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金尧 | 历史学是否已到重提“宏大叙事”的时刻？ | 大变局时代的新文科战略考量——历史学视野的审视与思考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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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是否已到重提“宏大叙事”的时刻？

俞金尧 |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本文刊于《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10期，原标题为《大变局时代历史学重建宏大叙事的责任》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最近，媒体上热烈讨论关于“文科生太多”的问题。这其实是很一般化的说法。文科生在中国太多了吗？那要看具体情况。有些专业的文科生可能还不够，比如国家要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就很需要政府管理方面的人才，这方面的人才恐怕还不够。历史学也是这样，有的方面，如中国史、近代史都很强，但世界史可能相对弱一些。世界史里也有区别，如美国史研究队伍兵强马壮，研究西班牙史、葡萄牙史的则相对缺乏。而当前史学领域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做宏大叙事的人很少。

现在有个趋势是大家喜欢做微观的、具体问题的研究，在后现代主义盛行的背景之下讲宏大叙事，似乎不合时宜。但实际上宏大叙事很重要。一方面，宏大叙事是人类的一种内在需求，大到国家、民族、人类，小到个人和家族，我们需要知道它们是怎么发展演变的。所谓宏大叙事就是人类对于历史发展脉络的整体把握，这是人的一种内在需求，自古就有，而不是到近代以后才出现。比如，在欧洲，基督教信仰主导的时代就有基督教的宏大叙事，教会人士根据《圣经》把历史叙述出来。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后，就有了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另一方面，宏大叙事还包含时代的需要，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有它自己的宏大叙事，我们这个时代也应该有适合时代的宏大叙事。所以，宏大叙事的必要性是不能否认的。当然，我们能不能构建出一个得到广泛认可的宏大叙事，那是另外一回事。

围绕中国史和世界史，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一直在思考它们的关系。这里可能涉及一些概念：什么是世界史？什么是外国史？世界史是不是对应着外国史？如果不把概念搞清楚，当讲到“世界史”的时候，人们心目中的世界史其实就是外国史，而不是真正的、人类整体意义上的“世界史”，那就很难说到一起去。人们使用同一个名词讨论问题，但各自所指的内涵不同，那就讨论不清楚。我认为，真正的世界史一定是要用宏观的视野来叙事，它不能局限于外国历史上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也不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历史的集合，它一定是一个在历史哲学基础之上构建起来的关于人类历史的体系。它不是中国史，不是外国史，也不是中外历史的集合，它就是世界史，是一个以宏大叙事为特征的历史体系。

宏大叙事具有时代性，不同的时代对宏大叙事会有不同的需求。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大变局”的时代，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变迁，从中国的角度来说，这个变迁所带来的影响尤其明显，从某种程度上说，主要是中国的崛起推动了世界格局的变迁。这个变局大到什么程度？相关问题仍可深入讨论。但当前的世界正在发生重大变化，无疑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大变局为历史学进行新的宏大叙事创造了条件，也提出了新的问题：原来的世界格局是什么样的？它存在了多久？它的基础是什么？世界格局的变迁需要经历多长时间？当前大变局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趋势如何？世界历史上发生过多少大变局？这些变局对今天有什么启示？未来形成的新的世界格局，是由变迁中的现实所决定的，还是开放而不确定的？等等。这些事关时代变迁的问题，都与世界历史有关，而且也只有在宏大的历史进程中才能进行合理的解读。例如，要全面认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不仅仅要了解当代的变迁，还需要认识历史，至少需要回顾一个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才能看清正在变迁中的世界格局的样貌和特征，以及正在发生的变迁的实质。实际上，当今的世界格局是在过去五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形成和发展而来的，其所涉及的世界历史，就是一部世界近代和现代史。历史学对现实问题的回应，可以使现实问题产生时间纵深感，可以避免国际问题研究扁平化。关于“大变局”的历史研究，既回应了时代的需要，也必定是一种宏大叙事。历史学应当并且可以为社会科学研究作出独特的贡献。 

当然，由于理解不同，“时代”也可以是多面向的。我们既可以把现时代理解为大变局时代，也可以把这个时代理解为全球化新时代或世界体系发展的新阶段。已经有学者在研究这些方面的宏大叙事，葛兆光教授就讲到要做“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再如，“大分流”也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大分流”是指东西方历史过程在一定时间产生的一个根本性差别，这个主题够大，现在对它的讨论也很热烈。如李伯重教授新近的一篇文章，讲到世界贸易从古代到近代经历了四个阶段，他研究的就是一个与世界体系和“大分流”关系密切的大问题，具有宏大叙事的特征。

不过，当前的宏大叙事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理论阐述不够，有时甚至是有意识地撇开理论。我们看到，一些历史主题的过程叙述得很清晰，比如世界不断全球化的过程、交流不断扩大的过程，世界体系形成的过程，大分流的过程，等等，但往往就事论事，缺少理论支撑，而理论对于宏大叙事是很重要的。举例而言，关于大分流的讨论，学者似多不愿使用资本主义概念，或不愿意强调资本主义的作用。其实，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很重要，如果在构建近代以来的宏大叙事时不使用或不强调资本主义，很多历史的叙述恐怕会不够深刻。这个问题的根源就是在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和彭慕兰的《大分流》那里。弗兰克明确提出不要使用资本主义这个词，要放弃这个“死结”。彭慕兰虽然没有否认资本主义，但他没有把资本主义当作一种具有根本意义的东西，来区别于欧洲的封建经济、亚洲的小生产经济。他突出英国的煤炭开采和拥有殖民地在大分流中的作用，而把大分流的时间节点放在1800年，似乎在此之前，欧洲与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上没有差别，甚至中国的发展似乎还更好一些。问题在于，光讲大分流、全球化的过程，强调一些具体的原因，而不强调资本主义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难道大分流和全球化都是自然发生的历史过程？这些历史发展过程背后的动力机制在哪里？英国之所以拥有大量殖民地，难道不是与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相关？英国埋藏丰富的煤炭资源已有几千万年历史，英国人也早就用煤炭做燃料，但只有到工业化时期，英国才大量开采煤炭，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大分流”难道不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的结果？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18、19世纪欧洲与中国的明显差别，那么，这样的分流不是在16、17世纪就已经在事实上发生了吗？

再如我们研究全球市场，研究早期世界市场的形成，如果离开了资本主义，就根本没有办法理解。近代早期世界市场的一个基本内容是各地之间的贸易往来。但是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这些贸易关系其实基本上是单向的：欧洲商人到中国、日本、印度，是单向的；商品从亚洲各地运送到欧洲，是单向的；劳动力方面，是欧洲人把黑奴从非洲贩运到美洲；然后，还是欧洲人把白银从美洲运到中国，再从中国购买商品运回欧洲。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全球市场体系中，所有的市场信息都控制在欧洲人手里。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里，谁掌握了信息，谁就掌握了市场，就能垄断价格、掌握贸易规则。这样一个单向的贸易体系对中国人很不利。那个时候有多少中国商人出国去做生意，尤其是到欧洲或美洲去做生意？除了个别人因为传教的需要到欧洲以外， 19世纪以前几乎没有中国人去欧洲经商。所以，尽管我们都认为近代早期中国经济在发展，有人还把当时的中国比喻为亚洲经济快车的“火车头”，但我们发现，那些拿着三等车厢座位票的欧洲人却跑到火车头，成为驾驶这趟快车的司机。就是说，是欧洲人主导了世界经济。对此如何解释？光看经济数据，近代早期中国的经济似乎还是比较有优势的。但这些数据可能会掩盖实质性的内容，例如经济的类型。从近代早期的情况来看，中国是以发达的小生产经济、高度“内卷化”的经济，参与到全球经济体系中去的。而当时欧洲的经济则是处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即商业资本主义。这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形态。当不同的经济形态还原为数字以后，我们只能看到数字上的差别，而看不到经济类型的不同。事实上，我们不仅要认识到近代早期世界贸易和交往越来越密切的过程，看到中国在当时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更要看到这个经济体系本质上是西方人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这是事情的关键，而这个核心的问题，仅仅靠数字是很难认识到的。可以用这样一个比喻：一边是十五岁的少年，一边是五十岁的中年汉，比力气后者更强壮，但假以时日，少年一定会胜过壮年。近代早期欧洲经济与中国经济的差别正与此类似。

同样，仅仅看到各地之间交往的表象，也容易忽视问题的本质。比如郑和下西洋与欧洲人开辟新航路可以对照。表面看，我们可以从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壮举中获得某种自豪感。但观察航海背后的动力，不难看到，开辟新航路和地理大发现的背景，仍然是欧洲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这是郑和下西洋所不具备的，这也可以解释中国人为什么没能建立起世界体系。日本学者杉山正明写的一些书，认为蒙古征服把欧亚大陆连在一起，这样的交往似乎成了15、16世纪世界交往的前奏。但这种联系与新航路开辟、新大陆发现以后的世界联系，存在本质的不同。不能用貌似的联系来掩盖本质差别。所以，如果我们抽去了资本主义这个概念，用其他种种具体的因素去解释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那是不容易搞清楚的。我们或许可以了解到大分流、全球化等历史过程及其细节，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些过程的背景，不知道引起这些历史进程的根本原因，认识就不能深入。正如现在说世界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但问题不是仅仅靠GDP就可以说清楚的。

回到“大变局”这个主题。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最初正式文件里其实是表达为“数个世纪以来”“近代以来”，时间限定上基本就是指15、16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后来说“百年未有”，那就明确限定为过去百年左右的时间。但是，不管是一百年还是几百年未有的变局，我们需要知道原来的这个“局”是什么？如果搞不清楚那个存在了几个世纪的格局是什么样的，不知道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怎样的变局，那么，我们恐怕很难把握新的局势。我认为，原来的世界格局是由西方主导、由资本主义发展支撑的，现在我们所看到发生变迁的就是这个“局”。所以，理解当代就需要一个宏大的历史叙事，而构建宏大叙事需要一个很好的理论体系。对于过去五个世纪的世界历史的阐述，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就非常适用。当然，对此也需要动态看待，不能简单地用19世纪的资本主义概念来理解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一直在发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资本主义表现出不同的形式，这个话题同样也涉及宏大叙事。

总之，人类需要宏大叙事，每一个时代需要有适合时代的宏大叙事，而历史学家有责任为这个时代提供适应时代需要的宏大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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