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友华 孙永健 | 人口预测和人口规划系统性偏差之特征、原因与应对 | 三孩政策与中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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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预测和人口规划系统性偏差之特征、原因与应对

陈友华 |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孙永健 |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刊载于《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7期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编者按：8月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修改后的人口计生法规定，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国家采取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三孩”生育政策正式入法，体现了人口问题的迫切程度。《探索与争鸣》此前已意识到此问题，近年来刊发了不少学者关于人口结构、生育政策、老龄化等方面的思考。如何进一步实施人口生育政策改革，逐步形成一种合理的人口结构？我们特推出本组文章以供读者思考。

人口预测和人口规划是一切规划的基础与前提条件，也是政策修订时必须参考的基础性资料。然而，人口构成的复杂性和人口增长的不确定性决定了预测与规划实施的难度巨大。人口普查数据无疑成为我们评估人口规划的准确性及其执行效果的重要依据之一。2020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总人口为14.12亿人，2010—2020年年均人口增长率为5.3‰。相比之下，“十三五”规划当初预测2020年全国总人口将达到14.20亿人，结果超出实际人口822.13万人，而“十三五”规划预期2016—2020年年均人口增长率为6.0‰，亦超出实际人口增长率13%以上。

事实上，“七普”数据所揭示出的此类规划偏差并非偶然，而是作为一种系统性偏差长期存在于中国人口预测和人口规划的过程中。郭志刚对全国人口规划的研究表明，1990—2010年中国人口预测与人口规划都高估了出生人口数量、生育水平和人口增长，低估了人口老龄化程度。段成荣、崔承印、胡兆量等考察了北京市人口规划工作的发展历史，发现北京近30年来的人口发展是一个不断突破总体规划目标的过程。石先进梳理了16个省会城市或直辖市历次城市规划对未来人口规模的预测，发现近80%的样本低估了人口规模。

总体来看，第一，目前有关人口规划实际效果的反思与研究仍不丰硕，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口预测和人口规划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同时限制了其方法论与认识论的发展；第二，前述研究大多集中于大城市人口规划的效果评估，较少关注全国人口规划的总体分析；第三，大部分研究仅仅揭示出人口规划与实际结果间的偏离现象，并未对这种偏离的特征、成因与解决措施展开系统论述；第四，前述研究未能充分利用中国和国际现存的各类人口资料开展趋势分析，而“七普”数据发布则为本文考察规划偏差的纵向特征提供了契机。

值“十四五”规划编制与发布之际，本文旨在回顾与总结以往的人口规划目标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描述人口预测与人口规划的偏差程度和变动特征，分析偏差的来源及其成因，针对性地提出政策建议，为尽可能缩小规划目标与实际之间的差距提供政策参考，从而使未来的人口预测与人口规划更具科学性与政策指导意义。

人口预测与人口规划的系统性偏差的测量情况与实际差距

（一）人口总量：数据、指标和方法

在众多人口指标之中，人口总量是人口预测与人口规划的核心指标。故而，总人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核心变量，该变量的统计数据一般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

第一，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的《世界人口前景》（WPP，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该系列报告涵盖了26轮全球人口估计和预测的主要结果，列入了全球243个国家或地区1950—2100年的人口预测值，最小的预测间隔为5年。本文由此汇总了1980—2020年联合国对中国人口总量的预测值。

第二，中国政府编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纲要”及“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划”。“五年规划”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5年制定并发布，是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人口）计生委则在“五年规划”的指导下，相应地制定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划。本文由此汇总了1981—2020年“六五”至“十三五”规划中人口总量的规划值。

第三，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历次人口普查与抽样调查数据，其中披露了1980—2020年中国人口规模的实际值。

借助上述汇总的统计数据，本文构建了偏差率指标，由此对中国人口发展的预测值、规划值和实际值展开差距分析。一般人口预测或规划的统计数据，均以5年为期进行一次。由于人口预测的时间越长，预测的精度越低，本文定义的指标及判别标准也以5年期为限。偏差率反映了当初人口预测与人口规划时的目标值与事后得到的人口实际值之间的偏离程度，主要使用如下两个指标进行测算：

其中，预测或规划人口增量t+5=预测或规划人口目标值t+5-实际人口规模。

指标1表示人口总量目标与现实的偏离程度，由存量指标换算得到，相对难以灵敏地反映偏离程度，具有某种遮蔽性。指标2表示5年中净增人口目标与现实的偏离程度，由增量指标换算而成，相比之下对于变化较为敏感，也更能反映短期预测或规划的准确性。

因此，指标1与指标2可以结合起来分析。如果偏差率为0，意味着预测或规划的人口规模与实际人口数量没有偏离，预测效果最好。如果偏差率大于0，意味着预测或规划人口规模大于实际人口规模，人口预测或人口规划高估了未来人口数量，反之则意味着预测或规划人口规模小于实际人口规模，低估了未来人口数量。相对于其他社会经济指标而言，人口规模是一个惰性变量：一是发展变动规律性和连续性很强；二是排除战争、瘟疫与饥荒等突发因素，短时间内变动幅度很小。中国的人口体量庞大，任何小幅的偏差率都可能反映为相当体量的人口规模“失算”。

有鉴于此，本文在定义偏差率的判别标准时给出的阈值都比较小，即判定数值都相对很小：以0为基准，规定指标1小于1%或指标2小于10%时，表示非常准确；当指标1介于1%到2%或指标2介于10%到20%时，表示预测存在小幅偏差；而指标1大于2%或指标2大于20%时，则表示人口预测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偏差。

（二）联合国人口预测与现实的差距

联合国基于人口变动参数的假定对中国人口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其预测偏差率如图1和表1所示。联合国对每5年后中国人口的预测值并未围绕实际值上下浮动，反而长期严重高估了中国的人口总量，1980—2020年总量偏差率均大于1%，其中更有21个年份的偏差率大于2%，而增量偏差率大部分年份超过20%。此外，高估导致的总量偏差率经历了先升后降的变动过程，而增量偏差率大体呈现出上升趋势，其中2020年的总量和增量偏差均出现断崖式下降，这或许是“七普”数据对非普查年度抽样数据纠偏机制发挥了作用。

其实，联合国的人口预测方法包含了对未来的假设，但这些假设会受到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最主要的表现就是高估中国的生育水平并低估了其下降速度。因此，联合国人口预测的系统性偏差本身就反映出人口变动的不确定性与预测手段的有限性。

（三）中国五年规划中人口规划与现实的差距

在历次“五年规划”中，人口规模控制是中国人口规划的主基调。然而，近40年的人口发展并没有遵循规划既定的轨迹运行。如图2和表2所示，1981—2020年历次人口规划中，除了“七五”规划低估了人口数量，其余规划均存在对人口数量的高估，中国人口总量和增量的实际值都低于规划的目标值，特别是“九五”和“十五”规划后的人口实际情况与事先的人口规划差别较大。对于这一问题绝不能仅用预测误差来解释，因为如果只是误差，那么一些年份的预测数高于实际数，另一些年份的预测数应该低于实际数。而人口规划的偏差率已呈现出系统性的特征：中国人口规划中存在着对生育水平的高估，进而导致高估出生水平并低估人口老龄化。

 “五年规划”对中国人口数量发展的高估呈现出先增后减的变化过程，这也体现出国家对人口老龄化重视程度的逐渐增强。中共十八大以来，国家先后对生育政策进行了两次调整，于2014年与2016年分别实施“单独二孩”与“全面二孩”生育政策，202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更是颁布了“三孩”生育政策。生育政策的连续调整体现了党中央对我国人口问题的认识转变与战略调整，表现在人口规划上就是对人口规模的估计更加向现实靠近。

人口预测与人口规划偏差的形成原因

中国人口预测与人口规划编制过程中无疑存在系统性偏差。然而，系统性偏差仅是表象，偏差的背后一类原因是所有科学预测在根本上都难以避免的，属于内在固有因素；另一类原因则是人为能够克服与避免的，该类缺陷受到制度、经济和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属于外在人为因素。（见图3）

（一）人口估算方法的局限性与有限性

在方法原理上，所有人口预测都要基于人口平衡方程，根据队列（cohort）来估算未来年份的人口变动。人口平衡方程表明，k年后的人口规模Pt+k由四个要素决定：当前人口Pt、出生人口Bt、死亡人口Dt与净迁移人口Mt。由于人口规划是对现有人口条件下的人口发展目标的指导，因此在规划目标人口中存在人口目标的确定部分和不确定部分。确定部分是指现存人口，对应平衡方程中的Pt，而不确定部分则是指未来存活的人口，由平衡方程中的Bt、Dt、Mt构成。确定部分的分析相对容易，但不确定部分的研究却十分复杂，也是人口预测与规划的重点与难点。

人口变动的不确定性是人类的生育、死亡与迁移所导致的动态的变化过程，人口预测过程中需要对未来人们的生育率、死亡率和迁移率作出多元假设，从而估计未来人口的变动区间。因为这些人口变动参数是对未来变动所作出的设想，所以设定合理的人口参数尤为重要。考虑到中国的人口体量，国际迁移对中国人口规模的影响可忽略不计；死亡因素在短期内也相对稳定，易于通过估算加以确定。由于生育率是新时期人口变化的主因，是决定人口进程的主要特征，中国人口预测的不确定性主要是预计出生人数的不确定性造成的。对未来出生人口的估计，至少需要考虑总和生育率、生育模式、育龄妇女的数量与结构等方面的因素。然而，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一直存在较多争议。任强、郑晓瑛的研究发现，针对2000年总和生育率的估计值范围就在1.22到2.3之间，而且30多个估计值都有其各自的理论或方法，呈明显的不均匀分布。郭志刚指出，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总和生育率很大概率已经处于1.5以下，而当时仍然不合时宜地沿用1.8的生育率水平。实际上，直至2010年，国家在人口规划时都以总和生育率1.8这一估值进行预测。

构建总和生育率和出生人口之间的数量关系仅是一个方面，人口估算过程中还需要重点考察育龄妇女的数量和年龄结构，前者是影响生育规模的重要因素，后者是影响生育进度和水平的重要因素。长远来看，育龄妇女规模及结构本身也受到上一代生育水平的影响，因而如何把握这些不确定性因素是人口估算的难点。

人口估算方法的局限性，不仅源自上述人口特征，还受制于预测的时间特征。一般而言，未来人口发展趋势具有不确定性，且随着预测期的延长，不确定性会显著增加。因此，短期人口预测或有可能，但长期人口发展是难以准确预测的。一方面，人口预测对人口变动参数的假设需要充分参考近期数据和历史经验，因为预测期越长，参数的假设就越不准确。基于参数假设的预测区间会随着预测期的延长而不断变宽，预测的偏差率也明显增大。比如，长远来看，未来人口规模不仅取决于今天存活着的人口及其将来生育的孩子数量，还取决于这些孩子们未来的生育水平与生育时间等一系列参数。另一方面，人口预测都是基于队列估算下一个年份的分年龄分性别人口，每一期的预测结果，无论是人口基数P（t+1），还是B（t+1）等人口变动参数，都是下一期预测的起点，不确定性也会随着预测模型的循环迭代而不断叠加，预测的偏差也势必随着预测期的延长而累积。比如，预测失准的生育率会导致对出生人数的误判，这些不确定性将会带入下一代的生命历程中，引发更大的人口不确定性与估算失准。

（二）人口预测与人口规划的主观性

人口规划与现实之间的系统性偏差更含有主观成分，这种主观性重点体现在预测和规划时所涉及的研究数据、技术方法与思想认识等方面。

第一，质量欠佳的人口数据会误导未来的人口预测和人口规划。由于个体的主观性，被调查者出于自利动机等可能存在刻意隐瞒或夸大自身情况，致使人口数据的收集遭遇系列质量问题，甚至出现失真。常见问题包括出生数、死亡数的漏报与重报、年龄误报等，而这些错误会导致所收集的基础数据失真，进而使对人口预测参数的估计出现偏差，增大人口估测的不确定性。如果统计数据与相关部门利益挂钩，其真实性更加会大打折扣。例如，似乎纯净与准确的教育统计数据本身也存在问题，并且逻辑和方法亦值得商榷，因为一些教育部门为争取经费拨款存在夸大学生规模的潜在动机。各种不一致的不同来源数据，迭代到人口预测程式中，势必会产生偏差与矛盾。

第二，方法使用的不规范与不严谨制约了人口预测研究的准确性。人口预测有多种不同的方法，常用方法包括“多要素人口预测法”“直接预测法”等。各种人口预测方法对基础人口数据的要求、参数及其假设是不同的，因而一般研究是根据其所能收集到的基础人口数据及其质量而选择不同的人口预测方法。在实际人口预测时通常以一种方法为主，其他方法为辅，且非人口专业人士多采用简单方法。但在具体操作中，为何选择此种方法而放弃其他方法，其实是需要经过严格论证和详细说明的。有时，众多预测方案之间本就各有利弊、难分高下。此外，鉴于未来人口变动的不确定性，一种预测方案下通常会出现高、中、低三种人口预测结果，目的就是给人口变动的不确定性留有余地。而中国不少“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划”的政策文本中的确较少对人口预测方法加以交代，缺乏必要的过程和依据性说明，大多是直接给出预测结果或规划目标。

第三，偏狭的思想认识作用于人口预测和人口规划，产生了系统性偏差。这种人口统计的迷茫已持续了数十年，其主要原因不是数据质量问题，也不是技术方法问题，而是研究背后的思想认识出了问题。一方面，当中国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乃至跌入“低生育率陷阱”，具有一定滞后性的人口控制论影响了中国的人口规划，客观上使得生育政策的调整姗姗来迟。另一方面，强制“计划生育”时期的人口宣传，表现为某种政策惯性与计划思维的延续，使得尽管政策初衷在于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但客观上人口规划出现偏离于实际、违背规律的主观偏向，反而不利于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

（三）人口问题的选择性建构

人口数量问题部分是选择性建构的后果。自1980年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人口与计生组织随“人口数量问题”走向历史前台。客观而言，其在设置之初，对部分人口问题的解决无疑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独生子女政策和现代性的叠加作用下，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迅速得以扭转。中国人口自1992年进入低生育率时期至今已近30年。过高过大的人口总量目标值的设置，一方面，有助于强调人口形势的严峻性与延续不合时宜的生育政策的重要性与合理性；另一方面，能够为后续计生工作预留空间。随着国家逐渐意识到人口老龄化与未来人口负增长的严峻性，特别是2021年“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实施，表明人口数量控制不再是计生工作的绩效目标，人口规划的偏差率也慢慢回归基准线，逐渐更加趋近于客观的人口预测结果。

人口预测和人口规划偏差的应对策略

面对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针对人口预测和人口规划中长期存在的偏差，笔者对于中国人口规划编制与实施，有三点建议：

（一）辩证看待人口预测与规划的作用与限度

首先，要充分认识到人口变量的特殊性以及人口预测的局限性。相较于其他社会经济变量，人口变量具有惰性、惯性、累积性、周期性、不可逆性等特点。长期而言，人口内部会积累某种势能与惯性，这种发展趋势一旦形成，短时间内很难逆转，政策环境的改变对其短期的影响更是微小的。⑯如前所述，人口预测时常遭遇两难窘境：短期人口预测的作用不可见，作用往往也很小；长期人口变动的不确定性很大，预测的准确性较低。故而，我们应当加强人口预测相关理论与方法论的规范与创新研究。要及早认识到人口发展阶段的变化和由此决定的人口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人口工作目标和任务的变化。

其次，要正确看待人口预测本质上具有主客观二重性。预测是在指定假设条件成立的前提下，对未来的一种推演说明。一方面，需要充分掌握历史经验与现实依据，推导并验证科学范式，从而把握预测变量与影响变量之间的数学关系，这是预测存在的客观基础；另一方面，任何预测都需要基于当下的经验关系对未来的相应关系作出假设，因此预测本身是难以精准的，仅能在某个假设成立的前提下推断未来的结果走向，这是预测不可避免的主观倾向。人类文明进程始终与不确定性长期共存，人类理性至今都无法预测与把握自然世界，更不用说精准掌握反复无常的人类社会中的因果关系与发展趋势。可见，包括人口在内的任何预测，在根本上是无法解决“预测失准”问题的，对此我们应当有清醒而理性的认识。

最后，要客观看待人口规划在指导人口变动中发挥的作用。从人口预测到人口规划，既是经验研究转向具体实践的过程，更是预测难度骤增的过程。人口规划要求将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中的内在关系、外部关联、影响因素，以及环境变动与不确定性都纳入预先设置之中。而事实上，即使借助于科学决策程序与科技信息系统，人类社会依然无法精准把握当下、科学规划未来。因此，在规划期来临之前，人口规划更多的还只是一种猜想和假设，尚待现实检验；而一旦越过了规划期，人口规划更多的是具有研究价值而非指导意义，为下一轮规划提供某种警示与反思。

（二）加强人口规划编制工作的科学管理

首先，要尽快提高我国各类人口调查数据的质量，特别是加强对出生人口、生育率等指标的科学认知。例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采用了电子化数据采集和实时上报系统，并加入了居民身份证信息的验证环节，极大地降低了人口调查的漏登率与重复率，保证了出生人口、流动人口等指标的真实性与可靠性。这是未来提升人口等各类社会经济调查数据质量的应有之义与必由之路。

其次，加强人口预测与人口规划过程中技术使用的规范性、科学性与有效性。一是完善人口的多方案预测，应当尝试并选取不同方法进行人口预测，制定弹性的规划策略，对不确定性情境下的政策决策予以足够重视。例如，通过对多个预测结果统计特征值的计算来确定预测代表值或预测区间值。为了做到多方案预测，在预测方法选取上，可将一些常用方法如增长率法、相关分析法等作为必选方法。在针对特定人口对象时，应充分考虑人口系统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系统的制约关系，选取其他预测方法加以补充。二是对人口规划的政策文本予以必要的编制说明，特别是增加对测算过程中参数设定、技术手段以及各类稳健性检验的信息披露。在保证人口规划纲领简洁扼要的同时，在附录部分加强对规划依据和细节的阐释，为科学的人口预测与人口规划过程赋予更多合法性说明。三是加强对客观条件和政策实施过程的科学论证，并对规划目标的实施过程和必要条件辅之以可操作性的配套政策，从而弥补人口规划实施方案的相对盲目与粗糙的问题。

最后，克服人口规划中先入为主的倾向，避免政策导向对科学规划过程的干预和误导，要求规划编制更加审慎对待我国的少子化、老龄化等重大问题。例如，自1980年我国推行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人口数量问题”成为各级政府制定相关规定时的政策导向。在这一背景下，人口预测和人口规划过程中或多或少面临着各种行政压力与考核要求，这也容易导致人口规划违背价值中立原则，甚至与实际人口发展相去甚远。

（三）转变人口控制的规划理念与实践路径

首先，深刻反思过去以控制为主基调的人口规划理念。我国的人口规划一般是以人口预测为基础，以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为干预手段，以实现预期的人口控制目标。这种控制与干预手段的背后是以“适度人口理论”（Theory of Optimum Population）为支撑。换言之，人口规划的最终目标也是希望一个国家在现有的资源、科技水平下能够达到最适宜的人口规模，它的潜台词是人类能够计算或设计出一个最理想的人口状态，并以政策干预的方式加以实现。然而，“适度人口论”在人口学界长期饱受质疑、争议不休，以李宾斯坦为代表的诸多人口学者多次尝试对适度人口展开精确计算，但都以失败而告终。正因如此，学界有关人口规划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成果一直相对较少，我国的人口发展也长期依赖人口规划的指导，但当人口理想与现实之间屡次发生偏离时，及时修正人口控制的固有理念便显得尤为重要。

其次，尊重客观规律与科学研究，转变计划经济的政策表达，推动顺应人口发展规律的政策实践，合理引导人口变动。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在充足的理论支持下，借助社会干预手段，开展对人口的计划安排，以期支持计划经济目标的实现。各类规划普遍强调对社会与经济的引导与管控，尤其是对人口数量的控制。控制导向的人口规划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计划经济时期思维的延续，它并没有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而淡出人口规划编制的思维方式的舞台。事实上，人口变动有其自身的发展变化规律，并不完全取决于人口计划下的生育政策规定。1980年以后，中国各区域生育率差异趋于缩小，较严格执行生育政策的地区付出了更多的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成本，迎来的却是与生育政策较宽松地区相近的生育结果。人口规划一定要认清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科学研究的引导下，充分尊重公民的生命权、迁徙权等权利，制定出更有利于人口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举措。

最后，重新审视一些政策偏差所带来的风险，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在历次人口计划/规划中，人口规模控制一直是主基调。而近40年的人口发展却是一个偏离规划目标的过程。这种预期与现实的脱节带来了诸多人口、经济乃至社会问题。比如，高估人口规模会造成资源错配与浪费，当实际人口数量远不及政府规划的人口规模，会引发公共资源的供给过剩而需求不足，但短期内资源与人口的不匹配很难被及时纠正，则会导致资源投入的浪费，出现“大城小规”与“小城大规”等现象。再如，延误生育政策的调整时机，加剧少子老龄化的风险。又如，解构人口学的科学性，危害人口规划的公信力等。

针对以往人口预测和人口规划导致的系统性偏差问题，我们不仅应理性承认问题、客观补齐短板，更要对因其产生的一些社会伤害尽可能地予以弥补。眼下，我们尤其要努力减轻与补偿独生子女政策给人们带来的经济惩罚与精神压力，充分保障“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的落实，建立健全生育与养育成本的社会补偿机制。尽管中国的低生育率态势已经形成，生育等相关政策的日趋完善并不能迅疾解决我国当下的人口问题，但却为避免未来更为严重的人口问题提供了可能。就此而言，“三孩”生育政策是继“全面二孩”后党中央审时度势、排除干扰作出的又一个正确抉择。

结论

本文汇总了1980年以来联合国对中国总人口的预测数据，同时梳理了“六五”计划/规划以来，我国政府对我国总人口的计划/规划数据，通过构建“目标—现实”偏差率这一指标，对历次人口计划/规划的人口预测值、规划值和实际值进行了差距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联合国预测和中国“人口规划”均存在高估人口规模的系统性偏误，偏差率指标在不同程度上脱离了合理区间，人口数量被显著放大。

为此，本文梳理了人口预测与人口规划背后系统性偏差的来源，探讨导致“目标—现实”之间差异的原因，其中既有内在固有因素，也有外在人为成分，既有估算方法自身的局限与不足，也有先入为主的干扰，还有问题建构与权力再造的因素。基于此，提出了应对人口预测与人口规划偏差的政策建议：一是辩证地看待人口预测与人口规划的作用与限度；二是加强人口规划编制工作的科学管理；三是转变人口控制的规划理念与政策实践，尊重客观规律与加强科学研究。

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无论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倡导的调节人口数，还是诸子百家争辩“大国众民”亦或“小国寡民”，各国在战略层面从未停止过对人口的规划与管控。由于人口问题具备惰性、累积、惯性、周期性、不可逆性等特征，大量经验表明，人类社会很少能真正地设计与管理人口变动，预期的人口目标往往与实际结果相距甚远。无论是科学世界，还是人类社会，一切现有的知识都是有局限的、暂时的。真正的理性并非是要穷尽理性，而是要清醒地认识到理性本身的局限。人口过程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秩序，自然也不能被计划经济制度“全能理性”地控制，同样也受到“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它自始至终不完全是理性设计与人为规划的成果。坦言之，有序人口并非都是人口计划安排之功，无序人口也并非都是“无政府主义”之过。

当然，本文绝非试图否定人口预测与人口规划的意义与价值，恰恰相反，由于在该领域显然存在诸多迷茫与谬误亟待澄清，本文希望作出些许尝试，正视中国人口预测和人口规划中的系统性偏差，希冀更多、更深的人口规划的探讨和研究加入进来，为未来的人口预测与人口规划的改进与完善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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