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味道 | 宋韵湖州①：胡瑗与“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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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味道》特邀作者：宋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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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省委文化工作会议提出，在打造以宋韵文化为代表的浙江历史文化金名片上不断取得新突破。
晚唐到吴越时期，南太湖的弧形湖岸线正式成型，更有大量农田水利工程建设，横塘纵溇的格局基本形成，奠定了两宋湖州低地全面深度开发的基础。围湖造田在唐时便已出现，但真正大规模开发圩田却是在两宋，特别是南宋时期，“浙西围田相望，皆千百亩，陂塘溇渎，悉为田畴”，呈现“士狭人畴，田无不耕”、“无不耕之地”、“四郊无旷土，随高下悉为田”的景象。在历代兴修水利、精耕细作、饲蚕养鱼中，湖州人养成了勤劳的品性，宋人吴泳引时谚曰：“‘苏湖熟，天下足’，勤所致也。”高斯德也说：“其熟也，上田亩收五六石，故谚云‘苏湖熟，天下足’，虽其田之膏腴，亦由人力之尽也。”吴高二人都强调此系“勤所致”，“人力之尽”，充分肯定了湖州百姓的创造力。嘉泰《吴兴志》说“高宗皇帝驻跸临安，实为行都辅郡，风化先被，英杰辈出。四方士大夫乐山水之胜者，鼎来卜居”，元《宇文公谅记》也说“自唐更五季至宋南渡，吴兴去宋行都最近，苕、霅二水分贯郡城，宋诸王公，钟鸣鼎食，邸第相望，舟车往来，烟火相接。”可以说，“苏湖熟，天下足”的经济基础成就了湖州东南文化之邦的美名。
近期，我们将邀请相关研究学者从思想、制度、经济、社会、百姓生活、文学艺术等多方面，全面立体地介绍宋韵湖州，更好地展示湖州宋韵文化的价值和魅力。
胡溇是著名的“太湖三十六溇”之一，横跨胡溇的单孔石拱桥名“述中桥”，南北两侧均有楹联，其中南侧有“东吴西越要道津梁”，北侧有“桥以中名界分江浙”，以简约的文字，精准地点明了胡溇地处苏湖间的独特地理方位。胡溇就是因北宋长期在苏湖办学的教育家、理学家胡瑗得名。胡溇有宁寿寺，“寺不知昉于何代，或曰胡安定公别墅，后人改建为寺第，志书不载，其说未敢尽信，观于庭前双柏，大可数围，则非近代可知矣”。胡瑗曾执教湖州12年，分经义与事务两科，其弟子多至数千人，时称“湖学”。
胡瑗（993-1059），字翼之，泰州海陵人。因为世居安陕西定，后人多称他“安定先生”。胡瑗“七岁善属文，十三通《五经》，即以圣贤自期许。邻父见而异之，谓其父曰：‘此子乃伟器，非常儿也！’家贫无以自给，往泰山，与孙明复、石守道同学，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得家书，见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涧中，不复展，恐扰心也。”如此勤奋努力，潜心学业，在中国教育史上一直传为美谈。后人为了发扬这种勤奋刻苦的求学精神，将他曾投家书的涧命名为“投书涧”，并在涧边立一石碑，上书“胡安定公投书处”。
胡瑗先生像
胡瑗是宋代理学酝酿时期的重要人物，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胡瑗坚持朴素的唯物论，反对唯心论，认为“命者禀之于天，性者命之在我”，开宋儒性命之学的先声。以传统的儒学伦理为核心，大胆质疑，自立新解，开宋代义理易学之宗。全面阐述性、命、天、人、政、教的内在关系，形成具有个性特色的性命学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清代全望祖撰的《宋元学案》称：“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文中所指“安定泰山”，因宋初胡瑗讲学于南方称南派，孙复、石介讲学于北方称北派，亦称泰山派。“程、朱二先生”，是指程颐、朱熹。其中程颐是胡瑗的学生，朱熹是程颐的学生。黄宗羲所纂《宋元学案》，首篇就是《胡瑗学案》。
胡瑗先应范仲淹聘请在苏州州学办学，为他后来成功主持湖州州学创立分斋教学制度积累了宝贵经验。庆历二年（1042），胡瑗已50岁了，“滕宗谅知湖州，聘为教授。先生倡明正学，以身先之。虽盛暑，必公服坐堂上，严师弟子之礼。视诸生如子弟，诸生亦爱敬如父兄，从之游者常数百人”。胡瑗主持湖州州学长达12年，提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的至理名言。他们学成以后，又各以所学传授，“行之数年，东南之士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这对于改变当时在士大夫中存在的片面崇尚词赋的浮夸风气，起了积极作用。庆历四年（1044）朝廷开天章阁，建太学于京师，派人“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为太学法”，史称“庆历兴学”。
皇祐元年（1049），经范仲淹推荐，胡瑗被召之京师太学。在太学执教期间，“其徒益众”，“礼部贡举，岁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他的学生，言行举止，“人遇之，虽不识，皆知为瑗弟子”，他的高足弟子程颐经常对人说“凡从安定先生学者，其醇厚和易之气，一望可知”。神宗皇帝称胡瑗为“真先生”，皇祐四年（1052）任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嘉祐元年（1056）擢太子中允、天章阁下侍讲，仍在太学教授，直到“病不能朝”，以太常博士致仕。在他离开学校“东归之日，太学之诸生与贤士大夫送之东门执弟子礼，路人嗟叹以为荣”。嘉祐四年（1059）六月六日病逝杭州，享年67岁。次年，十月五日移葬于湖州城南的何山墓地。
秋色掩映的胡瑗墓园
胡瑗“湖学”思想的核心是“明体达用”，“体”原义为儒家传统道德，“用”原义为治事。“明体”即“明本”，明做人之本、做事之本、做学问之本；“达用”即“实践”，学有所获、学有所长、学以致用。“明体达用”思想最为朴素易懂的解释就是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才能使所学的知识发挥作用，“明体达用”即把经义和治事有机结合。汉唐以来，学校教育和选拔人才均以经书辞赋为选拔内容。这种选举方式既不能了解圣贤之遗意，又缺乏道艺、德行之实，更少能有治国理政的真实本领和才能。蔡襄在《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志》中记述胡瑗常常“患隋唐已来，仕进尚文词而遗经业，苟趋禄利”。教育不只为了科举考试，获取功名，而是培养出既精通儒学经典，又能在实践中运用的人才。
胡瑗为贯彻其“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创立了分斋教学法。《宋史・选举志》载：“安定胡瑗设教苏、湖间二十余年，世方尚词赋，湖学独立经义治事斋，以敦实学。”关于分斋教学，南宋张镃有过更详尽的介绍，“安定先生自庆历中教学于苏湖间二十余年，束脩弟子前后以数千计。是时方尚辞赋，独湖学以经义及事务为先，故学中有经义斋、治事斋。经义斋者，择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边防、水利之类。故天下谓湖学多秀彦。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为政，多适于世用”。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总结胡瑗经验，“其教人之法，科条纤悉具备，立经义、治事二斋。经义则选择其心性疏、有器局可任大事者，使之讲明六经。治事者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冠，堰水以利田，算律以明数是也。且文武兼资、通才与专才兼顾”。黄宗羲继承胡瑗“明体达用”的衣钵，开创了学贵践履的经世致用新学风。
吴潜全集
分斋教学是“湖学”的核心和精华，打破陈规旧习，把“治兵、治民、水利、算数之类”水利、算数、兵学等实用自然科学，正式纳入官学的教学体系之中，与儒家经典并列，同时教授。“儒风盛于东南，自湖学始”，这种分斋教育，独“湖学”所有，“故天下谓之湖学多优异”。从湖州走出去的科举士子，很多是水利工程的行家里手。吴潜嘉定十年（1217）状元及第，后又两度入相，为南宋中晚期名臣，主政宁波时，将全郡的水道、水闸、水库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与联通，还设立了中国最早的水文观测站即水则亭。严震直，洪武二十八年（1395），主持重开广西兴安县灵渠，“审度地势，导湘、漓二江，浚渠五千余丈，筑渼潭及龙母祠土堤百五十余丈，又增高中江石堤，建陡闸三十有六，凿去滩石之碍舟者，漕运悉通”。潘季驯在嘉靖、万历年间曾四次出任总理河道都御史，负责治理黄河、运河长达十余年，提出了“束水攻沙”“蓄清刷黄”理论，综合解决黄、淮、运问题。看似文弱的湖州书生，却知兵，懂兵，会用兵。钱镇明嘉靖三十年（1559）进士，“洞悉天下边关险要机宜”，“遇事慷慨论列，不少依阿”。茅元仪为晚明著名的火器专家，知古今用兵方略及九边厄塞形势，编纂240卷《武备志》，充督师孙录宗幕僚，抵御后金南下，出谋划策皆得要领。及至近代，湖州很多科举世家的很快成功转型，鲍山钱氏的钱恂在清末成著名外交官，其弟钱玄同更成为文字改革急先锋，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钱玄同子钱三强则成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始人。荻港章氏的章鸿钊，21岁就考取秀才，后专注研究科学，成为我国地质事业的创始人之一。胡瑗的分科、分斋教学法，比欧洲直到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高校才分系科教学要早七八百年。清末在兴学堂、改书院的热潮中，胡瑗分斋教学制度又受到社会重视，作为一种理想的教学制度重新被提了出来。
潘季驯巡河图
潘季驯创造的堤防工程
熙宁五年（1072），胡瑗弟子孙觉任湖州知州，上疏朝廷请准在湖州为胡安定先生建祠，宋神宗下诏，定春秋致祭，赐谕文为“学宗孔孟，教行苏湖。有体有用，斯文范模”。据元代《安定书院燕居堂铭》载，南宋淳祐六年（1246）知州事蔡节改建为安定书院。至元三十年（1293年），湖州路总管许师可将安定书院移建于路治西北观德坊，并扩大书院规模，新建祠房舍50楹。明宣德初都御史巡抚浙江，即故址重建，之后屡屡重修重建。回首千年，安定书院在时代的风风雨雨中几多变化，北宋时的繁华与荣耀，也大都随着历史的轮转而湮灭殆尽，如今只留下了一个安定书院的地名让今天的我们怀想凭吊。惟有胡瑗“明体达用”的湖学精髓，虽历经岁月磨砺，却依然枝繁叶茂。
明茅元仪《武备志》
宋嘉祐五年（10560）十月初五，胡瑗长子胡志庚扶灵“葬乌程何山之原”。胡瑗的墓地处，三面环山，松木葱葱，景色幽雅，苏轼诗云“道场山顶何山麓，上彻云峰下幽谷”，何山幽谷即指此处。如今修复后的胡瑗墓由墓圹、平台、神道、牌坊、拱桥、享堂等组成。胡瑗墓入口处建有一座石坊，坊额“胡安定先生神道”，中间两根石柱上刻有挽联：“千秋仰斗山崇封载表；一代尊梁栋教法常新。”石坊后面，一边是“享堂”，一边是胡瑗像。墓园神道长约200米，翠柏夹道，肃穆庄严。尽头是一座小山，墓葬依山而筑颇见气势。墓地分三层台阶，黄石垒筑，中间是宽阔的石阶。第三级平台筑有一道弧形石墙，中间是圆形石砌墓冢，墓顶绿草如茵，颇有生机。墓碑刻“安定文昭胡公之墓”一行楷字。
拜谒者给墓前的胡瑗雕像披上红绸带
站在寂静的墓地上环顾四周，青山逶迤，绿树参差，溪水潺潺，渺无人烟，唯闻虫鸟低吟。这时想起了很多宋代时人对先生的称颂，王安石《书赠胡翼之》说“孔孟去世远矣，信其圣且贤者，质诸书焉耳。翼之先生与予并时，非若之远也”，把胡瑗与孔孟置于同等的地位。欧阳修有诗赞曰：“吴兴先生富道德，诜诜子弟皆贤才。”王安石也称道：“先取先生作梁栋，以次收拾桷与榱。”曾任湖州知府的苏轼亲至墓前凭吊，写下了《谒安定先生墓》诗：“伟哉安定叟，倡道孰与京。深悟一贯旨，体用授诸生。施教各以类，诜诜尽才英。俱成桷与榱，致用良匪轻。所以苏湖士，至今怀令名。我来起肃敬，为采湖之蘅。”
胡瑗墓牌坊后长长的松柏墓道
雪中的胡瑗雕像别有一种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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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州发布
制图：张驰虹
编辑：金臻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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