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康之｜重建相似性思维：风险社会中的知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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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相似性思维：风险社会中的知识生产

张康之｜浙江工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本文刊载于《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7期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当人类用智慧之火点燃了长长的历史引线后，终于迎来了工业社会后期的“大爆炸”时刻，知识爆炸、信息爆炸等不一而足。显而易见，我们的社会曾经拥有的结构和形态都将在这种“爆炸”中消失，“大爆炸”意味着一切都将重新塑形。所以，对于长长的历史引线燃烧过程留下的灰烬，无论表达何种程度的留恋，都不可能完整地带进“大爆炸”后重建的世界之中。这就是我们今天不得不面对的冷酷现实。不过，人类历史之所以走到了“大爆炸”的时刻，是与科学的发展以及知识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在这样一个“大爆炸”的时刻瞻望未来时，可以相信，科学及其知识生产依然是必要的，只不过科学将以新的面目出现，知识生产机制也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会通过这种变化去满足人类在风险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行动的要求。

在费希特那里，我们读到了某种对科学发展的期望，这也是现代社会早期的人们普遍拥有的对科学的期望。费希特说：“最初因需要而发生的科学，后来也将审慎地、冷静地探索自然的不可移易的规律，通观这自然的全部力量，并学习预计其可能的发展；科学将形成一种新的自然概念，紧紧地靠近活生生的、能动的自然，跟踪自然的足迹。理性从自然那里获得的每种认识，将世世代代保持下去，成为新知识的基础，供我们人类共同的知性使用。这样，自然对我们将变得越来越可知，越来越透明，以至其最奥秘的深处，而人的力量在经过启蒙，用自己的各种发现武装起来以后，则将会轻而易举地驾驭自然，和平地保持自己征服自然的既成局面。”的确，在现代化进程中，科学的发展是爆发性的，技术进步一日千里，人对自然的征服每日都有捷报。然而，那个时代的人们根本无法想到的是，自然因人的活动所造成的破坏正以灾难的形式投射给人，整个人类都陷入了风险社会。相对于人而言，一方面，自然透明化了；另一方面，人又通过活动而将某些阴影笼罩在了自然之上，使其变得晦暗。所以，人类所面对的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征服自然之事，而是需要寻求风险社会中的生存之道。这也决定了科学的使命不再是启蒙时期人们所期望的那样，知识生产也不再是仅仅武装人，使人变得更有力量，而是要解决已经出现的或即将出现的那些问题，以求获得更多的生存机遇。

知识生产及其面对的挑战

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中，可以看到从“物质生产”向“知识生产”过渡的痕迹，至少它们之间的比重在发生变化，似乎要颠倒过来。物质生产的重要性肯定是不可怀疑的，但社会发展却表明，愈是到了晚近的时期，历史进步的推动力就愈是由物质生产转为知识生产。从20世纪后期以来的经济运行来看，随着“知识经济”概念的提出，以物质形态出现的生产要素在产品中的价值比重下降了。也就是说，在产品的价值中，由物质形态的生产要素以及劳动力自然禀赋转化过来的那部分价值不再构成产品价值的全部，而是越来越多地包含了由知识转化过来的那部分价值。同样，知识生产的方式以及生产知识的目的也在变化。近些年来，近代早期的那种出于摹仿对象的需要而进行知识生产的做法，在内涵上也发生了变化，似乎知识已经不再是达致真理和表述真理的工具，而是创造世界的素材，反映和体现了人的意志和理性追求。这种知识的生产意味着构建后工业社会这一大厦的砖瓦的增多，或者说，后工业社会的建构本身就蕴涵于知识生产之中。

社会治理体系是由知识、思想和理论型构出来的，即便是在农业社会的历史条件下，这一点也是确定无疑的，只是在工业化进程中这一点变得更加明显而已。事实上，社会治理的进化、文明化就是思想的更迭、理论的发展和知识的积累。人们在思考、探索中不仅对社会治理体系进行不知疲倦的修补工作，而且在任何有着变革需要的时间和地点也都不愿放弃改革的机会。即使遇到一些阻碍，也很快就能意识到，并发现加以突破的缺口。正是人类持续不断的知识生产，构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最终奥秘。在每一次遭遇了新的问题时，都是通过知识生产的路径去加以解决的。不过，就知识自身而言，也会有着不同的表现。西蒙之所以会提出“有限理性”，不仅是因为决策中的信息充分是难以做到的，而且知识的可靠性以及运用知识的人能否使知识的功能得到充分地发挥，也是无法在完全理性的追求中实现的。“理性就意味着要完全了解每项抉择的精确结果，这在实际中是不可能达到的。事实上，每个人对于自己行动所处的环境条件只有片面的了解，也只能稍微洞察其规律和规则，让他可以在了解目前状况的基础上，推导出未来的结果。”其中，知识的不完备性构成了一项约束条件，即“完全理性在一定程度上要受到知识缺乏的限制”。

知识是具有相对性的，虽然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了知识、信息的资源价值，但也看到以知识、信息等形式出现的资源与传统意义上的资源有着很大的不同，它是一种相对性的资源，不具有传统资源的那种绝对性。知识、信息等资源在几乎所有的角度和层面上都呈现出了相对性：对于利用者来说，具有相对性；在资源量的意义上，具有相对性；在时间意义上，也具有相对性。传统的以具体的物质形态出现的资源却是绝对的，很少具有相对性的特征。知识资源的相对性也可以被理解成具体性。哈耶克在表达对理性滥用的批评意见时说：“指导任何人类群体的行为的具体知识，从来就不是作为一个稳定而严密的体系而存在的。它只以分散的、不完美和不稳定的形式，存在于众多个人的心智中，一切知识的分散性和不完美性，是社会科学必须首先面对的两个基本事实。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经常作为‘仅仅’是人类心智的不完美因素而不屑一顾的东西，在社会科学中变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基本事实。”

在工业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几乎所有的思想家和知识生产者都陶醉于体系建构。我们承认，一个完整的思想或知识体系对于形塑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等方面是有意义的，但对于人的行动的影响也仅限于为人们提供了某种观念，而行动中所需要应用的知识往往是具体的和相对的。也就是说，这些体系中所包含的具体知识可能并不资益于人的行动，人们在行动中所应用的更多知识则属于那些分散的、无法归类到某个体系中的知识。在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人们的合作行动将更加充分地证明这一点。所以，在风险社会中，我们反对任何动辄建构思想或知识体系的追求。事实上，在风险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建构思想或知识体系的追求也是难以实现的，而且会像近代以来所有思想体系建构那样，只能将人们引向逻辑自洽方面，以至于在逻辑自洽的演绎中脱离实际。

在知识生产中，主观意志的表达也是一个客观化的过程，会物化为符号、语言等。“有一种特殊但极其重要的客观化，这就是符号化，即人类社会对符号的生产。与其他的客观化相比，符号的独特性在于它把刻画主观意义当作自己的明确任务。当然，即便一个客体不是依循这种目的而被创造的，它也有可能被用作符号。”单一的符号可以看作是一种知识因子，但也有许多符号会包含着丰富的内涵，经由接受者的想象、领悟等而获得内涵丰富的知识。不过，一般说来，符号是具有繁衍能力的，会产生或生产出众多具有相关性的符号，这些符号会连接起来而构成符号体系。那样的话，也就意味着某种完整的、系统的知识包含在了符号体系之中。符号是知识的载体，知识借助于符号而得以传播、扩散和交流，在视听设备技术未产生之时或在视听设备技术不发达的条件下，通过符号传播、扩散和交流知识是一条重要的和基本的途径。在通过符号传播、扩散和交流知识的过程中，也会出现知识增量，即在知识的接受者那里因为对符号的诠释而产生增量知识。如果说语言文字也是符号的话，那么由这种符号制作的文本也就是以符号体系的形式出现的，所承载的也就是某个方面的系统性的知识。

在20世纪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引入结构的概念，即研究对象的结构化或进行结构分析成为一种时尚。列斐伏尔指出：“科学迅速地接受了结构的观念。现在，结构观念成为主导观念。人们普遍把现实表达为一种结构，从这个角度出发，科学不过是关于结构的认识，关于这些结构的真理。”应当承认，这些研究取得了良好的知识生产成绩，丰富了社会知识体系，促进了社会科学的繁荣，也对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即使“结构”的概念并未带来知识生产方式的变化，或者未能提高知识生产的效率，但在知识的条理化方面还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知识的条理化使得知识的功能得以扩展，从而大大地提高了知识应用的效益。可是，到了20世纪后期，这种结构分析就受到了怀疑。如果说“解构”的概念仍然是将结构放在视界中心的话，那么吉登斯的“结构化”概念已经意味着某种观念上的修正。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风险社会及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走进人们的视界，社会存在的“去结构化”也成了一个突出的现实，以至于我们的研究只能在必要的、比较性叙事中使用“结构”一词才是合理的。这是因为，如果带着结构的观念去处置研究对象，只能陷入某种令人尴尬的研究状态。

科学是知识生产的重要途径，因而也有一些人会把所有知识生产机制都称为科学。比如，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李约瑟甚至把中国古代的原始巫术也归入科学的范畴。然而，从20世纪后期的情况看，科学的发展也在知识生产方面出现了某种悖论。显然，科学是在专业化的道路上显现出了知识生产的高效，但在专业化的时代，却出现了某种“出生地主义”的观念。就如农业社会中的乡土地域观念一样，在科学研究的诸领域中，出现了讲求出身的狭隘的“出生地主义”。虽然20世纪后期的人们开始积极地提倡交叉性研究，但科学研究中“出生地主义”却成了交叉研究的极大障碍。如果一个人不是学习某一学科出身的，他就会受到无形的排斥。也许是分门别类的知识生产已经有了剩余，致使科学的发展需要依赖于从其他学科中学习和引进方法，而且也同样需要其他学科的知识支持和思维方式的撞击。但是，如果学者们在科学研究中采用了领地主义的态度，就会对科学的跨学科交流作出拒绝的反应，就会使学科封闭起来，从而错失学科发展的机遇。在专业化的发展已经走到了某个程度的时候，知识生产往往需要在交叉研究中才会显现出效率，而“出生地主义”则会成为知识生产低效的渊薮。这是近些年来我们感受至深的一个知识生产中的问题。

我们今天似乎面对着人工智能对知识生产和应用的冲击。曾几何时，我们憧憬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但在我们通过搜索引擎去快速获取知识的时候，在移动终端为我们提供了随时随地阅读的情况下，却可能意味着人类“低智”时代的到来。也就是说，当我们面对着海量信息时，往往显得判断力不足；在知识空前丰裕的情况下，除了自己的专业领域，我们无法了解哪些知识对我们的生活是有价值的；特别是网络上充斥着似乎无限的电子出版物把真正智者的声音淹没之后，我们无法知道谁还能对我们的心灵给予启迪，更无法知道什么因素可以让我们免于那些善于煽情的所谓“心灵鸡汤”的毒害。这说明，人工智能改变了知识环境，为知识生产的多元化、多样化拓展出了巨大空间。但是，正如生产过剩对消费者构成了压力一样，知识生产速度的大幅加快也带来了知识过剩的问题，扰动了知识秩序，使得知识接受和应用受到了“知识垃圾”的困扰。

人工智能还引起了是止于对知识的应用还是能够生产知识的争论。斯加鲁菲认为：“计算机是执行算法的机器。人们使用计算机制造智能机器，都在努力寻找媲美或超越人类智能的算法或算法集。因此，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既不是硬件也不是软件的进步（这些仅仅是应用型技术），而是计算数学的进步。”在数学的背后，又是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如果我们已拥有的思维方式不再为计算数学的进步提供持续的支持，或者成为计算数学发展无法突破的瓶颈，那么人工智能的突破性进展在整体上也就取决于思维方式的变革了。合理的思路也许是，人类将一种思维方式赋予机器，而不是把人类已经拥有的知识输入到机器中，用一些软件让机器获得运用知识的能力，让机器拥有远远超过人类的运用知识的精细度和准确度。不过，由于机器拥有了一种新的算法，也许会显现出知识生产的能力，但那却是与旧的思维方式通过算法赋予机器相比才显现出来的知识生产，而不是在人类拥有了新的思维方式并通过算法的改变赋予机器时所表现出来的知识生产状况。如果机器执行的是算法，而不是自主地发展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它就不会获得知识生产的能力。因为知识生产永远属于拥有特定思维方式的人，对于被赋予那种思维方式的人来说，只能接受已经生产出来的知识，而不会对知识生产作出贡献，机器亦如此。

明斯基在谈到人工智能发展现状时指出：“很多这样的学习机器确实能学习做一些有用的事情，但很少有机器能形成较高层次的反思思维方式，我猜测主要是因为它们尝试使用数学的方法表征知识，因此很难产生富有表现力的解释。”也就是说，寄予人工智能以知识生产的能力，目前看来还只是一种神话传说。只要人工智能不具有知识生产的能力，它就不可能取代人的位置，更不可能实现对人的统治，而是以人的工具的形式出现。在斯加鲁菲看来，“数据不能等同于知识，即使积累了所有关于人类基因组的数据，也并不意味着我们掌握了人类基因的工作原理。即使我们拥有完整的数据，我们也只是窥探到基因学的冰山一角”。这至少是我们当前所看到的科学局限性。同样的道理是，基于认识成果的实践也必然会止步于某个点上，事实上，我们的实践和发明创造，往往是由我们的想象开辟了道路。在某种意义上，成功的发明创造证明我们遵循了客观规律；在更大的程度上，则意味着我们走上了建构、创造之路。也就是说，我们用自己的行动在想象开拓出的方向上创造了也被认为是客观规律的东西。这才是真正的知识生产奥秘。

总的说来，整个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在认识论的引领下，哲学乃至整个科学走上了明晓事理的道路，是在明晓事理的过程中形成知识和生产知识的。当然，在事理通达的情况下也能生发出智慧，但那只是在明晓事理这条道路之外或尽头处得到的，而不是在这条道路上本应得到的。不过，在20世纪，胡塞尔恢复了“哲学”一词的本义，他开辟了一条既能生产知识又直指智慧的路。所以，在哲学史上，人们认为胡塞尔做了哲学革命的事。但是，由于胡塞尔的思想尚未走出哲学殿堂，致使社会科学的研究以及人类的认识还充斥着愚昧，以为知识的世界就是人类的“极乐世界”。现实呈现给我们的是，人类凭着知识的活动无论在微观层面上多么积极有效，都为风险社会的降临提供了某种推力。这说明，人类是因为放弃了智慧追求和满足于知识占有而陷入了风险社会，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的话，那么人类的未来道路将会更加暗淡。

知识生产中的思维方式

在前近代社会，物理空间的隔离造成了诸多地域性的社会。在每一个社会中，都发展出了特定的思维方式。近代以来，随着地域上的物理边界被打通，我们才发现所有的思维方式都可以概括为或归结为“分析性思维”和“相似性思维”两种类型。根据福柯的意见，分析性思维的出现是与康德的贡献分不开的。其实，在较早的时期，甚至在古希腊，就已经拥有了分析性思维。西方世界在思维方式上是有着较为浓重的分析性思维传统的，而其他古文明地区在思维方式上则有着较为浓重的相似性思维特征。就知识中所反映的思维方式来看，理性知识代表和反映了分析性思维，或者说，在理性知识之中包含着分析性思维。人们对理性知识的接受和应用，也就是分析性思维在个体这里的形成过程。一旦个体获得了分析性思维，也就使得他对理性知识的接受和应用变得更加高效。可以认为，理性知识的传播和扩散是得益于人们普遍拥有分析性思维的。比较而言，感性知识、经验知识中所包含的是一种相似性思维，或者说，感性知识、经验知识是相似性思维所创造的。近代以来，之所以理性知识战胜了感性知识和扬弃了经验知识而成为主导性的知识，是因为相似性思维的衰落。一旦人类重建起相似性思维，感性知识的传播和扩散就会迎来一种全新的局面，因为它得到了思维方式方面的支持。

如果说分析性思维是通过分析、抽象等一系列合乎逻辑的理性操作而揭示事物的相关性，那么相似性思维则是通过想象、类比等方式去构造相关性。前者着力于揭示，后者则致力于建构。对于实践来说，对相关性的揭示是先在于实践的，然后才将结论代入实践过程中进行检验。这就是分析性思维在知识生产和应用上的通行做法。与之不同，构造相关性的过程则发生在和存在于实践中，是与实践同步展开的。这一模式所反映出来的是相似性思维的运作过程。所以，揭示与构造相关性的思维方式与实践的关系是不同的。其实，思维和实践的基本条件决定了它们应当属于什么类型以及它们间的关系应当是什么样子。在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思维与实践是可以分开的，思维可以对实践所遭遇到的一切进行事先认识，形成知识、作出预测和制定计划方案，然后抛给实践，让实践有了知识的指引和计划的依据。这种做法一直被认为是具有理性的，或者说是理性的标志。可是，在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思维与实践是融合为一体的，从而决定了思维方式和实践类型的选择必然倾向于相似性思维。可以认为，实践中的思维是无法以分析性思维的形式出现的，因为它不表现为一个揭示和认识对象的过程，而是一个构造过程，是出于实践的需要而去构造相关性的。

其实，我们不应将分析性思维与相似性思维截然分开，更不应认为它们是对立的，因为分析性思维的展开也需要得到诸多相似性思维元素的支持，而且分析性思维的知识生产一旦进入应用的层面，也会表现出相似性思维介入的状况。我们看到，由于人们拥有的是分析性思维，在认识过程中总是从差异性的存在物中抽象出同一性。这样做，是可以在毫不相关的事物间建立起基于同一性的联系的。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联系是赋予性的，它就是哈耶克所说的“在解释人类活动时，我们不假思索地把可能没有任何共性的大量自然事实中的任何一个，归类为相同客体或相同行为之实例”。正是因为分析性思维的训练，人们才获得了某种直觉，可以毫不犹豫地作出归类。本来，“归类”是分析性思维展开时的目标，但当分析性思维训练出了人的直觉能力时，人们却可以通过反分析性思维的程式而完成分析性思维的任务。哈耶克是这样描述这一现象的：“我们不断据以采取行动的、必然先于同别人交往并且以这种交往为前提的这些知识，从我们能够一览无遗地清点我们毫不迟疑地辨识出的属于同类的全部不同的自然现象这个意义上说，不属于自觉的知识：我们不清楚我们能够把自然属性的多种组合可能中的哪一种，视为一个名称、一张‘友好的面孔’或一种‘威胁姿态’。”

对于这种现象，哈耶克显然是不能理解的。就哈耶克所举的“友好的面孔”或“威胁姿态”的例子而言，那是人类在自然进化中形成的直觉能力应用的结果，也属于一种感知。人的这种直觉能力是相似性思维的构成要素。如果我们的视野不限于哈耶克所举的例子，而是看向人的习惯性的却具有理性内涵的归类行为，就必须承认，分析性思维与相似性思维之间是具有某种联系的。当分析性思维形塑出了人的直觉能力后，实际上是走到了这种思维方式自我否定的地步，让人的行为、行动可以切换到相似性思维的应用上来。哈耶克与所有近代以来的学者一样，并不知道人除了分析性思维之外还拥有相似性思维。在人类历史上的某些阶段，相似性思维甚至是盛行的，构成了人的主导性思维方式，而分析性思维只是在近代以来的历史阶段中才从古希腊的某些哲学家那里挖掘出来并得到了迅速成长和占据了主导性地位。由于哈耶克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他甚感困惑：“大概至今尚无任何证据表明，对于我们毫不迟疑地视为对我们以及对别人意味着相同东西的那些不同现象，经验研究在准确划定其范围上已经取得了成功；但是我们不断根据这样的假设成功地采取行动：我们确实在用着和别人一样的方式，把这些东西加以分类。我们没有——并且可能永远不会——处在这样的位置上：用从自然角度定义的客体取代我们在讨论别人的行为时采用的精神范畴。凡是在我们这样做时，我们所提到的自然事实，其意义不在于它是自然事实，这就是说，不在于它是有着某些共性的类别中的一员；而在于它是有可能完全没有自然共性、对我们却‘意味着’相同东西的类别中的一员。”

共性是抽象的产物，只有当人们运用分析性思维的时候，才会谋求共性，即通过抽象去把握差异背后的共性，生产出具有普遍性的知识。哈耶克的这个疑问，即为什么我们会把没有共性的东西当作相同的，或者说，我们是如何把没有共性的事物归入到相同类别的，需要在相似性思维中寻找答案。人们因为联想而在不同的事物中发现了相似性，从而使不同的事物联系了起来，就如从苹果落地联想到万有引力一样。其实，哈耶克这里所说的“相同”也是使用了近代科学话语的一个术语，反映了分析性思维。就哈耶克提出的这个令他困惑的问题来看，他所说的“相同”意义的类别实际上所指的正是“相似性”，或者说，哈耶克是把相似性程度较高的状态表述为“相同”了。应当说，哈耶克这里揭示了长期以来被科学研究忽略了的一种现象，也许是因为现代科学所应用的是分析性思维而无法对这些现象作出有信服力的解释，才有意回避了在这方面的研究。其实答案非常简单，分析性思维让人们遵循逻辑程式步步前行，并在逻辑的线性结构中生产出知识，而相似性思维并不遵循线性的行进路线，而是通过直觉、想象等方式在事物间获得相似性，表现出一种未经时间和空间路径的直达目标的“过程”。或者说，那是一种没有过程的“过程”，是发散性地进行知识生产的。

当然，运用相似性思维和运用分析性思维都会对对象进行分类，但分类的依据是不同的。运用分析性思维对事物进行分类，是以事物中的共性、同一性等进行分类的，而分析性思维展开的过程则是为了寻求共性、同一性等。在运用相似性思维去对事物进行分类时，则依据相似性，相似性程度上的不同决定了分类的状况。所以，分析性思维所生产的是连续性的理性知识，而相似性思维所生产的则是非连续性的感性知识、经验知识。如果说分析性思维根据共性、同一性的程度而作出了不同的分类，那么相似性思维也是根据相似性程度的不同去作出不同的分类。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获得相似性的路径不同于获得共性、同一性的路径。总之，分析性思维是借助于抽象获得共性和同一性的，而相似性思维则通过直觉、想象等获得相似性。

相似性思维是从表象开始的，是基于对表象的体验而进行想象的，所创造出的是相似物，或者在两个相似的表象间建立起联系。随着这种联系被建立起来后，还会不断地对两个相似物进行比较，以验证联系的可靠性，而且会将比较的结果以知识的形式确立下来。通过想象的扩展和频繁运动，相似物间的联系也得以推广到更大的范围，并形成结构、层次和秩序。事实上，也就是再造出了一个意识空间。在起点和结果上，分析性思维也与相似性思维一样，即从表象出发并再造出一个意识空间，但它们所走过的路径却是完全不同的。分析性思维所走的是分析、分解、归纳、演绎的路线，拒绝想象和排斥想象。即使在思维展开的起点上，也不愿意承认关于表象的体验，而是强调表象的客观性，即把表象作为感觉材料，甚至要求防止表象因体验而受到扭曲。

相似性、对称性构成了相似性思维的主要内容。一方面，相似性思维是指向相似性和对称性的；另一方面，相似性思维也是以相似性、对称性为前提的。由于相似性思维以相似性和对称性为前提并生产出相似性和对称性，因而，对象是否确实如此的问题，虽然也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会对经验的状况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经验的体验、领悟和感受则是不受对象的“确实性”决定的，而是反映为对象的“厚实性”。也就是说，相似性思维所关注的是对象是否厚实的问题，而不是关注对象是否确实的问题。如果说分析性思维以及基于分析性思维而建立起来的认识论必须处理“在经验中被给予的一切与使经验成为可能的一切如何能在一种无限的波动中互相对应”的问题，那么相似性思维在接受了经验中被给予的一切时则使经验变得更加厚实，从而在展开中使经验扩展到尚未经验的空间中，生产出相似性和对称性。在此意义上，经验得到拓展，而且是完整的拓展，而不是像在分析性思维中那样，对经验加以分析分解，使之成为不同的部分或碎片，然后再在碎片中寻找同一性。在经验的完整性的拓展中，所获得的是相似性和对称性，是经验的增厚，即变得厚实了。而且，这个过程本身不是朝着新发现的方向，而是直接处于创造的道路上，即从经验的表象创造出相似性的表象。也就是说，分析性思维是在发现中生产知识的，而相似性思维则是在创造中生产知识的。

需要指出的是，一切思维成果之所以能够转化为知识，都是以经验的可理解性为前提的。应当说，基于分析性思维的科学研究也大量生产了被认为是知识的东西，但这些知识往往被限制在极小的专业圈子中，一旦走出了狭小的圈子，就不再被人们接受为知识。事实上，专业圈子的扩大或消失，都会对它们能否成为知识造成冲击。比如关于厨师烹饪火候的知识就不会被冶炼工程师接受为知识。一般来说，专业圈子的扩大，不是其拥有的知识在更大范围被接受，反而是在维护核心构成部分的同时而把那些辅助性的知识删除。所以，经验上的可理解性决定了知识的命运，即决定了它能够被广泛接受和得以普及的状况。因此，对于知识生产者而言，如果希望通过自己的活动而使人类的知识增殖，就必须遵循知识的经验可理解性原则。当然，人类的经验是处在进化之中的，以至于我们在知识的发展史上会看到这样一种情况：某些思维创造物在得以创造的时代并未成为知识，但在时过境迁后，却以知识的形式出现了。这说明经验进化了，即进化到能够理解那一思维创造物的阶段。

必须承认，任何一种思维方式都有着通过已知探索未知的功能，但在风险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分析性思维在探索未知中进行知识生产会显得较为艰难。因为，分析性思维在某种程度上是具有封闭性的，是一种闭环式思维方式。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在人们根据分析性思维认识世界的时候，可以清晰地看到：“所谓感知，就是指定一个（或多个）熟悉的范畴：我们无法感知与我们过去感知到的东西全然不同的东西。”也就是说，分析性思维并不是天然地向未知世界开放的。对于未知世界中的那些超出了分析性思维能够理解的因素，可能会有着选择性失明。与之相反，相似性思维则是开放性的，任何一种历史上未见过、未经历过的现象一旦出现，都能够被接受，会因从中发现或被赋予的相似性而归入某个已知的类别。当然，在我们指出这一点时，人们会发出诘问：既然近代以来的全部认识史都是由分析性思维主导的，分析性思维的封闭性使得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变得非常艰难，那么工业社会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为什么会大踏步前进并呈现出加速化？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应当是，首先，分析性思维的封闭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更为重要的是，分析性思维所提供的逻辑路径是非常简便和具有可操作性的，这一点是可以弥补分析性思维的封闭性缺陷的。其次，分析性思维在近代以来的认识史即科学史上的主导地位并不意味着相似性思维的完全缺席。事实上，近代以来的几乎所有重大科学发现和对社会作出规划的伟大思想，都是由相似性思维促成的。比如，砸在牛顿头上的那个苹果和瓦特祖母的烧水壶与他们的科学发现之间的关系，就无法塞进分析性思维的任何一种逻辑路径中去，反而恰恰应归结为相似性思维的想象。

牛顿和苹果

所以，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中，分析性思维在强化、稳固知识和使知识系统化等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而就知识生产而言，相似性思维的任何一种形式的缺席都会导致其流产。知识生产天然地就是相似性思维所具有的功能，或者说，在任何一个鼓励创造、创新的场景中，都必须激发相似性思维的活力。特别是在风险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几乎所有的行动面对的都是全新的任务，任何程式化的思维方式都无法在行动中带来良好的表现，而是需要面对每一个具体的特殊的问题开展创新。因而，也就表现出了对相似性思维的渴求。不过，风险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存在的差异性对相似性思维谋求事物之间联系的追求也是个挑战，但与分析性思维所追求的同一性相比，这种挑战的力道是不足为虑的。而且，经历了工业社会的历史阶段，拥有了分析性思维所建构起来的知识体系，有了日新月异的新技术的支持，人们在事物间建立联系的能力能够为行动者提供迎接挑战的信心。

触摸行动中的知识生产

在知识生产方面，分析性思维是在命题的衍生中生产知识，而相似性思维则是在想象的衍生中生产知识。命题的衍生与想象的衍生代表了两个家族的繁殖状况，也就是说，相似性思维和分析性思维都可以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所以，我们并不能把人类有史以来所拥有的知识体系看作一个，而要看作两个和多个，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臣服于某个知识体系而对那些无法容纳到这个知识体系中的知识抱持排斥的态度。比如，西方哲学是基于分析性思维建构起来的，在进行这种建构的过程中，或者说在完成了这种建构后，便对历史进行改写，把历史上的哲学以及思考改写成合乎认识论哲学的范式，并将其指认为现代哲学的源头，而且也确实描绘出了一条清晰的思想流变线索。在此过程中，那些基于相似性思维而创造出来的哲学以及思想、知识等要么受到剔除，要么受到鞭挞，要么受到排斥。在西方现代哲学传播所及之处，那些有着悠久文明传统的国度中的学者们在接受了西方现代哲学后，则对本民族历史上的思想产生了怀疑，甚至认为本民族的历史上并未产生哲学成果。其实，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地区都生长出了基于相似性思维的哲学以及知识体系，只不过它不同于现代性的基于分析性思维的哲学以及知识体系而已，所以受到了怀疑、排斥。

总体上看，基于分析性思维的科学往往对人的感觉持贬抑甚至否定的态度，或者说，它认为思维行程必须超越感觉而去把握感觉背后的那个世界。这种“科学所研究的世界，不是我们的既有的观念或感觉的世界。它致力于对我们有关外部世界的全部经验重新加以组织，它在这样做时不仅改变了我们的概念模式，而且抛弃了感觉性质，用另一种事物分类去代替它们。对于科学来说，人类实际形成的在其日常生活、感知与观念中出色引导着他的那个世界图式，不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是一个有待改进的不完美的工具。科学本身对人与物的关系，对人们现有的世界观所导致的他们的行动方式，都不感兴趣。倒不如说它就是这种关系本身，或是改变这些关系的一个连续性过程。当科学家强调自己研究客观事实时，他的意思是，要独立于人们对事物的想法或行为去研究事物。人们对外部世界所持的观点，永远是他要予以克服的一个阶段”。

科学为了研究的需要而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世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科学为自己开辟了一个可供研究的世界。通过对这个世界的研究，形成理论以及各种各样的研究成果，然后加予我们的生活世界，改造着我们的生活世界，或者说，形塑了我们的生活世界，将我们的生活世界纳入到科学的解释框架中，让它合乎由科学所开辟的那个世界的本性。正因为生活世界被科学所形塑，人们才并未从中发现什么违和之处，甚至在陷入风险社会的时候，也不认为科学带来了问题，甚至会认为对科学的任何怀疑都是对神圣信念的亵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指出，近代以来我们所拥有的这种基于分析性思维建立起来的科学并不是科学的全部，如果将对科学的信仰投向了这种科学，就会像信仰了某个宗教而排斥其他宗教一样，就会像基督教对待“异端”那样对待异见，甚至导致某种野蛮的悲剧。

当然，对近代以来的这种科学的信仰，特别是以唯科学主义的形式出现的关于世界的观念和态度，并未在对世界的改造中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等之间的关系。就日常生活而言，“人们是通过感觉和概念去认知世界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而这些感觉和概念是在他们共享的一种精神结构中组织起来的，这个事实造成了什么后果？人们是在一个活动框架中受着他们所具备的知识的指导，并且它的大多数内容在任何时候都是他们共同拥有的，对于这整个活动框架我们能够说些什么？科学在任何时候都忙于修改人们所持有的世界图式，在它看来这种图式永远只是临时性的”。不过，在哈耶克看来，当科学致力于世界图式的建构和不断修补时，客观世界却存在着科学未能征服或尚未触及的方面。

哈耶克说：“在科学真正完成它的工作、没有给人类的智力过程留下丝毫未做解释的因素以前，我们头脑中的事实将一直保留那些有待解释的素材，而且将保留那些人类在解释由思维过程支配的行为时必须依靠的素材。这里出现了科学家不直接处理的一些新问题。他所熟悉的特定方法是否适用于这些问题，也不是那么显而易见。这里的问题不是人类有关外部世界的图式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事实，而是人类如何根据他所拥有的观点和概念来采取行动，从而形成了个人属于其中一员的另一个世界。”正是因为存在着科学家未能解释的素材，存在着科学所建构的关于客观世界的图式与事实的差异，造成了两者之间的不相符合，才带来了基于科学的世界图式的行动出现了偏差，不能真正地解决现实问题。或者说，表面看来解决了现实问题，也可能确实部分地解决了现实问题，却留下了许多没有解决的问题，还可能引发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从历史行进的角度看，当我们陷入风险社会时，才更为清晰地看到，科学图式与事实之间的偏差正是通过人的行动而造成了各种各样人类无法承受的后果。

当我们拥有了科学及其观念的时候，当我们在理性的原则及其思维方式的引领下开展各种各样的建构性活动的时候，原始时代的神话以及后来的宗教及其知识体系都看起来非常荒诞，我们时常会在无意中表达出对它们的不屑。其实，正如康德所指出的，科学亦如原始神话一样，也是人造的。既然是人造的，就是可以替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总能再造出更好的东西去替换它（们）。所以，在风险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我们完全可以合理地推测，人们将建构起更加科学的思维方式及其知识生产机制，用来替代现代性的科学以及与科学相关的观念，让知识生产呈现出全新的景象。那样的话，人们在读到我们今天所拥有的科学以及各种各样的建立在科学名义下的理论和学说时，也就像我们谈到原始神话一样，表示敬畏却认为它是荒唐的。就此而言，我们所推荐的不同于分析性思维的相似性思维也许就是人类行程的这一中转站，其实，它应当被看作为一个转折点。

如果说想象是相似性思维的基本要素的话，那么它在现代科学中所发挥的作用可以说是无论给予多么高的评价都不为过。诚如波普尔所说：“通过爱因斯坦，我清楚地看到我们最好的知识是猜想的，它是种种猜测编织的网。因为他指出，牛顿的引力理论——正如爱因斯坦自己的引力理论一样——是猜想的知识，尽管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正如牛顿的理论一样，爱因斯坦自己的理论似乎只是对真理的接近。”波普尔所说的猜想也就是想象的一种形式，可以看作是对想象的一种较为保守的表述。虽然猜想是一种根据较不充分的想象，但与幻想还是有区别的，反映出的是直觉的功能，或者说，得益于直觉的支持。事实上，想象也是理性的，只不过它不从属于纯粹理性、科学理性或技术理性的范畴，而是反映了经验理性。

正是基于经验理性的想象，在知识生产的过程中总是以创新的形式出现。其实，即便是在工业社会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社会实践中，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一切创新都包含着人们发现某种突发性的想法、直觉、灵感等心理过程。虽然在此过程中会表现出对理性知识的运用，却不循理性知识的逻辑，甚至会表现为一种不循常理的做法。关于想象，我们认为它天然地就是直观的，是拒绝推理的，尽管推理过程中存在着想象的直观和经常性地援用想象直观。这说明，创新活动中所反映出来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于分析性思维，事实上它所代表的是相似性思维。当然，相似性思维生殖出来的知识体系在不断繁衍中也会出现部落分化，不同的知识部落之间也会产生冲突，正如分析性思维所繁衍出的各种学说、理论甚至学科之间也会产生冲突一样。但是，那些相互冲突的知识部落都必然是有着相似性思维这一共同基因的。

关于想象的运作过程，胡塞尔所作的大段心理描述是可信的。他说：“几何学家在研究和思考时，在想象中远比在知觉中更多地运用图形或模型；而且对于‘纯’几何学家，即舍弃了代数方法的几何学家，甚至更是如此。当然在想象中他必须努力达到明晰的直观，而运用草图或模型则免除了这种直观。但在实际绘草图和建立模型时他是受到限制的；在想象中他有无比多的自由去任意修改虚构的图形，去考虑一系列连续多样的可能图形，因此就是去产生无限多的新结构。这种自由性首次为他展开了达到本质可能性的广阔区域，这个区域具有其无限的本质认知的边缘域。因此绘制草图通常在想象构造之后和在依据后者完成的本质纯思维之后。其目的主要在于将先前进行的过程中的诸阶段加以固定，从而使其更易重新再现。甚至当人们望着图形‘沉思’时，重新进行的思想过程，就其感性基础而言，仍然是想象的过程，其结果为图形中的新线条所固定。”

胡塞尔

虽然胡塞尔在这里似乎忘记了直观本质的事，但对想象是直观的证明则是无法驳斥的，而且这种直观在创造性方面的优势也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胡塞尔认为，在现象学的“本质研究”中，“无论如何也必然要求运用想象”，尽管想象也有着诸多局限性，“不能掌握一切可能的特殊构成物，正如几何学家不可能为无限多的物体绘制图形和模型一样”。其实，一切科学研究都离不开想象，或者说，任何知识生产活动都有想象的参与，没有想象也就没有知识生产。特别是在风险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在逻辑地把握世界的方式变得无能为力时，是需要更多地求助于想象的。同样，对于行动者来说，没有想象可能就寸步难行。当然，想象并不是凭空发生的，想象的成效是建立在某种坚实的前提和基础上的。所以，胡塞尔对于想象的应用提出了一项原则性要求：“必须通过在原初直观中尽可能丰富和准确的观察，去使想象富于成效。”

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当运用想象而在事物之间建立起了联系之后，一般说来，人们是满足于表象上的关联性的，并不关注被联系起来的事物间的性质。然而，这种联系的拓展却能够生产出一个具有同质性的知识体系，所生成的观念以及基于这些观念开展的行动和物化成果，都会表现出一种自然的同质性。这种同质性同时又是包含着差异的，或者说是差异中的同质性。这种同质性与工业社会的分析性思维所追求的同一性完全不同。对于分析性思维来说，在思维开始行动时，被作为对象的事物或世界是差异性的，但分析性思维的目标则是透过差异而寻求同一性。一旦发现了同一性，就会依据同一性去开展实践，即把作用于对象和作用于世界的行动建立在同一性的基础上。当然，在农业社会的历史阶段中，差异也是包含于同质性之中的，而且在相似性思维展开的过程中，在相似性思维转化为实践行动时，基于差异的区别对待并不对同质性构成威胁。然而，在风险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差异完全突破了同质性的外壳，犹如破茧而出的蝴蝶，在没有轨迹的天空自由飞翔，无法确定它下一个落脚的花朵或树叶，以至于同质性之茧已经对差异性的蝴蝶飞翔轨迹失去了任何约束意义，或者说，同质性完全从差异性之中消失了。总之，风险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世界是一个失去了同质性的世界。在这里，得以重建的相似性思维不会像它在农业社会那样与同质性有关联。风险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相似性思维不会在任何意义上营造同质性，它通过想象而在事物之间建立起来的联系，完全是从属于行动的，仅仅满足于行动的需要。

在风险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一方面，所有知识生产的活动都应围绕着合作行动展开，即服从于合作行动的要求；另一方面，效用最大的知识正是经验性的知识，它们是具体的，却包含着放任行动者联想的张力，能够让行动者从这些具体的知识中立即领悟出对自己的行动有用的因素。具体的知识是不稳定的、变动着的知识，与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之间有着属性上的契合。相反，那些体系化的普遍性知识往往显得稳定性过强，甚至显得僵化而难以适应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合作行动要求。在风险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以知识形式出现的人的已知世界只是世界极小的一部分，人们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以及人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世界是很大的。对于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世界，人们会积极地去探知。但是，对于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世界，人们就不会作出积极探索的准备。然而，这个世界一旦闯入人的任何一个生活圈层之中，就是以偶发事件的形式出现的。合作行动虽然不能消除人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世界，却能在个体那里极大可能地将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世界转化成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世界，从而在偶发事件出现时有了一定的准备。为此提供支持的，就是在行动中所生产出来的知识。事实上，在风险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先在性的知识往往在某种程度上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在行动中所生产出来的知识，才能够产生其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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