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蓉 顾宝昌 | 低生育率社会的人口变动规律及其应对——以上海地区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为例 | 三孩政策与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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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生育率社会的人口变动规律及其应对

——以上海地区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为例

陈蓉 | 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市医学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副研究员

　　　　　　顾宝昌 | 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本文刊载于《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7期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编者按：8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修改后的人口计生法规定，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国家采取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三孩”生育政策正式入法，体现了人口问题的迫切程度。《探索与争鸣》此前已意识到此问题，近年来刊发了不少学者关于人口结构、生育政策、老龄化等方面的思考。如何进一步实施人口生育政策改革，逐步形成一种合理的人口结构？我们特推出本组文章以供读者思考。

2021年5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实行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三个孩子的政策。近年来生育政策不断调整，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三孩”，标志着夫妇在生育子女数量上拥有越来越多的选择，限制生育的阶段正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一个全新的人口样态正在向我们走来。顺应形势、与时俱进地探索低生育率下的人口变动规律及其应对方略，无疑将成为21世纪人口研究的历史使命。本文以上海为例，旨在就低生育率社会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新变化开展讨论。

我国早已于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了低生育率国家行列，30年来总和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并持续走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七普”）数据表明，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已低至1.3，低于已经进入人口负增长和严重老龄化的日本的生育水平（1.4）。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计划生育政策还没有在全国全面铺开时，以维护妇幼健康为宗旨、宣传倡导和避孕服务为主的计划生育工作，就已在上海普遍开展并走上正轨。1950—1970年的20年间，上海市户籍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快速下降，总和生育率从5.6下降至2.3，1971年更下降至更替水平之下，标志着上海已经完成生育转变，进入低生育率社会，比全国整体早很多，与率先完成经典人口转变的那些欧洲国家相近。同样，上海的生育水平也没有维持在更替水平，而是持续下滑至1甚至1以下的极低水平。1971—1993年上海的生育水平一直在2.1~1.0的区间内（除了1980年为0.87），1994年以来的绝大多数年份均处于低于1的水平，生育水平已低至“极限中的极限”（见图1）。

长期以来，为了加速生育率下降，人口学家们开展了大量的研究以探索生育变动的规律性，积累了丰富的认识，但当我国进入低生育率甚至是超低生育率社会后，在高生育率下积累的对生育变动规律性的认识，是否同样适用于低生育率社会？低生育率社会是与高生育率社会具有同样的规律，还是有其独特的规律？这正是我们迫切要回答的重要课题，尤其是在我国“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推广之后，以及正在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情势下，显得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拟以上海市为例，基于上海市的生育统计资料、多项社会调查数据以及笔者前期研究积累，讨论低生育率社会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呈现出的新变化、新特征。在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这不仅对我国大城市具有代表性，而且对全国其他地区也不失借鉴意义。以下就以上海为例，对所观察到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趋同性”“倒挂性”“偏低性”，以及婚姻和生育两个事件间的“脱钩性”分别展开讨论。

不同特征人群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趋同性”

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相关部门在上海市范围内持续开展了若干项生育意愿调查。笔者曾对其中27项涉及生育意愿调查的公开数据结果进行了二次分析，采用横断历史元分析法（Meta Analysis），将关于同一人群的多次调查结果关联起来，以考察30多年来上海市不同社会经济特征居民生育意愿的变迁，包括上海市户籍的城乡居民、户籍居民与非户籍居民，独生子女家庭和非独生子女家庭，以及不同收入、不同教育水平的人群等。

结果显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深化，上海市户籍的城乡居民的意愿子女数总体上均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见图1），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居民的意愿子女数明显高于城市居民，90年代意愿子女数差异缩小，2000年以后逐渐趋同的历程。这与北京市的调查结果一致，且不只是生育数量，子女性别偏好上的“城乡之别”也已逐渐消失。

相比较来看，户籍居民与非户籍居民生育意愿的差异（即“内外之分”）仍然存在，但非户籍居民的平均意愿子女数也已低于2个孩子。近年的调查也显示，越年轻的人群，生育意愿越低。并且，非户籍居民来沪后的生育意愿也变弱，甚至男孩偏好也变得不那么强烈了。换言之，尽管生育意愿的“内外之分”还存在，但差异在缩小，随着年轻一代的非户籍居民在沪生活得越久、融入得越深，二者的生育意愿也可能越发趋同。此外，尽管独生子女家庭与非独生子女家庭，不同收入、不同受教育程度人群的生育意愿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但是不管哪类人群，平均意愿子女数均低于2个孩子。

就实际生育子女数而言，从笔者能够检索到的上海市户籍人口当年生育孩次率的统计资料来看，最早的统计始于1973年，2000年前分市区和郊区居民进行统计（图2和图3）。统计资料显示，1973年时一孩率为53.04%，然后逐年上升，1982年时达到90%以上，此后至2012年一孩率均在90%以上，其中，1993—2008年均在95%以上。相应地，1973年以后二孩率大幅下降，1983—2003年基本保持在3%~4%的极低水平。2004年以来，伴随着生育政策陆续调整放宽，一孩率有所下降，二孩率有所上升，其中，2017年是一孩率的最低点（66.53%）、二孩率的最高点（32.54%），非户籍常住人口出现了一孩率低于二孩率的转折（见图2），反映出上海市户籍家庭的生育孩子数由绝对压倒性的1个孩子变化为拥有2个孩子的家庭逐渐增多的趋势。此外，生育三孩及以上的比例在1980年以后几乎微乎其微。与意愿子女数的调查发现一致，上海市城镇户籍和农村户籍居民的实际生育行为日益趋同：20世纪70年代，郊区居民生育一孩率低于市区居民；至80年代中期时，二者已经比较接近；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0年，二者基本相同（图3）。相较而言，上海市非户籍常住育龄妇女的二孩率明显高于户籍育龄妇女，2004—2015年基本维持在30%~40%，2016年以后高于40%；不过，生育3个及以上孩子的比例仍然极低，最高的年份（2019年）也仅为5.9%（见图4）。

上述分析说明，尽管不同社会经济特征人群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表现出某些差异，但趋同性显然比他们之间的差异性更为突出：无论是生育意愿还是实际生育行为，生育1个或2个孩子成为绝大多数家庭的选择，生育3个及以上孩子的家庭是极少数。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所呈现出的趋同性，或许是我们要注意到的在低生育率总趋势下的一个特征。

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倒挂性”

国内外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首先发生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尤其是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提高对生育率下降起到了重要作用，因而女性受教育水平和生育水平之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即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群，生育水平往往越低。从生育意愿来看，侯佳伟等的研究也发现，从1980年至2011年，中国女性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与理想子女数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期间全国范围内开展的39项调查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理想子女数总体上越低。

然而，笔者通过对2003—2017年上海市范围内开展的5次生育意愿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却发现，在上海市户籍人口中，往往是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群的意愿子女数相对越高。其中，最近一次是针对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中上海市数据的分析，结果显示：在2009名受访的15~49岁上海市户籍育龄妇女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者的平均意愿生育子女数为1.09个，初中文化程度者为1.07个，高中和中专文化程度者为1.08个，大学专科文化程度者为1.16个，大学本科文化程度者为1.17个，研究生文化程度者为1.36个。

如果说在生育政策调整之前，对二孩生育行为的研究只能通过开展生育意愿调查来进行预估和推测，那么在政策对生育数量的限制放宽以后，我们就有可能通过实地调查已经生育了二孩的人群，来考察不同受教育程度和实际生育子女数之间的相互关系。笔者曾于2017年8月至2018年8月，针对上海市范围内夫妻双方均为初婚、已有两个孩子且第二个孩子在调查时点上尚未到入园年龄、夫妻双方至少有一方是上海市户籍的育龄女性，开展上海市二孩家庭生育养育状况及需求调查（以下简称“2017年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这些已经生育二孩的受访夫妻中，近九成的妻子和丈夫的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六成以上的妻子和丈夫的文化程度为大学本科及以上，且丈夫为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的比重（14.44%）高于妻子（8.90%）。“受访者的丈夫”为硕士及以上文化程度者所占比重，和2013年原上海市卫计委开展的“上海市户籍已婚育龄人群生育意愿与生育状况调查”（以下简称为“2013年调查”）中“受访育龄人群”和“受访育龄人群的配偶”为硕士及以上文化程度者所占比重相比，几乎高1倍（见表1）。这一对比反映出，在上海市户籍夫妻中，文化程度高的人群或许更有可能生育二孩，且丈夫文化程度越高的家庭更有可能选择生育第二个孩子。

此外，家庭经济收入对生育的打算和实际安排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笔者对2009年、2012年和2013年开展的三次生育意愿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发现，收入水平越高的上海市户籍居民的意愿子女数也相对较高，意愿子女数为2个孩子的占比随着收入的提高而提高。陈钟翰和吴瑞君在上海市闵行区的实地调查中也发现，与较低收入者相比，较高收入群体的生育意愿相对较高。从实际二孩生育安排来看，“2017年调查”发现，生育二孩家庭中家庭税后全年总收入在20万元以上的占40.8%，而在“2013年调查”中仅占全部受访者的11.51%。当然，随着时间推移收入可能会增长，但“2017年调查”中家庭税后收入在30万元以上的占比（18.2%）也仍高于“2013年调查”中20万元以上者的占比（11.51%）。两次调查相比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高收入家庭更有可能生育两个孩子。不仅如此，大部分生育二孩家庭不仅总收入高，而且以丈夫收入为主。“2017年调查”显示，受访生育二孩家庭收入来源中，以丈夫收入为最主要来源的占86.99%，妻子收入为最主要来源的仅占7.74%。

传统生育理论认为，人们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与生育水平之间往往呈现出一种负相关关系，因为对于受教育程度高的群体而言，生育和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更高，故其更可能倾向于少生。但是，上海的案例却表明，在夫妻平均生育孩子数低于两个孩子的低生育率社会，反而有可能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的平均生育意愿相对较高，也更有可能实际上生育二孩，且丈夫的文化程度高、收入水平高的家庭更加可能生育二孩。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上海的生活成本和育儿支出高，而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群往往更有可能具有较高收入水平，受到经济约束会更小，更有能力弥补、抵消因生育第二个孩子带来的机会成本和经济成本，从而突破孩子的数量和质量二者间取其一的限制，将生育意愿付诸实际行动。

事实上，不仅是在上海，在欧洲一些低生育率国家中也有类似现象。因此，与高生育率社会相比，低生育率社会女性及其配偶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水平与生育意愿、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呈现出与传统生育理论不一样的“倒挂性”现象。这种“倒挂性”现象的出现似乎是违反了传统的生育理论，但实际上反映了低生育率下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特征。这也提醒我们，不可盲目地用考察高生育率阶段的传统生育理论来认识低生育率阶段家庭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安排。

生育行为长期低于生育意愿的“偏低性”

关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关系，归纳来看主要有四种论断：意愿大于行为、意愿等于行为、意愿小于行为、行为与意愿无关，即“大于论”“等同论”“小于论”“无关论”。持“无关论”者认为，影响生育行为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且在中国存在限制生育数量政策的情况下，受访者报告的生育意愿往往是受政策影响下的意愿，而不是其真实意愿。持“等同论”者则在预测育龄群众未来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时，往往直接将调查中受访者报告的意愿子女数作为未来实际生育数量，进而预测未来的生育水平，这种预测参数的选择一般在事后会得到不准确的印证。

事实上，生育意愿的确是关系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的核心因素，但国内外已有研究表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并不总是一致的，而往往可能是不一致的。这种“不一致性”表现为：在一个高生育率社会人口转变初期，往往出现人们实际的生育行为高于报告的生育意愿的情况；而在一个人口转变末期的低生育率社会中，往往出现人们实际的生育行为低于报告的生育意愿的情况。欧洲各国、美国、泰国、日本、韩国等的实证研究都很好地印证了上述规律，侯佳伟等的研究也发现，在1980—2011年的30多年间，中国同样出现了实际生育水平先高于转而低于生育意愿的变化趋势，符合上述规律。国家统计局在2021年5月公布的“七普”主要数据结果显示，我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为1.8个，实际生育水平（“七普”显示2020年为1.3）明显低于生育意愿。

如图1所示，对比1981年以来的17项针对上海市户籍居民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与滞后一年的总和生育率可以发现，早在1971年就已经进入低生育率社会的上海，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人们实际的生育行为低于生育意愿的情况，但二者的变动趋势总体一致。

这至少提供了以下三点启示：（1）在低生育水平的社会，人们实际的生育水平确实要低于生育意愿，这主要是因为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高昂的生育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导致人们不能完全实现自己的生育意愿。（2）尽管二者之间有差距，但是长期追踪的生育意愿调查依旧能够为认识和预判人们的实际生育水平提供依据。（3）高质量的纵向追踪调查，再辅之以合理的定量模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测定生育意愿对生育行为的影响程度。

笔者计算了图1的17项调查中2000年以后10次调查意愿与行为的差值的平均值，结果为0.379，即育龄人群的实际生育水平往往会比所报告的平均意愿子女数低0.4左右。可见，相关研究在通过生育意愿调查获得意愿子女数之后，应在预测实际生育行为时将这部分差值考虑进去。

上述分析表明，人们的生育意愿并不一定等同于实际生育行为，即所谓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表现出“不一致性”。但这种“不一致性”并不表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毫不相干，相反二者之间表现出很强的相关性，即在高生育率社会，往往出现生育行为高于生育意愿的情况；而在低生育率社会，往往出现生育行为低于生育意愿的情况。上海早已处于低生育阶段，长期存在着人们实际的生育行为难以实现其生育意愿的“偏低性”特征。尽管如此，二者的变化趋势还是呈现出很强的相关性，即在生育意愿不断弱化的情况下，生育行为很可能会出现更加低迷的趋势。

婚姻和生育之间的“脱钩性”

传统生育理论认为，婚姻和生育两者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婚姻是生育的前提也是生育的前奏，生育是婚姻的后续。有学者通过分析“五普”数据发现，20世纪后20年，我国育龄妇女初婚初育间隔的时间长度集中度很高，近七成是结婚后一年半以内生育，90%是在婚后两年半以内生育。因此，长期以来，我国为了通过实现晚育来降低生育率，就大力提倡晚婚，其理由就是希望通过推动晚婚来实现晚育，从而降低生育水平。

然而，当前社会婚姻形态的多样化、婚姻稳定性的下降以及“丁克家庭”等情况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生育”与“婚姻”的捆绑关系。从率先进入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欧洲国家的婚育情况可以观察到，婚育和生育行为模式及二者间的关系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新变化。

（1）性行为与婚姻、生育之间的联系出现断裂。结婚不再是发生性行为的必要前提，性行为也可以不导致怀孕和生育。（2）婚姻与生育的联系出现断裂。一方面，婚姻不再是生育的前提，非婚生育越来越普遍；另一方面，生育也不再是结婚后必然会发生的生命历程，结婚后可以不生育或者推迟生育。（3）婚姻模式发生了变化。结婚越来越少、越来越晚，离婚越来越常见，甚至不婚现象越来越多。（4）家庭模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非婚同居逐步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一种“类婚姻”现象，甚至同居生育也越来越得到社会的认同。

近年来，在以上海为典型的我国城市地区居民的婚姻行为中，越来越多地可以观察到类似的新现象，比如，连续多年稳居全国最低的结婚率、高离婚率、日渐普遍的晚婚现象、婚前同居现象等。其中也有不一样的表现，比如，婚前同居现象虽然常见，但仍未成为主流的存在形式，其性质更像是一种婚前的“试婚”行为，是通向婚姻的一个过渡阶段。同居的过程中女性如果怀孕了，一部分人可能会选择“奉子成婚”，这部分人会被统计在婚内生育中；另一部分人可能会选择人工流产，这也是近年来未婚人工流产率攀升的一大原因。所以，我们实际能够观察到的非婚生育现象还非常少见，毕竟非婚生育还不为我国社会认同，也不被法律承认。

我们在上海也观察到，长期以来在高生育率社会中存在的婚姻和生育两个密切相关的生命事件的“关联性”已经越来越弱化，甚至出现了“脱钩”的趋势。人们不仅越来越多地选择不婚或晚婚，而且即使结婚了也不一定马上生育，甚至不一定生育。

2019年年底上海市卫生健康委组织开展的有关监测数据也显示，双方均为初婚的夫妻结婚5年后，仍有相当比例的人没有生育孩子。2014年全市双方均为初婚的夫妻中，在2014年（结婚当年）生育第一个孩子的比例仅为7.46%，2015年生育（婚后第二年）的为22.15%，2016年生育（婚后第三年）的为22.98%，2017年生育（婚后第四年）的为11.31%，2018年生育（婚后第五年）的为6.88%，没有生育孩子的占29.22%，也即在结婚五年后仍有近三分之一的夫妇没有生育。

再从长时期的数据来看，笔者分析了1988年以来上海市当年（t年）一孩出生数与上一年度（t-1年）新婚登记人口数之间的关系，如图5所示，（t年）一孩出生数低于（t-1年）新婚登记人口且二者之间的差距有拉大趋势，这也说明越来越多的人结婚后并不马上生育，婚姻和生育之间的联结出现越来越弱化甚至“脱钩”的趋势。

超低生育率社会的规律及应对

上海的实证数据分析显示，上海作为一个典型的超低生育率的社会，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呈现出不同于高生育率时代的四个新变化、新特征：

一是不同特征人群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呈现出以打算/实际生育一个孩子和两个孩子为主的“趋同性”在增强，而“差异性”在减弱。二是与传统生育理论揭示的不同受教育程度和收入人群的生育意愿与实际生育行为的负相关关系相反，较高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水平人群的意愿生育子女数越高，且转化为实际生育二孩行为的可能性越高，两者关系显现出一种“倒挂性”的倾向。三是尽管人们的实际生育水平和生育意愿的长期变化趋于一致，但两者之间仍存在“不一致性”，即在低生育率时期往往表现为实际生育水平低于生育意愿的“偏低性”特征。四是生育与婚姻这两个密切相关的生命事件不再紧密相连，两者之间的“关联性”越来越弱化，甚至显现出“脱钩性”。

这提示我们，在人口转变的不同阶段，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呈现出不一样的特征和规律。基于上述研究结论，笔者提出如下思考与建议。

其一，深化第二次人口转变进程中或者说低生育率社会人口变动规律的探索与研究。生育水平的高低既受到人口政策的影响，也受到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过去几十年，我国经历了生育调节政策的变化和社会环境的巨大变迁，对于低生育率社会甚至是超低生育率社会人们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认识，已经不能完全沿用传统生育理论的框架进行解释，亟须更新研究思路，开展全新的研究。

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提出者之一纳斯达克曾提出，由于中国人口规模太大，第二次人口转变可能会在某些人群中首先呈现，表现为生育率低迷、婚育年龄上升和婚前同居增多。上海是我国最为开放、最具活力的特大型城市之一，无论是社会经济发展还是人口结构转型、价值观念转变，都走在全国前列。欧洲等国家正在经历的第二次人口转变所表现出的一些人口婚育行为特质在上海已经逐渐显现。不过，上海的第二次人口转变与欧洲国家仍存在差异：有些人口发展特征已经十分明显甚至比欧洲国家更为突出（如低到极致的生育水平），有些现象已经存在但并不为法律或文化所认同（如未婚生育）。上海正在经历的经济社会变迁，是将导致未来人口转变向欧洲国家靠拢，还是由于文化差异走出独特的第二次人口转变之路，需要我们继续观察与探索。

其二，积极应对低生育率，尽快实现自主生育，并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帮助育龄夫妇解决养育子女所面临的实际困难。无论是不同特征人群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均以一个或两个孩子为主，还是人们实际生育行为无法实现自己的生育意愿，抑或是不同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人群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表现出与高生育率社会的“倒挂”现象，再或者是新婚人群推迟生育甚至是选择不生育，很大程度上都反映出生育观念由多生向少生甚至不生的转变，生育机会成本和直接成本的高昂，以及育儿所需的支持性资源的缺乏，从而形成对人们生育行为的现实性约束。尽管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为促进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多样性”提供了更大的空间，但“三孩”政策对提升生育数量和生育水平的效果还需要观察，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建议后续还应考虑尽快取消生育数量限制，实现家庭自主生育。

其三，必须加快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转变婚育观念，切实减轻家庭育儿负担。需要提倡积极的婚育文化和养育观念，增强母亲的自豪感和幸福感，倡导全社会关注母亲、爱护母亲、敬重母亲，切实推动“母亲伟大、生育光荣、孩子宝贵、教养崇高”的“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形成；加强对适婚青年婚恋观、家庭观教育的引导，倡导适龄婚育，提倡合理的家庭子女构成，引导改变高度精细化和高标准的育儿方式，并有针对性地构建配套的社会经济政策和发展型的家庭政策，帮助家庭履行生育和养育的功能，切实减轻家庭的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进一步释放生育潜力。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仅是基于对上海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情况进行的初步分析，其所反映的低生育率社会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趋同性”“倒挂性”“偏低性”“脱钩性”等人口变动规律否具有普遍意义，仍需要更多研究加以验证。而第七次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和生育三孩政策的实施，无疑将为未来的人口研究和生育探索提供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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