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海 | 从理论方位到历史定位——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调查三大理论派别之争 | 乡土中国与乡村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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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方位到历史定位

——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调查三大理论派别之争

刘金海 |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

本文刊于《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9期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开始进入历史之变、世界之变的大时代，这不仅表现在社会急剧的变革中，更表现在思想文化的变革之中，最终表现在思想与时代相耦合的变革实践之中。在此期间，各种思想、主义纷至沓来，各种运动、改革层出不穷，新的主义或思想催生出新的运动，新的运动又催生出更新潮的思想。遗憾的是，大多数运动、改革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相关的主义、思想也不能挽救民族危机，古老而弥新的中国进入到曲折反复的历史通道之中。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又处在了十字路口，何去何从，既依赖于传统中国的各派势力与格局之争，也依赖于发展对象的性质与动力之争，更依赖于仁人志士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与道路选择。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的世界 / 历史方位

20世纪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新旧更替、变化与延续交织的过程之中，其中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变化中的中国究竟会向何处发展，已经不仅仅是中国自身能够独立决定的；二是在急剧变化的过程中，不仅应该从世界的角度看待中国之变，还应该从未来发展趋势的角度审视中国之路。

这实际上在19世纪中叶以来就已经出现了，中国的士大夫和革新派们也一直是这么做的。典型的如器物与制度之争、君主立宪改革与之后的专制复辟、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革命等。这些方案一个接着一个，不仅没有解决中国面临的发展问题和民族危机，相反，中国日益沦为附庸、陷入衰败进程之中。这意味着，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出现了根本性的错误。

这个时候，有必要以世界的眼光和发展的视角，重新诊脉中国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回顾20世纪30年代的国际社会，民主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成立，将民主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阶段，引发了大规模的世界民主化革命浪潮。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也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后期，向帝国主义阶段发展，对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影响越来越深远。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国际形势之中。

关于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则经历了一个研究与争辩的过程。这个过程发生了两个引人瞩目的变化：一是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爆发了一次对中国社会性质认识的大论战。其影响不只是在国内及学术界，还远及国际社会特别是共产国际；其重点不在于整体性的中国社会，而是集中于中国农村社会。二是认识社会性质的手段或路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主义、思想和理论之争，转向了社会调查与实践之别，这一点直接引发了“农村调查热”和“乡村建设热”。

社会调查研究的兴起意味着中国问题和中国农村社会认识方法与路径的根本转变。首先是认识对象的根本性转变，由宏大的历史叙事和社会问题转向具体的社会事实和社会问题。其次是认识方法的根本性转变，由逻辑演绎转向了归纳总结。最后是理论思想的源泉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个体性的情感体悟和思维历练转向了时代性的社会实践。同时，20世纪20—30年代，各种各样的农村社会调查兴起。各种类型的机构、团体参与其中，调查内容广泛翔实，调查方法灵活多样，总结分析报告繁多，论文成果直接发表于各类期刊，专著亦盛于一时，提出的政策建议等进入政府决策程序亦多；更有甚者，有些社会调查者本身就是社会实践者(如“乡村建设派”)。一时间，农村社会调查风起云涌，乡村建设实践和地方自治实验蔚为壮观，各种民间团体和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各种思想、理论相互交锋甚至论战，形成了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争鸣局面。

对这种情况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既要看到其共性的方面，也要注意到相互之间的差别。在“农村调查热”和“乡村建设热”中，大家都有着共同的想法，围绕着共同的目标深入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和实践。然而，“热闹”之中却有差别，认识、调查和实践起来更是有差异。大同小异可以不计较(如“乡村建设派”)，但派别之争却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还成为该时期的重头戏。虽然社会调查和学术研究鼓励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但农村调查和乡村实践显然被赋予了特殊的社会和历史使命，不能局限于具体的社会调查与实践，也不能局限于学科或科学式的研究探讨，而应该从更高层面上进行知识社会学的思考、比较意义上的理论探讨和历史性的追根溯源。其意当然不在社会调查和实践本身，而在于调查、实践与理论、思想乃至中国发展道路之间的关系。

基于理论方位的三种代表性调查与实践

在这一调查实践与理论争鸣的时代，三大理论派别最具代表性：一为以美国传教士卜凯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学派，有时被称为“技术派”；二为以共产党人陈翰笙等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也有称之为“分配学派”)；三为以梁漱溟为代表的狭义上的“乡村建设派”，还延及此一时期从事乡村教育与改造实践的活动(特别是以晏阳初和李景汉为代表的定县社会调查和平民教育运动)。这三个派别又具有两大特征：

第一，这三大派别从事社会调查的实践意义超过了学术意义。针对当时的中国农村，社会调查与实践的目标就是要解决中国农村的发展问题。这一问题在卜凯那里简化为农业经济问题，在晏阳初那里主要表现为文化素质问题，在梁漱溟那里浓缩为社会结构改造问题，在陈翰笙那里表现为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

第二，三大派别聚焦于社会发展的三大动力。以卜凯为代表的农经派强调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以梁漱溟和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强调农民的社会化改造，以陈翰笙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强调要变更不合理的土地制度和生产关系。

这三个派别的目标都是为了解决中国农村问题乃至中国社会问题。首先要问的是，中国社会及中国农村是否有“问题”?如果有“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不仅“提出问题”是“问题”，“解决问题”有时候也是“问题”,对“解决问题方法”的研究，即采用什么方法解决“问题”本身也是一个“问题”。虽然“问题”如此之多且繁杂，但有一个总纲，这就是研究者居于主导性和决定性的地位，有什么样的问题意识及具体问题的提出和解决，都取决于研究者的理念和知识结构。对三个代表性的派别而言，他们是如何看待中国农村的?是如何发现中国农村问题的?发现了中国农村的什么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能局限于他们对中国农村问题的认识和研究，而是应该从他们的知识储备和理论谱系中寻求答案。

此时的中国问题具有双重属性：一是历史维度，即从历史变化来看中国；二是世界维度，即从外部世界看中国。如何看待这两个维度及两个维度中的中国，研究者自身也有一个理论维度的问题。这就要在中国问题的历史方位和世界方位基础上，增加一个研究者的理论方位。立足于研究者的理论方位观察，中国的历史方位和世界方位也会有所不同，以此来看代表性派别的代表性人物及其如何看待中国及中国农村，亦各有分别。

卜凯来自于美国，是康奈尔大学的农业经济学教授。此时的农业经济学既属于经济学亦属于农学，卜凯偏向于经济学。美国此时仍然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居主导地位，卜凯从事的农业经济学研究自然也以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原则为前提。此时的中国处于传统小农经济逐渐解体，部分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阶段；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处于从属或附属的地位。在卜凯那里，中国虽然处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之中，却是世界经济网络中的低洼地带，需要应用自由主义经济原则来改善这一局面。卜凯也是带着这样的使命来到中国的(如他的传教士身份和农业技术的推广实践)，后来卜凯的理论发展超出了原先的计划，不仅要为发展中的中国建立农业经济学科(如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学科创立)，而且要收集完整且准确的农村统计资料，为世界农业经济提供材料。

陈翰笙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农村经济和社会研究者，曾留学美国和德国，1927年在共产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工作期间，两个事情进一步影响了他对中国社会的看法：一是共产国际内部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大论战，是由中国革命的实践问题引起的；二是1928年马季亚尔的《中国农村经济》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引向高潮。陈翰笙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认为马季亚尔关于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结论是错误的，只是机械地使用了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如土地私有制在中国是一种历史性的发展，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分析仅限于农村经济与商品等，而“中国社会之阶级的分析，并非本书的任务”。他还特别地认识到，“作为一个革命者，不了解自己的国家，就无法决定革命的方针路线，因而决心返回祖国后，一定要对中国的社会作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从这个角度看，他的理论方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社会主义理论。在他看来，此时中国社会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仅落后，而且需要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他组织和进行社会调查的目的，是要为中国农村及中国社会寻求正确的道路，“不是为调查而调查”。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代表性人物晏阳初和李景汉也持同样的观点。《定县社会概况调查》诸序言中多次言明，定县的社会调查虽然是基础性的工作，但“调查工作不是为调查而调查，必须要着眼于社会的实验的改造”；研究定县也“不是单为定县而研究，乃是为全国而研究的”。这一立论的基础是对农民的智识改造，原因在于对中国文化的定位。如梁漱溟所言，中国的儒家文化高于自由主义而低于印度佛教文化，自由主义革命不能适用于中国，以苏联道路亦不能救中国，中国只能走文化自救的道路；且前无借鉴，后不可期，只能依赖于自己，但又不能忽视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故梁漱溟在延续传统士大夫知识再生产机制的基础上，对儒家学说进行了改造，在“新儒学”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基于社会新构造的“新治道”。从这个角度看，梁漱溟的理论方位似乎与当时的中国最为相宜，提出的解决方案既立足于中国社会实际，也不离弃既有的社会秩序。

梁漱溟

基于理论实践的三种代表性发展思想

从历史性的角度看，此时的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从世界视野来看，中国正处于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转变过程中，处于自由伊始但未成形或深化的阶段，也正处于发展的进程之中。一切皆有可能，一切尚无定论。于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及中国发展道路上形成的以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三种思想，直接影响并决定了中国农村调查和农村社会问题研究的重点。

西方自由主义思想源远流长，近代以来一直居主导地位。其主旨是市场统率一切，资本主宰一切。在自由主义特别是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之下，世界贸易和经济体系形成，不平等和依附性的国际经济关系出现。20世纪的中国就处在经济自由主义的世界体系之中。不幸的是，“普适”的经济自由主义，使处于附属地位的中国遭受着它带来的痛苦和磨难，持续发展的结果只能是沦为殖民地。这是中国人民绝对不会接受的，自由主义在中国不可能大行其道。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基础上，与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悍然相对，形成了两大思潮对立的局面。这种对立局面也表现在扩张性的世界体系之中。不同的是，自由主义主张通过资本运作来实现世界经济的一体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则主张通过无产阶级的大联合来实现人类社会的共同体，必然对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不平等贸易和经济体系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

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思想虽然对立，但对于中国社会而言，都属于舶来品，是中国客位。在这样一种境况下，仁人志士异常涌动，不仅关注中国发展道路问题，更关注中国民族危机。“乡村建设派”就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代表，梁漱溟更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他阐释的“新儒学”就是要规避中国客位的弊端，回到中国主位的发展道路上。这里的中国主位，首先在于对历史的传承，梁漱溟通过对儒家文化的重新阐释,找到了一条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融合的有效途径，这便是乡村社会的组织“新构造”。其次，中国主位表现在，中国应该走自己的道路，而不是走以欧洲为代表的近代民主政治之路和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党道路；方式不是革命，而是基于教育运动的乡村建设之路。相较于同一时代的世界发展水平，中国不仅是乡村本位，而且处于弱势一端，通过救济、复兴和建设等在运动和变革中求得稳定与发展，无论是对于知识分子和政治机构而言，还是对于处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濒临破产的农民而言，都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三种思想都试图影响中国的发展道路。对中国社会而言，在当时，这三种思想都有其合理的成分，都能够在中国社会民众和精英中寻求到支持者和拥护者。自由主义强调了人类社会的某些基本行为规则，中国自古也有自由的基因；社会主义占据了社会公正与正义的高点，不仅能够规避或解决现有社会中的诸多问题，而且为人类设计了一个美好的制度蓝本。两者共同的特点是“求变”，正好符合或是激发了此时一些研究者和改革家、革命家的愿景。而儒家学说则强调坚持了中国的传统渊源，已经内化为一些中国人的潜意识甚至无意识。中国历史上每当社会出现大变革，“求诸于己”“古为今用”就屡屡出现。每一种思想理论都可以成为社会实践的坚实基础，也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寻找到实践的表征。在中国社会，三大代表性的思想理论碰撞和交流的结果不是零和博弈，而是相互促进，共同进步，面对中国面临的共同问题时，提交了不同的答卷。

相比较而言，当时的中国受经济自由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影响更深，范围更广，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附属国，中国农村陷入衰败之中。解决途径至少有二：一为中国脱离世界自由经济体系，二为深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但对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而言，似乎别无选择，特别是国门开放和“西学东渐”之后，中国政治对西方社会的“模仿”“借鉴”越来越深，中国经济也似乎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员。在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以“中国经济派”为代表的研究者们似乎都接受并认可了这一结论。就连历史学家何干之也认为，中国农业生产中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和探讨中国经济和农村经济问题，经济自由主义观点更有市场和解释力。而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农村，只是时间上有先后而已；以自由主义为底色的农业经济学科，更是对中国农村及其问题进行直接研究与探讨。以卜凯为代表的中国农村调查(通常称为“农业经济调查”)就是将这一学科知识运用于中国社会的典型代表。

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基础上，同时又以建立一个公平富裕的人类社会共同体为目标。从社会主义的视野来看待此时的中国社会，不仅带有批判的视野，同时有建构的动机。陈翰笙当时的认识也是如此，一方面他反对马季亚尔认为中国农村是资本主义农村的观点；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追随与学习，使得他立志返回中国后要进行一番农村社会的调查研究，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集中到一点就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关系的总和，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关系”。陈翰笙对此有明确的认识，“一切生产关系的总和，造成社会的基础结构，这是真正社会学的研究的出发点”。“在中国，大部分的生产关系是属于农村的。”后来陈翰笙组织和主持的各类农村经济调查，均源于此；陈翰笙以第一手的农村调查材料，论证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

儒家学说在时间坐标上远远早于自由主义，是中国传统时期的意识形态，其功能旨在培养和塑造臣民、顺民和服从者，服务于专制秩序；儒生们主要以“学而优则仕”为人生奋斗目标，儒家则主要以重新阐释儒家学说适应时代为使命。但这需要一个前提，即只有在一个相对独立、稳定和封闭的社会中，才能发挥最大效应。战败国和国门开放的结果不仅给中国带来了民族危机，也给儒家学说的正统性和合法性造成了冲击，更是在影响儒生们人生命运的同时带来了生存危机。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与知识分子的命运拴在了一起，一方面是寻求突破，另一方面是固守本位。“中体西用”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张之洞行之于前，乡村建设派们续之于后。在梁漱溟看来，以儒家学说为根基的中国文化出了问题。“中国问题根本不是对谁革命，而是改造文化，民族自救，重大的民族自救文化改造问题，早掩盖了其他问题。”而“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又为乡村而设。”故在梁漱溟那里，中国问题的实质是文化问题，并集中表现为乡村问题。这两个论述还需要继续落地，最后集中到农民的文化教育和社会改造上，具体的乡村建设也是以这两个方面为主。站在儒家学说的角度，审视和看待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问题及提出解决方案，确实具有“复兴”“救助”之意，但困囿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其结果只能迈向保守主义的行列。

理论派别和发展思潮纷争下的实践差异

当理论与基于理论的问题意识确定之后，接下来就是具体的社会调查与研究了，它包括研究范围、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等。

以卜凯为代表的农业经济调查归属于经济学科，继承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精髓，建立在效率“极大化”这一假设基础之上，集中探讨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经济行为抉择机制的“帕累托最优”。这反映在20世纪早期美国的农业经济学中，集中于农场管理、农场经营的理论与实务，农产品的价格和运销，以及土地经济、农村经济等。卜凯在中国进行的农村调查有相应表现：(1)秉持经营管理论，以农场经营管理和土地经济为主要调查内容，正如《农场管理学》课程和两大代表性的调查成果《中国农家经济》《中国土地利用》。(2)集中于经营效率论，如农业生产经营状况、适宜的农业生产组织和农业生产要素的合理组织等方面，中国农业的主要问题是“技术落后”。(3)追求效率最优论，其目的是追求最为合理有效的农场经营单位或“最经济之田场”。在《中国土地利用》中，这一目标得以达成，“此类田场仍为适合农家大小之田场，亦即通常认为农事上最经济之单位”。(4)其实质是资本优先论，认为中国土地利用不经济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口过密，属于典型的“以地论人”，研究过程也忽略了对农民经营行为及决策机制的探讨。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属性非常明显，不仅关注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更关注反映在物质关系中的社会关系，特别是阶级社会中的阶级关系。陈翰笙不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是把它作为思想的武器和实践的工具：(1)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下，他有了批判马季亚尔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的武器。(2)从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角度来关注中国的农村经济，特别是在分析单位上，他与西方的农业经济学派有着完全不同的分类，这使他成了马克思主义农业经济学的典型代表。(3)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不仅获得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真实认识，也提出了中国社会的革命发展道路。在他看来，中国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权力和商业这三种力量的高度一体化，并集中地体现在封建土地制度中，解决的办法是通过革命改变不合理的土地制度。

梁漱溟代表的儒家学说是一个统括性的表述，既有本原意义上的文化教育内涵，也包含了承载于其中的意识形态功能，还蕴藏了专制秩序与伦理道德的内核。具体到操作层面，可以通过文化教育形式及基本状况、农民观念及态度思想、农村组织及乡村治理等表现出来，只要是有助于维护既有社会秩序的形式或表现等都可以纳入进来。遗憾的是，作为“最后的一位儒家”的梁漱溟，没有关注儒家学说在农村的具体表现，赵纯孝的43篇连载《邹平实验县实验些什么?》也没有作相应的考察。倒是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的平民教育运动中作了类似的调查，《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是集大成者。伴随着农民思想观念信仰调查的是平民教育运动和乡村建设热潮，前者以河北定县为代表，在分析中国农民问题的基础上，把“四大教育”和“三大方式”融入教育运动之中；后者以邹平乡村建设实验为代表，把文化教育、政治教育和社会教育连通起来，将乡学、村学融为一体，在文化下乡和知识实践的同时，实现了梁漱溟所谓的乡村社会组织新构造。

不同的理论与问题，以及在操作层面上的难易程度及调查实践，最终决定了不同的调查结果和成效，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在以卜凯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学派那里，中国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农业问题，解决方式主要是技术革新，新型农业技术的推广和使用，以及市场联结与服务等，认为美国和中国并无本质上的差异。卜凯处处以美国的农场管理理论和农业经济研究的理论、术语和方法为指导，农村调查报告的结构安排中均有相应部分，调查结论也是美国农业经济研究早已有的结论。

在以陈翰笙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那里，进行中国农村调查的目的，就是为了搞清楚中国社会的性质，以便为接下来的实践工作做好准备。故在陈翰笙主持下的中国农村调查中，代表性考虑首当其冲，有江南、河北和岭南的选择，“认识这些地方的社会结构的本质，对于全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序，就不难窥其梗概，而对挽救中国农村的危机，也就易于找出有效的办法了”。正因如此，以陈翰笙为首的“中国农村派”，“用农村调查的具体材料，证实中国农村社会性质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同时，“以《中国农村》为阵地，做好党的宣传工作......还争取、团结许多党外进步人士，同我们一起斗争”。

乡村建设派的调查与实践要分开来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进行的社会调查，系统地探索了适合本土实际的社会调查方法，以《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为代表的定县社会调查报告被誉为中国社会调查的里程碑式成果。它直接指导了定县平民教育运动的实践方案与规划制定，在定县掀起了平民教育运动的高潮。对于在邹平进行的乡村建设实验，梁漱溟自己持悲观和否定态度，认为其“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但以此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引起了蒋介石的关注，国民党政府开始推行县政实验。在20世纪30年代，县政建设实验有11省20个县参与，邹平的乡村建设实验是重要推动力。

当理论回归现实，实践是对理论最好的检验

一段时间以来，三大调查派别之间的差异甚于共性，甚至表现为直接的对立。比如，在调查方法与内容上，农业经济学派与“中国农村派”针锋相对。钱俊瑞认为，“卜凯教授这类的办法......非但是偏而不全，而且没有找到问题底中心”；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农户分类问题、租佃问题等)和属性(如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判断上，分析依据或标准完全不同，以至于结论观点完全相左。在解决中国问题的道路上，“中国农村派”与乡村建设派相互批判。1931年梁漱溟在《我们政治上的第二个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未完)》中直言“取法俄国共产党的不可能”；《中国乡村建设批判》“序”中认为，乡村建设运动是“在对抗土地革命和对抗反帝国主义斗争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而“中国农村派”指责乡村建设理论是站在地主立场，企图维护农村的旧秩序，反对党的土地革命；“《中国农村》对各种改良主义者的谬论，进行了不断的批判论争”。

派别之争不仅表现在社会调查和知识实践上，还表现在政策建议和建设实践之中。比如，以卜凯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学派调查在提供了权威调查资料和成就其自身的同时，也为国民党政府提供了108条政策建议。以陈翰笙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从认识中国社会性质的角度进行农村调查，成为后来各个时期农村调查的经验指南。而对于乡村建设派则要具体分析：定县平民教育运动旨在提升民众的文化素质和社会素质，有行动但目标不明确；邹平乡村建设实验因理论本身的局限性，最终沦为地方改革与县政实验的工具；其他一些建设实验，多是为实现实验者的理想或抱负；乡村建设派不仅内部有派别，分歧繁多，实践中也是各自为政，因此只能依托于既有的政治格局，局限于“知识的实践”。

相比较而言，“中国农村派”的调查以现实性、时代性和全局性为特征，农业经济学派的调查以学科性、学术性和研究性为主，乡村建设派的实践则以实践性、理想性和保守性为特征。以卜凯为代表的中国农村调查是美国农业经济理论在中国农村的运用，只能解决农业经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实践没有创新理论的指导，在实现知识分子理想蓝图的同时，更多的变成既有秩序的粉饰工具。“中国农村派”从一开始就定位于中国社会的现实性和全局性问题，由此生发的生产关系革命论自然就优于改良论和实验论，在接下来的中国社会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之所以产生如此结果，主要在于两个方面：其一，“中国农村派”的理论背景在时间方位、历史方位上，晚于以卜凯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学派和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其二，生产关系革命论不仅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而且还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当三大派别相遇时，“中国农村派”不仅能够直面另外两派在理论上的不足和在实践中的缺点，在批判另外两派时亦是游刃有余。三大派别的命运在相遇的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了。

事情还有另外一面。三大理论派别分别发现的问题有着各自的特征及属性。其中，农业经济问题具有一般性，存在于所有社会的发展进程之中，不因社会性质不同而有所不同，且不可一蹴而就。比如，以卜凯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学派只能调查、研究、推广、试验和提供政策建议等。农民文化问题属于精神文化范畴，同样不可一蹴而就，虽有可能出现跳跃性的变革，但最后仍会因缺乏基础性的支持而回归现实。以梁漱溟和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可以在理论上进行保守性的创新，在实践上进行改造性的实验，但最后结果终归要回归现实并检验理论。

像河北定县平民教育运动，最终是造就了一批说空话者；山东邹平实验如河南村治实验一样，不得不随着时势变化而终止。农村土地制度问题属于社会制度范畴，具有时代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但更有可能随着人们认知水平和认识能力的改变而变化。以陈翰笙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着力于挖掘造成社会问题的制度根源，通过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达到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和挽救民族危机的目的。正因如此，“农业经济学派”只能局于一隅，“乡村建设派”高度依赖于行政当局，“中国农村派”则超脱于两者之上，从中国问题和民族危机出发，纵览全局，不仅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还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

这对处于历史之变和世界之变的中国显得尤其重要。因为，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与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这两个问题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搞清楚中国社会性质的目的是为了搞清楚中国革命的原因、动力和任务，直接指导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践。这意味着，社会调查不仅是认识社会现象和规律的方法工具，更是解决社会问题和民族危机的有效途径。在这方面，以陈翰笙为代表的“中国农村派”着重于前者，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立志于后者。对毛泽东而言，他非常重视社会调查，在革命进程中不断调整着农村调查的内容与重心，还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自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着眼于时代性的民族危机和社会问题，通过革命运动和社会实践，不断深化着对中国社会的认识，调整着革命运动的方向，直至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的伟大胜利。

同时，我们也要历史地和辩证地看待“中国农村派”的调查实践。“中国农村派”关注的核心是社会制度问题，通过制度变革推动社会整体发展。对于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社会而言，这是解决社会问题和挽救民族危机的一种适宜选择。然而，它也为中国后来的发展留下了隐患和短板，预设了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曲折反复进程。在当代中国农村的发展中，不仅需要高度关注生产力水平、社会制度与农民文化素质之间的契合、平衡与均衡关系，还要特别注意提升农业生产力和农民文化素质水平问题，这在改革开放后农村发展进程中表现得尤为显著。

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农业生产问题和乡村建设问题又凸显出来，在成为社会热点的同时，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历年“一号文件”的主题也集中于此。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不同于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已经迈上了稳定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关注的是农村社会的整体性发展，这同样体现在21世纪以来的所有“一号文件”中。从历史发展的长周期来看，这既是当前中国农村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弥补和解决20世纪上半期中国农村制度变革后产生问题的需要。

余论

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20世纪上半期中国农村调查的三大派别之争，表面上是方法、内容和政治立场之争，实际上也是当时世界上的三大思想之争。这对调查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不仅要明确调查对象的历史方位和世界方位，自己还要有一个理论方位的问题，并且要有一个相对的高度。

当历史处于转折点时，这个问题就显得更为重要。变革时代的社会调查不能局限于调查研究本身，还应该负有更为宏大的实践目标。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农村调查的派别之争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镜鉴。当今的中国处于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上，又面临着新的时代、主题和世界格局，世界在变化之中，中国亦进入变革的“大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亦在发生变化。在这个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一体化的时代，就更要应用好社会调查这一认识和实践工具。现在，革命时代过去，国家建设和治理时代来临，调查研究已经发展成为群众工作和治国理政的一个基础性的工作方法。在中共十九届一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此作出了深刻阐述：“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调查研究是我们做好工作的基本功。”

当然，今天的中国已不同于百年之前的中国，不仅中国自身发生了亘古未有之变，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也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我们已经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与角色也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新时期的历史之变和世界之变，促使我们不仅要把认识的重心和知识的实践聚焦于正在发生的亘古未有之变和社会事实上来，而且还要求社会科学研究者要有新的观察角度和研究视野。与百年之前不同的是，研究者的理论方位不能一如既往地“借鉴”“模仿”和“引用”西方之论，也不能一味地“求诸于己”和“古为今用”，而应该回归现时代的中国本体和研究者主位，基于对中国事实和世界格局的重新认识，积极探索与新时代、新格局和新形势相匹配的新视野和新视角，发掘“中国式”的问题域，探索“中国式”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创新和建构“中国式”的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和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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