的1.68。

由于封城、停工，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的打击，将介于1929年“大萧条”与2008年金融危机之间。经济衰退导致收入减少，失业率攀升，养育能力下降，结婚率下降，婚育年龄推迟，从而导致生育率下降。如果这次疫情导致2021年世界、中国和美国的生育率下降0.1，那么将分别少生595万、88万、22.3万孩子。疫情可能会永久性地改变人们的一些习惯和社会经济结构，因此生育率恐怕很难回升。

“病死者”寿命短，“少生者”寿命长。以美国为例，出生时预期寿命为78.6岁。如果疫情不幸导致15万至20万人死亡，被病毒直接“剥夺”的人口还是少于生育率下降0.1所损失的人口。并且新生人口是可以再延续下一代的，而97%的病死者超过49岁，大多已失去了生育能力。

东亚文化圈最珍惜生命，预期寿命最长、婴儿死亡率最低。在这次抗疫中也较好地控制了“死”，但对“生”的关注不够。生死相依，随着婴儿死亡率下降、预期寿命提高，生育率直线下降，地区生育率全球最低。

“病死”影响当下，“少生”影响今后几十年甚至数百年。因此，“生命至上”不光要盯着“死”，也要聚焦于“生”。政策需要精细的平衡，既尽最大可能控制疫情，减少“死”，也要避免经济衰退，保证孩子的生存机会。

◎《南方治理评论》：新冠疫情会导致中国的生育率下降吗？

◎易富贤：2020年中国大陆的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相当于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的2004年，妇女初婚年龄则相当于台韩的2005年，而离婚率和避孕率比台韩更高，法定结婚年龄更晚，生育意愿则更低。比如2019年中国的粗离婚率为3.4‰，而台韩分别只有2.3‰、2.1‰。计划生育不可逆地改变了社会经济结构和生育观，目前中国大陆的理想子女数只有1.7-1.8个，而台韩还有2个。

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04年、2005年、2019年中国台湾的生育率为1.18、1.12、1.07，韩国为1.15、1.07、0.92。韩国2020年预计只有0.83，2021年应低于0.8。而中国大陆还只是实行二孩政策，2020年的实际生育率应低于1.0。

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的打击。计划生育又减少了年轻消费者，导致“额外过剩”一亿多劳动力，内需不足，就业高度依赖出口，而疫情在全球蔓延，导致出口受阻。为了缓解疫情下的就业压力，2020年提出了扩招研究生和专升本，这将导致婚育年龄继续推迟。家庭收入减少、失业率提高，不但降低养育能力，还降低结婚率、提高离婚率、推迟婚育年龄。

事实上，中国的结婚率在2014年就开始下降，从2013年的9.9‰降至2019年的6.6‰。而离婚率却从2000年的0.96‰飙升到2019年的3.4‰。妇女初婚年龄从2010年的24岁提高到2020年的28岁。也就是说，生育率下行的势能很大，而疫情又导致民不聊“生”，2021年的生育率可能只有0.9、甚至更低。

并且疫情会永久性地改变人们的习惯和社会经济结构，如果不采取措施，生育率可能会沿着东北的老路狂跌；东北从2000年的0.90降至2015年的0.56，意味着下一代人只是上一代人的1/4。

◎《南方治理评论》：“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这是五百年前明朝谋士刘伯温所做的预言。几年前，您从人口结构出发提出了“中国经济中心西移”的观点，这是比较新鲜的。

◎易富贤：中国经济中心在2006年开始西移，尤其是往西南移动，这是唐朝以来最大的转向。在2005年－2008年开始了这种转向：发达国家由于人口老化，导致经济减速，给中国东南沿海的经贸机遇减少；中国中西部内需市场在崛起。

近期的经济看人口迁徙，长期的经济看人口生产（生育率）。将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四次人口普查的生育率平均可以发现，东北、北京、天津、长三角最低，西部地区最高。生育率的差别也导致年龄结构的差异和经济活力的差异，东北的中位年龄最大，经济率先衰落。西部地区中位年龄小，经济潜力大。

人口并非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而是与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包括交通）、区位、政策等一样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在年轻劳动力充足、经济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非人口因素还显得更为关键。但是人口这个必要条件是“活”的，可以改善其他必要条件，比如可以改善基础设施，优化经济结构，将“非资源”（如太阳光、氮气）转变为“新资源”（如太阳能、氮肥）。

随着经济的发展，非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断下降，比如中国的自然资源租金占GDP的比例，从1980年的19.1％降到2016年的1.1％；高铁、高速公路、机场等的修建使得一些边远地区的交通和区位条件得以改善；发展模式变得越来越成熟、趋同，小灶式的经济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弱，比如近年各地出台了各类区域经济政策，虽然有一定效果，但都远不如当初深圳那么有效了。而人口（生产、消费、创新）越来越成了影响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尤其是中国是长期低生育率，劳动力在快速减少，人口结构在快速老化，人口越来越成为区域经济的制约因素。

我们知道，劳动力是驱动经济的动力，老年化是经济发展的阻力，20岁－64岁劳动力与65岁以上老人之比反映了经济活力。日本、意大利、台湾、韩国随着劳动力/老人的下降，经济增长率直线下降。

在中国三大城市群中，粤港澳大湾区人口结构最好，京津冀其次，长三角最差。江苏的经济不可能超过广东，因为户籍20岁－39岁人口在减少，人口快速老化。人口结构也影响社会心态，广东最开放，上海次之，东北最保守。全国的人口结构不断老化，社会心态也将不断地“东北化”。以前伦敦、巴黎、纽约、东京的人均收入远高于全国，吸引着人口流入。但是后面由于各地基础设施的改善和财税制度的倾斜，人均收入差距不断缩小。

从各项人口参数综合判断，东北的人口结构最差，其次是华东、华北、华中，最好的是西南、西北。西南比西北有人口规模优势，自然条件也更好，并且在新的国际贸易体系中，拥有最佳的区位优势，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广西、云南、贵州的经济增速将领先全国。加上广东的人口结构也较好，因此中国经济中心是往西南转移。

对于人口输出的中西部省份来说，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意味着有后发优势，有经济上升的强大势能。现在中西部的基础设施在改善，国家也出台了扶贫政策，将增强经济造血能力，拉动内需，区域发展差距将继续缩小。考虑到路费和骨肉分离的精神成本等，外迁劳动力部分会带着技术、资金回流，将迎来一波劳动力红利，像前些年重庆那样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而劳动力流入地（珠三角、长三角、北京、天津）的经济占全国比例将下降。

今后几十年东南亚、南亚、中亚和西亚将是最有经济活力的地区，将给中国西部带来发展机遇，推动经济中心继续西移。今后到这些地区的铁路修通后，中国西部将从开放的“三线”变为“一线”。

◎我们所做的仅仅是，致力抢救我们自己的当下叙事和可能留存给未来的点滴印迹——陈潭（《南方治理评论》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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