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闻闻|上海范式:要素市场全球资源配置的引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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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范式:要素市场全球资源配置的引领性
潘闻闻|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副研究员、高级经济师
本文刊载于《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10期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要素流动改变了全球经济运行的趋势。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依靠全球产业链分工进行全球价值链布局的国际投资占比不断上升,全球正在出现“投资取代贸易”的新态势和新趋势。以跨国公司为主体,采用国际投资实现要素全球流动,是发达国家在上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主要手段。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依托全球价值链,将本国经济资源和要素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中,以此加强其在高端产业和高端要素资源领域的先发优势,试图引领全球经济和产业发展。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认识到全球竞争格局变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牢牢抓住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创新链深化发展的契机,打破了由发达国家控制下被迫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桎梏,在承接产业转移的同时不断深化本土化战略,着力提升生产技术水平,在本土延伸产业链,完善自身工业体系。
当前,我国经济规模、贸易规模、资金跨国流动规模等均居世界前列。当前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与发达经济体的关系从互补合作为主转变为互补与竞争合作并存。已有研究指出,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模式已经由劳动密集型转为资本密集型,由依靠廉价劳动成本的简单制造和组装为主的模式,逐步升级为先进制造业模式。可见,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已经逐步探索出适合自身发展的模式。但相关研究主要基于产业链、开放度等视角对全球资源配置功能进行分析,尚未形成较为完整的范式研究,归纳总结我国配置资源的有效模式以支撑未来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上海正加快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乃是世界观察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窗口,强化其全球资源配置功能将更好地体现上海代表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影响力。分析和总结上海以建立要素市场为载体强化高端资源配置功能的范式,有助于理解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全球资源配置功能提升的路径和模式。与此同时,伴随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和逆全球化思潮、贸易保护主义兴起等,要素资源流动、集聚和培育方式呈现新趋势、新特征,给上海范式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为此,本文将从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的科学内涵入手,深入分析上海要素市场的阶段性特征,从市场定价权、规则制定权、关键影响力等多个角度,论证要素市场全球配置中上海范式的独特性和普遍性,为提升我国全球资源配置功能和核心竞争力提供重要理论支撑。
何为要素市场全球资源配置的上海范式
全球资源配置功能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经典贸易理论强调各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对差异,但仍以静态视角分析,没有考虑要素流动对生产率的影响。随着要素全球流动,全球资源配置模式突破了以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为基础的静态要素禀赋理论,趋向于各国高端生产要素的动态流动所形成的新比较优势。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是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最重要的基础是国际直接投资。随着不同国家的生产要素相互结合,生产的国际分工模式转变为要素的国际合作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利用自身传统要素吸引高端要素流入,并在要素全球流动中提升自身要素能级,成为发展中国家最关键的发展战略。
新兴经济体在全球化进程中引入和吸收高端要素,已经改变了世界经济的运行轨迹。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敏锐意识到要素的集聚、配置、培育功能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全球经济的发展格局取决于要素的流向和结构,形成了全球资源配置的新范式。
(一)全球资源配置科学内涵与上海范式的关系
全球资源配置功能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集聚资金、技术、信息、人才、货物、数据等各类要素资源并加以配置的能力。当前,这一功能强调对高端要素的集聚、整合、创新、控制、分配和激活,重点是促进全球要素加速集聚,提高高端要素集聚浓度,提升要素资源配置效率。
一个地区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的强弱,通常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观察:从配置范围看,主要观察一个地区能否促进全球资金、技术、信息、人才、数据等高端生产要素资源的高度集聚和高效配置,关键是对全球要素资源进行吸引、流动、整合、控制和使用,强化全球范围内高端要素资源领域的集聚优势和配置能力。从配置方式看,主要观察一个地区的制度环境、政策环境、开放环境、营商环境能否对全球要素资源产生向心力、吸附力、影响力和控制力,关键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在全球经济中占据和控制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关键环节,有效引导全球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的流向和布局。从配置主体看,主要观察一个地区的各类市场平台、功能性机构能否在参与要素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促进该地区深度嵌入全球金融网络、贸易投资网络、航运物流网络和技术创新网络,重点是在集聚跨国公司总部的基础上,建设具有全球集聚度、辐射力和影响力的要素市场,着力突破影响全球资源配置的制度性瓶颈,以高能级的要素市场为重要主体。
要素市场的全球资源配置功能是新兴经济体抓住经济全球化深化契机,集聚、链接、辐射、支配高端要素的关键能力。其内在要求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强化全球资源集聚功能,着力提升全球性资源集聚度。资源集聚是配置资源的基础和前提。强化全球资源集聚功能,就是要持续增强对全球性资源特别是高端资源的吸引力,努力成为全球要素资源的“蓄水池”,为配置全球资源提供源头活水。第二,强化全球资源链接功能,着力提升战略性通道控制力。全球资源的连通管道本身就是一种战略资源。强化全球资源链接功能,就是要尽可能多地占据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贸易链、创新链、价值链上的核心环节,努力成为国际国内经济循环的“神经中枢”,成为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交易交换的“战略接口”。第三,强化全球资源辐射功能,着力提升外溢性影响的覆盖面。资源辐射的覆盖面规定了一个中心城市资源配置能力的边界。强化全球资源辐射功能,就是要努力打通阻碍各类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关键节点,向全球网络、国内腹地和周边区域传递先进的技术、资本、管理、信息等要素资源,成为服务全国的“龙头”和影响全球的“桥头堡”。第四,强化全球资源支配功能,着力提升制度性国际话语权。制度性话语权是从源头上指挥调度全球资源的核心竞争力。强化全球资源支配功能,就是要力争在全球重要生产要素上掌握更显著的定价权,在国际通用标准制定上掌握更大的话语权,在国际规则洽谈上掌握更有力的主导权,尽可能掌握价格信号、准入标准、规则壁垒的资源配置作用,最终成为支配和控制全球生产要素流向和布局的“掌门人”。
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以逐步建立完善的要素市场体系为基础,不断提升高端要素的集聚、链接、辐射和支配功能,使得要素市场成为强化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的重要抓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指出,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成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强化全球资源配置功能是党中央在新的全球经济大变局背景下,从“四个放在”角度(放在中央对上海发展的战略定位上、放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放在全国发展大格局中、放在国家对长三角发展的总体部署中)赋予上海的重要任务。
其中,要素市场是上海代表我国进一步深入参与全球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的关键载体,其核心是要素市场国际化。要素市场国际化强调一国的市场经济与国际市场融为一体的过程,即市场中的生产经营活动超越国界,成为国际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使国内市场变为适应国际通行规则的国际性市场。提高要素市场国际化水平,是上海新一轮高质量对外开放的关键支撑。目前,上海已经成为全球要素市场门类最齐全的城市之一,提高要素市场国际化程度,对于上海在双循环格局中打造具有全球集聚度、辐射力和影响力的资金、技术、信息、人才等高端要素资源交易承载地,加快实现从全球要素资源集聚地向全球要素资源配置地的功能升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见图1)。
(二)上海要素市场发展的四个阶段性特征
强化全球资源配置功能,是全面提升上海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根本所在。当前,上海围绕“五个中心”建设的国家战略,着力促进全球资金流、贸易流、货物流、技术流、人才流等各类资源向上海集聚、经上海周转、自上海扩散,资源集聚总量在国内领先,资源链接能力逐步提升,资源对外辐射的广度和深度日益增强,已初步成为全球经济发展风向标之一,具有较强集聚和辐射功能。上海在以生产性服务业为核心的全球化与世界级城市评价(GaWC数据库)2020最新排名中升至全球第五,进入具有较高集聚和服务能力的国际城市“第一方阵”。
上海要素市场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金融要素市场齐备。上海已经形成了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和金融产品体系:股票、债券、货币、外汇、票据、期货、黄金、保险等各类全国性金融要素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到目前总数达到13个。上海成为全球金融要素市场最完备的城市之一。在第29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名中,上海升至全球第三,各类金融市场影响力日益扩大。
第二,大宗商品市场丰富。上海在全球贸易投资网络中的枢纽作用不断增强,贸易投资网络遍及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贸易要素加速自由流动,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型贸易加快发展,在贸易资源配置规模方面一直保持领先。与此同时,大宗商品市场价格指数产品和定价机制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
第三,航运资源高度集聚。上海充分发挥对外开放最前沿的区位优势,持续加强国际枢纽港地位,在《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报告(2020)》中排名升至全球第三。上海港已经成为中国大陆集装箱航运最多、航班最密、覆盖面最广的世界一流海洋港口,国际标准集装箱吞吐量连续10年位居世界第一,洋山四期自动化码头成为全球最大自动化码头,吴淞口邮轮港连续四年保持亚洲第一、全球第四的邮轮母港地位。上海机场货邮吞吐量、航空旅客吞吐量分别位列全球第三和第四。
第四,科技资源布局前瞻。上海围绕信息、技术等创新核心要素,加大新型基础设施投入力度,促进创新主体、创新平台、创新机构集聚发展,推动城市功能实现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时代蜕变。通过加快布局面向前沿的创新资源,建设完成14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全球规模最大、种类最全、综合能力最强的光子大科学设施群也初具雏形,张江实验室、量子国家实验室上海分部等一批前沿实验室相继落成。
(三)上海要素市场面临“最高水平”的瓶颈
总体来看,上海在提高要素市场的国际化水平方面已经取得初步成效,但全球范围内要素资源竞争日益激烈,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高水平仍存不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影响全球要素资源配置的定价权和话语权仍不强,“上海价格”国际定价权需增强。金融市场的国际定价权事关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的强弱,上海距离拥有资产定价权的目标还有不少差距。目前,仅上海铜、天然橡胶等少数期货交易品种在国际市场有一定影响力,以“上海油”为基准进行报价的交易比例还比较低,黄金、石油、有色金属等重要商品期货价格的国际影响力不足,衍生品市场国际化品种不够丰富,面向国际、期现联动、统一规范的大宗商品市场尚未形成,“上海品牌”的国际影响力亟待扩大。与此同时,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上海黄金交易所等国际影响力仍需提升,具有全球性“产业联想”效应的上海本土品牌稀缺,“上海规则”之于国际金融、海事等的话语权亟待提升。
第二,要素跨境流动和配置全球资源的制度性瓶颈仍需突破。在促进资金、信息、货物等重要经济要素的境内外双向流动上,制度安排与操作路径还需加大改革创新突破力度。在资金流方面,便利资金跨境流动的金融服务体系仍需完善,境内管理离岸资产受到跨境收支和双重税收限制(例如,新加坡、日本等对跨境管理海外资产税费实行属地征收),境外基金跨境投资境内创新资源的政策堵点有待消除,货物转手买卖白名单制度等外汇管理创新试点仍需深化。在数据流方面,跨境数据流动、数据存储、源代码公开、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规则体系亟待健全。在货物流方面,国际船舶登记数量只有新加坡的1/10,相关政策仍需争取突破性进展。
第三,高能级平台主体的全球运作功能仍有待增强。高能级平台主体功能尚未充分发挥,跨国公司以上海为平台,开展资金运作、贸易结算、资源调配等核心业务仍显不足。比如,2019年进入财富世界500强的21家中国金融机构中仅4家在沪(北京为10家),全国13家保险集团控股公司仅1家太保集团在沪;落户上海的国际专业律师事务所、国际知名管理咨询分支机构分别仅17家和14家,远低于纽约(79家和69家)和伦敦(66家和60家)。高能级主体的全球资源配置功能也有短板,外资占A股市场流通市值的比重不到4%,债券市场境外投资者比例不到3%。由于在沪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以管理型总部居多,资金运作、贸易结算、采购销售等核心功能不突出,统筹整合全球供应链和亚太事务的功能较弱。
(四)要素市场全球资源配置的上海范式的独特性
要素市场全球配置的上海范式,致力于吸引和聚集全球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关键要素,塑造全球性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配置功能,具有三个特性:
第一,从全球要素市场的定价权看,发挥要素市场的价格信号功能是资源配置的关键手段。上海通过建立完善的要素市场体系,以开放优势、区位优势、平台优势集聚了要素资源,从集聚要素体量入手吸引全球要素资源,建立了要素国际流动的链接通道,有效促进了全球要素的高效配置,一些要素市场的交易规模已经居于全球前列,初步实现了上海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强节点”和“强链接”功能。第二,从世界生产网络的核心控制权看,要素市场是配置全球高端资源的重要载体。上海紧紧抓住全球资本、前沿技术、尖端人才、重要商品和服务等高质量要素,推动跨国公司总部、新型研发机构等高端要素载体的集聚,提升要素配置的动力、效率、能级,在全球生产要素流向和布局上争取更有力的控制权。第三,从国际治理体系的规则制定权看,在国际投资贸易领域的规则制定权和话语权是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重要体现。上海通过加快经贸规则与国际最高标准接轨,以建设高水平自由贸易区为契机,着力构建高效配置资源的全球价值链和区域价值链,在国际通行规则制定上争取更强的话语权。可见,上海要素市场建设就是围绕市场定价权、核心控制权、规则制定权的目标,持续增强各类在沪要素资源的集聚浓度、链接强度、辐射广度和支配力度,在巩固中提升高端资源集聚功能,在开放中强化内外资源链接功能,在发展中放大全球资源辐射功能,在探索中培育要素资源支配功能。
纵观全球城市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发展经验,上海范式综合了纽约、伦敦、新加坡等城市配置全球要素资源的先进做法,是在我国新发展理念引领下促进全球高端要素资源高效汇聚、高效流动、高效输出的实践探索,形成了一些具有参考价值的普遍性特征:第一,注重高端资源配置,将发展重心向高端要素资源聚焦,以要素市场建设构建各类高端要素资源流动、聚合、交换、碰撞的战略通道和链接通路;第二,注重市场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通过打造高能级要素市场,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功能性机构,夯实配置全球要素资源的微观基础;第三,注重制度软实力提升,着力优化制度政策环境,大幅降低要素通过枢纽节点流动和配置的成本,提高城市要素资源管理服务效率,以此提升在全球城市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和层级。
如上所述,当前上海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要素市场体系,但是上海要素市场国际化水平仍需要进一步提高,以在全球关键的生产要素上需要有更加显著的定价权,在推动要素自由流动和全球化配置方面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的新趋势和新特征对上海范式的影响
目前,影响上海要素市场国际化水平的因素主要有:从全球看,经济增速放缓与贸易保护并行压力增大导致要素市场国际化进程受阻;从国内看,要素市场国际开放和跨区域市场流通政策及配套环境缺乏导致要素市场国际化程度滞后;从上海自身看,要素市场行政管制较多、试点领域先行先试创新力度不够,导致其全球要素资源配置能力不足。因此,需要准确把握全球经济发展新变局和新趋势,明确其给上海范式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一)逆全球化导致全球要素“断流”和“断链”挑战加剧
世界呈现竞争优势重塑、经贸规则重构的叠加态势,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引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价值链、服务链一系列大调整、大转折。全球治理体系和经贸规则面临调整和重构,这轮重构覆盖面广、领域宽、规则新,对投资、服务的开放和自由化标准要求更高,更加注重“公平贸易”规则。上海要素市场建设应如何全面参与、融入、适应这些规则变化并迎接严峻挑战?
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全球要素“断流”风险。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导致各国边境严加管控,全球要素资源自由流动受到阻碍,全球人流、物流、资金流跨境流动全面受限。资金要素方面,国际直接投资持续低迷,从长周期看,全球投资与全球经济增长均处于百年来新一轮低速增长期。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发布的第38份《全球投资趋势监测》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急剧下挫,从2019年的1.5万亿美元下降到8590亿美元,降幅达42%。由于预期投资收益下降,未来全球跨境投资活动将进一步受到抑制,上海利用外资扩大开放的带动效应必将受到影响。商品要素方面,国际消费需求大幅下降。近年来,世界贸易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世贸组织统计显示,受全球贸易局势紧张和经济增长放缓影响,2020年全球商品贸易下降13%~32%。我国主要贸易伙伴——全球商品贸易前十大进口国(欧、英、日、加等)进口货值出现1%~8%的不同降幅。人才要素方面,国际交往全方位受限。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报告,2020年5月全球航空客运量同比下降91.3%,使得上海在进一步扩大开放和加强国际合作过程中遇到新的障碍。
另一方面,全球产业、科技、金融领域面临“断链”风险。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深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我国的刻意“脱钩”,由贸易战引发科技战、金融战。一是产业链重构风险加剧。产业转移与要素重组加快进行,发达国家高端制造回流与中低收入国家争夺中低端制造转移,对我国制造业发展形成了“双向挤压”的严峻挑战。高端制造领域呈现出向发达国家“逆转移”的态势,造成环环相扣的全球产业链出现多个“断点”,导致全球化程度高的相关产业链条缩短。新冠肺炎疫情又引起了各国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的高度关注。疫情期间,美国、日本等国政府强化制造业回归的政策干预,跨国公司逐步从全国布局转向区域布局,我国包括上海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压力或将进一步增大。二是中美科技竞争愈发激烈。近年来,美国对我国一些高科技企业、产品、投资、技术和人才交流作出了一系列的限制措施。未来五年,美国在科技领域将处于战略进攻态势,中美竞争的范围将持续扩大,既有前沿技术领域的针锋相对,也有新兴产业领域的相互拉锯抢占制高点。这就要求上海技术要素发展必须把攻克核心技术作为重中之重,做大做强技术要素市场,在产业链关键环节和价值链高端领域掌握话语权。三是美国试图主导金融市场“脱钩”。当前,美国欲借美元霸权地位从金融上打击我国香港地区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试图利用SWIFT(国际金融电讯协会)实施金融制裁,其本质目的是使我国金融体系与国际支付系统“脱钩”,并蓄势对我国发动金融战。这就迫切需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提升在全球的话语权,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
(二)全球经贸规则“重塑”和生产组织方式“再造”机遇并存
由于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我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上海拥有要素资源丰厚的发展优势和基础,尽管挑战不少,但危与机并存,要在危机中育新机,化危机为转机。
一方面,全球经贸规则重塑为上海掌握资源配置话语权带来难得的机遇。在世界经济中心东移趋势加速的背景下,上海要发挥疫情有效防控、经济率先复苏的优势。一是抓住经济中心赶超机遇。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亚洲国家普遍控制较好,并率先实现了经济复苏,根据IMF《世界经济展望》报告,2020年全球经济增速为3.3%,预计2021年我国经济增速为8.4%。IMF由此预测2024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IMF此前预测是2030年中国赶超美国)。上海作为我国的经济中心城市,将不可避免被聚焦于世界舞台中央,将有利于吸引全球范围内更多高端要素资源集聚,话语权和影响力也将伴随我国国际地位的抬升而同步提升,这将给上海要素市场建设带来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二是抓住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机遇。逆全球化趋势抵挡不了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信心和步伐,我国将以更加主动的开放姿态应对逆全球化的冲击。新一轮高水平的扩大开放,将聚焦一些关键领域和环节,比如跨境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国际航运服务等,这些领域都是各国在国际经贸合作中争夺的“制高点”。上海具有较好的制度型开放探索和实践基础,应抓住契机争取更多制度性开放实践探索。
另一方面,新型生产方式将为上海带来高端技术和产业自主可控的重大机遇。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社会化生产、平台型企业、网络化组织、开放式创新等新型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孕育兴起,传统的以发达经济体为主导的全球产业链、贸易链、价值链分工格局进一步加速演变。一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机遇。中美经贸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产业链断链风险,将倒逼我国增强高端产业和核心技术的把控力。这将给上海提升产业引领力和创新策源力带来历史机遇。通过构建自主可控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现代产业体系,全球供应链“断链”危机将使得国产替代市场需求激增,填补空白,加快跟上国际先进水平,实现关键领域从跟跑到领跑的转变。二是新兴产业培育的机遇。我国将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在需求和供给两端发力,做好国内产业集群大循环,实现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同时将投入更多资源布局全社会科技创新,加快重点产业培育“成形成势”,以上海为引领的长三角区域有望培育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三是提升国际竞争能力的机遇。上海背靠广阔的国内市场,既有跨国公司总部、金融要素市场、海空世界枢纽等优势资源支撑,又有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高端产业基础,在逆全球化和科技大变革背景下的“世界之窗”地位和经济“风向标”意义尤为独特,有能力成长为国内企业和各类要素“走出去”的起飞始发地,以及国外企业与要素“引进来”的登陆第一站。
当前提升上海全球资源配置引领力的关键路径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历史交汇期,强化上海全球资源配置功能,关键是面向基础夯实功能、面向未来塑造功能和面向全球拓展功能,着力实现“三个转变”。
(一)提升要素市场国际化水平,实现从规模到能级的实质性转变
提高要素市场国际化水平是上海强化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的主攻方向。当前,在全球范围内的要素交易枢纽、全球战略通道和产业控制中枢主要以纽约、伦敦为代表,所采取的战略路径是主导国际金融市场与创新产业配置全球资源。纽约和伦敦是全球金融中心标杆城市,是世界最大的国际外汇市场、国际保险中心、国际贸易中心等。其中,纽约和伦敦金融市场资源配置的主要优势,集中体现在顶尖的国际化程度、强大的金融市场、完整的金融配套服务和高度集聚的金融人才。借鉴伦敦和纽约的配置经验,上海可以围绕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以加快提升金融市场国际化水平为核心,以扩大对外开放为引领,以人民币国际化为落脚点,构建更加国际化的金融市场体系、金融机构体系和业务创新体系,不断增强全球金融资源配置功能,全面提升国际金融中心能级。
第一,增强金融要素市场全球话语权。在“扩大规模”的基础上,更注重“功能提升”,以人民币国际化引领上海金融市场国际化,构建服务全球金融资源配置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提升上海证券市场与全球主要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水平,进一步增强上海资本市场的全球影响力。深化国债现货和期货市场双向联通和对内对外全方位开放,引入境外投资者和更多国内金融机构参与国债期货,促进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在机构投资者市场准入、数据跨境传输、跨境资金管理等方面争取国家进一步支持,提升全球资金配置便利度。
第二,促进金融基础设施全球互联互通。利用好全球资本配置重构窗口期,探索跨境发债、跨境投资并购、跨境资产管理和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等全球金融资源配置模式。拓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的服务广度,争取更多海外人民币清算行和境外中资银行参与,主动对接和深度参与跨境金融监管规则制定,将连接国内金融市场的“通道”升级为连通全球金融市场的“网络”。
第三,巩固提升大宗商品期货、现货市场的定价话语权。目前,我国期货市场共有4个国际化品种,在已上市原油期货和20号胶期货基础上,提升境外投资者参与度,扩大铜、钢材等优势品种定价话语权和国际影响力,加快研究推进成品油期货、天然气期货等产品,进一步提高国际交易商比重,形成涵盖现货、期货和场外市场的多层次大宗商品价格体系,建设大宗商品交易全球集散与定价中心,更好地发挥引导全球主要大宗商品价格走势的指挥棒作用,加快形成服务全国、面向国际、内外链接、期现联动的大市场。
(二)打造汇聚高端要素的流量经济,实现从“国际性”向“全球性”的跨越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催生了自由贸易港,体现了投资贸易便利化的巨大红利,展现出蕴含功能、表现形态、区域分布不断完善的发展趋势。比如,我国香港地区不断集聚全球产品、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要素,延伸出诸如航运、金融、法律、研发等更为全面的综合服务功能,已成为全球公认的高水平自由贸易港。上海在汇聚高端要素资源时,可以对标国际最高水平,以发展流量经济推动要素高效流动增值,让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等汇聚起来、流动起来、扩散出去,在流动和交换中产生能量、创造价值。为实现汇聚高端要素的目标,可以充分依托上海各类国际性平台、国家级大宗商品市场,强化平台经济的集聚功能、链接能力和定价功能,促进全球要素资源围绕上海流动配置,大力集聚各类强链接、广辐射的技术、数据等高能级平台。
第一,探索建立国际数据要素市场平台。充分发挥上海实体经济基础和货物贸易集聚优势,用好经济贸易往来和创新开放共享中负载的信息流和数据流,吸引行业数据、贸易数据、科技数据、信息数据等各种数据要素在沪流动集聚,赋能上海产业创新转型发展。
第二,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进一步简化经常项下贸易结算手续;进一步推进信息化管理手段,以信息化证据取代目前以单证作为审核依据的管理模式,探索以互联网数据叠加企业信用分类管理为主的创新监管模式;进一步拓宽企业跨境资金池服务功能,鼓励跨国公司立足上海打造辐射亚太、面向全球的资金运营中心、销售中心、采购中心、供应链管理中心等功能性总部机构,增强跨国公司财务结算中心服务功能,形成跨国公司“在上海,为世界”的发展态势。
第三,提高航运发展国际话语权。以高附加值全链条服务为导向促进航运服务提质增效,加快建设高端航运服务品牌,推进航运资源高度集聚;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航运服务融合发展,通过培育航运发展新的增长点,提高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加强要素流动协同高效,完善综合贸易和物流服务网络,建设更具竞争力的国际海空枢纽和服务平台。
(三)提升高端要素价值链位势,实现从融入参与国际化转向主动引导和配置全球资源
要素禀赋是决定一国在价值链中的位势的根本因素,提升我国价值链位势,尤其是向研发、营销和品牌构建等环节提升,必然是我国要素禀赋变化的自然结果。总部经济是体现全球影响力和产业链价值链位势的重要形式,发展总部经济的关键是拥有对产业链、价值链的掌控力。全球范围内以东京、新加坡为代表,所采取的战略路径是以集聚总部经济、主导先进制造业产业链为标志配置全球要素资源。上海可以借鉴先进经验,更好地发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功能,围绕统筹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努力控制更多产业链核心环节,集聚更多供应链骨干企业和高能级的贸易投资主体,打造高层次的贸易投资平台,加快建设在全球投资贸易网络中具有枢纽作用的贸易中心,推动全球贸易最大口岸转向全球贸易最强节点。
第一,开展总部企业离岸业务计划。对标东京、新加坡等城市,持续吸引跨国公司总部以上海为“据点”,开展离岸业务,加快探索资金、税制、数据、人才等政策突破,促进重点区域内高端要素便利化、自由化流动,吸引各类国际总部与功能性机构集聚。比如,借鉴新加坡全球贸易商计划经验,研究制定离岸贸易业务总部专项支持计划,支持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以上海为基地开展辐射亚太区域的离岸贸易业务。
第二,培育壮大数字化转型主体。借鉴新加坡数字服务4.0方案经验,制定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体系和数字服务指南,为重点行业和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资金支持。
第三,强化国际贸易中心枢纽功能。顺应全球服务贸易价值链强化、数字化程度提升、知识密集度增强等结构性变化,以新型国际贸易提升要素配置能级,增强国际高端资源配置影响力和话语权。聚焦重点区域做大服务贸易规模,减少跨境服务贸易限制,聚焦制度突破开展离岸贸易试点,大力发展数字贸易。围绕新业态、新模式发展云服务、数字内容、数字服务、跨境电商等新型特色数字贸易,吸引和培育一批数字跨国企业总部,参与构建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探索制定数据交易相关地方性法规。
强化全球资源配置功能是上海服务国家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要求,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使命担当,是在新发展阶段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内在要求。上海范式的核心就是通过要素市场力图实现集聚、链接、辐射、支配全球要素资源,以此提升上海对全球要素资源的集聚整合能力,发挥上海在长三角区域资源配置中的核心引领作用,并实现上海“五个中心”从区域性中心向全球性中心功能升级。
上海下一步要着力提高要素市场国际化水平,强化全球资源配置功能,重点应注重以下三点:一是注重高端要素配置。上海应重点针对创新要素、资金、重要商品和服务、人才等高端资源进行全球范围的集聚和配置,推进城市的全球化进程和速度。二是注重与城市功能相结合。上海强化全球资源配置功能,需要与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城市相结合,依托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五个中心”建设,打造全球要素资源高度集聚、高速流动、高效配置的核心枢纽节点城市,提升城市在全球贸易链、产业链、价值链分工中的位势。三是注重以市场为主导。上海强化全球资源配置功能,应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引导和调控作用,增强高质量要素供给能力,推动要素资源在产业链再造和价值链提升中发挥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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